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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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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五天。此行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这是肯第一次的欧洲之旅!到目前为止,他只见识了波恩和附近的环境……我迫不及待想带他去巴黎看看!他是在城市长大的,我最想带他看的就是开车时沿途的风景、丘陵、狭窄的山谷、高耸的山峦、湖泊、草原、河流、小村庄,以及变幻多端的农田和地理风貌。凯蒂、肯和我趁着星期天的空隙开车去兜风。土地曾经是我灵魂的安慰和灵性的根,我一直对它有一份深深的爱。

我希望自己不要执著生病的附带好处!过去我一直都是属于“自己动手做。那一种类型的人,现在几乎都得让别人来代劳了。我应该觉得值得被帮助,不要存有强烈的回报念头,就像我必须接受别人的赞美。我坐在医院的病床上,让肯或其他的人为我采买食物、处理杂务、带杂志给我,有时还要为我做饭。

哦,该谈谈天气了。这里的天气很糟,潮湿、多云、阴沉。雪雨已经变成了雨,太阳难得露脸,能出现10分钟便相当稀奇了。雨一直下个不停,莱茵河的水位竟然升到八年来的最高点。天气并不能困扰到我这个228病房的女皇;13天前我开始接受治疗以后,就再也没踏出医院的大门一步。好天气大概也睡午觉去了!

有一位很可爱的女孩每周两次到这里来教艺术课程,她启发了我对压克力(acrylics)画的兴趣,这与我过去所画的铅笔素描和玻璃创作截然不同。我才刚入门,还在学习如何调色、混色,如何从背景到主体组成一幅画面(画铅笔画时,我通常会从主体着手)。很难相信我可以自得其乐地在病房里待这么久。

至于奚弗大夫,我开始相信他可以在水上行走了。肯觉得奚弗是他所见过的人当中心思“最缜密、最快速”的人。他每星期二的巡房,来去犹如一阵疾风,我已经学会掌握有限的时间和他预约。但即使定好了约会,在正式踏进他的诊疗室前,我们还得再等两至四小时左右。

每一次碰面我都会录音,因为我的笔无法巨细靡遗地记下他所说的那些真相、故事、意见与笑话!他读过两本肯的德文版著作,很喜欢治疗这么出名的病人。我们在他的书架上发现伊塞尔疗法(Isssels’s therapy)、伯金斯基疗法、泽森疗法、凯利疗法的书籍;我心想美国医生的书架上能找到这些书吗?听说奚弗大夫曾经不辞辛苦地到处收集各种癌症的疗法,并亲身实验,加以改良。他有惊人的活力与能量,我对他很有信心。他是最先进的癌症研究者,他所采用的方法从干扰素一直到酵素治疗。我不但信任他的判断力,也相信只要是对我有益的方法,他一定会采用。

星期一和奚弗大夫会谈之后,我再来完成这封信。到时候我就会知道电脑扫描脑瘤的结果了。

于杨克诊所

1988年3月26日

我觉得心中有很多的爱想分给你们每一个人。我感触到了你们所给我的爱和支持,这使我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就像我替窗台上的那一排植物浇水施肥那样,你们的爱与支持滋养着我的心灵,帮助我保有喜悦的心情与生命的活力。

“你喜欢吃甘草软糖吗?”这是他开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甘草软糖?那是我的最爱。”从那一刻起,我们每一次和奚弗大夫碰面时,都会先谈一谈我在哪里吃过最棒的甘草软糖。

不只是甘草软糖,还有啤酒。奚弗在医院里摆放着一台啤酒的自动销售机,两罐“Kolsch”啤酒五马克。离开塔霍湖的那一天起,我就戒掉了伏特加,只准自己喝啤酒。奚弗一天要喝10到15罐啤酒(德国真不愧是全世界啤酒消耗量最高的国家)。但他也患了糖尿病,只能以甘草软糖取代。我很快就变成那台自动销售机的好友。“啤酒,”奚弗似乎在鼓励我,“是唯一喝进多少就排出多少的酒。”因此他对所有的病人都不加以管制。

有一回我问他(我时常问其他的医生同样一个问题):“你会不会建议你的妻子采用这种特别的疗法?”

“永远别问医生会不会建议他的太太去做某种治疗,因为你不晓得他们感情好不好。最好问他会不会对自己的女儿采取相同的方法!”他一边说着,一边笑了起来。

“那么,你会不会如此建议你的女儿呢?”崔雅问。她记得对肾上腺的抑制有助于乳癌的治疗。

“我们不会这么做的,这里的生活品质已经够低了。别忘记,”他说,“环绕着这个肿瘤的是人的身体啊!”就在这个时刻,我爱上了奚弗大夫。

我们也问了一些在美国盛行的其他疗法。

“不,我们也不会这么做的。”

“为什么?”

“因为,”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么做会伤到人们的灵魂。”

眼前的这个人是以极为激进的化疗闻名于世的,他之所以不愿采用某些疗法,原因是它们会伤到人们的灵魂。

癌症已经普遍被认定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他的想法呢?

“有些人说乳癌是一种心理问题:和先生、孩子、甚至家里养的狗有关。然而在战争期间的集中营里,虽然充满各种问题以及极大的压力,乳癌的罹患率是最低的,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食物里没有油脂。德国在1940至1951年之间的癌症罹病率最低,然而那是一段充满高压的日子。所以请问心理问题如何会致癌?”

“维他命呢?”我问道,“我是受过训练的生化学者,从我做过的研究来看,大量服用高单位的维他命不但能抗癌,甚至会抑制化疗药剂。美国的医生都同意这两个观点。”

“你说得没错,尤其是维他命C特别具有抗癌效果,但如果进行化疗时也服用它,就会对‘ifosfamide’与大部分的化疗药剂产生抑制作用。曾经有一位德国医师宣称,他因为在进行化疗时让病人同时服用大量维他命 C,所以病人不掉头发,当然癌细胞也没除掉。为了证明这一点——”在这里必须先声明一下,欧洲学者型的医生通常都有神农尝百草的传统精神。“我在许多位医师的见证之下,先为自己注射致命的‘ifosfamide’,接着服用20克的维他命C。结果我到现在还好端端地活着。因此这位医生给病人注射的不是真的‘ifosfamide’点滴,他给的是一剂无关痛痒的药。”

假设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可以成为像奚弗这样的大夫,我想我就不会离开杜克大学了。美国大部分的医学院只教会你把黑死病的骷髅头对准病人:“死亡也不能免除你付账的义务。”

有—天我在人行道上遇见奚弗,我问他:“这附近到底有没有好餐厅?”

他笑着说:“朝那个方向走两百英里,一越过法国边界就有了。”

星期一做了电脑断层扫描,星期三我们和奚弗大夫碰面。他说扫描的结果“出奇的好”……脑部的肿瘤几乎完全消失,只剩下边缘,形状有一点像新月。放疗显然有效,当然我还有两次的化疗要做,这意味着我仍然有复原的机会。万岁! (在第二次治疗以前,他们并不打算检查我的肺部。)这真是令人振奋,我的父母也比较安心了。

唯一令人失望的是,我的血液指数并没有上升,虽然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它们得恢复到一千五百以上,我才能与爸妈、肯去度假。七天以来,我的白血球指数一直在四百一六百之间徘徊,血红蛋白更低。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我到德国以前所做的骨髓采集,已经抽掉了半数的骨髓。奚弗大夫说这意味着我的“母细胞”比较少,骨髓中的年轻细胞群比较多,一旦它们成熟了,血液指数自然会升高。鲍勃·多蒂的指数也曾经从两百升到四百再跌回两百,但是当指数升到八百,隔天便攀升至一千三百,再隔一天就到了两千。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进展……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他们本来不打算为我检查白血球的数量,但这么一来,我就走不了。于是肯再次出去兴风作浪了一番,他说现在每个人都讨厌死他了。我很高兴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些比较难缠、要求比较多的癌症病人复原得比较好。我母亲说,他们在安德森医院遇到的医师也持相同看法:不收过于被动的病人,因为主动而积极的病人复原的几率比较大。我暗自期望这里的护士也能读一读这些研究报告!我有一部分的人格时常害怕提出要求或怕要求会令人生厌,这份报告使我的恐惧和缓了不少,对我产生了很有趣的影响——我好像已经得到许可,不必表现得太友善,只要提出自己的需求就够了。如果换了别的研究报告,我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要有不同的表现。举例来说,当我又开始进行佛教的静修练习时,很自然会思考正精进、接纳与安住在事物真相之类的道理。这时,“打倒癌症”的战斗意志和愤怒就会消失。这种改变对我而言是很好的,可是我又记得某些研究报告显示,具有战斗意志和愤怒的病人的治疗效果比较好。我是不是丧失了“战斗意志”?这样不好吗?这又是个“做”与“存在”的古老议题。

很巧的,昨天晚上我在《纽约时报》(1987年9月17日)读到一篇丹尼尔·高曼的文章。一位名叫珊卓·李维的医师对36名严重的乳癌患者做了一次对比的研究,那些具有战斗意志与愤怒的病人和被动的、态度友善的病人所产生的结果如下:

7年以后,36名妇女中有24位过世了。出乎李维医师的预料之外,她发现经过一年之后,愤怒对于病患的存活率并没有什么影响。这7年的观察显示,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心理因素似乎是生之喜悦。

她发现可以预测存活率的主要因素,其实都已经完备地包含在肿瘤学中了:在第一次治疗过后,某些病人许久不再复发的次要原因其实是“喜悦”,这是透过标准的纸上测验所得的结论,一旦癌细胞开始扩散,要想预测病人的存活率,观察其心情是否喜悦,远比癌细胞转移到哪里要重要得多。她完全没有预料到喜悦竟然那么强有力地决定了病人的存活。

真高兴知道这件事,我虽然一直被困在医院里,但心情非常快乐。我很乐于以我的愤怒来交换喜悦,谢谢你!可是我马上又联想到,如果我感到沮丧或不快乐,这份报告又会让我产生什么感觉呢?这些新发表的论文、新的研究、新的实验结果、新的预测,等等,将会引发永无止境的摇摇球反应,因此我必须培养平等心与定力,安住在事物的真相中,只观察而不企图改变,这份训练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医院很安静,没有太多的活动。鸟儿在我的窗外歌唱。有一只鸟的歌声带着抖音,另外一只则持续地发着单音,前者是后者的配乐,就这样一、二、三、四、停,一、二、三、四、停地演唱着,真是天籁。

六条街远的波恩大教堂一整天断断续续地敲着钟,与鸟儿的歌声汇合成交响曲,我在这首乐曲中慢慢醒来。肯每天都到教堂点燃一根蜡烛,他说有些时候还会在那里“小泣”片刻。前几天他带我的父母一同前往,他们也为我点燃了三根祈福的蜡烛。

从我的窗口望出去是一个紧邻其他建筑物的开放空间。外面的树尚未吐出新芽,我想当它们冒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还在这里,到时候观赏它们感觉一定很棒。

明天就是复活节了。今天早晨我是被太阳晒醒的,自从来到这里,这还是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坐在病房里享用早餐,脑子想着鸟儿悦耳的歌声,突然有一只红头鸟飞到我的窗台上歇息。那儿有一块已经摆了好几天的黑麦饼,我看着它被雨淋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打从我住进这个房间,没有一只鸟儿肯接近它一步。今天早晨突然飞来这只红头鸟,凝神地注视着我;我静静地不敢劝弹,免得把它给吓跑了。接着又飞来一只头上有斑点的鸟,盯着我瞧了几分钟以后,也开始啄食那块饼干,一直到啄尽之后才离去。它们接受了我偶然的供养,仿佛领圣饼一般。

我觉得心中有很多的爱想分给你们每一个人。我感触到了你们所给我的爱和支持,这使我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就像我替窗台上的那一排植物浇水施肥那样,你们的爱与支持滋养着我的心灵,帮助我保有喜悦的心情与生命的活力。我觉得自己受到相当大的祝福,因为有爱我的家人、先生与朋友。

心中充满爱的崔雅

于4月1日

P.S.我的白血球指数已经回升到一千了,看样子我们的巴黎之行不久就要实现了!

17 春天是我现在最喜爱的季节

“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做了。”

——圣保罗

“肯,别让那个意外扫了你的游兴,巴黎真是个美丽的城市。”

瑞德刚才在巴黎郊外撞上了一辆车——这是他77年来发生的第一起车祸。他已经连开了好几天,我担任的是领航员的角色,身边都是地图,苏与崔雅坐在后面。我们横越德国,穿过瑞士,来到巴黎。关在斗室—个多月以后,崔雅终于可以吸一吸乡间的空气了。

我们正跻身于前往巴黎的车阵中。瑞德才向后探了一眼,便撞上前面的一辆车,那辆车又撞上前面的车。虽然无人受伤,场面却很壮观,当地的人全都跑出来看这场秀,兴奋地指指点点,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还好,崔雅会说流利的法语,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她很有耐性地和被波及的人协谈。她站在那里,帽子遮住了她完美的秃头,终于,我们顺利地摆脱了困境。

离开波恩的那天是复活节,一个阳光灿烂、空气清新的早晨。车子不停地往前开,老爸掌方向盘,肯则负责引导我们进入每一条风光明媚的小径。我们经过许多小镇,看见当地人为了复活节穿着盛装走出教堂,父亲们牵着女儿的手,祖父母们尾随于后,一起走进餐厅,四周是盎然的绿意。有个小镇看起来像滨海的度假村,挤满了前来赏花、做日光浴的游客。这里至少有30间餐厅设有户外的餐桌,坐在外面用餐可以鸟瞰河面的景致,因此几乎都坐满了人。宽广的步道上也挤满了度假的游客,河边的公园里有各种年龄层的人,悠然地闲逛。我们开车离去时,还塞了一整排车子,准备进入这个市镇。

车子一路往前开,我贪婪地浏览着窗外的景致:柠檬绿的草坪、河边冒出新叶的树木、如惊叹号般遍布四处的黄色连翘、开满花朵的樱桃树、布满山坡与河床的葡萄园。我们从一个河谷驶向另一个河谷,从德国前往巴黎,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底。我长期困在医院的双眼与灵魂,迫不及待地将美景深深地“一饮而尽”。我没有丝毫的倦怠感,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春天的美景。你能想像吗?秋天一直是我最钟爱的季节,现在和煦的春天已经取代了秋的地位。

巴黎真的很美,我们享受了一生难有的奢华款待:瑞德和苏安排大家住进豪华的丽池饭店。光是简单的牛角面包与咖啡,一份早餐就要40法郎。右边拐角处是著名的“哈利的纽约酒吧”(Harry’s New York Bar),据说是海明威、费兹杰拉德(Fitzgerald)以及所谓跨掉的一代最喜欢停留之处,也是巴黎少数几处英语人活动的地方。酒馆楼下的房间现在还摆着格什温(Gershwin)的钢琴,“一个在巴黎的美国人”(An American in Paris)就是利用它谱成的曲子。哈利宣称他们是第一个调出血腥玛丽与马车的酒馆,姑且不论真假,他们的血腥玛丽真的很令人难忘,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实。

不过真正令崔雅和我感动得落泪的,还是圣母院大教堂,癌症、疾病、贫穷、饥荒与苦恼的凡俗世界,都被挡在了庄严的大门外,四处可见早已失传的神圣图案。崔雅和我参加了当天的弥撒,我们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仿佛全能的上帝这一次真的会降临,奇迹般地消除她身上的肿瘤,只因这个神圣的空间隔开了它的子民所染指的尘世,连它都被激起了有所行动的兴致。由彩绘玻璃穿透进来的阳光似乎也有治疗的效果,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在那里坐了好几个小时。

崔西和迈克来了,我们向瑞德和苏告别,开车前往左岸。崔西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艺术家,崔雅是一位工艺家,迈可和我则是具有欣赏力的旁观者。我们随着人群在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前,准备欣赏梵高的画作。叔本华曾经提出一个艺术理论:坏的艺术模仿,好的艺术创造,最好的艺术超越。所谓的“超越”,他的定义是“超越主客的二元对立”。他说所有杰出的艺术品都有一个共通性——可以让一位敏锐的欣赏者脱离自己而进入作品中,令那份孤立的自我感完全消失:换句话说,伟大的艺术品不管其内容如何,都是神秘的。在见到梵高的作品以前,我一直不相信这个论调,现在我真的被震慑住了,屏住呼吸、超脱自我似乎在顷刻间发生了。

离开巴黎返回德国的途中,迈克开车,崔西领航,肯与我则懒散地横靠在后座。又回到了乡间,我最喜爱的旅游点。我们在维特镇(Vit… tel)逗留了一晚,这是个水源地,很难分辨它到底是已经过气的观光小镇,还是尚未从凛冽的冬季中醒来。但是我一点都不在乎,因为我们的房间对面就是一个充满阳光、绿意盎然的公园。我拉了一张小椅子坐在阳台上,心里十分满足。

沿着曲折的小径,我们回到乡间的公路,在溪流旁野餐完,攀上较高的一座丘陵时,竟然发现一座滑雪场,里面有缆车,有人正在滑雪,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否则我可能会说服身边的人让我滑几个回合,我多么想到雪地里一边滑雪一边享受阳光。我想起奚弗大夫提过一个小男孩,他在白血球指数降到四百的时候仍执意要去滑雪,最后死于肺炎。我能体会那股强烈想要冒险的欲望。

科尔马(Coimar)是我们最喜欢的小镇,老旧的半木造小屋一间挨着一间,仿佛相互扶持了数个世纪之久,房子有的向前弯,有的向下垂,有的倾斜,有的摇晃,有的蹲伏,有的凸出,每间都有独特的个性。譬如某一间是风干的橙红色,旁边那间是斑驳的乳白色,接下来的一间是纹理清晰的蓝色,最后两间则呈现出龟裂的灰色与皲裂的灰褐色。到处都是卵石铺成的巷道,窄小而弯曲,只适合步行,巷道两侧的农舍好似满脸风霜的邻人倚着栏杆,互相交换村子里的绯闻与闲话。楼下的巷道挤满了观光客,络绎不绝地看着橱窗里的东西,点亮教室的香烛。

科尔马有一幅举世闻名的祭坛画作(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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