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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来他都七十多了，伊万叹了一口气，他独自走在莫斯科的街头，走过等待、希望、失望、等待、希望、失望。他就这样徘徊着，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如今已经没有人再为他介绍恋人，也许文协新进来的小姑娘还会偷偷瞟他几眼，但老同事都会笑她们：书记是不是很英俊？但是书记已经四十多岁啦，你们这些小丫头，快去找年轻人吧。
对，伊万已经是书记了，老书记退了休，文协便把这个岗位顺延给了他。伊万每天看看文件，然后在作家们的会议上讲一讲文件内容，直到突然的某一天，会议的氛围有些变了。
赫鲁晓夫的一些观点似乎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强烈批判，“修正”与“反修正”这一类词语开始出现在了文协的会议上，他们开始为“斯大林”争论，为“赫鲁晓夫”争论，为“共产主义和个人迷信”争论。一九六零年，中苏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撕破了脸，然后他便再也没能收到南京的来信。
这一点让他倍感焦虑，因为南京档案馆的努力其实一直在继续，不论有多大的工作量，他们依旧在组织人员逐一查检资料，从北京到天津，甚至到广州。南京的来信不断带来失望，但却从未说过要放弃。
那位姓瞿的研究员如同他承诺的那样：我会帮你的。
但个人的努力拗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幻，七月，苏联召回了所有的专家，中苏正式宣布决裂。这是伊万没有料到的，他从未想过中国和苏联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关系会尽快结束么？就像我们偶尔也会吵一架？
我们的确吵过架，为了什么竟然都忘记了，大概也是因为各种主义？吵架之后你会问我要不要去图书馆或者我会故意把湿毛巾扔到你头上。然后，我们就和好了。
中国和苏联却没有和好，一直都没有和好。
消息就这样中断了十年，又是一个十年。
一九七零年，伊丽莎白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她看着病床前的儿子，将他的手捧在怀里：“万尼亚，你还没有找到那位中国姑娘么？”
伊万点点头。
伊丽莎白疲惫的闭上了眼睛：“万尼亚，亲爱的，其实我不明白，你和你父亲为何会这样，你们两个让我操碎了心，他本人也让我操碎了心。”
“妈妈……对不起。”
“你没有对不起我，有时候我会做一些猜测，但不论是猜出的是怎样的结果，都不影响你作为我引以为傲的儿子。你是列宁格勒人，但你也是哥萨克，你知道你父亲当年为了和我结婚做了什么么？”伊丽莎白笑了：“他横跨了整个俄罗斯找到了我，那是一战的时候，在火车匮乏的年代，俄罗斯真的很大，就像世界那么大。”
“找吧，找到她，”伊丽莎白从怀里拿出了那枚钻石别针：“把这个送给她，告诉她，我爱她。”
伊丽莎白的葬礼是东正教的葬礼，因为她一直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伊万站在教堂里，扶着他的姐姐，他终究明白了父亲为何不对母亲做任何解释，因为她是信徒，他要保护她。
他独自承受了这一切，就像我一样。
伊万吻了吻他的姐姐，然后他发现姐姐老了，他也老了。
一九七五年，他从文协退休，他决定离开他莫斯科的居所。回到列宁格勒后，他去了烈士墓，找到了托里斯的名字，为他献上了一束花。班里的其他同学，他都不大记得了，一九四一年的布琼尼军事通信学院没有举行毕业典礼，他连一张照片都没能留下。
涅瓦大街还在，并且早已恢复了繁华，但那家照相馆不知何时变成了女装店，伊万路过的时候会看一眼，然后去理个发，买块樱桃蛋糕，再去咖啡馆坐一会儿。
静止的时间将一切回忆沦为折磨，他看着面前空着的卡座，看着窗外的飞雪，看着自己颤抖的手和咖啡杯。
等夏季到来的时候，他开上车，前往绿城的别墅。
“不用谢，这样您就不会一身医院酒精味了，毕竟今天是您二十四岁的生日，布拉金斯基同学，生日快乐。”伊万掏出包里的酒，喝了一口，然后接着对自己说：“不对，今年我六十岁，王耀，我已经六十岁了。”
他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快步路过了书房，走进了卧室。
德军没有路过这里，绿城的大多数建筑都保存完好，很多人都已经翻修了自家的建筑，布拉金斯基家里的除外，他已经逃离这里太久太久。
放好行李之后，他就坐在床前灌完了他手里的那瓶酒，然后又拿了一瓶。喝了几口之后，他发觉自己又要开始自言自语了，于是他对自己说：“糟了，王耀，我现在经常像个疯子一样，自己对自己说话，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就是快疯了，天呐，谁会不发疯呢。”
“我不敢再呆在房间里了，”伊万拖着脚步，走出房间：“我没疯，你看，我还记得锁门呢。你这方面就很糟，哼哼哼，你总是忘记，你是觉得我能打得过所有闯进来的人么？”
外面的天气很闷热，燕子在低空飞过，伊万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于是他拎着他的酒瓶随意走着：“人太少了，看来战争死了太多人，那天我在列宁格勒外围，走着走着就踢到了骨头，谁知那是苏联人的骨头还是德国人的骨头。我呢，还活着，但现在成了一个可爱的疯老头，见到这样的我，王耀，你还会喜欢我么你是多么的喜欢我啊！为了我不愿离开列宁格勒，不愿离开这地狱！这里曾经是天堂！但却成了地狱！一直都成了地狱！你想回到这里么？你在中国的时候会想念这里么？你会想吧？？？你会想吧！！！”
伊万大喊了起来，他对着眼前的湖面大喊了起来，歇斯底里的大喊了起来：“天呐，我失去了一切！我失去了一切，为何我还活着！为何我还要活着！”
夏季的滚雷突然炸响！瓢泼大雨倾盆而下！
“下吧！下吧！任意的下吧！就像那天的炸弹那样，密密麻麻！为何那天不把我炸死！你为何要救我！王耀！让我去死！我恨你！你让我如此痛苦！痛苦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要痛苦多久！让我去死！”
伊万提着他的酒瓶，踉踉跄跄的走进湖水里：“你呢？你还活着么？你会死么？你不会死！你的祖国都还在！你凭什么死！中国一九四九年建国啦！中国没有死！中国没有死！”
大雨把天地连成了一片，闪电擦过漆黑的天空，颜色诡异而耀眼。
“如果你死了，你就辜负了你的父亲，辜负了你的祖国，还辜负了我……”伊万看着天空，喃喃的说：“我累了，王耀，我累了……我找不到你了，让我死吧。”
他坐到了湖水里，继续喝着酒，他感到湖水因为大雨的缘故正在迅速上涨，渐渐地漫过了他的膝盖，漫过了他胸口。
“让我死吧。”
他想要就这样在湖水里沉睡，带着酒后的暖意，就这样永远睡着。但湖水的冰冷逐渐开始刺激他的意志，他似乎根本就没有醉，一个声音在问他：要放弃了么？亲爱的，你要放弃了么？这样的话，我就找不到你了，永远永远找不到你了……
……热泪从他眼中涌了出来，他哭得像个孩子一样。然后他从湖里站了起来，走回岸边，看着浑浊的水面，抱着酒瓶，瑟瑟发抖。
雨停了，太阳的光温和的撒了下来，鸟儿开始鸣叫，风的味道开始变得清新。
伊万从沙地上站起来，他惊讶地发现，这就是当年他为他唱歌的湖边，一只啄木鸟停在树上看了他一会儿，然后飞远。
他不自觉地灌了一口酒，然后发现酒瓶里全是雨水。
所以他没有醉过去。
他流着眼泪笑着说：“是你往我的酒里兑了水！王耀！你是不是也还在为了我而活着！”
☆、第二十七章
伊万。伊万诺维奇。布拉金斯基回来了，他住在莫斯科的寓所里，虽然独自一人，但却依旧风度翩翩。为他提供洗衣服务的女工作人员说，这位讲究的老军官总是衣着整洁，他不抽烟，不饮酒，会在下午时分泡一杯茶，看一本书，晚上的时候会去剧院看一场歌剧。他们偶尔相遇的时候，他会从花瓶里选一枝花送给她。
“一位老绅士。”她对她的女伴赞叹道。
“时光还在流动，没有静止，不是么？”伊万把那张照片放到了相框里，他对相片说：“看到头条了么？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葬礼上，中国人终于来了。”
从一九六零年等到一九八二年，中苏间的关系冰冻了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是一个人的整个青春，然而这对于国家来说却不算太长。
我的心脏还跳动着，伊万按着自己的胸口对自己说，他知道自己的行李就放在柜子里，因为他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出发。而现在，时间终于到了，中国，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他必须要再去，他不能留下任何遗憾。
一九八五年，伊万终于办好了所有手续，这次他不再是文协的书记，他更像是一个普通游客，准备到中国游览。随着行程的推进，伊万感到自己的似乎又将要年轻一次，他关上那本永不褪色的笔记本，把它和中国来的书信叠放在一起。
“布拉金斯基同志，您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提供洗衣服务的女工作人员关怀的看着他：“你还好么？”
“谢谢，没什么，我吃片药就好。”伊万从他的药盒里拿出一片药片吞了下去。
女工作人员点点头，毕竟他已经七十岁了，他看起来比大多数老人还是要健康得多。
女工作人员帮他把衣服叠好，关上门走了出去，快要下楼的时候，她好像听到了一声□□，但她不确定。是布拉金斯基老人么？她伏在门边听了听，再没有动静，她本来要离开，但是责任心和同情感还是让她重新打开了门！
“天呐！您怎么了？”她看到老人跌坐在地上，脸色铁青。
“弹片！”伊万指了指他的腹部：“我想是那片弹片。”
“我去叫救护车！”女工作人员惊慌失措的跑了。
救护车，医院，然后他见到了他久未蒙面的家人。
“这是那场爆炸留下的弹片，野战医院的手术能力有限，还有几片残存在他的身体里面。”医生拿着x光片给他看：“您最近太疲劳了，弹片的位置有移动，引发了炎症。”
安娅的儿子来了，他现在早已结婚成家了：“舅舅！您不能去中国，您这样怎么去中国啊？”
“您还想去中国？”医生把片子放到一旁：“除非做手术，要不然您哪里都去不了。”
“那好的，我接受手术。”伊万平静的说。
“您已经七十岁了！老人家！对您来说最好的治疗方式是静养！”医生以为自己听错了：“恕我直言，很多老人直接死在了手术台上。”
“别告诉你妈妈，她会担心的，”伊万对他的侄儿说：“照顾好她，我必须接受手术，我宁可死在手术台上。”
“好吧，医生，我作为家属同意他的选择，只是舅舅，我认为你一直在一意孤行，从未考虑过家人的感受，从未考虑过我妈妈的感受。”
“亲爱的，谢谢你。”伊万垂下了头，他不忍看到他的泪水。
手术一共经历了六个小时，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他的主刀医生走过来和他问候：“您真是一个奇迹！您的心脏一直有力的跳动着，像个年轻人一样！”
“是的，我的心从未衰老过。”
伊万看着医院的窗外，绿色的植物正焕发着活力，我就是这样的活着啊！王耀！我不能再等了！我们都已经太老了，再等下去，我可能真的见不到你了！
南京！我回来了！南京！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第一个踏上南京的苏联人，南京的变化很大，就连南京档案馆都变样了。
“我约见了这位同志。”他拿出一张纸条，上面是瞿研究员的名字。
接待他的人不懂俄语，但他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做出了一个稍等的手势。大概过了十分钟，一个中国女人从后面走了出来，她用俄语对他说：“您好，布拉金斯基书记，很久不见了。”
“您是？”
“瞿怡舟。”
伊万已经难从这个中年女人的脸上找到当年那个小姑娘的影子了。瞿怡舟连声音都变了，她很瘦，穿着一件蜡染的罩衫，看不出是哪个年代：“您请进来吧。”
安排伊万坐下后，瞿怡舟到房间里搬出一个大包：“这是我父亲在十年间所查的资料，这是您写的信，这是他的笔记，这是没能寄出的信。我们几乎翻遍了全国所有的资料，布拉金斯基书记，最后我们不得不查看了一九一三年左右出生的所有叫做王耀的人，很抱歉，我们没有找到他。我们也想过，他会不会有化名，因为中国人会有字或者号，参加革命改名的情况同样普遍，很遗憾，我们没能找到。南京近郊的所有老宅，我们都尽力去访查了，很可惜，这座多灾多难的城市没能给我们满意的答案，对不起，布拉金斯基书记，对不起。”
伊万呆呆的翻看着瞿研究员的笔记，他看到他从未放弃过：“为何到一九七一年就断了。”
“我父亲死了，那是□□。”瞿怡舟艰难的平复了情绪：“他最后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两年后才到我手上，他把这一切转交给了我，这一本是我的笔记。王耀，”瞿怡舟摇了摇头：“这个名字就像刻进了我的生命里，有时候会抱怨，会恨，真的会恨。”
伊万抬起手，擦掉了她脸上的眼泪。
“抱歉，这不是你的错，”中年的瞿怡舟抬起头，看着那双紫色的眼睛：“我可以问一句么？你为何如此想要找到他？”
“……”
伊万无言以对。
傍晚时分，他沮丧的走出档案馆，他回忆着瞿怡舟对他说的话：去德国，找找看他有没有别名，如果有他父亲的名字，那么还有可能找到他。
他站在档案馆的大门口，久久没有离去，他看着面前走过的人，他辨认着那些老人，突然感到一丝悲凉——如今，即便他们真的相遇，他们可能也没法认出彼此了吧？
路人有点惊讶的看着一位外国老人，站在街边无助的流泪，但被压抑了多年的他们仍旧保持着缄默的姿态。直到瞿怡舟走过来，搂住了他的肩膀，他们就这样相拥着，默默的留着泪。
回到莫斯科，他依旧在和瞿怡舟保持着通信，就好像这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这种通信持续了正正五年。
最新的一封信里，瞿怡舟阐述了她的新观点，她认为他们必须要为这样的生活画上一句句号，既然德国已经在一九九零年合并，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么他们应该一同前往德国。如果这个线索仍旧中断，那么就结束吧。
伊万明白她的意思：已经是一九九零年了，自己已经七十五岁了，比他年长两岁的王耀，即便被他找到，很有可能也已经不在了。
伊万破费周折的找到了安德烈多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位朋友，这位朋友也已经垂垂老矣，他几乎忘了伊万，几乎忘了这么长久的一个承诺。已经身居高位的他可能不用再去偿还一个名叫“安德烈”的朋友的恩情，但他被伊万打动了：“我派人送你去德国，还有您的中国朋友。”
他和瞿怡舟踏上斯图加特的土地的时候，天气已经深秋，这是他第二次来德国，第一次是他和他的装甲部队攻入柏林。
他们找到了王耀的档案，德国人就是这样细心严谨，档案员把一个文件袋塞到了他们手里，然后就走了。
文件袋里有他的图书证，学生证，考试成绩单，还有他的一篇论文，上面署名的教授是：埃尔温·阿德勒。
瞿怡舟叹了一口气：“看到这一切，我觉得我这么多年的坚持没有白费，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要知道，很多时候我都以为他是个幻影。”
伊万还坐在那里发呆，瞿怡舟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结束了，结束了，书记，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回去吧，让他结束吧。”
如果当你为一件事坚持了很多年，突然在一个时刻，有一个人告诉你：一切都结束了。
你能结束么？
伊万回到了苏联，他逃跑一样逃离了莫斯科。他带着他的所有行李回到了绿城的别墅，然后像个怪物一样把自己锁了起来。
“这是他唯一知道的地址，我要在这里等他。”他对自己说。
绿城别墅四周的邻居不知换过了多少茬，他们眼中的这个老头简直就是一个怪人，而且脾气暴躁，没人想和他接触。
他没有信，也没有亲戚来看他，他就这样孤独的呆在那里，偶尔和政府派来的义工发生争执，他总是大声的叫骂着，挥舞着拳头像是一个魔鬼。
“这个老不死的身体很壮！”这个片区的邮递员对其他人说，因为他是除了那些倒霉的义工外唯一还需要和他打交道的人：“虽然没有人写信给他，但是他总是喜欢往外写信。”
某一天，当伊万把信封递给他的时候，邮递员指着地址对他说：“布拉金斯基先生，列宁格勒已经改名叫圣彼得堡了。”
圣彼得堡？
“而且义工不会再来了，”邮递员调皮的骑上车开始准备逃跑：“苏联解体了，老头儿，你还不知道吧，苏联早就解体了！”
中国还在，苏联解体了，伊万瘫坐在门口的石头上，他发了一会儿呆，又重新站起来，他准备到菜园子里拔一些萝卜，这些年他除了青萝卜，其他的菜都不种。
远在乡间的他不会知道他的祖国早在一九九一年就已经解体，吃着萝卜的他也不知道经济早已崩溃，通胀让这个富有的国家一度赤贫，一九九三年更是在莫斯科爆发了“十月广场集结”。此刻他已经七十九岁了，作为一位苏联老兵，他正处在“去苏联化”的浪尖，应该被人民打倒在地，但他凶悍的名声已经远播乡邻，大家仍旧绕着他走，只能期盼那个邮递员能帮大家出出气。
可惜邮递员很快失业了，俄罗斯不需要那么多邮递员，就像不需要那么多“苏联老兵”。
伊万固守着他的城堡，他每天都蜷缩在自己的卧室里，他依旧禁止任何访客到来，他也不再对他的照片说话，他知道自己没有疯，他很清醒，他命令自己不再去思考他的问题，就这样单纯的活着。
但他会忍不住做那个简单的加法，每当他又老一岁，他就会在自己的年龄前面加上二，再不自主的想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