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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你的损失吗？北京市政府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原告准备实施一项合作的项目，他准备了计划书，选定了初步的地址，并向佛罗里达州萨拉索达县官方提出了申请。县官方5人组成的委员会否定了原告的申请，原告认为这5个委员会成员的行为违反了《萨拉索达县市区规划法令》，他们的行为是专横的、任性的和违法的。原告称，按照美国法典第1983条，一个美国公民及在其法律管辖权范围人的任何人，都有着宪法的权利、特权或者豁免权。当他的这些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不管侵犯者依据的法律是成文法、法令、规则、惯例或者习俗，他都要对被侵害者受到的损害承担法律责任。这种损害赔偿可以通过普通的诉讼来解决，也可以通过衡平的方式来解决，还可以通过其他合适的方法来解决。为此，原告对5个委员个人提起了侵权行为诉讼。初审法院否定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支持被告，初审法官认为，“按照原告所提供的事实，被告不能够因为其官方的职务行为而来承担个人的责任”。原告上诉到佛罗里达州第二上诉法院，奥特法官进行了法律上的分析。
上诉法官说，政府官员现在不再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即使他是在他履行职务的时候，也有可能承担个人的责任。美国各州如今都逐步废止了政府机构的主权豁免制度，议会和联邦法院也在缩小官员个人的豁免范围。就佛罗里达州而言，佛罗里达成文法明确废除了主权豁免制度，却也保留了一些豁免条款，这些条款所涉及的事项有时被称之为“自由裁量行为”。豁免的范围按照行为的性质各不相同。如果这些行为涉及到立法权和司法权，那么豁免则是绝对的。但是，当政府官员在实施行政权的时候，普通法中“官员豁免”的理论不再是官员个人责任豁免的绝对抗辩理由。当一个政府官员依照地方法律，剥夺了一个人联邦宪法或者联邦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或者特权的时候，他应该对受侵犯者承担个人的损害赔偿责任，除非他能够有效地证明他的行为是合理的，他是诚实信用的，或者，他所实施地方法律合乎宪法的精神。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豁免规则，与行政权有限豁免规则，都有大量的先例作为依据。
法官认为，如果将这些规则应用到本案，那么应该适用的规则是：被告或者说被上诉人具有一种绝对的豁免权。比如，他们制定《萨拉索达县市区规划法令》，是一种立法行为，他们和县其他官员实施这项法令，则是一种行政的行为，在执行后者的时候他们具有一种有限的豁免权。有限豁免是否存在，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不能够一概而论。
法官总结说，下级法院所谓“按照原告所提供的事实，被告不能够因为其官方的职务行为而来承担个人的责任”，是不正确的，或者说至少是不成熟的，这种说法会暗示政府官员具有一种绝对的豁免权。但是，下级法院判决的结论是正确的，理由应该是：虽然政府官员的豁免权不存在，但是本案原告的宪法权利并没有受到侵犯。最后的结论是维持初审法院的判决。
这个类型的案件，我们称为行政诉讼。因为美国没有专门的行政诉讼，因此本案仍然按照普通法运作。这个案件涉及到国家官员侵权行为责任的问题。按照法官的分析，国家官员分为三类，一为立法官员，二为司法官员，三为行政官员。也就是所谓三权分立之下三个机关的官员，立法者负责制定行为规范，行政者负责执行法律，司法者判定是非。立法者和司法者具有法律的豁免权，行政者具有有条件的豁免权。由此衡量上面通俗的例子，工商局局长是行政机关的官员，北京市市长在这个设定的案件中是行政立法的官员。北京市市长因为立法活动不承担侵权行为责任，工商局长因为执法承担有限的责任：如果你真的“只卖酒不卖色”，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你“挂酒头卖春色”，他不承担责任。
一般而言，不同性质的国家官员，他们的法律地位各不相同。就美国法看来，一般划分为三类人，其一是联邦和州的立法官员和司法官员，其二是州行政官员，其三是联邦行政官员。按照普通法，联邦和州的立法官员和司法官员传统上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就也是说，只要他们是在从事职务性的立法活动或者司法活动，不管原告依据联邦法还是依据州法提起诉讼，他们就都免于侵权行为责任。依照州法，州行政官员和州地方行政官员不享有主权豁免权，但依联邦法，当这些官员的行为侵犯了公民宪法权利的时候，他们在联邦法院只享有有条件的豁免权，例如本案所揭示的，如果官方行为人的确是“诚实信用”，那么他就具有一定的豁免权。联邦行政官员的法律地位无明确的法律根据，按照先例，他们依联邦法并不绝对地享有豁免权，但美国总统对其官方行为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当联邦行政官员依照州法被起诉的时候，按照传统，他因他的自由裁量权而享有豁免权。
立法机关是人民选举的民意的代表，他的职务行为就是人民的行为，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追究立法机关的责任，无异于是在追求自己的责任。这是西方18世纪的理论，称为人民主权的理论，至少在理论上讲这是正确的。司法机关的地位，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在美国，有民选的法官，但更多的是总统任命的法官。法官是惟一敢明目张胆与总统“叫板”的人，为什么司法机关和法官不承担法律责任，没有理论可以说明这一点。一般的说法是，这是历史的传统。可能的答案是，法官就是判断是非的最后堡垒，如果法官也可以当被告的话，就不存在是非的判断者，在一个法治的国家，这是一个逻辑假设。不过，我们国家的法官没有这项特权，因为我们的法官的个人修养、专业素质和民族传统都没有达到这一点。行政机关和官员的法律地位麻烦一些，行政立法具有立法的性质，但是其立法文件可以通过“违宪审查”途径予以撤销。行政官员权力太大，在执法的过程中难免带有个人的意志，因此不当履行公务，要承担法律责任。在我们国家，行政诉讼的被告基本上都由他们来充当。
第五部分联邦的权威与州的权威
美国佐治亚州的一个黑人男孩叫奥布茹•；威廉姆斯，他于1953年3月被州法院判定为谋杀罪，并被判定电椅死刑。被告对其陪审团的选择方法提出异议。在选择陪审团的时候，白人陪审员的名字写在白色的卡片上，将黑人的名字写在黄色的卡片上。被告声称，按照该州的法律，这种方法没有能够使他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但是，由于被告律师的原因，直到判决之后的八个月，被告才正式启动对陪审团异议的程序。由于过了时效的期限，佐治亚法院否定了被告的上诉，认定威廉姆斯丧失了对陪审团问题提出异议的权利。
此案后来提交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后查明，被告威廉姆斯案自己连续不断地提出要求，希望得到一个新的审判。但是他的律师殆于履行其职责，理由是被告是个穷人，他交不起律师的费用。即使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该律师也表示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将不会参加该诉讼。在这样的情况下，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沃伦指定一个叫格雷斯曼的律师以法律之友的身份代表威廉姆斯出席法庭。在随后的程序阶段，申请人才得到了杰出法律顾问的帮助。在法律的问题上，最高法院碰到的矛盾冲突是：是实质性地保护当事人的宪法权利，还是维护州法院的权威？而这两个方面，美国的宪法都有肯定的规定。前者是指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下宪法权利，后者是指修正案第十条规定的州和联邦的权力分配。因此本案的处理实际上涉及到联邦和州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正当程序下公民宪法权利和州相对独立权力之间的冲突。
联邦最高法院哈伦法官让他的助手对这个案件作全面地研究，研究的结果是该案的陪审团组成上存在着缺陷，因此应该有一个新的审判。1955年4月23日，哈伦法官发给其同事们一份备忘录，他的意见将此案发回重审。哈伦说他并不是想随意推翻州法院的裁判，只是建议把此案发回佐治亚法院重审，这样，使州法院有机会重新考虑威廉姆斯的宪法性权利要求，以及州陪审团的规则。在他看来，佐治亚州明显地侵犯了申请人所享有的宪法权利，佐治亚法院有责任重新考虑它的判决，否则法院在保护宪法权利的能力方面就存在一个污点。最高法院大多数法官接受哈伦的意见，最后以六票对三票通过决议：发回佐治亚法院重审。另外一个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法兰克福也说，佐治亚法院认可了一个违反宪法的陪审团，而这个陪审团所认定的犯罪使该州的一个公民即将死亡。
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另外三个法官瑞德、闵顿和克拉克持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最高法院这样的决议改变了法院长期确立起来的先例，也就是没有充分尊重州法院的权威，最高法院越权处理了它不应该处理的案件。同时，这个决议遭到州法院的强烈反对。佐治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顿肯沃思说，他和他的同事们是按照州法已经确立的规则在判案，这里不存在联邦法院的管辖权，联邦不能够授权它的法院对州的判决作出确认或者修改。顿肯沃思再次确认了他的法院初始判决。他认为联邦最高法院无权影响或者干预各州的内部事物。佐治亚法院声称州法院有权对陪审团争议案作出一个时间上的规定，有权拒绝一个不合适时效的请求。这是一个有约束力的程序要求，而不是一个裁判。佐治亚首席法官说：“基于这些我得出了结论，如果佐治亚法院不是因为陪审团的问题，我发现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将此案带到这里来。我不相信我会按照一个傻瓜的想法来回答一个傻瓜的问题。案件的复杂程度不过如此，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法官意见。佐治亚法院不是一个孩子气的粗暴机关。真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佐治亚如何公开地作出判决。”他引用宪法修正案第十条的规定，也就是各州保留有权力，不授权给联邦政府行使这些权力，然后继续说：“这里，最高法院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提出了异议。我想有必要，我也希望来解释：我们只做了那些我们有权去做的事情。第十四条修正案似乎回答了第十条修正案提出来的问题，对第十条修正案的信赖是一种循环论证，只不过是被那些应该更好知道这些的、法院内外的职业成员们弄模糊了。为了保护所谓宪法的权利，各州的管辖权受到了侵犯。各州因此所表现出来的怨恨并不是什么新的问题。”
虽然哈伦法官试图达到州权威和宪法保证之间平衡，顿肯沃思却予以严厉的拒绝；法兰克福法官认为，佐治亚最高法院侵犯威廉姆斯平等保护权的行为就“像华盛顿纪念碑”那样伫立着，但是他也不得不同意他和他的同僚“不是低级法院审判方式的检查人。”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最高法院简单地决定停止此案的进一步审查，哈伦法官也默示同意。1956年3月30日，奥布茹•；威廉姆斯在佐治亚州的电椅上被处死。
选取这个案件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在美国法中，最高法官如何来用宪法条款来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就司法审查而言，在本案中，威廉姆斯被州法院以州法判处了死刑，但是在审判程序上存在缺陷。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审判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正当程序，而威廉姆斯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正当程序，他因此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了诉讼。当最高法院判定将此案发回重审的时候，州法院同样用宪法的条款与最高法院相对抗。
这种所谓的司法审查，当然起源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在此案件之前，最高法院的法官几乎没有事情可做。当马歇尔法官1801年出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使最高法院成为与立法和行政机关完全平等的机关，使美国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在实践中得以实现。
就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而言，它确立著名的原则是较低效力的法律与较高效力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法院支持较高效力的法律。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最高法院审查议会立法是否违宪的最早判决。因此当人们提到司法审查的时候，就首先想到这个案件。而这个案件在法律史上的贡献则不仅限于此。首先，当公民的权利没有具体法律明确保障的时候，他可以诉之于宪法和最高法院，这里，宪法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保障。法律的理由是宪法默示地包含了公民所有的基本权利。其次，它扩大了司法权，最高法院可以引用宪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必需和适当条款”等处理具体的案件，解决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问题。
第五部分“咱们工人有力量”
假设，一个学生购买一个拓拓巴的笔记本电脑，学生过失将可乐灌进了键盘，电脑无法启动。学生找到该电脑公司的代理商，代理商说，笔记本电脑损坏，不修理只换件，开机器就收300元手续费，换键盘1000元。学生在全国学联的网站上发了个贴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且鼓动学生不要购买拓拓巴的笔记本。他的鼓动得到学生的响应，拓拓巴电脑销售额锐减，濒临倒闭。电脑公司状告该学生和全国学联，它能够胜诉吗？
原告是一家油毡和地毯城的业主，他还有一个停车场。停车场离他工作地相距0。25英哩，他将停车场按月出租。10月底的一天，原告发现一辆啤酒运输车和一辆小货车堵住了停车场的出入口。他找不到驾驶员，但是发现啤酒车未锁、钥匙在点火器上，原告拔下钥匙，将车熄火，然后回到他的办公室。从运输车厢壁上，原告找到车主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他打电话让他们来取钥匙并移走车辆。原告不久就收到了啤酒车驾驶员挑衅性的电话，原告随后叫来了拖车，啤酒车和小货车驾驶员都在场。小货车驾驶员支付了拖车的费用，但是啤酒车主代表和驾驶员拒绝支付。驾驶员咒骂并威胁原告，说要通告运输工会，让他破产。最后招来了警察，在警察的指挥下，啤酒车被拖进了邻近的小巷。
二周后，华盛顿运输工会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不要惠顾地毯城”。该周刊主要寄给工会会员，也分发给大学和图书馆。文章内容是说：郑重通告华盛顿州运输工会会员及劳动者，当趋车经过华盛顿斯博凯恩西518大街的时候“不要惠顾油毡和地毯城”。原因是：该地区交通拥挤，当驾驶员偶然使用停车场等设备的时候，该公司经常折腾运输工会会员。该公司的某个人取走汽车的钥匙、扣押设备和制造麻烦。当驾驶员答应移走车辆并道歉的时候，该公司不予合作，仍然扣留设备。因此请求所有劳动者，包括运输工会会员和其他人，都“不要惠顾油毡和地毯城”。文章发表后，原告就接到不明身份人的电话，说他们不会去他的商店买东西，其他的电话则把原告描述为“工贼”的工具，有人使用侮辱和诋毁的语言指责原告。原告销售量锐减，半年后，他不得不更换商业地点以减少损失。随后，原告将运输工会告上了法庭，案由有两项，一个是被告的商业妨碍，二是名誉损害。初审法院否定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上诉到华盛顿州最高法院，迪密克大法官作出了判决。
被告工会称，他们发表文章的行为受宪法保护，依照先例，该类行为也不是一种妨碍商业活动的行为。法官同意并引用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有关先例，先例表明，工会联合抵制的行为受美国第1和第14条修正案的保护，这种行为不属于妨碍商业的侵权行为。即使抵制行为伴随有暴力或者骚乱，工会鼓动他人参与抵制的活动也受到宪法的保护。工会通过其活动来影响原告的商业活动，只是想让公众知道原告的行为的真相，这些行为虽然带有攻击性，也会侵犯他人，但是，只要这些行为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施，就没有达到侵权行为的程度，这正如同新闻报纸的性质一样。大法官分析道，这些先例中的规则适用于本案件，本案中，工会感受到了它的一个成员与原告之间的摩擦，请求它所有会员和其他“劳动者”联合抵制原告的商业活动。尽管这些活动有着强制，但是工会的活动纯粹属于言论的自由，因此它有权受到“言论自由及其活动”的法律保护，因而不承担侵权行为的责任。大法官接着说，华盛顿法院也曾有先例规则认定，合法的联合抵制造成了损害，但是法律不能够给予救济。被告的抵制行为不同于通常的联合，通常联合的形式包括组织工人罢工或者向大众通告工人与雇主的纠纷，它采取的方式是传播“不要惠顾”的信息，即使如此，被告的行为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大法官最后的结论是：否决原告“妨碍商业”的诉讼请求，名誉损害的诉讼请求则发回重审。
在早期的法律中，联合抵制是一种侵权行为，因为他违反了资本主义契约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按照老祖宗的说法，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工人与资本家平等自由地交换，一方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一方提供工作机会获得利润。如果一方打破了这种平衡，联合抵制这种“公平交易”，那么就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在侵权法中叫做联合抵制，或者共谋。
联合抵制一般分为三种形式，每一种形式的法律责任不尽相同。第一，违反公平竞争的联合抵制，第二，从属的联合抵制和第三，劳工联合抵制。违反竞争的抵制可以这样描述：张三完全控制了某热销唱片的供应权，他同意零售商李四、王五、赵六的提议，不将该唱片卖给刘七，这样，刘七没有办法得到并销售该唱片。张、李、王、赵的这种联合抵制被视为违法，违反了反托拉斯法，刘七既可以提起反托拉斯法的诉讼，也可以提起妨碍合同的侵权行为诉讼。从属的抵制则是这样：张三要求李四辞退李四公司的某些员工，否则张三就不购买李四公司的产品，如果李四同意了张三，那么被辞退的雇员有权提起妨碍雇佣合同的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