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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度过了6个月，说他是一个强奸犯，以及揭露他的一些其他有问题的行为。
1973年7月9日，爱伦和金赛向法院提交侵犯隐私权的请求书。1977年6月28日，经过非陪审团程序审判后，金赛被判定获得5000的判决。麦珂上诉。
上诉院助理审判官米勒分析道，在美国一般有四种侵犯隐私的侵权行为：第一，商业性的利用原告的姓名或像貌；第二，侵犯原告身体的独处权和隐居权；第三，公开原告真实但令他窘迫的私人事实；第四，公开的事实使公众误解原告。本案涉及后两种侵权行为形式。隐私权所保护的利益是个人自由，以防止其私人事务和活动不当地公开，因为这些事务和活动本应该处于公众关注范围之外。
上诉人承认寄出了20多封这种信，但她认为不足以构成侵犯其隐私权。她也承认他试图“告诉全世界，他是个多么可恨的人”，因此告诉了她能够知道的所有金赛的熟人。其中有金赛夫妇，他们前配偶，他们的父母，他们的邻居，他们父母的邻居，金赛毕业论文委员会的成员，斯坦福大学校长和其他人员。基于此，法院认为如此多的收信人已充分体现了“大面积的公开”，因此否定了上诉人不充分公开的抗辩。
其次上诉人称，因为金赛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因为宪法而享有特权这样去做。金赛之所以是公众人物，是因为他曾经是维和兵团的成员，因为他因被怀疑谋杀前妻而受过审判。但是，法庭认为这两者不能使被上诉人成为公众人物，而且上诉人还错误地指控了被上诉人谋杀前妻的事实。
上诉法院的结论是维持判决。
这又是一个隐私权的诉讼。侵犯隐私权，我们目前还没有成文法作出规定，在实践中，要么作为侵犯名誉权处理，要么作为精神损害处理，要么就不处理。但是，就国外的情况来看，隐私权早有一套法律规则予以保护。上面的这个案例来自美国，它比较真实的反映了隐私权案件的特点。在上个案件中，我们说到，侵犯隐私权要么涉及一种公开权利，有时要么涉及一个人身体的或心理的独处权，偶尔也涉及一个人在其社区中的名誉。本案中，法官详细提到了侵犯隐私的四种方式，具体的形式可以表现为未经同意而使用一个公众人物的名字或相貌作商业广告，非法地闯进一个人的家里，非法窃听电话，和未得到授权去调查一个人的银行帐户，公开一个人犯罪史和现在的身份，不当地使用一个人的照片而使人们对他发生反感。当公开的信息虚假和具有名誉损害性质时，受害人还可以附带提起名誉损害的诉讼。
法律认可个人的隐私权，一般比较晚，这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产物。在一个古代社会或者更早的初民社会，人是没有个人隐私而言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他必须与他人一起才能够生存。在古代，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有限，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在人际关系密切的社会里，不允许有隐私。公开的合作的人类关系维系着社会的生存。这种例子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少见，比如在秦律《法律答问》说：甲盗千钱，乙知其盗而不报官，而且乙未分得一钱，法律提出的问题是：对乙是否应该治罪。官方的答案是：即使乙未分得钱财，也要与甲同等治罪论处。在此前商鞅“相纠司连坐”之法，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人际关系如此紧密，个人隐私无从产生。
现代社会保护隐私权，其理论依据众多，最有影响的两种理论，一是独立人格和个人尊严不可侵犯，二是个人隐私具有经济价值。根据前一种理论，隐私权源于犹太…基督教文化的最高价值。一位妇女在分娩的时候，不许外人来打扰，是因为分娩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一位妇女堕胎，是女子处理自己身体和事务的个人事务。爱情是双方各自私自感受的情感，如果爱情超出两个人的界限为众人分享，那就不再是爱情。后一种理论认为，隐私权里面存在着经济利益，每个人都有探视他人内心秘密的好奇心，要满足这些好奇心寻找隐私也要付出成本。人们对政客、财阀和明星的私生活有兴趣，也许是可以从中发现名人成功的奥秘。在两种理论中，前一种理论占主导的地位。
在这隐私权的案件中，被告提到了这样的抗辩理由：原告是公众人物，这一点与侵犯名誉权相似，因为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不像普通人那样得到较高程度的保护。虽然在这个案件中，法官否定了原告为名人的判断，但是，这个抗辩理由是一个有效的理由。其中的原因是：名人应该是社会大众的楷模，因此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得到大众的审查，因为名人得到了比普通人更多的利益，他们因此应该受到更多的限制。另外，因为名人掌握着比普通人更多的权力或者资源，他有办法来消除因为隐私权公开所导致的消极影响，因此他们的隐私权保护程度比普通人隐私权保护的程度低。
第二部分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原告布瑞基斯与丈夫分居，她丈夫到原告的工作地绑架了她，持枪强迫原告跟着他去他们以前的居所。警察得到报告后包围了该居所，试图将原告解救出来。原告丈夫逼迫原告脱光衣服，防止她逃跑。原告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但事件又同时很具有新闻价值，是一件激动的、包含感情要素、富于戏剧性的新闻故事。当听到一声枪响后，警察冲进了该居所，将原告安全带出房子。当原告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护送进警车的时候，她随手抓了一条擦盘毛巾遮掩裸露的身体。被告是一家出版公司，它发表了一张原告在绑架事件中的照片，这张照片暴露程度比比基尼要少一点点，比海边穿着的泳装要多一点点。被告还有其他更加暴露的照片，但是没有发表出来。照片的文字描述部分主要体现了悲伤、惊惧、情绪紧张和溃退，而不是表现出色欲的感觉。原告将出版公司告到了法庭，指控他们侵犯隐私、故意的精神损害和不法侵害。陪审团判定原告胜诉，被告要支付原告1000美金的赔偿金和9000美金的惩罚金。被告不服，上诉到佛罗里达州上诉法院，多克谢法官作出了法律分析和判决。
法官说，在佛罗里达，法律在保护隐私权的同时，也要保护新闻自由和公共利益；为了保护新闻自由和公共利益，有时就要牺牲隐私权来公开相关人员的姓名和发表他们的照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信息之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的隐私权。即使有些事实情况涉及到了个人事务，真实也仍然应该被道出、记载或者打印出来的，因为这些事件里包含有合法的社会利益。这些合法的社会利益通常就被称之为“新闻”，依照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这些新闻包括报道犯罪、逮捕、警察突袭、自杀、结婚、离婚、事故、火灾、自然灾害、毒品导致的死亡、罕见的疾病，以及其他真实的流行的和有吸引力的事件。
在确定隐私权范围的时候，衡量标准是一个人合理情感的概念，个人特别的情感不受到保护。侵犯隐私权不仅仅是公开了一张照片，而是意味着公开的照片侵犯了一个普通人的情感，一个人的隐私是否被侵犯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就本案而言，尽管公开照片可以带来商业的利益，有些还具有不良的品味，但是在佛罗里达，法律确立了这样的规则：当一个人在涉及公共利益事件里成为主角的时候，公开他的照片不构成侵犯隐私权。事件和照片让原告感到窘迫和痛苦，但这并不意味着报社不能够发表具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同样，报道一个事件也没有达到极无礼的的程度，而不达到这个程度，就不能构成独立的故意精神损害。法官说，本法院不愿意干涉新闻报道的自由，不愿意妨碍涉及公共利益的新闻报道。最后结论是：初审法院没有支持被告是错误的，修改初审法院的判决。
1890年，美国波斯顿年轻的律师沃伦和布兰代斯在《哈佛大学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叫做《隐私权》的论文，正式提出了隐私权法律保护的问题，随后逐渐为美国各州法院所接受，这便是美国隐私权法律的起源。在此之前，隐私权中所包含的权利是通过其他诉讼形式来保护的，比如，被告未经同意进入到你的屋子，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对房屋土地的一种不法侵害；如果有人公开你的手稿，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对你财产的一种侵犯或者对著作权的侵犯。
现在，侵犯隐私权通常有四种方式，第一，被告为了商业目的、未经同意而使用原告的姓名或肖像，比如未经同意将原告的名字、脸庞或者形体用作商业广告。这一类案件在我国被称之为侵犯姓名权和肖像权的案件，这类权利都属于人身权的一部分。这类案件在实践中出现比较多，德国就有过这样一个著名的案件。一家制药厂开发出了一种增进性功能的药品，未经当事人同意，将一个成功商人骑马的照片登在宣传广告上。商人状告药厂。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并没有现存的法律可以遵循，一审法院认为侵犯了商人的财产权。法官认为，如果商人同意做广告的话，他可以得到一笔财产。因为没有征得他同意，商人没有得到这笔财产。但是二审法院做出了改判，认为药厂侵犯了商人的隐私权。这是德国隐私法的起源。第二，被告不合理地侵犯了一个人独处的权利，比如被告在原告居所设置电子监听设备。比较典型的案件是美国一位“天才少年数学家”，他长大成年后，独来独往，不与任何人联系，行动诡秘，做了隐士。后来他被人发现踪迹，发现者于是写了一篇报道，名为《他现在身处何方》，登载到了《纽约人》上。曾经的天才少年认为作者和杂志社侵犯了他的独处权，以侵犯隐私将作者与杂志告上了法庭。这一类案件，在我国出现得比较少，也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第三，被告公开原告犯罪或者不愿公开的私人秘密，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很常见，但是，法律救济尚未发展到这一步，此类事件被诉诸于法庭的事件不多。第四，被告公开信息的行为使原告处于错误的见解之中。比如，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一家娱乐场所，一阵风吹过，大风将这位女士的裙子吹起缠到了腰上。这个镜头正好被人用照相机拍下，然后，一家报社未经过该女士的同意，把这张在娱乐场所裙子高高系在腰间的照片登在小报上。该女士怒告报社，认为这张照片的登出使她周围的人误解了她，认为她的品行有问题。同样，这种隐私权尚未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
就本案而言，原告是以公开不愿公开的秘密而提起的隐私权诉讼。当然有指控就有抗辩理由。侵犯隐私权的抗辩理由有：被侵犯者已经死亡、原告明示或暗示的同意、原告为公众人物、涉及公共利益新闻或事件的角色。本案中被告成功的抗辩理由就是为了公共利益和新闻自由，不得不报道原告的个人隐私。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的隐私让步于社会公共利益，从而保障言论自由。
第二部分私有财产和公共权力的豁免
一个暴徒跑到你家紧闭大门负隅顽抗，警察要逮住这个小偷又必须破门而入。警察如果冲进你家，就要损坏你的房屋、侵犯你的财产权，警察为了不侵犯你的财产放纵小偷，又会导致社会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该怎么办？下面这个案件就是讲的这种事。明尼苏达州明市警察局得到消息，说是有两个犯罪嫌疑人将在该市东北角某地出售偷来的毒品。晚上6点30分，警察到达该地点，不久犯罪嫌疑人带着毒品出现。当警察准备出击时，犯罪嫌疑人发现了警察。嫌疑人趋车以最高速度逃逸，警察在后穷追不舍。最后，嫌疑人弃车分头步行逃窜，其中一个嫌疑人逃到了原告的家里，藏在他家的房间里。原告的孙女和她的男朋友跑出房子，并报告给警察。警察立即包围了原告的房子，同时呼叫警察局紧急应急小组，请求支援。当时是晚上7点。紧急应急小组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构成，通常的任务就是对付那些负隅顽抗的犯罪嫌疑人、绑架者或者极度危险的犯罪人。在双方僵持阶段，警察一直用高音喇叭和电话与该嫌疑人取得联系。但是直到晚上10点，警察没有得到嫌疑人任何的回应。这时，警察开始按照通常的工作程序采取下一步行动。首先，警察向房子里投放催泪弹，至少25枚，想把嫌疑人逼出房子。警察几乎向每层的房间投掷了催泪弹，几乎损坏了房屋的所有窗户。其次，警察向房子里投掷震动型手弹，企图迷惑嫌疑人。最终，警察冲进房间，将正准备从窗户爬出的嫌疑人抓获。催泪弹和震动手弹将原告的房屋造成严重的损坏。
原告对警察局的上级明市市政府提起不法侵害的诉讼，其法律依据是明尼苏达州宪法第一章第十三条。这条规定：没有事先或者事后的合理补偿，私人财产不得因为公共利益而被征用、损害或者毁损。而市政府认为，警察的行动是一种实施警察权力的合法行为。一审法院判定原告败诉，原告上诉。上诉法院维持一审的判决，其主要的依据是1966年佐治亚州上诉法院的一个先例。在这个先例中，警察局为了找到一个被害人的尸体而抽干了一个池塘里的水，因为警察的行为是警察权力的合理运用，按照佐治亚的宪法无需给池塘的主人任何补偿。原告上诉到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法官汤姆加诺维奇首先分析了明尼苏达州宪法第一章第十三条，认为该条的目的就是防止私有财产受到公共权力的侵犯，避免由个人来承担应该由全体大众承担的公共损失。他说，本案件的事实是清楚的，那就是警察在处理危险犯罪的过程中，向原告房子里投放了催泪弹和震动弹，毁坏了原告的财产。市政府要对原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宪法该条宗旨的要求。法官认为，上诉院过重的依赖了佐治亚州的那个先例。他认为，那个先例的适用范围仅仅局限于在“促进公共利益”方面对财产的实际干涉。而且，本州法院从来都不认为警察实施公共权力的行为能够违背宪法的权利。然后，法官从学理上分析了“公共权力必要性”的理论。他引用侵权行为法重述第196条，这一条说：如果行为人合理地相信他是为了防止一个对于大众的即刻危险，他就有权利进入到他人的土地。他认为著名的普洛塞教授意识到了这个理论潜在的矛盾，而教授认为给予补偿的权利要求通常被否定。法官总结说，按照公共权力必要性的理论，本案的原告将得不到补偿。但是，法官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这种理论”。他说，我们相信另外一种更好的规则，因为我们不能够让无辜的第三人因为公共权力的应用而受到损害和得不到赔偿。这种考虑的中心便是基本的公正和正义的观念。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本案的问题是：让一个个人承担应该由全体公众来承担的损失，这是否公平？如果让他个人来承担，这将会损害我们法律制度内在的正义原则。因此，警察个人因其职务行为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市政府应该对原告的损失予以补偿。
最后的结论是：修改下级法院的判决，将此案发回重审。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西方18世纪的一个政治口号，当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这个口号变成了西方国家的一项宪法原则。这个法律原则的含义是讲，每个人生来有享有一系列作为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美国的《独立宣言》明确地喊出了这个口号，法国的《人权宣言》也确立了这些原则。其后，西方各国的民事制度或者财产法制度都将这个原则具体化。私有财产权应该得到保护成为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成为西方政治和法律的一个基石。到法律发展到了20世纪之后，新的问题开始出现，原有的法律与新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冲突。如果说19世纪西方国家法律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话，那么20世纪的法律则在保护个人利益的同时，还要兼顾社会公共的利益。这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为了社会利益必须牺牲个人利益之间就发生了冲突。上面这个案件出现的冲突，就是这样一种状况的具体体现。原告的法律理由就是宪法规定的私有财产权，被告依据的是公共利益理论。本案展现的法律冲突就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与“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应该说，两者都有法律的依据，一个是州宪法，一个是先例。
在这个案件中，法官还是采取了传统的理论，即使是为了公共的利益，也不允许公共权力机关侵犯个人的财产，如果公共权力的应用侵犯了私人的财产，那么政府应该给予充分的补偿。最后，法官将这个原则上升到公平正义的高度。此案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法官在判决书中如此直接求诸抽象的公平正义，这实在是难得。从中既可推测出法官保守自由主义倾向，也可以说西方法律传统在法官内心中崇高的地位。
应该说，中国社会缺少这种个人主义以及与之相连的法律的精神。在古代社会，我们以家族和皇权为本位，新中国，我们的口号是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比喻的说法是大河无水小河干，就是没有个人利益优先的精神。中国的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个人主义的思想家，也没有充分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在清朝末年西方法律开始渗透到中国的时候，政治法律家们和法学家们曾经对这些问题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张之洞与沈家本之争，沈家本与劳乃宣之争，劳乃宣与扬度之争，构成了中国近代中西法律冲突在理论上主旋律，也揭开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序幕。但是，在这三次争论中，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口号。只是在扬度的理论中，似乎存在着反对封建家族本位，提倡个人本位的影子。即使如此，扬度也没有使用个人主义这个词，而是用“国家本位”这个词。这场争论延续了接近100年，100年的今天，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私有财产权是不是应该写进宪法？因为没有宪法的依据，在现实的法律活动中，严重侵犯个人财产权利的事件大量存在。一个国家没有保护私有财产这条法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