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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谙鹬焐芰妓糁恚酵拧场⒚铰茫┝绞ΑＡ詈�12军从正面出击，经南团、林池向东韶逃敌攻击前进。令红三军团任左路，经头陂向东韶攻击前进。令红3军任右路，限于次日12时进至田营，以主力钳制洛口敌许师，阻其增援，以一部迂回到东韶东端山下坪北端之高地，向东韶之敌攻击。红4军为总预备队。命令下达后，各军主动提早出发乘胜进军。3日上午，红12军先头部队即与敌接战。我主力军陆续赶到，相继合围，各部向敌猛攻。这是龙冈战斗后的第5天。谭师才到东韶，虽曾依山布防，但未及完成工事，次日我军即赶到。敌军闻张师惨败，已如惊弓之鸟，再经我猛攻，伤亡惨重，全线不支，谭道 源率残部突围，向宜黄东南逃窜，逃回抚州。东韶一战，谭师溃不成军，我军歼敌数千，缴枪千余。5天打两仗，俘敌1万余。毛、许两敌则在我进攻东韶时由头陂经广昌向南丰北逃。这样，就胜利地结束了第一次反“围剿”。
龙冈战斗的全胜和东韶战斗的再捷，是战略反攻的胜利。第一次反“围剿”是我军由游击战争发展到正规战争这一伟大战略转变中，首次胜利的战役，创造了歼灭战的典范，对以后几次反“围剿”作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后，毛泽东在谈到龙冈全胜时说过：龙冈战斗打得很理想。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就把敌人全部歼灭，不走一兵一卒，这的确是战争史上少见的。他还谈到太平天国打曾国藩时，有个打法叫“五瓣莲花抄尾阵”，还有个歌诀：第一句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后面记不起了，只记得大意是左右两支兵包围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到敌后，截断敌人归路，这就叫抄尾，还有一支兵为预备队，共五瓣莲花。我们这次打法，是四面包围敌人，务求全歼，主力用在迂回敌后，从后面打，以求速决，就是少了一个预备队。然而我们打得更出色，更理想，胜利也更大。
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大灭了敌人威风，大长了我军志气，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政治声威和全军官兵的斗志，鼓舞了赣南、闽西的广大工农群众，提高了广大群众对红军支援的积极性。同时，大大增强了毛泽东军事领导的权威，而这一领导权威的确立，是尔后保证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很重要因素。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战胜“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不战胜“左”倾冒险主义就没有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实行从游击战向运动战战略转变的四个月曲折、激烈斗争中，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高瞻远瞩，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和当时的形势，深思熟虑算无遗策地考虑了整个战略行动方针，从一开始就抵制了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既坚持了马列主义的正确原则，又不违背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以理服人，善于引导，从而取得光辉的胜利。
郭化若回忆说，在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进行第一次反“围剿”的全过程中，我作为军团和方面军司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始终在毛泽东身边，受到他耳提面命，确实学到了许多过去在黄埔军校和莫斯科没有学到的东西。
一○、毛泽东说郭化若办了件好事
龙冈战斗，我军全歼了敌18师师部和2个旅，活捉了张辉瓒，并缴获了无线电台一部和俘虏了无线电人员10名。鉴于文家市战斗中破坏了缴获的无线电台的教训，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咐，在作战命令后面注明要各部队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人员。但缴到的电台发报机还是搞坏了，只能收报，实际是半部电台。
当时总部设在小布。无线电台和俘虏的无线电人员送到总部，也就是送到郭化若所在的参谋处。开始被俘的无线电人员很害怕，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敢讲。有的到建国初，名字见诸报端，才不得不说出真实姓名。当时有个报务主任，没有队长。郭化若一个个地找他们谈话，宣传党的政策，真诚地希望他们留下来为红军服务。经过做工作，10名无线电人员都愿意加人红军行列，尤其是王诤，在国民党军队中是重点培养的尖子，报务、机务都懂，他和刘寅等后来为发展我军无线电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电台和无线电人员怎么管理呢？长期放在特务连不行，郭化若考虑成立一个无线电队比较恰当，便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朱德非常高兴，认为建立无线电队非常紧要。1931年1月3日下午， 毛泽东、朱德在小布的一个祠堂接见了他们，并讲了话。指定郭化若管他们的业务，副官长杨立三管生活。对他们生活上给予特殊待遇，红军战士每天只有3个铜板伙食费，但无线电人员最多每月发50个银洋的津贴费。
1931年1月6日，无线电台试机工作了。王诤检修了机器，刘寅架设了天线，天线就架在参谋处的院子里。抄收了国民党中央社发的新闻，总部的同志看了很高兴，因为当时苏区很难看到报纸，消息十分闭塞，以后抄收新闻成为制度。朱德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电台问有什么新闻没有。
1931年1月上旬，经毛泽东、朱德批准成立了无线电队，指定了一个同志担任政委。不久任命王诤当队长，之后又调总前委特务支队冯文彬任政委。无线电队编有无线电台、监护排、运输排、炊事班， 共100多人。这就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支无线电队。毛泽东对郭化若说：“你办了件好事。”
无线电队成立后，虽然只有一部半（打谭道源时又缴获一部）电台，但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是抄收新闻，打破了苏区消息闭塞的局面。二是开办了无线电讲练队，招收有点文化、政治上可靠的小战士，［·］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用收报机训练小报务员。毛泽东、朱德还签发了招生命令。第一批收了12名学员，1月底开学，学4个月，后来都成了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骨干力量。三是搞技术侦察，即破译工作。王诤等都熟悉国民党军队电台的呼号，而且敌电台之间，常用简语通话，每到驻地都要互相询问“Q R C”，回答时又多用明码。部队出发时，也拍发“我台奉命出发，X小时后再见”等电报。这样就可以从敌电台通报中了解敌军各师的位置和行动方向，为我军作战行动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于是郭化若每天晚上都到无线电台去，向他们要国民党各师的驻地地名。无线电台起到了技术侦察兵的作用。郭化若把这一切情况详细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非常重视，对这一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做了许多具体指示。如指示要做好电台人员的团结工作，政治上要信任，让他们放下包楸，还亲自指定报务主任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我军用无线电台侦听，对敌人情况了如指掌，有了主动权，仗打得更顺利。又缴获了六七部无线电台，还从敌公秉藩师缴获了100瓦的大电台，当时黄公略军长专门派了一个参谋带领一个特务连看押，将完好无损的电台和无线电人员送到总部。后来用这部大电台沟通了与上海党中央及其他苏区的联络。
1931年5月底，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到达建宁后，郭化若向毛泽东、朱德建议成立方面军无线电队。5月31日夜，前委召开第5次会议通过了此项提议，指定由参谋处落实。会后很快组建了红军无线电大队，下设5个分队，配属红3军、4军、12军、红三军团和后方建制。无线电侦察工作也有了发展，在横扫700里过程中，一路缴获了敌军很多电报密码本，他们那些将领没有注意到密码本的丢失，有的依旧使用，这就使我们可以用缴得的密码本译出许多敌军中机密 的电报。
1931年6月30日，郭化若经手正式建立了无线电侦察台。这是因为了解到蒋介石已建立了一个侦破组织，有40余人，我军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不过人少些。
我军无线电台的组建过程中，一开始就注意了保密和纪律问题。做了很多具体规定，例如不许电台之间自行通话，用台密不用台名（使敌方误认我台发出的电报为商业性电讯）；新编电报密本，密本再加密表，密表常常更换，最重要的军事机密则用一报一密建立了红军独特的通信制度。为了防止部队行动时泄密，毛泽东经常令电台用的电键交给警卫员携带，电台没有电键就不能发报。因而，我们能从敌人的无线电通话中获得情报，敌人却不能从我们的无线电通信中获得任何情报。
一一、毛泽东善于谋划连续作战的战役计划
郭化若将军回忆说，毛泽东善于在打一仗之先，就想到打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的大体打法，谋划一个连续作战的战役设计。第二次反“围剿”，他就是这样指挥红军作战的。
蒋介石经过第一次惨败后，贼心不死，仍然狂妄叫嚣“3个月内消灭共军”。
1931年2月，蒋介石命令其手下第一员大将、军政部长何应钦组织南昌行营，由何任行营主任，兼代陆海空军总司令，发动并指挥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何应钦鉴于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招致失败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这次敌人兵力增加了1倍，由10万人增到20万人，战略上仍然是外线的战略进攻，分进合击。不过作战指导要领，则由两个“猛”字变为两个“稳”字。另一方面，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一切物资运人革命根据地。
到3月中旬末，通过侦察了解到的敌人兵力部署是：蒋光鼐、蔡廷锴的第19路军（蒋未到前线，由蔡代）60师和61师到兴国，另外准备新拼凑的第78师，在吉安筹建中，12师34旅和61师1个团留守赣州后方。王金钰的第5路军5个师，第28师公秉藩、第47师王金钰（兼）、第43师郭华宗、第54师郝梦龄，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一带，其后方有罗霖的第77师，分布在泰和及吉安西至安福之间地区，担任守备和“清剿”。孙连仲的第26路军两个师，第25师孙兼，进至宜黄，第27师高树勋进至乐安地区，其后方以骑兵第4师分布在宜黄、抚州、樟树地区，担任维护后方交通。朱绍良的第6路军3个师，第5师胡祖玉（4个团）、第8师毛炳文、第24师许克祥进至南丰及其附近地区，其后方由分布于南丰、南城、黎川地区的新编第13师维护，第56师刘和鼎仍在福建建宁（一说集结于安远，拟向建宁前进中），尚未进入江西。这样，从赣江一直延伸到福建建宁，构成了一条八百里长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此外，在福建还有新编第4旅出宁化，新2师2旅出连城、汀州，第49师张贞部出上杭、武平。在广东，则有第62师出蕉岭。南昌行营直辖的第52师，分布在江西清江、新干、峡江到阜田一带。蒋介石虽经一次失败，但还是看不起红军，又因新军阀之间矛盾尖锐，他还舍不得拿出、一时也拿不出自己的嫡系部队来打。所以，这次“围剿”的军队仍然全是杂牌军。其中以蒋、蔡的19路军（广东军队）、孙连仲的26路军（西北军）和朱绍良的6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较弱。王金钰的第5路军，师数最多，但从北方新到，表现恐惧。这些反动军队离开南昌很快，进人苏区后前进却很慢。一进入苏区边境，就到处做工事，步步为营，不但稳扎稳进，而且徘徊不安，害怕前进。
在查明敌军部署第二次“围剿”的基本情况后，我军立即进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这篇文章仍然是毛泽东领导做的。
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毛泽东回小布开会总结经验，部署红军乘胜转人进攻，向乐安、永丰、宜黄、南丰、建宁、黎川、宁化一线以南以西地区发展，摧毁了一批地主武装盘蹈的土围子，扩大了拥有数十万群众的新解放区，对巩固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待敌军第二次“围剿”即将开始，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1年3月20日下令红军主力与敌脱离接触，由根据地北沿向南移动，即由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南移到广昌、壬田（瑞金城北）、宁都地区。并派出部队到兴国周围，监视袭扰敌第19路军。由广西左、右江转战千里的红7军，这时也到达湘赣边根据地和上 饶、崇义地区，参加整顿并筹款、训练。
3月20日，红军总部政治部下达了由毛泽东签署的第二次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并先后颁发了宣传提纲、口号等。各军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同驻地群众一起开了誓师大会，各师召开了士兵大会。各军、师先后召开了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当时红军中尚保留有“副官”这一职务）、军医会议等，总结经验，研究改善各项作战保障工作，主要是：战时参谋工作、大行李指挥、给养、战俘的收容和清理（包括清理和争取医务人员和无线电技术人员）、战利品特别是药品的搜集、处置和保管等，也讨论和布置了战前练兵。
在地方上，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都广泛地进行了政治动员，讨论支持战争的意义，提高胜利信心。与此同时，加强参战的组织工作，进行坚壁清野，组织慰问团，成立担架队、运输队、交通队、向导队、宣传队（写对敌军士兵宣传的标语传单）和俘虏收容所。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红一方面军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工作会议，讨论和规定了地方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和战术等等。为了统一指挥全区（包括赣江两岸）的游击战争，建立了东、西、南、北、中五个指挥部，划分了 10个游击区，并区分了他们的作战方向和任务，要求各区以独立师、团、营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毛泽东还在百忙中指示司令部草拟了一个关于游击战争的通令，提出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十项办法。通令是郭化若起草的，朱云卿做了修改，毛泽东审阅并修改后于3月7日发出。
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比第一次做得更充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震动了全国。苏区军民一片欢腾，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理解和接受；红军将士对击退敌人新的“围剿”信心百倍；根据地广大群众摩拳擦掌，积极准备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地方武装对封锁消息、袭扰敌人已经有了日益丰富的经验；地方党政机关对坚壁清野、支援战争，也组织得更好，办法更多。在敌人方面，由于第一次“围剿”的惨败，特别是张辉瓒率领的第18师（欠一个旅留东固未来）被我全歼于龙冈，张被俘，后被受他蹂躏的东固人民处决，张的人头，被放在木板上，顺赣江漂流到南昌；谭道源的第50师又遭到我军歼灭性打击，敌军士气低落，军心恐慌，其高级将领莫不个个惊心，人人丧胆。听到红军，就谈虎色变；窜进苏区，就草木皆兵。一军团业余宣传队（后为战士剧社）编了京剧清唱《鲁胖子哭头》，描绘了当时敌人军心恐慌的状态。鲁胖子是指“剿匪”军总司令鲁涤平，“哭头”是指他见到张辉瓒的人头后痛哭失声，唱词是：“哭一声张贤弟我的宿将，战兢兢听那探马报丧；那一日出征宴美酒酣畅，举杯盏祝贤弟师振旗扬；盼只盼捷报传邀功请赏，怎料得初开战败溃龙冈；那红军可长得三头六臂，竟将我精锐师一扫而光；想当年张弟威武豪壮，今日里竟落得如此下场；且止住哭丧泪垂首思量，不由我一阵阵胆颤心慌；怕只怕那红军不同凡响，说不定哪一日进逼南昌；悲只悲我这班虾兵蟹将，不知道又该谁去见阎王；叹只叹这残局如何收场，南京城老头子又要骂娘。”
1。毛泽东力排众议
但是，第二次反“围剿”也有困难的一面，除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外，就是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向忠发代表中央做了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受到米夫器重的王明，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抛出了《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提出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冒险主义纲领。会上虽然选举了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主席，但实际领导权落在得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手里。王明之流，早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时就诬蔑党中央理论水平太低，说将来中国革命只有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学生回去领导。这时，实现了他们的“预言”。他们大搞宗派，突击提拔，安插亲信。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改造”。当时派往中央苏区传达四中全会的代表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
在“四中全会”代表团尚未进到江西中央苏区前，“四中全会”的一部分文件已经送到。由项英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于1931年3月18日起，开了四天。红一方面军各军军长、政委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冒险主义路线的序幕。会上有人在讨论反“围剿”战略问题时提出“跑” 的主张。认为敌我力量对比相差太远，无法对抗。毛泽东反对离开根据地，主张就地打仗。讨论未形成决议。
4月中旬，“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他们不满意“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传达和讨论，又于4月17日在宁都青圹召开中央局会议，虽然时间相隔快一个月了，但会议仍称是“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只开了一天，着重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和讨论“四中全会”对形势的估计，通过了若干决议。这次会议的决议，虽然也不得不承认“汀州会议以前红4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的正确的”，但却不作调查，不问事实，颠倒是非，硬说“从汀州会议起（这时红4军与红3军会合，成立红一军团前委），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这个决议毫无根据、毫无道理地否定了毛泽东一贯坚持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