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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救护车疾驶的夜里，他觉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把他的妻子丢到了脑后，专心致志地思索如何在把他和她隔开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切途径再次被切断的时刻，在他欲望的中心又出现了她的形象，一阵突然爆发的痛苦使他不禁拔脚向旅馆奔去，想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的煎熬，但它却始终紧追着他不放，使他头痛欲裂。
次日一清早他就来找里厄，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科塔尔：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一步步地从头做起。”
“您明晚来；”里厄说，“塔鲁要我去邀请科塔尔，我不知为什么。他十点来这里，您十点半来好了。”
下一天，当科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和里厄正谈论着在里厄那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治愈病例c
“十个中间只有一个，那是这个人运气。”塔鲁说。
“啊！有这回事，”科塔尔说，“这不是鼠疫吧。”
他们告诉他说这一点没错，确是鼠疫。
“既然这个人治好了，那就不可能是鼠疫。你们跟我都知道，鼠疫是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里厄说：“一般情况是这样，但使上一股牛劲，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科塔尔笑了。
“看来不像。你们听到了今晚的数字没有？”
塔鲁善意地看着这位领年金者说他知道数字，情况是严重的，但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只是说明还要采取更为特殊的措施。
“呀！你们不是已在做了吗？”
“不错，但是必须做到每个人都把这当作自己的事。”
科塔尔瞧着塔鲁，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塔鲁说没有行动起来的人太多了，又说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志愿组织的大门是向每个人敞开着的。
“这个主意不错，”科塔尔说，“但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耐心地说：“等到一切办法全都试过以后，我们才能做出结论。”
在他们讲话时，里厄在他的书桌上誊录卡片。塔鲁则一直打量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年金享受者。
“您为什么不愿过来同我们一起干呢，科塔尔先生？”
科塔尔好像受到冒犯似地站了起来，拿起他的那顶圆帽，说：“这不是我于的事。”
然后他以顶撞的口气说道：
“再说，我呀，我在鼠疫中间也过得不坏，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参加进来去制止它。”
塔鲁拍拍自己的前额，恍然大悟：
“啊！对了，我倒忘了，没有它您已被捕了。”
科塔尔陡地跳了起来，急忙抓住椅子就像要跌倒似的。里厄搁下了笔，既严肃又关切地注视着他。
“这是谁告诉您的？”靠年金吃饭的人叫道。
塔鲁露出诧异的神色说道：
“是您自己嘛！至少医生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科塔尔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说话语无伦次起来。于是塔鲁接下去说：
“请您不要激动，医生和我都不会揭发您的。您的事同我们毫不相干。再说，警察局，我们从未对它有过好感。好了，请坐下吧。”
科塔尔看看椅子，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过了一会，他叹了一口气。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他承认了，“而他们偏要旧事重提，我本来以为人们已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人讲了出来。他们把我叫去，并告诉我在调查未结束前要随传随到。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我抓去。”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
“这要看您怎么说了。反正这不是一件血案。”
“监禁还是苦役？”
科塔尔显得十分沮丧。
“监禁，那算我运气……”
但过了一会儿，他用激烈的语气重又说道：
“这是一个错误。任何人都难免有错误。但是我一想到因此要被带走，与家庭隔离，与习惯断绝，与我所有的友好分开，我就觉得不能忍受。”
“啊，”塔鲁问，“就是为了这个，您才想到寻短见的吗？”
“对，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毫无疑问。”
里厄第一次开了口，他对科塔尔说他理解他的担心，但这一切或许会解决的。
“噢，就眼前说，我知道一点也用不着担心。”
“我明白了，”塔鲁说，“您是不会参加到我们的组织里来的。”
科塔尔手里转动着他的帽子，抬头对塔鲁投以疑虑的眼光：
“请不要怪我。”
“当然不，但至少不要去故意散布病菌。”塔鲁微笑着说。
科塔尔辩解说，并不是他要鼠疫来的，它要来就来了，目前鼠疫叫他财运亨通，这也并不是他的过错。那时朗贝尔刚来到门口，听到拿年金者正使劲地说：
“何况，根据我的看法，你们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朗贝尔获悉科塔尔不知道贡扎莱斯的住址。但是再到小咖啡馆去候他总是可行的。他们约定第二天去。由于里厄表示想知道经过情况，朗贝尔就请他和塔鲁在周末晚上到他的房间里来找他，任何时候都行。
早上，科塔尔和朗贝尔到了小咖啡馆，叫人传话给加西亚约好晚上见面，如有不便，顺延至第二天相见。他们白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加西亚到了，他静听着朗贝尔叙述经过。加西亚对情况不了解，不过他获悉为厂核查户口，有些地区曾禁止通行二十四小时。可能贡扎莱斯和那两个青年无法通过警戒线。至于他力所能及的，就是使他们重新同拉乌尔取得联系，当然这不可能在两天以内办妥。
“我明白了，”朗贝尔说，“就是说一切都得重起炉灶。”
两天后，拉乌尔在路角上证实了加西亚的说法：城市外围地区曾禁止通行。必须同贡扎莱斯再度取得联系。两天后朗贝尔同那个足球运动员一起进午餐。
“我们真笨，”贡扎莱斯说，“我们早就该考虑好碰头的办法。”
朗贝尔完全有同感。
“明天早晨，我们到那两个小家伙家里去，把一切都安排好。”
次日，两个年轻人不在家。他们只好留下一个约会的时间，定在第二天中午国立中学广场见面。朗贝尔下午回家时遇到塔鲁，他的面部表情引起了塔鲁的注意c
“怎么，事情不成吗？”塔鲁问他。
“重起炉灶搞累了。”朗贝尔说。
他又再次提出邀请：
“今晚请过来。”
当晚两个人走进朗贝尔的房间时，他躺在床上。他起来在预先准备好的杯子里斟了酒。里厄拿起了他的酒杯问他事情是否正在顺利地进行。记者说他把全部环节从头至尾又干了一遍，现在已到达前一次同样的程度，他即将去赴最后一次约会。他喝了一口酒又说：
“当然罗，他们还是不会来的。”
“不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规律嘛。”塔鲁说。
“你们还没有懂得。”朗贝尔耸耸肩膀说。
“没懂什么呢？”
“鼠疫。”
“啊！”里厄叫起来。
“不，你们没有懂得，就是这个要叫人重起炉灶。”
朗贝尔走到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打开一台小型留声机。
“这是什么唱片？”塔鲁问，“听上去怪熟的。”
朗贝尔回答说是《圣詹姆斯医院》。
在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远处传来两声枪响。
“不是一条狗便是一个逃犯。”塔鲁说。
过了一会，唱片放完了，可以听到一阵救护车的呼啸声，声音越来越大，在旅馆房间窗口下面经过，渐渐微弱，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这张唱片听了使人怪难过的，”朗贝尔说，“我今天已足足听了十遍了。”
“您那么喜欢它？”
“不，但我只有这一张。”
过了一会儿，朗贝尔又说：
“我对你们说还得重起炉灶哪！”
他问里厄卫生防疫队工作进行得怎样。里厄回答说有五个队在工作，希望再组织一些。记者坐在床边，好像一心专注在他的指甲上。里厄打量着他蟋曲在床边的粗矮壮健的身形。忽然他发现朗贝尔在注视着他。朗贝尔说：
“您知道，医生，我对你们的组织考虑得很多。我没有和你们一起工作，有我的理由。还有，我认为自己还是个不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是在哪一边？”塔鲁问道。
“失败者的一边，但从那时起，我思考了一些问题。”
“思考什么？”塔鲁问。
“勇气。现在我明白人是能够做出伟大的行动的c但是如果他不具有一种崇高的感情的话，那就引不起我的兴趣。”
“我的印象是，人是任何事情都能干的。”塔鲁说。
“不见得，他不能长期受苦或长期感到幸福，因此他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来。”
他看了他们一眼又说：
“您说说，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目前看来不会。”；
“对啦，但您能为理想而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为理想而死的人我是看够了。我并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这并不难，而且我已懂得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兴趣的是为所爱之物而生，为所爱之物而死。”
里厄一直留神倾听着记者的话，始终望着他。这时他和颜悦色地说：
“人不是一种概念，朗贝尔。”
对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激动得脸色通红。
“人是一种概念，不过，一旦脱离了爱情，人就成为一种为时极短的概念。而现在正好我们不能再爱了，那么，医生，让我们安心忍耐吧。让我们等着能爱的时刻到来；如果真的没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时候，不必去装什么英雄。我嘛，只有这点想法。”
里厄站了起来，好像突然感到厌倦起来。
“您说得对，朗贝尔，说得完全对，我丝毫没有叫您放弃您想干的事情的意图，您的事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好的。然而我又必须向您说明：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这种想法可能令人发笑，但是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指什么？”朗贝尔突然严肃起来问道。
“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
“啊！”朗贝尔怒气冲冲地说，“我不知道我的本分工作是什么。我选择了爱情，也许这事儿做错了？”
里厄面对着他，有力地说道：
“不，您没有做错。”
朗贝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
“你们二位，我看你们在这一切活动中，一点也不会失去什么：在正路上走嘛，总是容易的。”
里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
“走吧，我们还有事呢。”
他走了出去。
塔鲁跟在他后面，但刚走出去又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对记者说：
“您知道吗，里厄的妻子在离这里儿百公里之外的一个疗养所里？”
朗贝尔做了一个表示惊异的动作，但塔鲁已走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朗贝尔打了个电话给里厄：
“在我找到离开这座城市的办法之前，您能同意我跟你们一块儿干一阵子么？”
对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接下来说：
“行，朗贝尔。谢谢您。”
18
由于鼠疫而受到囚禁的人们就这样在整整一周中不断地努力挣扎着。其中也有一些像朗贝尔之辈的人，显然还存在着幻想，自以为仍是自由的人，可以自行作出抉择。但事实上可以说，到了八月中旬，瘟神的黑影已笼罩住一切。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鼠疫，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各种感受中最严酷的是分处两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反抗情绪。在这热浪和疫潮双双达到顶峰时期，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总的情况叙述一下，并举些具体例子，谈谈活人的激烈行动，死者的埋葬经过和情人们两地相思之苦。
那一年，六月刚过就刮起风来，一连几天疫城上空风势不衰。奥兰居民向来特别怕风，因为城市建在高原上，毫无天然屏障，因此大风能长驱直人，横扫街巷而威力不减。数月来，城里没下过一滴雨，到处罩上一层灰色外衣，被风一刮，纷纷脱落，尘土与废纸齐飞，不断打在越来越少的散步者的腿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人用手帕或手捂住嘴，俯着身子在街上快步疾行。过去到了晚上，人们总是成群地聚在一起，尽力把日子拖得越长越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现在则不然，人们遇到的是三三两两地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去或到咖啡馆去的行人。几天来黄昏来得更早，街上行人绝迹，只听到不断的凄厉的风声。从那白浪滔天而从城里又见不到它的大海里吹上来一股夹着盐和海藻的气味。这座荒无人踪的城市，尘埃遍地，海水的味儿扑鼻，狂风呼啸之声不绝，宛若一座孤零零的岛屿在低声哀鸣。
迄今为止，鼠疫造成的死亡在居民拥挤、条件较差的外围地区远远多于中心区。但它似乎骤然挨近市中心，侵人了商业区。居民们归咎于大风把病菌吹了进来。“它把事情搞复杂了，”医院院长说。不管怎样，当中心区的居民听到黑夜里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铃声在他们的窗前经过，响起了瘟神阴沉无情的召唤时，就意识到轮到自己的时刻到了。
在城里，人们又把某些鼠疫特别猖撅的区同其他各区隔离开来，除了工作上绝对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在这些隔离区里的居民当然要认为这项措施是专门要使他们难堪，不管怎样，对比之下，他们倒把其他各区的人，看成是自由的人了。反过来，后者一想到别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在困难重重的时刻里便会感到某种安慰：“还有比自己关得更严的人呢！”这句话总结了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希望。
大约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火灾次数有所增加，特别在西城门那里的娱乐中心地区。据调查，有些检疫隔离完毕回家的人，由于遭到飞来横祸，亲人死亡，因而精神失常，纵火烧屋，幻想烧死瘟神。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制止这种行动，因为这种纵火不断发生，加上狂风助威，使一些地区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人们尽管提出证据说明当局采取的房屋消毒措施已足够消除感染危险，但依旧无效，于是不得不颁布极为严厉的刑法来对付那些无辜的纵火犯。可是，毫无疑问，使这些不幸的人望而生畏的并不是徒刑本身，而是因为全体居民没有一个不知道判处徒刑等于判处死刑，理由是根据统计，市监狱中的死亡率非常之高。这种想法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理由很明显，瘟神打击得最凶的对象似乎就是那些一向过着集体生活的人：士兵、修道士和囚犯。在监狱中，尽管其中有些在押犯是单独监禁的，但仍不失为一个集体生活单位，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市监狱中无论看守人员或犯人都同样有被瘟神攫走生命的。在瘟神的傲慢的眼里，任何人，上至典狱长，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一概被判了刑。全监上下绝对公平，这也许还是第一次。
在各种身份平等化的现象面前，当局试图推行一种等级制度，设想出一套颁发勋章给执行任务期间死亡的看守人员的办法，但仍解决不了问题。鉴于戒严令已经颁布，从某个角度看来，可以把监狱看守人员看作是动员入伍的军人，因此对这些死去的人员追发军功勋章。当然犯人对此不会提出任何抗议，但军界却不能同意，而且很有理由地指出，这样做法可能会遗憾地使公众思想产生混乱。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大家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死去的看守人员改发抗疫勋章。可是对以前死去的看守人员已经错授了军功勋章，也就不能再要回来，而军界方面对此却仍保持他们原来的看法；另一方面，抗疫勋章有它的弱点，起不到军功勋章能起的精神方面的作用，因为在疫病流行期间，取得一枚这种性质的勋章实在是不足为奇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
另外，管理监狱不能像管理修道院那样，更不能像管理军队那样。城中仅有的两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已暂时分散居住到虔诚的教徒家中去了。与此相仿，每当情况许可，一连一连的士兵便离开营房去驻在学校或公共建筑里。这样，表面上疫病迫使市民处于一种被围困者紧密团结的状态中，但同时却把传统的团体搞得四分五裂，使其中成员重又进入孤立状态，这些都造成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大风劲吹，可想而知，必然也在某些人心头引起熊熊大火。深夜中城门又数度遭到袭击，但这次冲杀的是手持武器的小组。双方相互射击，伤了几个，逃出城去几个。守卫加强了，动乱很快平息，但已足够在城里引起一股暴动之风，出现了一些暴力的场面。一些出于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抢劫。当然很难断定这些行为是否出于预谋。在大部分情况下，往往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机会促使一些素来令人尊敬的人做出一些应受谴责的举动，而且旁人立即群起效尤。比如：一所房子起火了，一些发狂的家伙会当着痛苦得发呆的房主的面，冲进那熊熊烈火还在燃烧的房子中去。看到房主没有反应，许多围观者也会学样。于是在被火光映红的阴暗街道上，只见许多黑影四处奔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