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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那些笔记本里的记载，不管怎么说，也可算是这段困难时期的一种记事。但是这段记事很特别，似乎反映出一种偏重细小事物的成见。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以为塔鲁是一个着眼于琐碎细节的人。在这全城的大动乱中，他总是致力于记述这段历史的轶闻琐事。人们无疑地要为他这种成见感到惋惜，对他的铁石心肠表示怀疑。可是，正是这些笔记本能够对这一时期的记事提供大宗具有重大意义的次要细节，也正是这些细节的离奇古怪，使人们不至过早地对这位风趣人物作出判断。
让·塔鲁是从他到达奥兰之时开始写这些记录的。记录一开始就说他能住在这座那么丑陋的城市里，感到出奇地满意。对点缀市府的两座铜狮作了细致的描绘。对这里缺少树木、房屋简陋和城市布局荒谬等，都不苛求。塔鲁还在描述中夹杂了他在电车中和马路上听到的一些交谈，但不加评论，在稍微后面一点提到的一段有关一个名叫“康”的人的对话则属例外。塔鲁曾经亲耳听到两个电车售票员的交谈：
“康这个人，你很熟悉吧？”一个售票员说道。
“康？那个高个子，黑胡子的是吗？”
“就是他，过去在铁路上扳道岔的。”
“对，一点也不错。”
“可是，他死了。”
“啊！什么时候死的呢？”
“在老鼠事件之后。”
“哟！他到底生的什么病？”
“不清楚，他当时发烧。不过，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在腋下长了脓肿，没有能顶住。”
“可是看上去他的健康情况和别人没有两样啊！”
“不，他的肺部比较弱，还参加市军乐队，一直吹短号，这玩意儿是伤身体的。”
“啊！”另一个最后说，“一个有病的人就不该再吹短号了。”
塔鲁写了这些环节后提出了疑问：康明知参加市军乐队对自己有害处，但为什么仍然参加了？又有什么深奥的理由使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加星期日的游行演奏？
接下去是记述塔鲁所看到的窗户对面的阳台上时常出现的情况，对此他似乎很有好感。原来他的房间朝向一条小小的横街，那里的墙影下经常睡着几只猫儿。每天吃完午饭，全城正在炎热的天气里打瞌睡的时候，马路对面的阳台上就出现一个矮老头，他长着一头梳得整整齐齐的白发，穿着军人式的服装，显得笔挺而庄重。他用并不亲切但柔和的“咪咪”声，呼唤那些猫儿。猫儿张一张睡眼，还是一动不动。那人在小街的上空将一张张小纸撕碎，散落下去的白纸蝶儿吸引住这些畜生，它们走到街心，犹豫地把爪子伸向那些最后还在飘落的纸屑。矮老头就对准猫儿使劲地吐唾沫。假如有一口吐中了，他就会笑起来。
最后，塔鲁好像还是被这座城市的商业魅力所吸引住了，那里的市容、繁华、甚至娱乐都像是受做生意的需要所支配似的。这个特点（笔记本里是这样写的）获得塔鲁的赞赏，甚至在他某一段颂扬的文字里用上这样的感叹作为结束语：“总算不虚此行！”在这位旅客的这一时期的笔记里，只有这些地方似乎才是出于他本人的真情。不过要看出这些笔记的意义和严肃性那是困难的。另外一段笔记的内容也是如此，在记述一个旅馆出纳员由于发现一只死老鼠而记错了账目后，塔鲁比平时较为潦草地加上了这些话：“问题：要不浪费时间，怎么办？答案：到漫长的时间里去体验。方法：在牙医生的候诊室里，坐在不舒服的椅子上，过上几整天；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度过星期日的下午；去听别人用听不懂的语言做报告；在选定一条路程最远又最不方便的铁路线上去旅行，当然还得站着；去剧院售票处前排队而没买到票等等。”但是紧跟这些不着边际的语言和思想之后，笔记里又开始详细记叙起城里的电车来，说它的模样像条舢板，它的颜色模糊不清，它的车厢永远肮脏，末了用一句不知所云的“真了不起”来作结束。
现在且看塔鲁在老鼠一事上所作的记载：
“今天，对面的矮老头失了常态。猫儿都不见了。由于街上发现大量死老鼠，猫儿也就失踪了。依我看来，这并非是猫儿去吃死老鼠了。我记得我的一些猫儿就是厌恶死老鼠的。可能它们钻到地窖里去乱跑，而矮老头就不知所措了。他的头发也梳得不那么整齐，人也不那么精神了。看上去他有心事。过一会他进去了。但在进屋前他还毫无目标地吐了一下口水。
“今天城里有一辆电车中途停驶，因为里面发现一只死老鼠，不知它是怎么来的。两三个妇女下了车。丢掉了死老鼠，电车就重新开走了。
“旅馆里，值夜的——这是个诚实可靠的人——对我说这些老鼠是灾难的先兆。‘当老鼠离开轮船的时候……’我回答他说，就轮船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城市里还从未有人证实过这种先兆。然而他却断定不疑。我就问他，依他看来，可能发生什么灾难。他也说不上来，因为在他看来，灾难是不可能预见的。反正如果发生地震，他也不会感到意外。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他又问我这是否会使我担心。
“我对他说：‘我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求得内心宁静。’
“他完全理解我的意思。
“在旅馆的饭厅里，有一家人很有趣。父亲是个瘦高个儿，穿着黑色衣服，硬领子。在他秃顶的左右两边，有两撮灰白的头发。他有一双圆而冷酷的小眼睛，削尖的鼻子，横阔的嘴，活像一头驯服的猫头鹰。他总是第一个到饭厅门口，然后侧身让他的妻子走进来——他的妻子小得像只黑鼠，后面又跟着进来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打扮得像两只训练有素的小狗。他走到餐桌旁，等妻子坐下，然后自己人座，最后轮到两只小狗爬上椅子。他称呼妻子和孩子都用‘您’字，但对妻子讲的常是彬彬有礼的刻毒话，对孩子用的则是权威的口吻：
“‘尼科尔，您真是讨厌极了！’
“小姑娘几乎要哭出来。这也是必然的。
“今天早晨，男孩对老鼠事件很起劲，想在吃饭时讲一讲。
“‘吃饭不要讲老鼠，菲利普。我不许您以后再提这个词儿。’
“‘您爸爸说得对，’小黑鼠说。
“两只小狗埋头到狗食盘中去了。猫头鹰就点了点头，表示谢意，其实这也是多余的。
“即使有着老先生的这番训诫，城里还是大谈其老鼠事件，报纸也介人了。本市新闻栏里通常登载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却整栏都是攻击市政当局的内容：‘我们的市政官员们是否注意到这些腐烂的死老鼠会引起的恶果？’旅馆经理讲来讲去的也是这件事，其原因是他正在恼火：在一家体面的旅馆的电梯里发现老鼠，在他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为了安慰他，对他说：‘但这是大家都碰到的嘛！’
“‘正是因为这样，’他回答我说，‘我们现在也和大家一样了。’
“是他对我讲起这种奇怪的高烧症最早的一些病例，现在这种病已使大家开始担忧了。他的收拾房间的女佣中，已有一人得了这种病。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不会传染的，’他赶紧加以说明。
“我对他说这对我是无所谓的。
“‘啊，我知道，先生您跟我一样，是位宿命论者。’
‘我根本没有这样的高见，反正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对他说……
就从这时起，塔鲁的笔记开始比较详细地记述这种莫名其妙的、大家都已在担心的高烧症。塔鲁记下了那个矮老头终于在老鼠不再出现后重新见到了他的猫儿，以及他耐心地校正自己吐唾沫的位置的情况。接着他又记载了有人已能举出十几起这样的高烧病例，其中大多数是不治之症。
最后可以把塔鲁对里厄医生的刻划转述一下作为资料。据笔者的判断，他描绘得相当逼真：
“看来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膀，近乎长方的脸儿，深褐色的眼睛，目光正直，但是下颌突出。鼻子高而挺，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嘴角微翘，嘴唇厚实，而且几乎总是紧闭着。他的皮肤黝黑，汗毛也呈黑色，他总是穿着深色的服装，但很合适。他的外表有点像西西里的农民。
“他走路敏捷。跨下人行道也不改变步伐，但是过了马路踏上对面人行道时，大半是轻轻一跳。他驾驶汽车，常常心不在焉。指示方向的箭头也常不放下，即使车子转了弯也是这样。头上从来不戴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4
塔鲁记载的数字是正确的。里厄医生也掌握了一些情况。看门人的尸体运走后，他曾打电话给里夏尔，询问关于腹股沟淋巴结炎的情况。
“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懂，”里夏尔说，“两人丧命，一个是两天，另一个是三天内死去的。那天早晨，我离开后者的时候，他的病情从各方面看来似乎都已好转。”
“如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里厄说。
他又问了几个医生。调查结果是在几天里同样的病例有二十来起，几乎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向奥兰医师公会主席里夏尔提出要求：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开来。
“我可办不到，”里夏尔说，“这应由省政府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有传染危险的？”
“没人跟我说过，可是这些症状是令人担忧的。”
然而里夏尔认为他自己“没有权”办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
正在谈论时，天气却变坏了。在看门人死后的第二天，大雾漫天。骤急的倾盆大雨冲击全市；骤雨后就是暴热。海水失去了它的深蓝色，在雾天之下，只见一片银灰色的刺眼的反光。这又热又潮湿的春天还不如夏天的盛暑舒服。在这座像蜗牛那样隆起在高原上的几乎全面背海的城市里，笼罩着一片忧郁阴沉的气氛。在这些粗涂灰泥的长墙之间，两旁尽是积满尘垢的玻璃橱窗的街道中，以及肮脏发黄的电车里，到处都觉得有点被天气困住似的。只有里厄的那个年老病人哮喘没有发作，因而感到这种天气是一种享受。
“热得难熬，”他说，“但这对支气管倒挺不错。”
热得的确难熬，其程度正如发烧一样。整个城市在发烧，这至少是里厄医生当时的印象。那天早上他去费代尔布街，参加科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但是他觉得自己这种感觉毫无根据。所以产生这种印象，他认为原因在于焦躁的情绪和大量的心事在纠缠着他，因此他觉得必须快点使自己的头脑镇定下来。
他抵达那儿的时候，警官还没有到。格朗在楼梯口等着，他们决定先到格朗家去，把门开着。这位市府职员住两间房，陈设很简单。令人注目的只有一只白本书架，上面放着两三本字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虽已拭去一半但还能认得出来的“植花的小径”等字样。据格朗说，科塔尔昨晚睡得很好。但早上醒来，头部痛得不能动弹。格朗显得疲倦和心烦，不住在房里踱来踱去，把桌上一只装满稿纸的大文件夹，打开了又合起来。
他告诉医生，他对科塔尔不太熟悉，只是认为他有点小积蓄。科塔尔是个古怪的人。他们之间长时期来只有楼梯上相遇时打个招呼的关系。
“我只跟他谈过两次话。几天以前，我在楼梯口打翻了一盒带回家来的粉笔，有红色的也有蓝色的。这时，科塔尔走到楼梯口，帮我拾起来。他还问我，要这些不同颜色的粉笔作什么用。”
格朗于是向他解释：他想重新学点拉丁文。自从离开中学后，他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对呀！”他对医生说，“有人向我保证：这对更好地掌握法语的词义是有益的。”
他就把拉丁文的单词写在黑板上，用蓝粉笔再抄一遍词尾的变化——性、数、格的变化和变位，又用红粉笔抄写那不变的部分。
“我不知道科塔尔是否懂得，但是他对这表示感兴趣，并向我要了一支红粉笔。我当时感到有点奇怪，但这毕竟……当然我没想到他会用它来完成他的计划。”
里厄正在问他第二次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但是警官带着秘书来到了。他首先要听听格朗的陈述。医生发觉格朗在谈到科塔尔时，总是称他为“绝望者”。他甚至一度用上“致命的决定”这种词儿。他们讨论了自杀的原因，格朗却显得咬文嚼字。最后大家同意选用“内心痛苦”一词。警官问从科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事先一点也看不出他的所谓“决定”。
“昨天他来敲我的门，”格朗说，“问我要火柴。我就把自己的一盒给了他。他一边表示歉意，一边对我说邻居之间……然后他向我保证一定把火柴还来。我叫他留着。”
警官又问这位职员，科塔尔有没有异常的表现。
“我觉得他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好像要跟我谈话。但是我正有事。”
格朗转向里厄，有点尴尬地说下去：
“一件私人的事情。”
警官于是要去看看病人。但是里厄认为最好让科塔尔在访问前有个准备。当里厄走进科塔尔的房间时，他只穿了一件灰色法兰绒衣服，在床上竖起身子，带着不安的神情，转身向门日望着。
“是警察局吧？”
“不错，”里厄说，“且别激动。完成两三项手续后，就没您的事了。”
但是科塔尔回答说这毫无用处，再说他是不喜欢警察局的。里厄不耐烦了，说：
“我也对他们并无好感。如要一次就完事，必须对他们的问话回答得快、回答得正确。”
科塔尔不吭声了，医生转身向门口走去，但这个矮胖子叫住他，井在他走近床边时拉住了他的手：
“他们不会伤害病人，一个上吊过的人，您说对吗，医生？”
里厄看了他一会，然后向他保证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而且自己也是为了保护病人，才来到这里的。病人似乎松了口气，里厄就叫警官进来。
他向科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并已问他能否清楚地说明他这行动的种种动机。他两眼不望警官，只是回答说，“内心痛苦”，当时正是这个动机。警官追问他是否还要再犯。科塔尔激动起来，回答说不想再干了，只想人家不要来烦他。
警官气愤地说：“我要提醒您，现在是您在找别人的麻烦。”
里厄当即做了个手势，这对话也就到此为止。
警官走了出去，叹了口气，说：“您想吧，自从大家议论这个高烧的事儿以来，我们要做的事可真不少呢……”
他问医生高烧的事儿是否严重，里厄说他完全不知道。
“这全是天气关系，没有别的原因，”警官下了这个结论。
的确，这是天气关系。就在这一天里，各种东西变得愈来愈粘乎，而里厄每出诊一次，他的担忧也就增加一分。当天下午，郊区那个老病人的邻居，双手紧压着腹股沟，边说吃语，边在呕吐。淋巴结比看门人的要大得多。其中一个开始流脓，很快就溃烂得像只烂水果。里厄一回到家，就打电话给省里的药物仓库。他那天的工作记录上写着：“他们答复说没有”。而别处又有人来叫他去处理同样的病情。显而易见，必须打开这些脓肿。用手术刀划上个十字，淋巴结就溢出带血的脓水。病人流着血，四肢叉开，腹部腿部出现斑点。有的淋巴结停止出脓，继而重新肿大。大多数情况就是病人在难闻的奇奥中死去。
报纸只在老鼠事件上大事渲染，对这些情况却只字不提，这是因为老鼠死在路上，人却死在屋里，而报纸只管路上的事情。但是省政府和市政府开始商议起来。在每个医生只掌握两三个病例的情况下，当然没有人会想到采取行动。其实只要有人想到把这些数字加一加，就会发觉总数是惊人的。不到几天工夫，死亡病例大大增加。谁要是关心这种怪病的话，都能肯定这是真正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同行、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卡斯特尔，就选中这个时候前来找他。
他对里厄说：“里厄，您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等待化验结果。”
“我知道的，我倒用不着化验。我曾在中国做过一段时期医生，约在二十年前在巴黎也见过这样的病例。只不过是在疾病发作的当儿没有人敢直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不可惊动：不能慌乱，切不能慌乱。而且就像一个同行说的：‘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这种病在西方已经绝迹了。’不错，大家都知道，除非是死人。得啦，里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跟我一样明白。”
里厄思忖着。他从诊所的窗日眺望那远处遮住海湾的峭壁悬崖。天空虽然一片蔚蓝，但色彩暗淡，随着夜幕的降临而逐渐消逝。
里厄说：“对！卡斯特尔。这是难以相信的。但是看样子，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站了起来，朝着门口走去。
这位老医生说：“您知道人家会怎样回答我们：它在温带地区已经绝迹‘多年’了。”
里厄耸了耸肩膀说：“绝迹？这怎么理解呢？”
“对，而且不要忘记：约在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
“好吧。但愿这次的情况不比过去更严重。不过这简直难以叫人相信是真的。”
5
“鼠疫”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了。写到这里，暂时不提留在窗后的贝尔纳·里厄，让笔者谈一下医生心里产生疑虑和感到惊异的道理，因为这也是大多数市民的反应，虽然程度各有不同c本来，天灾人祸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落到头上，人们就难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里厄医生也和我们这些市民一样，一点也没有准备，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犹豫不定，也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既是担忧又有信心的矛盾心理。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人们说：“仗是打不长的，真是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确是太愚蠢了，但却也不会因此而很快结束。蠢事总是不会绝迹的，假如人们能不专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