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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声，这时他们又听到了这苦难城市的模糊不清的嘈杂声。格朗放下了稿纸，继续对它凝视着。过了一会，他抬头问里厄：
①原文为“栗色”。下文中，格朗因未解“栗色”的词义，误以为“栗色牝马”系马的一个品种，因而在修改句于时，将“富丽”改为“黑色”，闹了笑话。故此处模拟作者的用词，改译为“枣骝”，使译文与下文配合。
“您觉得怎么样？”
里厄说这个开头使他渴望知道下文，而对方却兴奋地说这个观点不对头。他用手掌拍拍他的稿纸说：
“这里只能写出个大概。如果我能把我所想象的情景完美无缺地描绘出来，如果我的句子能和这个骑马小跑的节奏‘一、二。三，一、二、三’合拍，那么，其余部分就更顺利了，特别是一开始想象力就非常丰富，这样就有可能使他们说；‘脱帽致敬’。”
但是要做到这点，他的工作还着实不少。他决不同意就这样去付印，因为尽管这个句子有时令他感到满意，他也明白‘且还不能完全同实际情况相吻合，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句子流利的笔调使它或多或少近于陈词滥调。这至少是格朗所要表达的意思。讲到这里，窗外传来人们奔跑的脚步声。里厄离座站起身来。
“您将会看到我搞出些名堂来，”格朗说着，把脸掉过来望着窗口，又加上一句：“当这一切完工的时候。”
急促的奔跑声又传来了，里厄已下楼走到街上，有两个人从他面前跑过。看来，他们是在向城门口奔去。我们这个城里有些人被炎热的天气和鼠疫搞得晕头转向，失去理智，打算硬来，试图蒙混过关，逃出城去。
13
还有像朗贝尔那样的一些人也想逃离这个新出现的恐慌的气氛，不过他们比较固执、比较巧妙，但并不更得手些。朗贝尔先是不断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活动。据他所说，他一直认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而从某种观点看来，他的职业要求他会周旋，善应付。他走访过很多官员和其他的人，这些人的资望向来是人所公认的。但是这一次，情况特殊，这种资望却毫无用处。这些人中大部分对银行、出口、柑桔，还有酒类生意等方面有精辟而专门的见解，他们在诉讼或保险问题上拥有毋庸置疑的知识，更不必说他们的过得硬的文凭和显而易见的乐于助人的态度。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乐于助人。但在鼠疫问题上，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朗贝尔在他们每个人面前，一有机会就申诉自己的理由。他的基本论据不外是：他是外乡人，因此他的情况应该得到特殊对待。一般地说，这位记者的对话者们都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们总是向他指出，这也是好多别的人的遭遇，所以他的情况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特殊。朗贝尔回答说这对他的论据丝毫无损。对方则说这对行政当局却会带来困难，他们极不愿给予例外照顾，怕的是造成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情况：开了先例。这样讲话的人，根据朗贝尔向里厄医生所讲的分类方法，可归人形式主义者这一类。此外，还有些会说话的人，告诉来访者局面是长不了的，并不惜以大量好话劝说求助者，他们安慰朗贝尔说，目前的情况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麻烦而已。也有一些“要人”要求来访者留一张条子，简要说明情况，并告诉他，以后会作出决拉那些轻浮的人趁机向他推销住房证券或推荐经济的膳宿公寓；那些照章办事的人让他填写卡片，然后分类归档了事；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就不耐烦地把两臂高高举起；嫌麻烦的索性掉过脸去不睬；更多得多的是一批沾有旧习气的办事者，他们叫朗贝尔到另一个机关去联系，或指点他另行接洽的方法。
这位记者就这样一处接着一处地走访，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经常在漆布长凳上坐等，面对着劝人购买免税国库证券和动员人们参加殖民地远征军的大幅招贴，又由于他经常走进办公室，里面有哪几张面孔，有些什么文件夹和档案架，不用看，一猜就着，因此什么是市政府，什么是省政府，他已一清二楚c正像朗贝尔带些辛酸味告诉里厄的那样，这一切也有好处，那就是使他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感觉不到鼠疫的蔓延。何况这样还可以使日子打发得快些，而对今日全城每个人来说，只要不死，过一天就是朝这场考验的终点走近一天。里厄没法否认这一事实，但觉得这未免过于概括了一点。
有过这么一次，朗贝尔曾产生过希望。他接到过省府发下的一份情况调查表，要求他据实填写，内容有身份、家庭情况、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来源以及个人经历之类。这给他的印象是对一些可能被送回原地的人们的一次调查。从某个办公室得到的一些含糊的消息证实了这种印象。但是经过几次明确的探询后，终于找到了寄报表的单位，他们这才对他说，收集这些资料的目的是“以备不时之需”。
“以备什么需要？”朗贝尔问。
他们就向他明确指出，这是准备在他得了鼠疫而死亡时，一方面便于通知他的家属，另一方面可研究是否应由市府负担医疗费用，还是等待死者亲属来付清账目。当然，这证明他与期待着与他重逢的人并没有完全隔离，社会还在关心他们。不过，这并不带来任何安慰。更值得注意的事——朗贝尔当然也注意到了——倒是一个单位在灾情最严重的情况下能以什么方式继续服务，并且不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指示，而是主动为了未来的工作才这样做，其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它的职责所在。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对朗贝尔来说，既是最容易过的又是最难过的。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时期。他跑过所有机关，进行过各种方式的交涉，到处碰壁。他从这个咖啡馆溜达到那个咖啡馆。早上他坐在咖啡馆前的露天座上，面前放着一杯没有冰冻过的啤酒，拿起报纸希望看到一些有关疫病即将结束的迹象；他注意过路人的表情，看到了几张愁眉苦脸，就不快地掉过头去；他朝着对面店家的招牌和已经过时的一些著名开胃酒的广告，看了第一百次后，便起身在城中黄色的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去。就这样，从僻静的散步场所走到咖啡馆，又从咖啡馆走到饭馆，直到晚上为止。有一个晚上，里厄正好看见记者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想进去又不想进去。结果他似乎决定了，走进去坐在屋子的深处。就是在这个时间里，上级命令咖啡馆尽量推迟开灯的时间。暮色像一股灰沉沉的流水漫人室内，玫瑰色的夕阳余辉反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桌面在薄暮中映出微弱的反光。在这没有别的顾客的大厅中，朗贝尔宛若一个被遗弃的幽灵，独坐一隅。里厄暗忖：这该是他体验遗弃之感的时刻。不过，这也是本城所有的被禁闭的人们体验流放之感的时刻，应该做些工作使他们早点得到解放了。于是里厄就掉头走开了。
朗贝尔有时还在火车站里呆上很长的时间。车站的月台是不准进去的，但与外边相通的候车室则敞开着，逢到大热天乞丐有时就会到这用来，因为这儿阴凉。朗贝尔到这里来看看原先的行车时刻表、禁止吐痰的标语牌和铁路警局的条例，然后坐在一个角落里。大厅很阴暗，一只有好几个月没有生过火的旧生铁火炉还在那里，周围地上满是过去洒成8字形的水渍。墙上有几张宣传到邦多尔或戛纳去度自由幸福的假期生活的广告。朗贝尔在那里体验到了处于绝境中的人在看到了外面的自由时所产生的憎恶之感。他曾告诉过里厄，使他看了最难忍受的是巴黎的景色：古石和流水，故宫的鸽子，北火车站，先贤饲附近人烟稀少的地区，以及一个过去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使他欣赏的这座城市中的一些其他去处。这些景象这时都在他脑海中逐一出现，使他什么事也不想做。里厄认为这不过是他把这些景象同他的爱情联系起来的缘故。后来有一天，朗贝尔告诉医生，说他喜欢一早四点钟醒来思念他的家乡，医生不难从他本身的经验理解为他那时是在思念他那留在外边的女人，因为这是在思想上真正占有她的最好的时刻。凌晨四点的时候通常人们什么都不做，在睡大觉，即使度过了一个不忠实于爱情的夜晚后也是这样。不错，这个时候人们在睡觉，这时的思念能令人心安，因为一颗不落实的心渴望永远占有他心爱的人儿，而在心上人不在的时候，就渴望能使她进入无梦的酣睡中，直到团圆之日才醒来。
14
布道后不久，天气转热，已是六月底了。在布道的星期日下了那场迟来的大雨后，第二天，炎夏天气突然出现在天际和屋舍上空。先是热风吹了一整天，把墙壁都吹干了。烈日当空，城市整天在持续的热浪和骄阳之下烤炙c除了拱廊马路和屋子里边，全城似乎没有一处不受刺目的阳光的烤炙。太阳到处盯住城里的人不放，他们一停下，就晒得更厉害。由于这几天的暴热正好和直线上升到每周近七百人的死亡数字同时出现，沮丧的情绪席卷全城。在郊区的平坦的马路和带有平台的房屋之间，热闹的市声逐渐减少。在这一地区，原来人们习惯在门口活动，现在所有的门户都关上了，百叶窗也紧闭着，谁也说不上来这究竟是为了躲避鼠疫还是抵挡热气。但是，从一些屋子里则传来阵阵呻吟声。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有好事者聚在街中倾听，如今经过长时期的惊恐，心肠好像变硬了，大家虽然听到了呻吟声，却照常行走或生活，把它当作人的自然的语言而等闲视之。
在关卡附近时常发生冲突，警察不得不使用武器，引起暗中发生的骚动。肯定有人受伤，城中还传说有人死亡，反正在这酷热和恐怖影响下的城市中，任何事情都会被夸大。不管怎样，不满情绪的确在不断增强，而当局已准备应付更严重的情况发生，正在认真地考虑万一这些受到灾难驱使的居民造起反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报纸公布重申不准出城的禁令，并且威胁说违令者要受监禁处分。巡逻队在市内巡回。往往在寂静无人和晒得发烫的路上，先听到踩在路面上的马蹄声，然后见到一些马队在一排排紧闭着的窗户之间行进。巡逻队过去了，一种不安的寂静重又笼罩着这座受威胁的城市。时而也能听到几下枪声：一些特地组织起来的小队最近奉命杀死可能传播跳蚤的狗和猫，这种短促的枪声也为城市增添了警戒气氛。
周围一片寂静，热气蒸腾。在已经是惊弓之鸟的市民的眼里，任何事情都变得格外引人注意。季节变换时出现的天空的颜色和土地的气味也第一次受到大家关注。人人带着恐惧的心情，因为大家理解暑气会助长瘟疫，同时人人又都感到夏天确实已经来临。晚上城市上空传来的雨燕的调嗽声变得清越起来。苍茫的暮色使六月的天空变得异常开阔，雨燕的鸣声已显得和这种景色不大协调。市场上的鲜花，含苞未放的已看不到，都是盛开的，早市以后，花瓣散落在尘埃遍地的人行道上，人们清楚地看到春意迟暮。曾几何时，春之神花枝招展地巡游在万紫千红之中，而现在已在鼠疫和炎热双重压力下慢慢地香消玉殒了。在全城的人看来，这夏日的长空，这在尘埃和沮丧情绪之下变得灰白色的街道，同每天使全城的人感到心情沉重的成百的死亡者具有同样的威胁性。烈日不停地逞威，正是引人思睡和度假的时刻，但却不再像从前那样诱人人水喀戏或是恣情纵欲，相反，这时刻在城门紧闭、一片沉寂的环境里只能给人以空虚之感。过去在这个季节里，人们古铜色的肤色在欢乐的气氛中闪烁发光，现在这种景象已看不到了。烈日和鼠疫扑灭了一切色彩，赶走了一切欢乐。
这是由疫病引起的一种重大变化。平时这个城男的人总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夏天的到来。那时全城向大海打开了大门，年轻人纷纷拥向海滩。今夏完全不同了，离城较近的海滨划为禁区，肉体不再有享乐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干什么好呢？还是塔鲁对我们当时的生活作了最忠实的描述。当然，他经常注意鼠疫蔓延的总的情况，而且记下了疫情的一个转折点：无线电台报告的不再是什么每星期死亡几百人而是有时每天死亡九十二人，有时一百零七人，有时高达一百二十人。“报纸和当局在报告鼠疫情况时已极尽其婉转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把鼠疫的可怕形象减轻些，因为每天一百三十人的数字比每周九百十个人要小一些。”他还描述了瘟疫的一些悲惨动人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例如一次当他经过一个冷冷清清、家家百叶窗紧闭的居住区，他抬头看见一个女人突然打开一扇窗，发出两声尖厉的叫声，然后放下叶板重又遮闭住她那昏暗的房间。而另一方面他还记下了这种情况：药房里的薄荷药糖被抢购一空，因为许多人嘴里都含着这种糖来预防传染。
他还继续对他特别看中的那些人物进行观察。他告诉我们，那个玩猫的矮老头儿也活得够凄凉的。原来一天早晨，正像塔鲁所写的那样，几下枪声，发出几颗铅弹就打死了大部分的猫，其余的惊惶地逃离了街道。同一天，矮老头儿在惯常的时刻来到阳台上，他显得有些惊讶，俯身向街道的尽头张望，耐心地等待着。他的手轻轻地一下一下敲打着阳台的铁栏杆c他又等待了一会儿，撕了一些小纸片，回进去了又出来，过了些时候，他怒气冲冲地关上落地窗，突然不见了影子。此后几天中，同样的场面重复出现了几次，但是从矮老头儿的神色上可以看出他越来越愁闷和越来越失望的情绪。一个星期以后，塔鲁白白地等待这个每天都应该出现的人，窗户关得牢牢的，里面的人的苦闷可想而知。“鼠疫期间，禁止向猫儿吐唾沫”，这是笔记本的结束语。
另一方面，当塔鲁晚上回去的时候，他总是肯定能见到那位巡夜者沉着脸，在大厅里踱来踱去。这位老人不断地向每个遇到的人提醒一句：他曾经预见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塔鲁承认曾经听到过他预言要发生一场灾难，但提醒他当初说的是要发生一次地震。这位巡夜老人则说：“啊！要是这是一次地震倒好了！一场剧烈的震动后，人们也就不谈了……点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事情就完了。但是这个该死的瘟疫，就是还没有得病的人心头也摆脱不了它！”
旅馆经理也不比别人好过。起初，旅客们国封城不能离去，只好留在旅馆里。但是慢慢地，由于瘟疫持续不断，许多旅客宁可搬到朋友家去住了。过去因有瘟疫而使旅馆房间客满，后来又因同样理由使房间从此空关着，因为再也没有新的旅客到城里来了。塔鲁是余下的仅有几个房客之一，经理从不放过机会向他表示，如果他不是出于想讨好最后一些顾客这样的动机，他的旅馆早已关门大吉了。他还常常要塔鲁估计瘟疫大概还要拖延多久，塔鲁说：“据说寒冷会止住这种疫病的。”经理跳了起来：“此地没有真正的冷天的，先生，即使有也还得要好几个月……”他还肯定地说，瘟疫结束后也还得过很长的时间，旅客才会光顾这个城市。这次鼠疫摧毁了旅游业。
在饭馆里暂时不见的猫头鹰奥东先生再次露面了，但只跟着他那两条训练有素的小狗。据了解，他的妻子曾照料过她自己的母亲，接着又参加了她的葬礼，她本人目前正处于检疫隔离期中。
“这种做法，我不赞成，”经理说，“隔离也罢，不隔离也罢，她当然是可疑的，可是这一家的人也免不了。”
塔鲁告诉他，要是从这个观点来看，谁都值得怀疑。但是经理却是斩钉截铁，在这问题上毫不动摇：
“不，先生，您和我都不可疑，而他们却是的。”
但是奥东先生一点也没有因此改样，这一次，瘟神在他身上算是白费了力气。他以同样的方式走进餐厅，比他的孩子先一步坐下，还是以高雅而又带有恶意的老一套对他们说话。只是那男孩变了样子，像姐姐一样穿了一身黑衣服，有些佝偻着身子，活像他父亲的缩小了的影子。巡夜的老头不喜欢奥东先生，他对塔鲁说：
“啊！那个人，他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地送命去，像这个样子，也用不着殡仪馆化妆，直接去好了。”
帕纳卢的布道，塔鲁也写到了，但附有如下的评论：“我理解这种给人好感的热情。在灾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讲些漂亮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尚未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又已恢复了。只是在灾难真正临头的时刻人们才习惯于现实。也就是说：习惯于沉默。等着瞧吧。”
塔鲁最后写到他曾与里厄医生有过一次长谈，他只提到这次谈话很投机，还顺便说起里厄老太太一双明亮的栗色的眼睛。他奇怪地断言，对他来说，饱含善意的眼光总是要比鼠疫有力量得多。他最后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叙述那位受到里厄治疗的老气喘病患者。
他同医生晤谈后就一起去看这个病人。老头儿以嘲弄的口吻搓着手接待塔鲁。他坐在床上，背靠着枕头，面前放着两只盛着鹰嘴豆的锅子，他看到了塔鲁就说：“啊，又来一个。现在是颠倒的世界，医生比病人多。人死得太快些了，对吗？神甫的话没错，这是罪有应得哪！”第二天，塔鲁事先不通知就又走来了。
根据他的笔记的叙述，老气喘病人本是开针线铺的，到了五十岁时，他认为这行业于得差不多了，从此一躺下就没有再起来过，尽管站着对他的气喘病更合适。他有一笔数目微小的年金使他能活到七十五岁，而且活得相当轻松。他看到表就觉得讨厌，整个屋子里确实连一只表也没有。他说：“搞一个表既花钱又愚蠢。”他的时间，特别是他所唯一关心的吃饭时间是用他那两只锅子来计算的，其中一只在他睡醒的时候盛满了鹰嘴豆，他以小心翼翼的和时间均匀的动作把它们一粒粒装人另一只锅子，就这样通过一天要装满多少锅的方法找到了计时的标准。“每十五锅，”他说，“就得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