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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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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第八章

  搞财政收入抓现放首位

  查乡镇企业敛钱靠门道

  “爱民富民工程”会议以后,组织、宣传、纪检、统战、乡镇企业、烟草、畜牧、财税等部门都在这个总的会议统领下,相继召开了战线上的会议。县里的规矩常常是,哪个部门的会议请得动县委书记、县长,或者哪个会议县委书记、县长愿意参加,哪个会议就受到重视,哪个会议的规格就高,各乡镇的书记、乡镇长就得相对应地参加。若是乡镇一、二把手不参加的会议,等参加会议的副职回去再给乡镇党委书记汇报时,要么没工夫听,要么跑冒滴漏,所剩无几了。所以,当上了一把手才知道,尽管上边部门的会议内容都是说得雷动风响,其实下边有下边的具体情况,差不多都是当成耳旁风的。这也难怪,要是把县里的每次会议内容都当成一回事儿,忙死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所以,书记只能按照自己的节拍办事,对口的工作由副职们各行其是,整体工作他们当然还得围绕书记这个轴心转。

  到灌河上任以后,因为要先搞换届工作,只是抽空儿插花着跑了一些单位、村里和企业,情况远远没有吃准,更不要说吃透。究竟干什么、怎么干,心里一时形不成个准稿子。周礼让、林恒昌等几个当地的老同志,或者找不到我,或者找到后总看我太忙,也就没有一次能够说成事情。于是,他们就写了一个书面的建议书,上面列举了初中建设、街道规划、道路整修等一些想法,足见其爱党爱镇爱人民的赤子之心。在县委干秘书工作久了,看的这一号“条陈”性质的东西太多了,有点麻木。所以,看了他们的一些建议以后,感受不到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和启发。春亭、平奇和春跃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定见,“一切听你的炮响!”成了班子同志们的口头禅。乡镇干部的副职们之所以习惯听命于一把手,就是明知道自己的意见并不见得有用,大家没有必要操心,因此犯不着在大政方针上动脑筋。

  县里要搞“爱民富民工程”,乡镇就要搞“富乡(镇)富民工程”。真正做到富镇富民,谈何容易!财政早已切块到乡镇,干部、教师的工资都是由乡镇自筹。时下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中央领导坐防弹,管他底下乱不乱;省里领导坐皇冠,管他底下干不干;市里领导坐奥迪,管他底下急不急;县里领导坐桑塔纳,管他工资发不发;乡镇干部坐吉普,不吃皇粮净吃苦;大队干部‘砰砰砰’,叫他往西偏往东。”这个顺口溜实际上给乡镇工作的定位十分准确。富民是个虚的,富镇才是第一要务。说一千道一万,一切都是为了钱,没有钱,什么都是扯淡!所以,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当家后,才知道过日子说不得空话,唱不得高调。

  我和刘镇长把财政、国税、地税三个所的所长叫来,召集班子全体成员认真开了一次扩大党委会。会上,认真听取了镇财政的大盘子汇报。国税、地税、财政三家,年收入预计二百二十万元,而实际需求至少是三百六十万元,缺口近一百四十万元。这缺口从何处弥补?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倾向种烟。有一句口号说:“党政军民一齐抓,一切为了三十八!”三十八是指烟叶税率为38%,即老百姓卖上一百块钱,乡镇就可以从烟草公司拿回三十八元的税款,按说这收益真是不小。大家说,种烟见效快,能救急。在乡镇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可行性很强的项目。

  不过也有的同志表示反对,他们说出了不能种烟的理由。他们说,其他平原、丘陵乡镇,土地面积宽,可以组织老百姓种烟,咱们山区土地窄,要群众种烟,群众不好接受。同时,种烟、炕烟、整理烟,都是在伏天,老百姓非常辛苦。可是一到收烟季节,如果收购环节不挑剔,价格高,种烟还是合算的。但是,这些年烟草公司为了自身利益,不停地给老百姓和乡镇操蛋,到收烟叶的旺季,群众排了一天队,他们千刁难万刁难,给群众对急。乡镇的干部们到了这时候,如同打仗,四路发兵,围追堵截,逮着烟贩子,不仅没收,还要重罚,一切手段使尽,唯恐烟税流到辖区之外。因此,老百姓伤心透了,对乡镇安排种烟任务的抵触情绪很大。乡镇没有别的门路,不管你群众愿意不愿意,也得逼着他们种植。我们山区群众没有这个习惯,许多年来,历任党委书记都做过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周礼让炮炮矢矢地说,曲书记在的时候,大力发展的乡镇企业,草创江山之初,除了能给面子上增光外,并没有给财政增收多少,资金缺口还得想办法弥补。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把各村的种植烟叶面积按人口摊派下去,你种也得种,不种也得种。老百姓当然不想种,你不种,有门儿,你就把你该种的面积折算成能够得到的烟税交上来!高压之下,必有收益,弄了一笔收入。事后,果子峪的吴太、石盘沟的孙国禄和苏国华等人串通起来上访告状。当时正值快要考核广远的期间,广远当然不能任其泛滥,就采取尧舜治水的办法,以“堵”为主。对于卧牛坡村的吴庄组部分群众聚集镇政府闹事,几个副乡级干部说破嘴皮子,也没有把他们劝回去,过了中午,人还不散,广远书记爱民心切,安排人给每个上访群众发两个蒸馍。谁知这些上访群众吃了馍,反而闹得更欢,好不容易才弹压下去。对吴太、孙国禄、苏国华等人,他主要是采取怀柔政策,也不知许了什么口愿,平息了事态,总算没有影响到他的升迁。不过,事情到现在还没有降温,我听孙国禄说,曲广远说话不算数,承诺给他本人的两千块钱没有兑现,现任班子如果不给兑现,他就要背上锅盖上县政府找他算账去。

  老镇长周礼让说这番话时,大家随声附和,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出现了反对种烟一边倒的态势。可见大家建议种烟,并非是成熟的意见。

  我忽然想到吴国栋书记有言在先,不要议论前任的功过是非,赶忙制止了这种毫无意义的讨论,不让大家继续说下去。但是,说到这里,我也对组织种烟没有了多大兴趣,仍然主张种烟的一派人,马上偃旗息鼓了。

  看大家趋于沉闷,我就引用那时已经退下来的地委书记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说的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来鼓励大家。可是分析来分析去,困难还是比办法多。不过,也分析出,从税收的情况看,营运税、屠宰税、印花税和耕地占用税等税种还有潜力可挖。然后,就是要开好全镇乡镇企业厂长、经理的工作会,给大家鼓劲加油,加压升温,还是要把工矿业生产搞上去。







十七




  然后,我讲了几条带有大话、空话性质的要求:财政收入是一个地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为了完成财政收入的目标,一是要明确任务,负重奋进,先保吃饭,再保建设。镇党委、政府要齐抓共管,责无旁贷;三个所责任重大,要当好排头兵,对工作人员,要做到人人头上压目标,依法征税,年底视完成任务情况,奖惩兑现。二是要正视困难,不畏困难,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提高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勇气。三是要对现有的企业,摆正“导与疏的关系、大与小的关系、养与创的关系”,转变观念,调整姿态,寻找新的突破口,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最后,说到具体办法,我说:“大家不要着急,‘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就是发不下来工资也不能总发愁,先拣好整的办。”我对大家说,看得见的,也就是发包金矿口,同时从几个萤石矿口多拿点承包费。

  在议论发包金矿口时,春亭建议,必须首先弄清金矿的资料,才对发包有利。他这个建议,我心里很清楚,那就是想去廊坊。我说:“行,安排停当后,我、你和聚宝(财所所长)我们三个一起去廊坊!”春亭欣然同意。

  对于萤石矿增加承包费问题,春亭说,这事你得出马。在鲤鱼岭大矿承包矿山的有两家公司,为主的一个是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本地一个叫杨洪恩的人是他们的职工,派驻在家里当了矿长。另一个是长治市矿业公司,是山西省长治市一个个体私营老板开的。镇里派到两个大矿上一个总支书记叫朱群才,是鲤鱼岭村的老支部书记,专门去协调两个矿的关系。有朱群才、杨洪恩这两个本村人当家,没有人敢上矿上找事儿,矿上的生产一直很稳定,可就是一说交承包费,就得缠嘴磨牙,一把手不去办不成事。我表态,咱马上就去会会他们。班子成员们对这次会议感到挺过瘾,说贺书记抓住了全镇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上春亭、企业办主任马万通、财所所长范聚宝去鲤鱼岭萤石矿。灌河的工矿业基本上集中在镇区和镇东南部,所以我们顺路到沿途的各个企业转一转。

  大家先到了位于东关地盘上的供销社镁厂。供销社主任兼厂长曹长年在厂里恭候。在那里无非听听厂里情况,看看炉子、还原罐等等,问了问是否已经收回投资。也许是第一次,曹长年没有说实话,硬说“收回了,收回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拉住我们说什么也不让走,一定要请新来的贺书记吃顿便饭。我说,老曹请放心,以后的机会多着哩。于是,他要我跟他约定以后“恶拼一回”才放行。

  随后又看了镇办水泥厂。这个厂每年只有五千吨产量,按行业标准最低产量是8。8万吨,它这个产量远远达不到标准。要不是山高皇帝远,这号厂早就让环保部门给关闭了。现在老百姓毕竟看价格低、路途近,所以能与外边进来的水泥抗衡,在本镇还有相当份额的市场,能维持着生产。厂长屈家和,小桐河村人,原来是厂里的会计,前任厂长走了,他就接了这个厂长。广远在时,镇里向这里投资最多,花了八十多万元。结果,由于瓶颈效应,整体不配套,生产规模一点也没有扩大,欠银行的债务倒增大了,造成厂里包袱沉重。屈家和说,日他妈现在都是给银行干的。

  水泥厂后边就是镇办的萤石浮选厂。这个厂尽管经常受县环保部门的气,办得还相当景气。厂长叫高向华,是一个稳稳当当的中年汉子。这个人从建立浮选厂的第一天就在那里当厂长,由于经营得法,在宁夏、兰州等地建立的销售基地很稳固,所以这个厂的效益一直很好。同时,高厂长为人厚道,思路清,德行好,所用的人都很为他卖命。当别的厂领导都在损公肥私之时,这个厂一直是镇里的台柱子企业,所以他深得历任领导器重,前年被命名为市级乡镇企业家。于是,我也对这位老兄颇有好感,就坐下来多谈了一阵子,口头上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高向华厂长人很活泛,不管我讲得有无道理,都表现出一副很感动的样子,一个劲儿地点头,表示决不辜负书记的期望,争取今年再上一个新台阶。

  一到马冲村的镁厂,刘镇长就大呼小叫地喊:“老齐德!”这时候,从马冲村的支部书记兼金属镁厂厂长齐长德办公的屋子里,出来了一个水灵灵的女人,低着头,脸蛋红扑扑地迈着小碎步,一溜烟跑了个无影无踪。原来党委办公室事先没有通知到齐长德,所以这家伙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压根儿没有想到新党委书记会来,很有些不好意思,张罗着敬烟上茶时,脸上一直是讪讪的。财所所长范聚宝说:“日你妈老齐德,这女人你肯定又给人家摁上了!”齐长德嗔怪他:“守着书记甭胡毬说!”就招呼我们在厂里边转悠边汇报。 

  由于建厂最早,这个厂曾经挣到过高额利润,所以直到现在形势依然不错。近来,金属镁的价格虽然下跌得厉害,但齐长德算着仍然有利润,只要能卖,就以销定产,照常开炉子。我对这一点,表示赞许,并鼓励他,好好干,把其他三个镁厂给带起来。齐长德很高兴,也向我表示了信心和决心。

  出来后,我问范聚宝:“这个齐长德真有那么腰骚?”

  聚宝说:“一点也不屈说他!这家伙有时在厂里没有事儿,骑上摩托就走,说不定又找哪个女人去啦。有一次,我跟他一块儿去收他村群众的农林特产税,走到他庄北头,他也不背我,说聚宝你到俺家等我一会儿,我得上谁谁家,肏他女人去!说完,把摩托往路边一扔就去了。”

  司机小勇补充说:“马冲村能成为全镇的首富,这家伙功劳不小,所以他掌着全村的生杀大权,村里没有人肯得罪他。他也很仗义,肏了谁家的女人,就能把谁家的男人安排到厂里。女人长得漂亮的,他男人分的活肯定好。”

  我问:“他老婆就不管他?”

  “管毬不着,早些年,他女人喝过假农药、上过吊,后来也想开啦,就不再管他。有一回,他妈说,德呀,就算恁妹子你肏不成,你就真的不管管你妹夫啦?”说得大家忍不住“哧哧”地笑。我心里很感慨,就这号素质的人,正经没有办法能治他,扔不掉,还得重用他。

  到了十二点多,才赶到鲤鱼岭,先不到矿上,直接去杨洪恩家里,朱群才们已经备好酒席,在那里等着。一进院子,一个女人就喊:“洪恩,我娘家兄弟们到了!”大家蜂拥而上,先是和嫂子乱作一团。

  正是:发展无妙计,浪荡能办厂。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十八




  第九章

  矿产是资产不要白不要

  酒场如战场活法靠活耍

  “我日他姐,这几天我这梧桐树上喜鹊光叫,想着就该来贵人了,原来是娃们的舅来了!”杨洪恩咋咋呼呼地握着我的手,与他女人相呼应,用这种方式欢迎我。这家伙半褒半谑的见面礼,我如果接了过来,从此我们算开上了“户头”。

  “开户头”说的是两个人之间存在“打扎子”(调笑)的关系。我本来也是极好开玩笑的,限于身份和第一次见面,只是矜持地笑笑,暂时没有跟他开这个“户头”。可我也知道,这个“户头”早晚得开。因为在农村工作,光靠一本正经反而做不好工作。平级之间开了“户头”,彼此就有些随便,有了担待,说话时深入浅出都不会见外。上级与下级开了“户头”,他就认为你这个领导平易近人,上级可以随便地戏谑下级,下级毕竟不能跟上级平起平坐,笑闹之间自然保留一定的分寸,尽管如此,两人毕竟相对融洽一些。

  杨洪恩这个人小五十岁,个子不高,大背头,皮衣毛领,衣着光鲜,一看就知道不是乡下人。人不像乡下的,院子内的景象也不像是乡下的样子。这处院子傍山而建,有半亩地大小。按照地势,东屋作主,南北屋倒是配房。院子里,拴着一只大狼狗,伸着舌头, “呜呜”叫着,有点吓人。宽大的院子里,梧桐树、家槐树、桃杏李梅、柿子苹果、葡萄梨枣,好像种的都有。其他的花草种的也不少,整理得很有条理,给人以既不像农舍,又不像花房,却仍然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我已经了解,早年就他一个人从部队转业到锡都市工作。后来,由他牵线,他们公司在这里开矿,公司派了几任矿长都不行,不是本地人,周边的关系就不好处理,于是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就选派他回老家来当了矿长。一干就是数年,生产稳定,效益很好,他算是为公司做出了突出贡献。公司给他的激励措施是,把他的两个孩子安排到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上班,一家人全部办成了商品粮户口。

  参观了他的院子后,朱群才,鲤鱼岭村支部书记、村主任,长治矿的魏矿长,以及大大小小工头,搞了两桌。企业花钱历来大手大脚,何况是招待地方长官,所以,安排有专门厨师做菜,花样不少,非常丰盛。他们已经打听出新书记爱喝高度酒,于是,专程从县城买回52°的全兴大曲。等一上菜,大家便大吃大喝、大吹大擂起来。敬酒不喝不行,“喝死去个毬,只当老丈人家死头牛!”有了高度酒的作用,说话就开始放肆。朱群才与杨洪恩本来是邻居表叔侄关系,相互之间也骂得极其生动。不过,骂来骂去,总离不开男女肚脐以下的家什。 

  席间,我出来方便,朱群才陪着我上茅厕。这老小子亲热地攀着我的脖子,一时兴起,用手在我的脑后瓜拨拉两下,我也回过手拨拉他两下:“你小子连佛爷的顶子也敢动!”于是,我俩倒是顺理成章地比杨洪恩还要早一点开上了“户头”。

  农村工作就是这样,来不得温文尔雅。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卞州母校,同学们搞聚会。多年不见,大家已经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这个时候,男女同学之间已经没有了上学时期的那种暗亲近明隔膜的状态,说话都比较随便。在卞州市文化部门工作的张大军说起有的同学在乡下工作,已经变得没有了文化品位,粗得厉害,颇含有贬义。那时,已经在乡里干上乡长的刘志海听得不耐烦,就说:“大军,你说的是个毬。你没有到过乡里,总以为我们粗糙。不是我们要粗糙,不信,你到乡里一干就知道了,在许多情况下,不粗还真的办不成事情。比如我们乡一次搞计划生育大突击,乡里派出的小分队在一个村子遇上了一个‘钉子户’。到了他家里,劝他采取节育措施,怎么做他的工作都不听,说话又很粗野。一个新进到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女孩劝他说,老乡你别这么倔,计划生育政策硬着哩!他直冲冲地说,计划生育政策硬?再硬也没有我的鸡巴硬!小女孩又羞又气,哭了一场。谁知这女孩是我们书记的外甥女,书记就叫派出所所长去处理这件事情。派出所所长有的是办法,到了他家,用手枪点着那个群众的头问,是你的毬硬,还是我的枪杆硬?吓得那家伙乖乖地认罚。你说,碰到这种情况,不粗行不行?”这番话,给大军弄了个脸红脖子粗。 

  闲话少说。吃过酒席以后,我们的头都很晕,就睡了一个时辰,然后起来上了矿山。

  说是矿山,其实也就在杨洪恩家屋后的岗坡上。相距四百多米有两个矿口,东南边的叫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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