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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矿山，其实也就在杨洪恩家屋后的岗坡上。相距四百多米有两个矿口，东南边的叫做“长治矿”，是一个叫石林强的长治市广爱县人承包的。据说这个人太耿直，从来不巴结镇里的领导，可就是上缴承包费利索。他们一年给镇里拿六十五万；另一个叫做“锡都市矿”，一年只给镇里上缴五十二万。实际上，锡都市矿的生产形势比长治矿好。对此，石林强很不服气，总认为镇里有偏向，常给镇里提意见。由于整个矿山已经进入枯竭时期，井下打得矿洞套矿洞，两个矿上的工人在下边吃到肥矿时，常常会一向东一向西地打到一块儿。穿帮以后，矿工们各为其主，偷偷地把地下水往对方的巷道里灌。摩擦逐步升级，闹得最凶时，双方矿工常常大打出手。因此，镇里给朱群才的任务之一，就是经常处理两边的矛盾。正是因为两边存在这些基本矛盾，才给我提供了一个增加锡都市矿承包费的契机。同时，两边的承包合同都快要到期，卞州、嵩山市已经有人打招呼想接这两个矿口，他们已经有了风闻，这两块肥肉谁也舍不得丢。在这个时候，利用矛盾，各个击破，镇里多增加他们一点承包费，话就好说得多。
站在山上，朱群才、杨洪恩、长治矿的矿长老魏以及企业办的管矿山这一块的专干，比比划划、指指戳戳地说了下边的大概形势，我们在心里就有了下边生产情况的大概认识，然后大家戴上头盔，坐着卷扬机下了矿井。
好家伙！这矿井实在太深，出了罐笼，已经下到一百八十多米。在好远一盏昏黄的矿灯指引下，我们又向下走了半天。巷道并不规则，左右拐弯或者上上下下的，又湿又滑，不一会儿，我们就累得气喘吁吁。杨洪恩说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
这种矿井，平巷道并不需要用原木顶，一个个巨大的矿柱支撑着各个巷道，照毛主席的诗词，可谓是：“天欲坠，赖以柱其间！”看着这矿柱，叫我感到非常危险。有人说，坐飞机是死了没有埋；在矿井里干活，是埋了没有死。这话说得虽然玄乎，仔细想想，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这里离阴曹地府太近，矿工们在井下，阎王爷朱笔一勾，矿工们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矿主们都跟矿工签有生死合同，什么“出了事故自负，矿上概不负责”等等，要矿工们认命。矿工们为了挣钱，也不相信只要下去就一定会死，于是，这种丝毫没有法律意义的合同照签不误。一旦真正死了人，矿主们还是要赔不少钱的。因为矿工都是附近的百姓，不赔闹得他们不得安宁。几十年下来，矿上四周的村里出了不少人命，缺胳膊少腿的就更多了。所以，我在矿井里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安全生产问题。对两个矿的安全生产反复叮嘱，他们唯唯称是。我知道这都是些废话，但也觉得该讲，尽一尽领导者的责任。
就这样，边说边下，差不多又下了两三公里，也没有走到尽头。再往下去，他们说啥也不让去了，我也不想下了，原路折回。杨洪恩说：“我说贺书记，这里边冬暖夏凉，到了夏天，你领个小妞到这里边避暑，再日×也不会出汗，比你那书记窝里要美得多！”我说：“只有你小子才能享这个福！”说了这话，杨洪恩说：“我只领你姐下来！”从此，我俩也开了“户头”。
提升承包费的事情，春亭、万通、群才都认为可行。朱群才还专门把我叫到一边说：“咱们的锡都市矿，等于养着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二百多口人。”因为那时候，企业改制正处于攻坚阶段。全国上下，国有企业纷纷垮台，这个经济开发总公司只是开而不发，他们在锡都市的生意一直赔钱，连职工工资都保不住。“堤外损失堤内补，商业损失矿业补”，全靠矿山赚钱弥补公司的债务负担，给职工发工资。
“书记，我给你说，长治矿形势确实不如锡都市矿，可是，石林强那小子在全省范围内往锡都市火车站调萤石，会经营，也很赚钱，这里是他的根据地，赔一点他也舍不得丢。”群才又说，“我再给你说贺书记，咱镇已经进入困难时期，我知道你很作难，叫两个矿放放血是对的。”
我觉得朱群才到底是老支部书记，眼光还是敏锐的，也有着难得的忠诚。这些情况了解以后，我心里就有了底。因为两家矿山真正的老板都在锡都市，杨洪恩、老魏仅仅是驻矿山的矿长，他们是大丫环带钥匙，管家不当家，要解决增加承包费问题，必须去一趟锡都市。
第二天，杨洪恩提前去锡都市打前站，我和春亭、万通、群才随后就到。
十九
进入锡都市市郊，我们顺路先到长治矿业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就在进市区的一个学校内部设着。由于一直联系不上石林强，到了他们的巢穴一看，只有他的姘头秀荣在他的公司守摊子。这秀荣是灌河镇鲤鱼岭村的媳妇，两口子都跟着石林强干。男人在外跑业务，女人给石林强当会计，石林强常年不回广爱，要不是必须给家里寄钱，早把结发女人扔到了爪哇国去了，倒也广爱了许多女人。秀荣属于中上一点人品，五短身材，眼睛却很媚，白净、齐整、丰腴，再加上聪明、会事儿、会嗲、会浪，一来二去，石林强他俩就睡到了一个被窝里。石林强已经五十多岁了，秀荣不过三十岁，从此，石林强由广爱变成专爱。秀荣跟上石林强后，并没有离婚。她男人戴着一顶绿帽子，整天在全国各地疯跑，因为没少捞好处，所以从来不管他女人，女人基本上是石林强的。石老板把财政大权都交给了秀荣，秀荣对他很忠心，他们就形成了这种奇妙的组合。
秀荣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敬烟、倒茶，给石林强老板打电话，忙了个不亦乐乎。她还要张罗着给我们安排生活，我们止住了她，留下话让她告诉石老板，等我们从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回来，再专程访问。
杨洪恩所在的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的经理叫崔玉甫，三十六七岁，方面大耳，豪爽热情，我们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初次相见，差点就拥抱了。他和杨洪恩已经把我们安排到了香山宾馆，这是锡都市一流的宾馆，设施豪华，装备考究，环境美观，服务周到。
我们洗漱后，就去二楼餐厅入席。喝酒以前，大家就成了莫逆之交的老朋友；喝过酒以后，更加比兄弟还亲。既然亲了，说其他问题，比如承包期了、承包费了、要新增加承包款了等等，都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机会，更不好意思说出口来。于是，一切以喝酒为重。敬酒是最重要的环节，崔玉甫班子里的大将全部上阵。你搞一杯烈酒，我搞一杯烈酒，自己带头喝下去，然后恭恭敬敬地劝酒。也不知搞了多少杯下来，时间空间对于我们，都成为虚无。我们口吐莲花，脚踩棉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癔癔症症，疯疯癫癫，不知怎么竟然回到了十二层楼上的房间。云山雾罩，吹了一阵子牛后，倒头便睡。
一觉醒来，日影斜依栏杆。崔经理他们几个人，又恭请我们入席，“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继续喝酒。晚上这一场子，本来敌我双方，势均力敌，可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的攻势明显减弱。我们虽然有所节制，可万通他们是有备而来，不愿有辱使命，伸出拳头，浴血奋战，于是我方逐渐占有优势，敌方节节败退。谁知道人家这样做，不过是缓兵之计。在前晕未退，后晕又至的状态下，酒壮色胆，他们带上我们，乘车到了一个不知多远，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洗头洗脚城。每人都先干洗了头。叫小姐们打头捏肩，啪啪有声，热风吹干，别有滋味；然后，每个人又安排洗脚，在很热的中药水中泡上两只臭脚丫子，任小姐揉来搓去，膝盖以下，弄了个遍儿。
大家两样风流活动下来，头脑开始逐渐清醒起来。我心里想，这真是个温柔的陷阱，再往下去，不能自拔。忽然明白，毛主席说的“我们的干部被糖衣炮弹击中”的论断实在深刻，他老人家咋这么能呢，离开人世这么久了，仍然依靠我们来证明他的理论的不朽。也忽然明白为什么锡都市矿的承包费低于效益不好的长治矿了。真的，要不是吃下了这个糖衣炮弹后，头脑开始清醒，说不定仍然在晕着，更不一定会去想这个道理。
崔玉甫经理说：“大哥，两头都解决了，应该再解决一下中间的问题，再叫小姐们给来个全身按摩！”
我说：“好哇，你们按吧，我这个人生平就怕胳肢，别说小姐，就是瞎子医生也不叫按。”
崔经理说：“大哥你真是个白脖子，不让小姐给你按，你不会给小姐按？”
我说：“头疼得很，今天不行了，改天再说吧。”他们大约以为我是头一次，没有敢再坚持，就送我们回到香山宾馆休息，一夜无话。
次日四点多钟，一觉醒来，只觉得头像锯齿锯着一样疼，边疼边想，这是在什么地方，依稀想起，我们已经来到锡都市一天了。也许灌河镇人民觉得他们的党委书记，为了全镇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正在昼夜操劳的时候，原来是喝了一整天的酒。再想想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的崔玉甫老总的热情，就觉得这热情特有名堂。我的既定目标是再涨他二十万元的承包费，他们接待得这么热情，叫人怎么能说得出口？
想到这里，这头就更加不争气，又是一阵子猛疼。大脑一疼，计上心来。六点整，我打床头电话，把一行人全部喊起来：“开拔，挤他热被窝，找石林强去！”
路上，同志们不知道我这葫芦里卖啥药，我就对他们明说了。要增加承包费是目的，我们不能只盯着锡都市矿一家，如果只一家涨了承包费，我们连狗熊都不如，笨死也不知笨死了。天塌砸大家，我们是天，不砸两家会行？你们想，崔经理这么热情，叫我们怎么先开这个口？先找石林强去，看他松多大口。
石林强果然在家，一见面就不停地说“失礼，失礼”，低声下气地赔不是。这人猛一看，没有出众之处，也就是个农民模样。他说话依然是浓重的山西口音，不容易听懂，由于我曾在山西出差搞外调，住过一个多月，对他们的口音已经熟悉，所以完全可以明白石林强的意思。
我说：“石经理，我们是多年交道，新结朋友，第一次见面，老弟我是无事不登你这三宝殿。同志们都反映，过去你对灌河的贡献不小。我一上任，就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还需要你的支持。我和崔经理也没有打过交道，昨天人家很爽快，答应给增加承包费。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两个矿在一起，要增大家都增，只一家增了，显得没有面子。我想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老兄，请你看着办！”
石林强沉吟一下说：“实不瞒你，书记老弟，我在你灌河属于亏赔阶段，实在增不了多少。贺书记你来了，我一定给这个面子，只要他经济开发总公司给，我一定给，你说吧，他准备给你多少？”
我一听有门，他不问我要多少，反问人家给多少，显见是带点斗气性质了。我就说：“虽然没有定下来，不会低于三十万吧。”
石林强一听，急了：“他给三十万，我给十万！”
我说：“那就这样定了！”
这时，崔经理打来电话：“书记大哥，咋得罪你啦，找你吃饭你跑了？”
我拿着手机跑到外边去对他说：“兄弟，实在对不起你，我这次来山上是打饥荒的，你那个热情劲儿叫老兄实在没法开口。所以，大清早来挤石经理的被窝了。”
谁知崔玉甫说：“大哥，我知道你这次的来意，你刚上任，小弟我就得有所表示。他长治矿就是不出，我也出，他出十万，我出二十万！”
我说：“不行，林强说，你以前太沾光了，你这次出三十万，他才肯出十万！”
崔经理说：“我的哥呀，你这不是要杀我吗？行，只要下轮承包你多关照，我认了。现在去接你，回市里吃饭！”
剩下就简单了，这事情本来就是囊中取物，没有想到，多了一倍的收获。马万通把已经起草好的协议书填上数字，两家老总和刘镇长签上字就大功告成。
正是：喝酒玩潇洒，晕倒自然成。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二十
第十章
县长看香菇问人民苦乐
书记拉硬屎朝金矿开刀
天气逐渐暖和起来，人头逐渐熟悉起来，工作的头绪也逐渐乱了起来。
可能凡是当领导的，主要业务就是开会、会客。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除了经常接待与灌河有关的县直各部门人员外，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一个中心议题，就是为了搞钱。
因为思想上早就有很明确的概念：“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搞现钱来得快的当然还是乡镇企业，所以，就首先开了乡镇企业的工作会。灌河的企业底子还真不薄，大大小小十五六个厂，细算一下，就是各厂不盈利，只要满负荷生产，仅纳税这一条，就能够上缴国库、填满镇库。因此，大家都知道，新任党委书记肯定会把乡镇企业工作当做重头戏来唱，这会就开得有劲儿了。
这个工作会议，要求各企业经理、厂长参加，一口气开了数天，开成了一个马拉松会议。在开法上也非常灵活，用一句流行的行话说，叫现场办公。就是带着镇长、抓企业的副职和企业办、金融、财税等部门的有关人员，深入到镇办和村办的滑石粉厂、几个金属镁厂、地毯厂、缫丝厂等，一个一个地听汇报，一个一个地作决策，一个一个地抓落实。开会时做出了不少决策，捏着人家营业所、信用社的头皮往企业注入流资，一时间，厂长经理们信心大增，各个厂都想方设法开工，生产一度红火了起来。
会议开得虽然成功，却根本没有多大成效。此时，金融大鳄索罗斯已经席卷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风暴搞得亚洲“四小龙”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国家从长远战略考虑，为了香港、澳门的利益，也为了台湾及东南亚各国长远的经济复苏，宣布人民币不贬值，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出口大幅度下滑，加工业迅速萧条，乡镇企业急剧萎缩。
“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作为一个小小山区乡镇的党委书记，虽然从《新华社内部参考》机密材料中，已经捕捉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却还远远没有预料到金融风暴会那么快就对全镇的乡镇企业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更不可能通过国际形势透视和预测本镇乡镇企业的近况和将来。胜利地召开了本镇的乡镇企业工作会后，没想到这会是白开了。两三个月的光景就面临着惨痛的失败，全镇的企业全部垮塌下来。
这一天，县长徐泽厚专程来到灌河，一见面就说：“我今天是来看看你这一路诸侯到底干得咋样。”
我拉开架势准备汇报，他说：“算了，还是出去看看吧。”
我问他看什么，他说：“听说你这里群众的香菇生产不错，就去看看吧。”
于是，我们就决定去卧牛坡村看看香菇生产。由于他的奥迪车底盘低，在山里行不通，县长屈就坐上了我的普通桑塔纳。
路上，徐县长对我说：“振宗啊，在研究你下乡当书记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番争议，一些常委有所担心，怕秀才难当帅才。大家说，两办的副主任多年都是先干乡镇长，是不是先放在乡镇长的位置上试试？我是力排众议的，我相信你能干好。这一段已经听到反映说你点子稠，干得还可以。”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在我当上这个乡镇党委书记之后，其他常委们从语言间或多或少向我表功时，我表示感谢，反而有点不相信。天知道他们为了我当这个书记是不是都用了那么大劲儿？但我对徐泽厚县长对我的帮助和支持从来没有低估过，所以一直对这位年轻的有才有德的县长心存感激。
过了卧牛坡村民小组，再往前走了一里多路，出了点小事儿。由于前几天下了一场春雨，这一小段山路特别泥泞，正巧前边有一台收花生的三轮车迎面驶来，为了躲路，我们的车就靠右边走，一晃一晃，车就歪出了辙子，出溜在路边的斜坡上，轮胎打滑，机器干哼哼，使不上劲儿，再也没有办法上来。司机小勇急了一头汗，一边骂车的娘，一边骂路的娘，边骂边马上去卧牛坡村里找人。没有多大一会儿，一大群老百姓背镐拿锨地赶来，有的修路，有的抬车，把路边群众的玉米秆用了几大捆垫在车底下防滑。到底人多力量大，车很快就被解救出险。在抬车的过程中，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去喊那一台不知从哪个村来的收花生车，要那个司机赶紧走，那人却说，我得把书记的车抬上来再走。徐县长听了十分感慨：“山里的群众真是好哇，又实在，又厚道。这要在平原，别说喊不来人给你抬车，就是有人，也肯定站在一旁看笑话！”
到了郑付安家，看了他的两间香菇棚，让我感到很惊奇，没有想到他种得这么多，长得这么好，收益这么高。郑付安是一个老复员退伍军人，曾经担任过卧牛坡村的支部书记。由于村里的事情越来越不好管，他干脆辞了职，到这山沟里边辟一面小山坡盖了房子。
二十一
这一年秋天，正好有一个叫苗乐华的昆阳县人来这里推销香菇菌种。当时，灌河还没有人敢干这种冒险事情。因为灌河的群众都知道，东边的孟坪乡党委、政府前年急于出政绩，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强逼着老百姓种香菇，千军万马齐上阵。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家家户户落下了一垛劈柴，基本上没有收入，反而欠人家昆阳县香菇菌种厂一百多万元的菌种钱。老百姓死活不还这些菌种钱，还整天日亲道娘地抱怨乡干部：“要想哭，种香菇，一年赔了俩大猪！”于是，孟坪乡人就传染给了灌河人“种香菇恐惧症”。
这个昆阳人苗乐华跑了几道沟，一瓶菌种也没有卖出去。这一天连饭都没有混到嘴里，正在没有办法之时，郑付安热情地接待了他。两人谈到了一块儿，那人就住下来，教他技术。他一次种植成功，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