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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我和我周围的人对于这样的思想训练像吃错了药一样上瘾。它渐渐在我心里培育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童年的迷茫上面，分明日益长出一个坚毅的完全不同的自我。而且，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力量对比，竟然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开始它们还可以相安无事。夜半无论是梦中还是醒来，我觉着躺在床上的都是童年的那个我，充满疑惑和朦胧，万事可以商量，没有定见的。天一亮，那个坚毅的我就开始行动和讲话，而它则是讲原则，不动摇，万事有主见的。问题是，随着思想训练的不断严格和革命自觉性的不断增强，我终于认识到，白天的这个自我之所以还不够坚毅和顽强，之所以是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完全是因为晚上的那个自我在作祟。于是白天的自我决心向晚上的那一个开展坚决斗争。记得第一次读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时，我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和惊讶，因为我觉得他提倡的修养方法早已是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了。
我们成了一群简单忙碌又愉快的人。每天早上起来，心中都装满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每天的生活目的都明确得不能再明确。课堂上我们为革命学习，代表无产阶级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课余，我们为革命锻炼身体或者为革命唱歌、读书、娱乐等等，晚上我们大写“雷锋日记”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坚持不懈的努力，渐渐使这些文章的文风、文体和语言都与报纸上发表的同类文章酷肖，后来又发现原来这种文风是属于毛泽东的，只不过是报纸和全国人民都在有意无意地仿效。夜晚灯下，我们仍然孜孜不倦，目光炯炯地检查一整天来所做所为有什么不符合革命化的要求和毛主席的教导。这种时候我们唯一的烦恼是没有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法马上检验我们对革命的忠诚和马上为革命作出牺牲，而最痛苦的事情则是发现自己做得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差得还有很远。
我姐如朵朵和她的好朋友，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雁玲同在景山学校读书。她们虔诚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罗惊涛和刘骇浪，表达自己不怕风雨，随时准备迎接革命考验的情怀。中学生杂志上登出［·］了她们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迅跑的事迹，使她们成为中学生，尤其是干部子弟学习的榜样。我捧着这本杂志，心里充满了敬佩之情。唯一不满意的是这篇文章的插图。它把两个人都画成背影，而在我眼里她们是革命青年里非常漂亮的人物，好不容易上了杂志，只画了背影，实在说不过去。
假期里，爸妈根据我们的意愿送我们去进行方式不同的锻炼、由于爸妈的工作岗位，我们接触连队的机会较多。我们和连队里普通的解放军战士结下深厚友谊，熟悉和喜爱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一段时间我们热烈地爱上演出队演出的通俗文艺节日，在全国调演期问，我们夜夜沉浸在普通士兵革命化过程中的喜怒哀乐里。这一年的国庆节，师大女附中初一年级在北海公园游园会上演出的节目是由我主演和组织排练的，名字叫“小王赶车”。这个表演唱完全是从战士演出队的节目中移植的，表现了一个年轻的驭手，在参军后的不长时间里过了生活关、技术关和艰苦关等等，完成了革命化的重要步骤。我们七八个女孩子，一律把头发剪得齐耳根，一律穿解放军的绿军装、扎皮带，一律把袖子卷到肘关节以上，如果再带上一个红袖章，就完全是一副红卫兵的样子。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红卫兵形象的最早设计者。我这个主演唯一和大家不同的是手里拿了一条赶车的皮鞭子，这个节目除了要边舞边唱之外，最关键的是要在刚出场和临下场的两个规定时间把这鞭子甩得啪啪响。由于我对革命工作的责任心极强，曾经日以继夜地勤学苦练，所以这个动作完成得十分成功。那天我们学校的演出场地被安排在北海前门背对白塔的彩绘牌楼下，是每个进人北海公园的人的必经之路。我的鞭子在所有观众的头上挥舞，最终啪啪响起，观众热烈鼓掌。我心里又有许多欲望的小虫子痒痒地爬。我那时体验到的愉快和成就感，绝不亚于一个奥运会冠军。尽管我下得台来，遇到几个观众疑惑的目光。他们正争论着我们这伙人是男是女，其中有一人看见我摘下帽子就说：“你看，我说她是女的嘛。”这时我才想到，我从排演这个节日开始，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性别问题。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应该处理女学生扮演男战士的矛盾。但是这种由男女莫辨生出的尴尬并没有真正影响我的情绪，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有一次，总理周恩来为了让一些领导同志的大人配合搞好外交工作，借着中央在北京开会，召集一些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夫人在人民大会堂聚会。这种聚会实际只是联谊，并不十分正式，所以妈妈也带了我去。记得参加的有全国妇联主席蔡畅、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夫人肖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等。周总理非常高兴，和夫人们谈笑风生。他、张茜还有我妈妈都属狗，他就兴高采烈地称自己为老狗，把张茜和我妈妈称为小狗。这中间不知怎么一来，也许是夫人们都去方便，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
总理走过来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画。”
我没听清他的口音，就问：“看花？”
总理说：“不是花，是画。”
我们走到大厅过道上，他拉着我的手，指着墙上一幅巨大的中国画，告诉我是关山月画的红梅。
我挺矫情地说：“这是画上的花。”
总理笑了，对我的咬文嚼字宽容大度，他和蔼地说：“你是个知识分子啊……”
我也笑了，觉得他的笑容很好看。总理握住我的那只手有力而温暖。我注意到他的指甲是精心修理过的，在红润的甲床上显得格外光洁。我的身心因为这双优雅的手而一下变得安静高贵，连大会堂里的金碧辉煌也不那么刺眼喧闹了（我听说大会堂中所有的装修方案都是由总理亲自过目的）。总理款款地说自己的家乡有梅花，问我见没见过长在野外而不是长在花盆里的梅花。大约就因此谈到年轻人不应该是温室中的花朵，谈到毛主席最近提出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②，周恩来那双众所周知的眼睛此时又大又黑，一双浓眉也遮不住那里面夺人的光亮，说到接班人的活题时他的眼睛则更大更黑，害得我心潮澎湃，晚上回家把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反复学习，还在我的“雷锋日记”中大书特书关于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决心。
每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对上述类型的精神生活都不会感到陌生。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这些职业革命家们确实在全社会建造了一个严密的系统，为自己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他们自信已经建立了千年帝国，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都不容置疑。包括他们子女在内的下一代人的使命，只是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字典上说，接班人是接替下一班工作的人。恐怕在生活中难找到比这更缺乏个性的角色了吧。但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简单而坚决地划定了我们的职责和人生道路。不能否认，他们确实造就了一批正人君子，一些重要的思想品质：热情、简单、克己奉公、不怕艰苦等等，渐渐在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整整一代人身上成为现实。
我总忘不了在周恩来优雅掌握中的这一刻。我是在他温暖的笑容里，在他好看的黑眼睛的注视下，接受接班人命运的。所以，我比别人，甚至比“惊涛骇浪”还难从这个角色中走出来，直到一部由杰出的共产党创始人出演的好端端的正剧，不知怎么被演成了后来那种样子……
注释
①1963年到l965年中共领导人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的政治运动。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人受到不应有的错误打击。继而在1965年错误的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革命初期。
——参见《辞海》1985年版缩印本178页。
②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必须是能够国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缺点错误。
——参见《人民日报》1964年8月3日第一版社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14。举足轻重①
在蒙恩、被选的精灵中间扩散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未曾有的喜悦感觉。
——《失乐园》96页
一直到1949年建国以前，爸爸在党内都算不上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虽然他在23岁就当了红军的团参谋长，24岁当师政委，27岁当军政委，27岁任军团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后，他主持过抗日军政大学的工作，他的名字随着千万抗大学生的脚步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后来他到太行山，在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工作。解放战争中爸爸任华北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但总的来说，他的职务是随着资历积累，逐步提升的。
解放后，爸爸逐渐成为独挡一面、成绩卓著的干部。他先是由毛泽东亲自点将，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在“镇反”、“肃反”运动中，他以作风凌厉干练著称，不仅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各种意图贯彻及时彻底，并且日益显露出对震荡全社会的政治运动掌握有度、进退有方的机敏。应该说，在巩固年轻的共和国政权的复杂斗争中他开创了一份特殊的业绩。
1955年军队授衔的时候，爸爸成为十个共和国人将之一。比较而言，他的资历最浅。
有人出来说话：罗瑞卿的大将军衔授高了。
爸爸确实是从这时候开始脱颖而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正日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任用。
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8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上的争论发展成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在这个会议上，连一向德高望重的朱德也受到批评。毛泽东盛怒之下甚至提出了“跟谁走”的问题，到会的人们在慌乱之余，纷纷表态要跟着毛泽东走。
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罗瑞卿兼任总参谋长。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土作，罗瑞卿为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爸爸这样从公安部回到军队，颇有些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意味。这一系列的任命，无不说明毛泽东、周恩来，甚至林彪，对他特殊的赏识。这以后，他果然成了深得信任的，行走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和各位军委副主席之间的，常常负有特殊使命的人。
中国共产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领导，从战争年代起就是通过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来实现。建国以后。这个方法一直沿用下来。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整肃，第一个党内举动就是改选中央军委。换届的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共七位老帅：林彪、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从主席副主席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爸爸这个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军委办公会议的召集人，是一份需要智慧的，不大好十的差事。
60年代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变得日益险恶。印度在中印边界对中国领土进行蚕食。中苏之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国家关系紧张，特别是在苏联策动了新疆伊犁塔城事件②之后。1962年，在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根据我军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蒋介石在台湾组成了以他和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准备对大陆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和闽粤、江浙结合部搞一次军事行动，国民党军队还在美军的参与下在台湾南部地区举行了名为“昆阳”的作战演习。这一切都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警惕。他一改自50年代以来东风已经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开始强调世界战争早晚要发生，战争不可避免。
1962年5月，在上海的毛泽东紧急召见爸爸，在上海锦江饭店对面的国际俱乐部开会，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还有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以及汪东兴等人。
这个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制订我军战略方针的文件，实际上已经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摆了两年之久。现在当毛泽东感到战争危险已经迫近的时候，将它拿出来修改。
五月底，《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刚刚修改完，毛泽东再次紧急召见爸爸。在他的住处，爸爸领受了毛泽东针对台湾海峡、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出现的紧张局势，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加强战争准备的指示。5月3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组长的军委战略小组在北京研究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作战问题。会后，作战部根据会议内容用保密电话向在上海的爸爸报告会议情况和林彪、陈毅元帅在会上的讲话。电话讲了四五个小时。那时好像是因为通讯技术不发达，设备难以承受这样负荷，反正根据档案材料记载，电话传达这次会议情况的过程中，用坏了两部电话机。爸爸的两位最干练的军事秘书邓汀和郭树元交替做电话记录，手都写麻了，也不敢稍有差迟。当晚，会议的电话记录整理好，爸爸本来准备让总参作战部研究处处长谭旌樵去向毛泽东汇报。但凌晨1时，己到杭州的毛泽东打来电话，要爸爸亲自去。爸爸当然感到了事关重大，所以第二天上午10点，他乘专列赶到杭州。下午，就升始向毛泽东汇报。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意犹未尽的毛泽东还惟恐有人对形势的危险估计不足，他目光灼灼地说：“要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
毛泽东要爸爸立即回上海，向正在那里召集的华东局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作一次关于备战问题的报告。在会上，爸爸以确定、沉稳的口吻说道：主席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来向大家报告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大家要准备打仗……
6月4日，爸爸召集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嵘洒要塞区和东海舰队、江苏省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同样的毛泽东的准备打仗的口信。会后，爸爸赶回北京，向在京的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领导成员汇报毛泽东关于准备打仗的各种想法和指示。这些党内军内的高层领导都是从爸爸的嘴里，听到他们的领袖，听到国家最高军事统帅毛泽东关于战争危险的警告和国家军事力量要进行重新部署的消息。
5月下旬，东南沿海地区的部队进人紧急战备状态。6月1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各军区入闽部队向东南沿海地区秘密开进。为避免暴露，各部队从驻地出发都是在夜间，出发后驻地电台仍然工作，而运动中的入闽部队则保待无线电静默状态。乘火车的部队只准坐闷罐车厢，无论进站还是临时停车，严禁任何人开门或下车，部队吃喝拉撒都在车上，战士们很好地执行了纪律。到7月初，步兵和特种兵部队全部按时开进到指定地区并部署完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神不知鬼不觉，风不吹草不动，东南沿海地区的陆海空三军已经严阵以待。
后来，由于其他国际政治原因，其中包括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公开谈话，表示不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台湾当局并未将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功付诸实施，只派遣小股武装对大陆进行袭扰。但很多人从这次东南沿海备战的部署过程中开始了解，在新形成的军委领导班子里，爸爸作为一个雷厉风行、精明干练的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怎样成为一个上传下达、有职有权的关键人物，他在协凋各方、组织实施军事大行动的时候是怎样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1962年初夏的一大夜晚，毛泽东把爸爸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召唤到中南海他的住地。爸爸知道毛泽东、向在夜里工作，这个时候恐怕是刚刚起床，所以并没有感到奇怪。但是他以为毛泽东会和他谈东南沿海备战的事情，所以一路上都在动这个脑筋。
没想到刚见面，毛泽东劈头就问：“你们军队中是赞成单干的多，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
爸爸完全没有准备，一时被问住了，就说：“我们一直在忙着搞东南沿海备战，对这个事没有注意。”
毛泽东说：“这样的事你们都不注意？回去看看7、9、11三天的报纸和《参考消息》。”
临走的时候毛泽东又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一也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呀，回去查查军队人们的意见怎样。”
爸爸回家就找出这三大的报纸和《参考消息》，这些报纸上登载着全国各地的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群众和许多基层干部的欢迎的消息。爸爸马上意识到，毛泽东是在以他特有的调查情况的方式向他吹风，党内又存在了严重的不同意见。
1962年9月里的一天，我们被妈妈召集到一起，从晚上8点钟全国新闻联播节目里收听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消息。我听到爸爸被选入中央书记处任书记。这时，我才发现，爸爸在1956年当选的八届中央委员的名单里，名字就非常靠前，比许多爸爸一再对我们说要特别尊重和爱戴的伯伯叔叔还要靠前。妈妈说八届中央委员名单是依据得票数排定的。我想我是从这天晚上有了爸爸是个重要人物的概念。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他严厉批判了提倡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和为彭德怀鸣不平的“翻案风”，严厉指责了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出充分估计的人是“黑清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由此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判断，并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话：“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上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