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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今年十月，一位精神矍铄、体态健康、上了年纪的“患者”拿着挂号券走进我的“教授诊室”要看病。我一看之下，感到这位老同志好生面熟，似曾相识。细问之下，原来是半个世纪前（1957）我曾在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即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帮助过他用医疗体育（即现代所指的运动疗法）战胜心脏毛病的伍岳炜先生。他的出现给了我一个惊喜，惊奇的是眼前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看起来比当时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的他似乎更加结实，喜的是他这次来见我并非有病求我诊察，而是带了他的大作书稿《奇跡——历克顽疾纪实》给我看，并请我为该书写一序言。
读罢这部不寻常的书稿，使我对作者几十年来经历过多种疾病的折磨感到同情，但更令我感到佩服的是他那种与疾病作斗争的坚强的毅力和意志，和那种理智地探索、乐观的执着的精神，由此，终于总结出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保健疗病的方法。
伍岳炜先生的经验再一次证实了养生保健和征服疾病既要有科学信息的指引，又要有坚毅力行的精神去探索和坚持，更应注意把患者的自我尝试和总结与医务人员的咨询指导结合起来，才能更取得理想的结果。由于疾病的类型和表现千变万化，患者各人的体质和反应又是千差万别，因此，医学是一门包含有很强的个体化、人文化、专业化精神的科学。每一个人在吸取别人的经验而自我的疗病时，也应注意到这一点。
中山大学（中一医院）康复医学教授
世界卫生组织康复专家咨询团成员
世界卫生组织康复合作中心主任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音乐治病学会副理事长
卓大宏
2008年12月
前言
当读者看了前面的一组照片，可能以为笔者是位健康快活的老人。不！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一生都是在与病魔恶斗中度过的。死神几度与我擦肩而过，在它的眼里，一个年届古稀（七十有五）且身怀绝症（前列腺癌）的老人，正是它扑杀的最佳猎物。
当读者看了前面的一组照片，还可能以为笔者是位乐观好动的人。对了！正是这个“乐”字和“动”字，助我战胜各种各样的病魔，正是这个“乐”字和“动”字，不止一次地救了我的命。乐观出幸福，好动促健康，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回顾历史，七十多年来，风风雨雨，不同年龄段，我都得过不同的恶病和怪病。未满十岁就荣膺大“省长”（“癣长”，客家话“癣”“省”同音，下同），小小脑袋；布满荆棘。20前后；我先后在严寒的东北和西北患上可怕的“多发性风湿性关节炎”和“风湿性心脏病”；30前后，再次当“官”，可当的是乙肝；在“五？七”干校，又罹上急性腰肌扭伤和慢性结肠炎急性发作；40岁整，先后被查出“早期白内障”和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整天晕眩；50前后，出现“胃酸反流”和两次肠胃出血；60前后，高血压，高血脂和高尿酸血症接踵而来，紧接着又是双肾结石和双肾囊肿；70前后，被判前列腺肥大，夜尿5－７次。五年后被确诊为“前列腺癌”，这无异是宣判“死刑”缓期执行。（请读者放心，后面会有好消息）。
疾病极大地折磨了我，数度夺去了我的健康，几乎剥走我整个美好的青春。1954年秋，正当我大学毕业，踏进为人民服务的门槛，穷凶恶极的心脏病魔，又朴面而来，折腾得我死去活来。在极端绝望和无奈之下；我只字滴泪地写下生平第一份遗书。当年我才19岁哪！正值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国家花那么多钱来培养我；还来不及半点回报；多少世上美景我还来不及赏受；多少人间美味我还未曾品尝。斯时斯刻的我是多么愧疚！多么思亲！！多么恋世啊！！！
诚然，疾病也极大地磨练了我，它使我逐渐变得勇敢，顽强和坚韧不拔。著名作家“老鬼”说得好，他说人在艰难的时候是最有生命力的，而我要补充一句，只要善于发挥在逆境中激发出来的生命力，就必然会拼发出无穷的力量和智慧！
当然，与疾病斗争光有决心和勇气是不够的，还得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对不同类型的疾病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我对疾病的处理分成两大类。对急病和大病当然要依靠医院，只有医院才有能力处理这类疾病；但对于小病和慢性病，诸如：感冒、咳嗽、喉痛、扭伤、腹涨、便秘、肩周炎、网球肘、颈椎病、腰肌劳损、支气管炎、声带肥厚、声带*、声带闭锁不全、一般皮肤病、心率不整、慢性肝炎、慢性结肠炎、早期白内障、肾结石、肾囊肿、前列腺肥大、妇女乳腺囊性增生、以及婴儿头部巨型血肿等等。我基本上都是自已治理和自己解决的（其中一些重大疑难慢性病当然离不开医生的指导）。而自行治理的方法，是根据不同的疾病分别采用或综合采用有针对性的体育治疗、按摩、针灸、理疗（自购一些必要的理疗设备）、跌打和食疗，必要时辅以相应的药物。可以说基本上是“土”办法。我认为对待慢性病要有长期作战的打算，而且应以提高和依靠病体自身抵抗力为主轴，通过不断增强自身抵抗力，最后战胜疾病。而上述体疗、按摩、针灸、理疗和食疗，特别是体疗和按摩，正是增强病体抵抗力，进而战胜疾病的基本手段。
长期以来，身边的亲朋好友和病友，都劝我把他（她）们认为我一生在自我和给人治病方面多少带“传奇”色彩的经历写成书奉献给社会。然而，写书对我来说毕竟是陌生的，何况退休已十多年，笔杆早已束之高阁，许多字句也已交还给老师。现要我重操起来，着实困难不少。可是随着时光飞逝，愈感上苍留给我的时间不会很多了。每当我在梦中听到亲朋的呼唤，和病友的呐喊，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和时不我待的紧逼感，在我心中悠然而起，我终于冒味地咬紧牙关，启动这支老朽的笔。如果说这堆杂乱无序的东西算得上什么“作品”的话，那就是我在古稀之年所写的“处女作”，也可能是我留给世人的最后之作。
为便于表达，本书拟用说笑、讲故事和写*相结合的形式来写，必要时加插一些情节，旨在把问题说透，减少平铺直叙的枯燥，增加阅读的趣味性。实际上它是我生平抗病的纪实，也是我养生的小故事集。
全书分“自我篇”、“为人篇”、“养生篇”和“美容性趣篇”四个部分。“自我篇”不分科别，而按发病先后逐个介绍我跟疾病作斗争的故事，有体会，也有教训；“为人篇”是我为亲人、朋友和病友治病的案例；“养生篇”是我数十年学习积累下来觉得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至于“美容性趣篇”，则是我从小摸索或从他人学习来的点滴小经验。在有关章节还顺便公开我在干校行医过程中发现的两个颇具疗效的草药验方，与病友和读者们共赏。
七旬半“小伙”是个矛盾和趣怪的头衔，但却是毽友们在毽场上对我的尊称和评价。他（她）们异口同声地赞我虽已年过古稀，但“踢起毽来却比十七、八岁的小伙还要灵活和持久。”我把它当作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在我的“救命稻草”这块牌扁上增添了浓浓的一笔。
由于我没有受过什么医学专业训练，更谈不上什么临床经验，故此，医学专业知识的匮乏，决定了本书错误和缺失一定很多。敬请专业人士和广大读者与病友多多批评和指正。
七旬半“小伙”
伍岳炜
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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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上丁；就当大“官”（“省长”=“癣长”）
我父亲喜欢请人算命。每年春节过后，我们家乡就有两位“名摸”，一位叫“李摸”，另一位叫“刘摸”（“摸”者为“盲”的意思，实为盲人简称），串门来算命。据说他们算命都很“准”，而且结论常常是惊人的一致，可能是同出于一部“经典”命书。
我小时候很好奇，父亲每次请他们来算命，我都照例列席旁听，从不迟到早退，更不缺席。最令我父亲高兴的是；每当二“摸”算到我一个弟弟将来要当省长的命时，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也许是过去受人欺凌太甚，从算命中看到一丝转运的希望。
然而，不知是命运的捉弄，还是父亲报错“八字”。六七十年过去了，我的那个弟弟并没有当上省长；而我却意外地当上了“省长”。不过我当的不是算命先生说的那个“省长”（在我们乡下，两字发音相同），而且是带病字旁的“癣长”。
我长的癣，乡下又叫“食毛癣”，医院统称为“头癣”，可能是乡下理发时传染的，起初是小小一个圆圈，以后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扩展到大半个头，又红又痒，且掉头发。
为了治我的癣，父母带着我几乎走遍了当地所有诊所和医院，甚至托人到香港买“欧家全癣药水”。所有这些都不管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听人说黄狗尿可以治癣，我高兴得不得了。于是，为了等治癣的“恩狗”，我经常在课余饭后守候在室外墙脚或路边。每当看到黄狗射尿，我立即快步跑到它射尿的地方，采摘被尿过的杂草，或用手括捧被尿过的泥沙，赶快往头癣患处涂擦。为求彻底，甚至不惜把患侧头部往它尿过的草丛或泥沙处钻，力求得到最大的收获。
如法“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病情不见好转，才逐渐意识到可能是被人戏弄。至此，原来的满怀希望，变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极端懊悔和彷徨之际，一位亲戚从外地回来，见我满头是癣，就给我介绍说，他几个儿子都长过头癣，用什么办法都治不好，最后听人说把头发留起来，不要剃，每天或隔天用肥皂或药皂洗一次头，当头发长到约一寸长时，头癣就自然痊愈了。
说到这，可能皮肤科的大夫们不会苟同。因按传统疗法，头癣一定要剃光以方便搽药。也许现在有先进口服药，不用剃头，例如“兰美抒”等，但此药昂贵且服药期长，并不是普罗大众能负担得起的。
不管怎么说，我的头癣是按亲戚介绍的“土”办法治好的，至今几十年未见复发。我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双料风湿”（1）
这是我要叙述的重点，因事关重要且故事情节感人，心得也特多。
1951年夏，一个特殊的偶然机会，让我跳进“东北商专”（后改名为“东北财经学院”）对外贸易专业，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依仗自己年轻（16岁）身体好。在北国坚持洗冷水澡，殊不知东北的自来水特冷，冷到刺骨，如此锻炼，在东北第一个冬天，我就过不了关，得了“多发性风湿性关节炎”。四肢酸痛，肌肉萎缩，逐渐发展到走路、下蹲都困难。成为班上、系里乃至全校都出名的“关节炎”。
“祸不单行”、“无独有偶”。关节炎未好，19岁那年又多了一个心脏病。据医生说十七八岁得“风湿性关节炎”，到20岁左右最易并发“风湿性心脏病”，我果然被言中了。
由于疾病的内在规律，加上当时搞“肃反”运动，每天仅睡三四个钟头，快到运动结束时，我已被心脏病击倒。当时来势汹汹，心跳乱七八糟，平均每跳两次就好像停跳一次，上气不接下气，无法入睡。越是睡不好，心跳就越糟，形成恶性循环。有一天竟要去医院急诊几次。领导见我病成这样，乃让我公私兼顾，出差去上海宏仁医院（后改名为“上海胸科外科医院”，是当时全国最擅长做心脏手术的医院）做手术。但到了该医院，经检查认为我不属于适合开刀的“二尖瓣膜狭窄”，就建议我“回南方暖热地带生活和工作”。领导见医院建议，有意照顾我回南方休养。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先前因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而转行的外贸大学生归队。真是时来运转，很快组织就决定把我调回广东外贸部门工作。原单位办事很快，在办调动同时连同我的行李都一齐寄回来了。接办单位让我养好病再上班。我打从内心感谢组织的关爱，决心尽快养好病，提早上班报效人民。
诚然，“调回南方暖热地带生活和工作”，为我提供了养、治好病的外部条件，我是广东人，生于斯长于斯，这里的气候水土适合于我。
然而，真正治好我的病的，还是若干内在因素：
（1）首先在明确了我得风湿病的根源是在北方寒冷环境下，不懂得保护自己，得了扁桃体炎，未彻底治疗变成慢性扁桃体炎，而扁桃腺炎与龋齿一样是由链球菌和葡萄球菌引起的疾患，该二菌种在宿体内不断繁殖，并排出毒素经淋巴液和血液循环全身，身体的那一部分对它敏感（如关节、心脏、肾脏等），而被吸收进去，有关部分就发炎、起病变。故此，别小看扁桃体炎和龋齿，它们是大病的病灶和祸根！
既已明确扁桃体炎是引发我关节炎和心脏病的祸根，还留它干吗？我终于下决心把它割掉，尽管很痛，我还是乐于接受。扁桃腺摘除后，果然病情逐步好转，起码不再发展了。
（2）“动”——运动——体育治疗始终是治好我“双料风湿病”的根本。为便于叙述，下面我综合了几个动人的故事。
①马约翰的不朽教诲。
1954年春，我在北京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作毕业实习。那里的同志都很同情和关心我，介绍我去清华大学找马约翰教授，据说他对体育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很有研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冒昧给马教授写了一封信。出我意料外，马教授接读后马上回信约我于当周周日上午10时到他家，信中还详明交通路线并附草图。我依时应约，见面后他简要了解我的病情后，即示我在他客厅用常态走20步路，接着问：“你感觉如何？”“痛！很沉！很累！”跟着要我像跳芭蕾舞那样吊起脚跟再走20步。我忍着痛照做。做完，他又问：“现在感觉又怎样？”“奇怪！感觉轻松了许多。”接着马教授高兴地指出：“道理就在这里，当你一反常态吊起脚跟走路的时候，你整个腿部肌肉处于高度紧张收缩状态，在高度紧张收缩过后必然是高度舒缓，而高度舒缓意味着血管膨胀，带来较多的营养和氧气修补腿部疾患；与此同时，较多的血流还带走了新陈代谢中产生的废物‘乳酸’，再通过排泄系统排出体外。正是这个‘乳酸’产生酸、麻、胀、痛、累等症状的物质。”
2。“双料风湿”（2）
基于这个道理，马教授要我立即丢掉带来的拐杖，回去再丢掉坐着大便用的“坐便凳”，“忍着酸痛走路，咬紧牙关上厕和上楼，这样你还有得救；否则，你很快就要残废的！”教授铿锵有力的金言玉语，句句击中我的要害，字字印入我的心窝。从来没有人那么深刻、那么及时地教训过我，使我终于悟出“要与顽疾对着干”的真理。这可以说是我生命历程的第一个转折点。
此后我真的“忍着酸痛”和“咬紧牙关”，身体力行地学走、练腿，逐渐恢复了腿肌和力量，为进一步体疗，奠定了基础。
②卓大宏的丰功伟绩。
1956年底，我被调回广州养病，一天见华南医学院（后改名中山医学院）附属一院贴出公告，谓有一批刚从前苏联学习医疗体育的年轻医生回来成立“医疗体育科”，欢迎就诊，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喜讯”。它完全符合马约翰教授的教导，也完全迎合我心中的向往。我决定应诊，不料当时主管我治疗的内科主任坚决反对，他说，我的病应绝对卧床休息，决不可接受医疗体育，否则，死得更快！然而，我决心已定：“我宁可动着死，也不愿静着被折磨死！”在争持不下的情况下，最后以我签字“责任自负”了结。
到医疗体育科后，接待我的年轻负责医生、现在已是蜚声国际鼎鼎大名的康复医疗专家卓大宏医生，他详细了解我的病情后鼓励我说，前苏联著名心脏病学家莫什科夫有句名言：“心脏病人最大的危险不在于运动，而在于停止运动；但心脏病人的运动必须在医生指导下循序渐进地进行。”接着又为我竖立起一个活的榜样。他说：“当代奥林匹克5000米长跑记录保持者Nurmi（努米，又译称‘鲁米’），就是你的同病（也是在20岁前染上风湿性心脏病）。但他经过刻苦的循序渐进的医疗体育，取得了良好的代偿功能，因而他同样可以创造奇迹！”
这是继马约翰教授后又一个扭转我生命进程的恩师。他们语重心长的教诲给了我无穷的力量。从此，一把重夺健康的烈火在我的心中熊熊燃烧！
医疗体育科见我决心大且有运动基础，视我为该科开诊首批“培训”的苗子，选派了一位最佳体疗护士专门辅导我体疗。按规定每次体疗前后都要作心脏、肺活量等的检查，合格后再进行体疗或放行回去。第一阶段只教一个动作，即双手开合配合深呼吸。要求动作要慢，呼吸要深，做完再慢慢走回家。这样做了约一个月，病情体态都有明显好转，该护士再教授24式简化太极拳。在学打过程中同样强调双手开合配合深呼吸，动作要慢，这样打了几个月。卓医生见我病情大有好转，乃让我到外面学全套太极拳，定期回去检查。
经打听，我拜当时广州武术协会理事长傅永辉为师。花12元用了一个星期时间（每天两个小时）学会杨氏88式全套太极拳。每天坚持早晚各打一次，每次约15分钟。
如是，半年下来，我的病情和体质都有了飞跃进展，且不知不觉打上了瘾。
经过全面检查，卓医生认为我已接近正常人，宣布我“解放”，从此在坚持打太极拳的前提下，可逐步增加慢跑、快走等运动量稍大的项目。
1959年春，单位见我身体日渐康复，决定派我到上海作为广州口岸代表参加全国纺织品出口统一经营，吃住办公都在外滩，为我继续体育治疗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每天早上进行约一个小时的运动，先打太极拳，继而环绕外滩慢跑。后逐渐感到运动量不够，遂增加篮球、足球和举重等项目。至此，我已完全脱离病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业余运动员。
③美妙的误会。
1962年初，单位决定调我回广州。行前我持当年挂号证到“上海胸科外科医院”（原名：上海宏仁医院）做检查。不料一场“美妙”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