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饕逭撸啾戎拢晾扯鞯睦肴ゴ盖椎耐纯嘞匀灰蟮枚唷�
之后，母亲变得十分阴郁，而且她无法摆脱这种心情。伊莱恩死时她已经怀孕，但两个月过后，她不顾身孕，重返工作，早产了两个月。当时她打电话告诉父亲，说她子宫收缩得很厉害，需要去医院一趟。父亲那时在咖啡厅，他告诉母亲他正烘烤馅饼，离不开。他选择了派别人送母亲去医院。弟弟约翰就是在母亲沉浸在悲痛的情况下来到这世上的。
虽然约翰看起来很可爱，但他并不能使母亲的心情得以恢复。我也不能使母亲快乐，尽管我很渴望再次看到她的笑容，感受她的体贴。在伊莱恩夭折后，母亲的人生就像那个内布拉斯加州的冬天那般凄凉。“把我推进我宝贝儿伊莱恩的墓穴吧！”有一次我听她对爸爸这样说道。哪怕是弟弟小的时候，母亲都不愿抱他，弟弟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以前，我总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受溺爱，很温暖，也很安全，而现在，一切都已不再了。伊莱恩死后，母亲变了，变得冷漠无情，变得很奇怪。为了让母亲高兴起来，我努力变得完美，变得令人喜爱。一次在厨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站在角落的暖气调风口上，试图抓住从地下室升上来的暖气，但是父亲为了省钱，总把热量调得很低，所以我在那儿直打哆嗦，双手抱着自己，而脚则不停地跳动着。这是我特意为她做的小小舞蹈，希望能吸引她的注意。可是她却坐在对面的桌子旁，肩上披着大披巾，手指不停地拨动着发端，眼神空洞。有时，她会重复哼一首伤心小曲，应该是一首希腊哀歌，但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坐在那儿，一声不吭。这是最令人担心的。沉默就像一只黏糊糊的手，为了摆脱它，我会说妈妈这个，妈妈那个，妈妈，妈妈，妈妈……可回应我的却是更多的沉默。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讲话的时候都还会有些停顿——别人可能会说是很多停顿。在我看来，沉默就是一片黑色的幕布。
熟谙弗洛伊德学说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孩子与母亲在情感上的分离是十分痛苦的，因为孩子突然意识到他或她不再是世界的核心。当这种分离在很小的时候发生，而且是因为突然的悲剧或创伤时，这种痛苦是格外剧烈的。的确，这正是我所感受到的。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由于餐厅没人帮忙，父亲想尽办法让母亲回去帮忙。他决定先带母亲去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的梅约医学中心就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梅约医学中心就已经是一家治疗各种内外科和精神科疾病的大型医疗机构了。母亲在那里待了两三个星期，回来时，她的诊断结果为“神经紊乱”。说法变得真快，起初说是“忧郁症”，接着加重为“神经衰弱”，而现在是“神经紊乱”，再后来就变成了耸人听闻的“精神失常”了。如果是现在，她的症状会被描述成“临床忧郁症”，一种使人记忆逐步衰弱的病状，小说家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称之为“看得见的黑暗”。那个年代没有有效和可承受的精神药物。治疗的主要方法分自我休息和心理咨询两部分。母亲获得了休息，却没能得到心理咨询。
这个时候，布罗斯女士（MrsBouloss）开始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只有在后来回想的时候，我才发现内布拉斯加州科尼市的移民多得令人震惊。我们居住的小社区离市中心有7个街区的距离，里面不仅住着希腊人，还有一个可怜的黎巴嫩女士。她信奉天主教，她家的厨房总是充满新出炉的披塔面包的味道。由于母亲在家休养，家里静得有些寂寞，而她为我们提供了逃离寂寞的另一片天地。弟弟约翰学会蹒跚走路后，我会在工作日的早上，牵着他的手，一起走过后院，到达布罗斯女士家的厨房门口，然后飞快地冲进她温暖的厨房。这样，我们离开了思绪游离的母亲，享受另一个女人的溺爱。她比母亲老些，孩子都已成年。她肯定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因为我们一来，她会忙这忙那，还会给我们端上热腾腾的披塔面包，当我们在餐桌旁玩玩具时，她会抚弄我们的头发。母亲是否讨厌我们转向一个替代她的女人，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也许她反而因为没人打扰而感到轻松。对于我们在布罗斯那儿玩，她和父亲都不曾担心过，因为布罗斯女士一家既是邻居也是朋友。随着慢慢长大，约翰变得越来越健壮了。他试图抢在我之前跑到布罗斯家的门口，但谁先到并不重要，因为她对我们两个都很热情。
无处不在的节俭（1）
除母亲和布罗斯女士外，父亲对我的照顾很少。随着我越来越懂事，他在我眼中是一个漫不经心、经常不在身边的父亲。一般只能在深夜见到他。有时，如果我在一个工作日早起的话，大概6点钟，我就能看到他要出门上班了。在刚刮完胡子后，他会猛地冲进厨房。他的脸颊泛红，向后梳得整齐的头发依然油光闪闪，穿的是管理中央咖啡厅的制服——黑裤子和白衬衫，领带则卡在衬衫纽扣之间，以防被弄脏，还有就是黑鞋子和白袜子，之所以穿白袜子是基于白袜子不易吸收热量和水分，能使脚更舒服。准备完毕后，他便出门了。出门前，没有拥抱，没有亲吻额头，也没有任何话语，有的只是他走后厨房门的一声轰响。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一家都会在咖啡厅共进晚餐。即便在那个时候，父亲也会不停地起身，去招呼客人。星期天，我们都会在家一起吃午饭，但总是很匆忙，一般都在上午11点半吃，这样，父亲就能在中午时赶回咖啡厅。他晚上下班回家时，通常是21点或者更晚。与出门时不同的是，下班后的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后梳的头发变得凌乱，脸上的胡子茬使早上泛红的脸颊显得灰突突的。白袜子也没起到预想的效果，因为他痛苦地站了15个小时。当端坐在厨房的餐桌边时，他卷起裤脚，用湿布裹住曲张的静脉，并把脚浸泡在一盆加有泻盐的水里。他很少与我们兄弟俩或者母亲交谈（一生中，我从未见他拥抱过母亲）。他不会和我们开玩笑，不会和我们坐在一起读书给我们听，也不会询问我们每天是怎么过的或者我们在学校里都学了些什么。他从不料理家务，例如，他从未修剪过草坪。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关心我们，而是因为他似乎只懂得通过全身心地投入咖啡厅的工作，通过改善我们的生活和未来，来表达他的爱。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工作狂”。不幸的是，我继承了他只顾工作，而忽视家庭和人际关系的性格倾向。
伊莱恩大约是在1929年12月股票市场崩溃的8个月后去世的。大萧条使得大批职员下岗，工资也大幅下滑，还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当时我还太小，并没注意到这些变化。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农作物堆积、干旱和抵押债务，农业一直处于萧条期，所以看起来科尼可能没有多大变化。猪群牛群照样通过联合太平洋铁路贩运，它们是前往奥马哈牲畜场的不归客。我依然记得当时到处都鼓励节俭，咖啡厅和我家也不例外。使用咖啡厅唯一的洗手间，你会发现父亲贴在手纸架上的标语：“明明一张能擦干，为什么还要用两张。”这并不是一个问句。对我父亲来说，“使用大户”的行为是对他的极大侮辱。
不过起码顾客还是可以自己决定用多少的，而在我们家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在一套严格的规则管理下过日子。父亲制定这些规则，是为了让我们不浪费一丝一毫。最令人无法忍受的规则是关于每个星期六晚上洗澡的。从来没有规矩如此严格地规定儿童的等级排序。洗澡前，一浴盆冒热气的水被放到我们的小浴室——浴室在冬天通常很阴冷。父亲是第一个进入浴盆的。我猜经历了一天的劳累，一浸入热水后，他会舒服地叹一口气。在他涂着肥皂，冲洗完毕出来后，就轮到母亲了。母亲洗完之后，才轮到我和约翰。我们俩在这被洗过两次、变得微温的水中洗澡。我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体是洗后更干净，还是洗前更干净。整个冬天，客厅一直被关着，里面也没暖气，那间小客房也一样——父亲在客厅中间砌了一道墙，客房就是这么来的。卧室是对客人开放的，他们来得很勤，经常是没打招呼就来。这也算是内布拉斯加州希腊移民的一个习惯，他们都喜欢把移民同胞的家和餐厅当成路边旅店，在那儿免费过夜和享用美食。在我们家，父亲为所有家具都护上了一层塑料保护膜，以此保护这些装饰品，这是父亲的另一项节俭措施，而客人则要学会忍受这一点，但母亲喜欢招呼这些客人，她把他们的来访看做是很好的社交机会。
无处不在的节俭（2）
有些客人待的时间会很长。从学校回来，我就会发现又来了一些父亲的希腊亲戚。他们穿着奇怪的衣服，带着用麻绳捆绑的陈旧手提箱，入住我们的客房。他们会待上几个月，这段时间里，他们会在咖啡馆上班。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用劳力换取食宿和小额工资，这样他们就能在美国有立足之地，也能继续发展，这跟我父亲当年走过的历程一样。不过和那些来临时休息的客人相比，他们是母亲的负担，因为她要为他们收拾、洗衣。如果他们没在咖啡店吃饭的话，母亲还要为他们做饭。父亲说这样能省下工钱。
此外，父亲还节省了同线电话的开销。“同线电话”这个词语激起了我那些孙子、孙女们的兴趣，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指的是三户人家共用的电话线。如果你的共用邻居很爱打听，那么他可以偷听你的谈话。除此以外，我还记得如果有人离开房间不关灯的话，母亲会大叫：“把灯关上！”她明白如果父亲知道这事儿会十分愤怒，并朝她大喊“节俭”。即使在今天，当我离开房间，我也会“把灯关上”。
除手纸使用外，在咖啡厅父亲还有很多节俭措施。为了降低成本，他会去菜市场买隔天的蔬菜和水果，每样东西他都是低价购买。利用这些材料，他烹饪了一些在科尼还算不错的菜肴。他的一些最受顾客青睐的菜肴，比如猪肉卷，都是用隔天卖剩的材料做出来的。肉是他在餐厅厨房里自己切的。在密尔沃基肉类加工厂的工作经验，使他看到一块猪后腰肉就知道这块肉能切成几小块。他会用肉锯和切肉刀把一块25磅的牛肉切成若干片牛排、短肋肉、肥肉、细肉条和骨头。细肉条是为炖煮菜肴和汉堡包准备的，而骨头是熬制老汤用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儿浪费。
中央咖啡厅的消费价格很实惠，在今天看来非常便宜。最受欢迎的菜肴可能要数“特制热牛肉套餐”了。套餐包括一种开面三明治，底下是一片涂上土豆泥和肉汁的白面包片，面包上是几片烤牛肉、一块馅饼、一杯咖啡，所有的加起来也才30美分。咖啡单独算是5美分一杯，可以无限制续杯。除此之外，炖牛肉、鸡肉炖面条、肝烩洋葱、大豆蹄膀、汉堡包和先前提到的猪肉卷构成了午餐的主菜单。晚餐供应是17点半开始（在科尼，我们的午餐叫“dinner”；而其他地方的午餐叫“lunch”）。用餐的顾客们喜欢吃牛排、排骨、牛肋和烤猪柳。此外，土豆肉汤、通心焗面、四季豆、提前切好的白面包和简单的沙拉都是主要的辅食，接着还有水果派或者冰激凌做点心。饮料的选择依次是咖啡、牛奶、冰茶和水。菜单中没有希腊菜。葡萄叶包饭会让科尼市民感觉匪夷所思，因为他们喜欢未经加工的白米饭和切好的牛肉块。母亲的拿手好菜是果仁蜜饼，由蜂蜜、坚果和薄如威化饼的酥皮面饼调制而成，奶油十足。即便是这一绝活，也不能摆在餐柜上，因为顾客会觉得太奇怪。后来，内布拉斯加州跟随全国潮流，于1934年废除禁酒令。之后，父亲把啤酒列入菜单，但没有添加葡萄酒或烈酒。在禁酒令解除前，许多人都触犯过这条法令，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她用我们家后院种的葡萄做葡萄酒，用传统的做法，在地下室的一个盆子里，用脚把葡萄踩碎。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无处不在的节俭（3）
虽然父亲采取了诸多降低成本的措施，但中央咖啡厅仍是科尼唯一一家拥有白色桌布的餐厅。所有的15张桌子都是“四人桌”，也就是每桌能坐4个人。摆在墙边的柜台还能容纳18人。每张餐桌上都有一块桌布、白色的餐巾布和洁净的重型不锈钢餐具。餐厅后面的厨房里有大洗碗槽，专门洗这种餐具。当然，柜台是没有桌布的，但是柜台的顾客同样可以使用餐巾布。这个明显与父亲的“节俭”相悖的措施让餐厅拥有了一种品质感，也使它在科尼显得与众不同。
父亲每天都会改变菜单，这取决于当天他在菜市场能买到什么菜。每天早晨，当享用早餐的顾客们喝着咖啡，吃着薄饼、华夫饼、咸肉和鸡蛋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双面的迪特表单卷入方形的下层木牌大型打字机，把午餐和晚餐的菜单打出来。伏在打字机上，他很不熟练地用一个手指按键，直到完成菜单，然后把打好的表格放入手动迪特牌复印机的滚筒中，用便宜纸张做原料打印出表格复印件。这些复印件有复印墨水的味道，现在这个味道只有一定年龄的人才回想得起来。打出来的紫色字母像孩子们在地板上堆的木板字一样不整齐，有高的，有低的，还有倾斜的，这一切全归咎于这台过老的打字机。这个奇怪的、墨迹很浅的蓝字菜单与表面上豪华的白色桌布那么不和谐……
大萧条时期的小小生意人
1934年禁酒令解除的时候，8岁的我开始在咖啡店帮忙。我会站在长柜台前的收银台，负责收钱和找零。刚上手，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处理这些数字，我游刃有余。顾客们常常会瞥一眼我找给他们的钱，寻找那从来不曾找到的错误。
在收银台的成功让我更有底气了。为了使咖啡店顾客不断，父亲创建了一些价格机制，其中有一个规定是，如果顾客提前为下一次用餐付费，就能得到10％的奖励——即顾客提前付5美元的餐券费，就能享有价值55美元的食物。许多餐券放在柜台上的小箱子里，一旦回到收银台上班，我就会主动挑起责任，仔细看看谁的餐券快用完了。有些顾客只要再买个10美分的馅饼就会用完价值55美元的餐券。令他们悲哀的是，当他们在收银台前搜索身上的零钱时，我会跟他们讲，“您要买新的餐券吗？这一张就要用完了。”大多数情况，他们都会再买，而不会小题大做。但在大萧条时期，即使有10％的回馈，能为下一顿提前支付5美元的顾客也已经不多了。有时，让顾客续买餐券也会遇到抵触情绪。这时，我会用强有力的推销术尝试说服他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我的这一推销本领不断得到提升，我也对它很依赖。此外，从小就学会如何避免直接被别人拒绝也是很有价值的一课。有时，我会在顾客用餐的时候，在餐桌边徘徊，寻找推销机会。一次，我甚至沿着街道，一路追着一个本地的服装店个体户，仅仅因为他忘了为那杯咖啡付5美分。我没去了解像他这样的顾客是否认为我太纠缠不休或是很讨厌，我的目标是提高业绩，获得认可，也许还为赢得我那淡漠的父亲的称赞。
当然，对许多人来说，大萧条不仅仅体现在如何凑齐5美元，然后获得50美分的优惠上，它要严重得多。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无所有。我们在科尼的所见所闻，就足以让我们知道整个国家都在挣扎，也知道大家应该试着相互照顾。一些食不果腹的失业者会来中央咖啡厅的后门乞讨食物。父亲从没赶走过一个乞食者，但也不会免费赠送食物，他知道这关系到这些人的自尊，因此他总是让他们付出一些劳力来换取满盘的炖菜。这是他对工作换福利项目（welfareforwork program）的解读。许多人没能来到咖啡厅的门口，但父母还是设法用其他方式帮助他们。 。 想看书来
无处不在的节俭（4）
美国大平原农民在19世纪20年代所经历的窘境持续到了19世纪30年代，使得崩溃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那时，干旱接连不断。19世纪30年代中期我还是个孩子，记得那时沙尘暴会把中午的天空盖得漆黑一片，弥漫的砂砾使人和动物呼吸困难。由于没人出门，咖啡馆没有一点儿生意。在学校，老师会打开电灯，试图继续教学，但是没人能在黑褐色的天气下集中精神，因为你会听到尘土不停地撞击玻璃，令窗户和门在风中嘎嘎作响，十分可怕。声音响个不停，就像一个厉声的闯入者在爬墙而入似的。没人能阻止厚厚的砂砾从窗户的缝隙和门底飘入。在家里，当我们收到风暴将至的警报后，尽管母亲已经让我和约翰帮她用玻璃纸或者蜡纸把窗户贴上，尘土也依然能飘进来。风暴结束后，我们会清扫尘土，要用好几个桶才能把那些尘土清理出去。与这风暴相比，蝗虫风暴则更为糟糕。当蝗虫群从天空扑向小麦地和棉花地时，它们也会遮蔽天空，吞噬所有的作物，清空花园，并在马路和人行道上形成翻扭跳动的蝗虫队伍。走在路上时，它们会在你的脚下嘎吱作响，令人作呕。这些异常强烈的灾害的受难者经常是移民来的农户。在我们学校，有些孩子会一连几天都穿同一件脏外衣。他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起来脏兮兮的，满是灰尘，而且看起来很饥饿。对于这些孩子的家庭，父母会送上装满食品的篮子。那时，母亲已不再抑郁，她发现忙碌是抵抗抑郁的最佳方式。因此，她为那些有需要的孩子做围巾、帽子、袜子和连指手套。此外，她还做面包，通过面包售卖活动，施惠于科尼的穷人。他们的善行不仅局限于美国，父亲还会把钱，连同母亲做好的衣服汇往他们各自的家乡，为家乡谋福——他把繁荣时候所存的一半储蓄都寄了回去。他们的榜样行为至今我都不会忘记。
那时，年少的我还不能完全领会父母的行为所蕴涵的道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回馈社会。可我的父母从未在美国得到过任何人的帮助，除了最宝贵的礼物——当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所提供的机会。由于这个机会，他们有了今天的生活和成功，他们认可文明社会的契约——这是一条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