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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沙尘暴和漫天的蝗虫吓坏了我，我也对那些饥饿的人和穷苦农民很同情，但归结起来，大萧条中，人们更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有两三个本地理发师在咖啡馆用餐后没钱结账，因为他们的顾客开始不愿去理发店理发了。为此，父亲制订了双边交易协议，即食品换服务。每当我和弟弟需要理发时，父亲就把我们送到其中一个轮到的理发师那里。如果轮到的理发师技艺不精湛，我就会拥有一头碗状发型，看起来像那些农场孩子，（根据我的想象）他们的头发是他们父亲用修枝剪或钝的剪刀在家帮他们剪的。我讨厌让那些理发师理发，我还会就此事与父亲理论，但最终，我没有选择，因为正如他解释的那样，他们只能靠理发来偿还欠咖啡馆的债。此外，他也不会因为儿子自负，不愿意接受不完美的发型，而让那些人变成赖账者。通常我会在理发之后用剪刀重新修剪，希望能弥补头发受到的破坏，但是这从未奏效。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大萧条是如何迫使人们节俭的。从这个经历中，我学到，即使是在萧条时期，也千万不要吝啬你的花费，而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应该节俭再节俭。
在家，父亲严格地要求我培养储蓄习惯。他从当地的信贷储蓄银行弄了一个储蓄罐，但存进储蓄罐的钱不是为一般小风小雨，而是为将来的大风大浪做准备的。他不允许我用储蓄罐里的钱买想要的东西，比如速拍相机。在他看来，储蓄就是储蓄，不能时不时拿出来点儿。我要一直往储蓄罐里塞钱，直到它很重很重。只有在那时，父亲才会把它打开，让我把硬币都倒在床上。看到这些钱，我感觉自己很富有，但不幸的是，我不能用这些钱。我要清点这些钱，还要把它们堆放在包装纸中，然后带去银行，把它们存入我的储蓄账户，这样，账户的钱越来越多。之后几年，父亲严格监督我的储蓄过程。这些个人存款帮我支付了大学的学费。
用心取悦（1）
少年时期，我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为了取悦父母。为了取悦父亲，我想证明我能达到他严格的要求。至于母亲，我只想重新获得她的关怀，并让她开心。那时，年纪尚小的我天真地以为我能填补伊莱恩的死给她带来的空白。
从梅约医疗中心回来后，母亲恢复得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能在厨房找到魔术师般的手感。她是个很棒的面包师。每当我下午放学回家，都有温热的奶油土司、一大锅热巧克力和希腊糕点等着我。奶油土司是她用自制的面包制作的。母亲做的果仁蜜饼或撒上蔗糖粉的杏仁酥饼，令人欲罢不能。她的食婆饼也同样让人着迷，这种饼是用三角形状的薄面团揉在一起，接着进行油炸，然后涂上蜂蜜、坚果和肉桂制作而成的。因为我把取悦母亲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享受她的美食就成了我的责任。我设想，我吃得越多，她就会越开心，也会越来越关注我。就像一只追着自己尾巴的狗，我吃再多，也不能使伊莱恩复生，令母亲脱离忧郁，但我还是不停地尝试。由于热切地吃从她烤箱出炉的涂满奶油的美食，我成了个胖乎乎的孩子。正是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如何抵制这些美食的诱惑，但至今，糕点还是令我痴迷。我的妻子曾经开玩笑说，如果我站在一个糕点店旁，而这时街上高调地走着一个裸体的超级模特，那我肯定会更有兴致看着糕点。我对食物的嗜好也使父亲的一项节俭计划落空，他想让约翰穿我留下的衣服，但是我的衣服对苗条的约翰来说太大了，因此他只能买新衣服。
当然，可以说多吃一些母亲做的点心并非什么难事，但这并不是所有，我还做了其他事情讨好母亲。有一年，当母亲节快来临时，我们的小学老师组织了一个手工活动：让大家为自己的母亲做一个纸质首饰盒。但我想做的要比这个礼物更好。我想办法弄到了雪花石膏，这是正规的首饰盒制作材料。然后，我开始把它雕刻成一个我认为最好的礼物。当别的孩子在课后玩耍时，我在专注地准备我的礼物（我不是很擅长运动，所以与喧闹的操场相比，我更喜欢准备这礼物）。后来，当我把盒子送给母亲时，她笑着抱住了我，夸奖我的体贴，夸奖我能为她着想。接着，她就把盒子收了起来，而我从未见她用过。伊莱恩的死给母亲带来的悲痛之大是我无法体会的。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不在楼下的客厅里放一张伊莱恩的照片，毕竟装有我和约翰照片的银色相框就放在客厅的边桌上。“看着照片，令人难以承受，”她说，“你知道我把它挂哪儿了吗？”她把伊莱恩生前唯一的照片挂在通往阁楼的楼梯边的墙上。“每当我想她，想看看她时，我就会上那儿，打开灯，对她倾诉，然后大哭。”
5岁那年，我在爱默生小学开始了一年级的学习。这是科尼市几所公立小学之一，那时还没有私立学校。如果有人认为用税收做资金来源的公立学校不能培养青少年，不管是在农场种植方面、商店管理方面，还是在为大学做准备方面，那么科尼人会感到很生气。从爱默生小学，到初中，再到朗费罗高中，我感到我必须成为全校最乖、学习最好的学生。确实，我做到了。虽然有点儿难以置信，但我确实不记得曾做过什么很调皮的事。我累积了好多奖励好学生的金星，并且基本上各科成绩都是A。唯一一门得B的科目是生物学，原因是我不会画书上提到的青蛙。9年级时，我开始痴迷地练习吹单簧管。我甚至还说服父亲给我买了飞歌公司生产的一个设备，它能把我吹的曲子录进软塑料磁盘，这样我就能听自己的演奏，进而修正自己的错误。一年多以后，我对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和第四乐章已经很精通了——我一向对“精通”这个词用得比较随便。高中时，我是乐团和管弦乐队的一把手，并被选为内布拉斯加州管弦乐培训班的首席单簧管手，这个培训班由来自州内各地的高中音乐人组成。
用心取悦（2）
我想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孩子
我对父母的极力讨好有时也是有限度的。他们是美国公民，但又执意忠诚于希腊，包括它的宗教和习俗，这种矛盾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有时我会与他们的意愿相悖。如果把内布拉斯加州比做一珀西片大海，那么科尼市的希腊社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孤岛。这种孤立在许多方面对我造成了负面影响，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母亲每次让我穿着去上学的衣服。她让我穿她亲手做的蓬松裙子和偏向女装的衬衫，而衬衫的领子上还有褶裥花边。这些多褶边的白色衬衫，配上灯笼裤和黑色漆皮高帮鞋，让我看起来和同学们相隔了好几个世纪。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其他同学都穿着背带裤、牛仔衫和休闲靴，我穿的却是方特勒罗伊小爵爷式的服装。同学们都盯着我看，起初很好奇，而后就掩面而笑，而我则尴尬地红着脸。那天下午回家后，我向母亲抗议，但她坚持让我穿这些衣服上学。约翰上一年级时，也是如此。虽然这些日子只持续了几年，但那时，我却感觉每天都度日如年。
如果复活节等特殊的日子来临，情况会更糟。在这些日子，我们所穿的衣服正是希腊人民在跳舞或者作为国王御林军时所穿的服装。整套服装包括袖子宽大的衬衫，而衬衫底部则张开得像裙子一般，另外还有马甲、装饰性的腰带，以及紧腿裤，小腿上还裹有吊袜带。穿着这些，想融入美国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开始寻思母亲让我们穿这些女性化的衣服是不是因为想把我们打扮成伊莱恩。如果是那样的话，即使我们了解她的动机，也无法减少这些具有民族特色且女性化的服饰给我们带来的窘境。当地的其他希腊孩子都不必穿这些服装。我的儿时伙伴格斯·波洛斯（Gus Poulos）、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l）米歇尔的姓氏是由米歇尔波洛斯（Mitchellopoulos）缩写得来的。——作者注，至少他们能理解我的苦恼，而那些占主体的非希腊裔每次看到我和弟弟穿这些衣服都会偷笑。
甚至连我的名字似乎也和我过不去。母亲叫我彼娣（Petie）。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名，可它会引起误解，这是我在上初中的第一天所了解到的。那天，老师在点名，突然她停下来了：“彼娣·彼得森，这是男孩还是女孩？”整个教室哄笑开来。事后，我坚持要求母亲告知学校我的名字叫彼得，但她总是叫我彼娣。此外，在伊莱恩死后，为保护我们，母亲总是对我们的各项活动都管得很严。她不让我和约翰玩有接触性的运动。当我们在公共游泳池游泳时，她坚持要在边上看着。记得有一次，在7月4日，母亲对比尔（父亲的弟弟）的大意行为抱怨不已——他在点燃樱桃炮的引信时，引信突然崩飞，弹到了我的眼睛。她甚至不让我们爬后院的樱桃树，而它的树干离地面还不到6英尺。因为这一切，其他男孩说我娘娘腔。我想，他们说得没错。约翰没得到这个称呼，因为他更热爱运动。他还是个顽皮鬼，有时很不老实。这使他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尤其是母亲。
就连一些家庭习俗好像也妨碍我融入学校。我们家会定期收到来自母亲故乡的花草茶。这种茶叫做蔡茶。母亲会把它放在箱子里，并储藏在阴冷的地下室保鲜。我们有两种蔡茶：一种是母亲让我早上喝的，母亲称它为“健脑食品”，她说这茶能让我变得很聪明；另外一种是甘菊，母亲会在晚上喝，因为它能帮她入眠。有一天上课，老师问我们早上都喝些什么。大部分同学都说他们会喝牛奶或阿华田（瑞士著名麦芽饮料），轮到我回答时，我说“蔡”。
用心取悦（3）
“什么是蔡？”老师问道。我不知道应该叫它蔡茶，于是就解释说，它就是蔡，喝的时候我会加蜂蜜。接下来的对话是这样的。
我说：“喝它很有益，它很甜，还能让我变聪明。我每天早上都喝它，因此我能聪明一整天。”
“你妈妈也喝吗？”
“不，她喝另外一种能助她入眠的蔡。”
“这东西你妈妈是从哪儿弄到的？”老师继续问。
“是从一个箱子里拿出来的。黑暗的地下室里有个箱子，母亲会去那儿，取出些蔡放到罐子里，随后再把罐子放在橱柜里。她每天早上都为我准备蔡，而她则在晚上喝另外一种蔡，这样她就能入睡了。”
这些奇怪的行为显然引起了警戒，让人联想到兴奋剂、鸦片剂和奇怪的异国风俗。因为在我明白这些之前，老师对我说：“要不你让妈妈来一趟，向我解释什么是蔡，然后我们就可以向其他同学介绍了。”这是我与别人不同的另外一个例子，被老师单个询问令我很尴尬。虽然我能参加一些朋友的生日聚会，但我自己却从未举办过生日聚会。希腊传统规定，我们不能庆祝自己的生日，只能在命名日（Name Day）——6月29日进行庆祝。根据教会日历，这是为纪念圣彼得所设的节日，但命名日是让成年人庆祝的，小孩仍不能庆祝。这又是一个例子，表明我不能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孩子。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母亲已不再要求我打扮得像个希腊民间舞蹈艺人了，但故国希腊还是像阴影一般笼罩着我，有时我感觉这阴影单调而沉闷。上初中意味着我要开始上希腊语课程了。每次上完常规的学校课程后，我还要在科尼初级中学的一个教室学习希腊语。授课的老师都是希腊东正教的牧师，他们来自40多英里外格兰德岛的一个东正教堂，那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教堂。他们摧毁了希腊学生的课后生活。本来，我们可以踢足球、打篮球，或是玩弹珠。他们的职责是教会我们掌握母语的表达和写作能力。授课的第一步是对我们进行微妙的思想灌输：每次上课，老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小面蓝白相间的希腊国旗放到桌子上。他们身穿黑色长袍，拖着长长的胡须，授课时表情严肃，过程沉闷。当我们吃力地掌握奇形怪状的24个希腊字母，并理解它们所组成的单词时，会有非希腊裔的同学经过走廊，他们会投来异样的眼光，仿佛在说：“真怪！”
我在希腊语的学习上出类拔萃。我的希腊语小有成就，能给远在故乡的希腊亲戚写信，也能看懂他们的回信，在家，我会背长篇希腊诗歌给母亲听，在教堂和命名节庆祝上，我也会背这些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想学了。
父母的希腊文化习俗像一个漩涡一样把我卷入其中，而我却只想逃离漩涡，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孩子。这样，我就可以去圣公会教堂了，在那儿我是教堂襄礼员，无须顶着夏天的热浪或冬天的雪花，坐好久的车，前往格兰德岛，参加冗长的东正教礼拜。这些教堂礼拜会在连珠炮弹似的希腊语中持续三个小时，令人难熬。而四旬斋更是非常折磨人，斋期第一天的礼拜结束后，我们终于能吃到食物了，这是一片代表耶稣身体的圣餐面包，哦，饥饿的我多想再吃一片啊！
然而，父亲相信希腊教会至上，甚至相信希腊东正教是基督教的正统，因此我还是要遵循教规，参加教堂礼拜。当教徒们双手合十的时候，手会先碰额头，再到肚脐，接着是右胸腔，最后才是左胸腔。他们坚持认为天主教徒先碰左胸腔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不遵从，或是质疑他们的理论，父亲就会叫来许多来访的希腊教牧师和助教。他们会坐在我身旁，帮我做所谓正确的姿势。他们会说同样的话，那就是，我应该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当做一棵树，而希腊东正教才是树的根和树干，天主教和新教仅仅是树枝而已。。 最好的txt下载网
用心取悦（4）
教徒们对希腊教的坚信不疑没有影响他们对民间信仰和迷信的推崇。有一次，母亲请来我的教母，为我祛除手上的一颗疣。午夜来临时，我的教母——我不认识这个看起来很奇怪的女人，手舞一种树枝，口念咒语，然后用一种自制的药膏涂在疣上。令我惊奇的是，这颗疣居然真的渐渐消失了。
逐渐清晰的生活
对信仰执著的我的父母很难接受一个事实：上帝给了我一双近视且色盲的眼睛。在7年级的时候，我几乎要坐到老师的大腿上，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连看书也要把头埋进书里。每当去科尼唯一的电影院看电影时，我总是选择前排位置。当小伙伴们要分队玩垒球时，我总是最后一个被挑选，因为我看不清球。冬日午后，当玩大富翁游戏时，我要把身体倾向游戏盘，看我转的骰子所显示的数字。“胡说八道，”当我告诉母亲我眼睛可能有问题的时候，母亲是这么回答的，并且补充说，“我和你父亲的眼睛都是很好的。”
最后，当校医院的护士坚持要我去找个验光师检查时，我照做了。验光师给我镜片，让我看视力检查表。根据我看检查表的清晰度，他不断地给我矫正镜片，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了。随后，他要看看我当时戴的眼镜，以判断我近视的度数。当我告诉他我从没戴过眼镜时，他惊呆了。比他更震惊的是，戴上他配的眼镜后，13岁的我看到了有生以来最清晰的世界。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我漏看了这么多景色：我看到汽车牌照上原来是有数字的；我看到商店的橱窗上写着售卖铲子，打折出售裤子等，我看到远处中央咖啡厅的霓虹标志牌上写着“美食之家1923”，我看到一个半街区外的电影院正播放乔治·布莱恩（George OBrien）主演的《多色沙漠》（Painted Desert），而不需要再跑到影院入口的遮檐下去看。在家里，当我拿起门前阶梯上的午报时，我发现我再也不需要把报纸贴在脸边就能看清上面的内容了。几天后，我知道我再也不用眯着眼睛看事物了，除非太阳照射眼前。不过父母还是相信我的视力应该跟他们差不多。同样，他们也不相信我是色盲。事实上，父亲坚持做了色觉测试。当测试结束时，他用怀疑和责备的眼神看着我。他想，这么聪明的孩子怎么能在这么简单的测试上不及格呢？我所认识到的世界和我父母心中的世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而诸如此类的经历使这鸿沟越发戏剧性。
青春期的到来使这两个世界的分歧越来越大。我与非希腊裔女孩的来往是他们最难接受的。科尼没有与我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希腊女孩，因此我必须与非希腊女孩交往，可每当我对美国女孩有兴趣，父母的评价就总是毫不客气。母亲的评价最为苛刻，她会对美国女孩做糟糕透顶的归纳。
尽管如此，我还是交上了一个女朋友。她叫让·克里斯特曼（Jean Christman）。她的父亲是科尼唯一一家面包店的老板，也是中央咖啡厅的常客。我没有马上和父母讲我与珍交往的事情。后来，当我想带她参加高中舞会时，我只能坦白交代了。我认为是主顾关系的存在，才使父母的反应没那么激烈。因此，我们顺利地一起参加了舞会。除了在咖啡馆，父亲很少与美国人或是美国女孩接触。我不记得父母带我去过非希腊人家里做客。其实，父母不愿与美国人交流，更多的是出于担忧，而不是真的很厌恶他们。父母只弹希腊乐器和那时或如今的许多移民一样，他们担心以爵士乐和摇摆乐（相当于如今的嘻哈、说唱）以及让人想入非非的广告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会教坏孩子，摧毁他们的价值观，甚至担心他们会因此藐视长辈的习俗和规矩。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用心取悦（5）
父亲严格地教育我，让我尊重他和他所定的规矩。哪怕我在晚上迟5分钟回来，他都会打我。打我之前，他总会问我选手心还是手背，而我总会选择手背，因为打手背好像没那么痛。我对父亲这种威吓式的极端管教方法极为愤怒，但我总是默默承受，而我的朋友们都无须承受这样的折磨。
在我读高三的那一年，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一触即发。那一年，我负责争取家长们的支持，在灯光亮丽的学校体育馆举行一个由女老师监督的交际舞会。我是从比尔叔叔的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