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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那年，啸伯由票友而“下海”。从此，不断与各种名人搭班演戏。26岁时，开始与梅兰芳先生搭班。他领衔主演的著名戏剧有《四郎探母》、《宝莲灯》、《打鱼杀家》、《二进宫》、《白帝城》、《四进士》、《三国志》等数不胜数的戏剧。他一生匠心独运，其唱功和扮相都有独到之处，让人百看不厌，久听不烦。
啸伯先生一向刻苦好学，每演一出戏，必要搞清戏的历史背景，戏中人物的出身、经历、岁数、脾气、秉性等。除此之外，他还不断地潜心研究有关京剧的发声、喷口、吐字的发挥。他主张通过念白的声调、语气、感情去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表演，历来是细腻而洗练，大方而飘洒；既注重神韵，又追求意境。即使是在他成名之后，他仍旧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以勇于创新的精神继承、发展了京剧艺术的表现能力，创造了许多优美感人而又让人耳目一新的人物形象。
啸伯先生不仅唱戏功底好，其为人也是有口皆碑的。他的生活风度温文儒雅，诚恳谦和，跟徒弟相处，他总是待如家人，和蔼可亲、毫无名人的大架子。当今著名书法家、博士生导师、名票欧阳中石教授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平日里，他谈吐风趣，朋友成群。除了唱戏以外，他亦喜好历史、读书和书法。
啸伯是我外公和外婆府上经常来访的亲戚加友人。每每来时，总会给我外公讲戏，且是边讲边演，热闹非常。啸伯舅外公非常喜欢我外公的国画，我外公同样欣赏啸伯舅外公的戏，他们生前彼此之间的感情甚笃。
那时，在我孩童的眼里，啸伯舅外公不过是一个很慈善的老爷爷，总是和颜悦色地、慢慢地和我讲话。他很喜欢小孩，对我更是疼爱有加。他每次来访，一定会带一件玩具礼物送给我。在所有的礼物中，有两件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其一，是当年中国还不多见的儿童脚踏车。车子是清纯的栗色，既小巧又灵便，既可室内行走又可户外远足。其二，是一件更加别具一格的玩具，与我其他的玩具相去甚远。玩具是一对泥塑的老两口，两人的头部都是可以活动的。只要用手轻轻一碰，两人便可相对点头。两位老人分别坐在两把形象逼真的椅子上，全戴着金丝眼镜。所不同的是，老爷爷手握着报纸，老奶奶却忙着穿针引线。两位老人虽各有事做，可却在百忙之中，相对一笑，这一笑，仍似当年，情真意切。这种玩具，只能看不能玩，只可会意不可言传，我对此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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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蓦然回首（4）
舅外公给我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他每一次从石家庄回北京，必宴请众多的亲朋好友，他带着我们吃遍了京城的大饭庄。每上一道菜，他老人家必要先下筷子夹起来尝尝，品评一番，然后再请大家共赏。其间，欢声笑语不断。我那时虽然年幼，但是那种愉快的场面深深地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今天回味起来仍会为之感动。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之后，我的舅外公就从未回过北京，而我有时会默默地想起他。后来听我外公说，啸伯舅外公在“文革”期间深受迫害，病魔缠身，最终医治不成，而结束了他苦乐至极的一生。
“文革”以后，啸伯舅外公像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们一样，得以平反。人们开始追念他，他生前的演唱录音带、个人传记又频频上市，成为人们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我这个已过中年的孙辈人，每当听到和看到这一切时，内心总有一种淡淡的惆怅以及一种对逝去岁月的感慨。
3母亲教诲根深蒂固
如前所述，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是满族正白旗。我的外公和外婆的祖先都在清朝内务府里做事，任职一品、总督之类的官位。当年在慈禧太后身边服侍多年的四格格，就是我外婆的九婶婶。
我母亲在大家族的女孩儿中排行第八，所以小名叫八妞。和她同父同母的还有两个哥哥，即我的大舅和二舅。但不幸的是，我大舅于15岁那年患上肺结核因医治无效而早逝。
从母亲的长相、气质和风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是满族人的后代。年轻时的母亲长得极其文静而又清秀，典雅而又飘逸。她自幼按照满族人的习俗，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由北京女二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辅仁大学教育系，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后，转入学前教育专业。
母亲自上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外交部幼儿园工作，相继担任教养员、保教主任、园长等职务，直到她退休为止。数十年如一日地、全力以赴地将其毕生精力倾注在那些活泼可爱的、象征着祖国未来的孩子们身上。她当年的孩子们，现在有许多都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
母亲退休后，仍旧十分关注幼儿的早期教育。先后参加了北京市玩具协会、自闭症儿童的智力开发，以及学龄前儿童教育的咨询活动，并出版多部有关幼儿教学的论著，成为全国老一代著名的幼儿专家之一。
我自幼虽是生活在外祖父母身边，见到母亲的机会并不多。尽管我那时还是她唯一的孩子，母亲终日地忙工作，很少有时间和精力顾到我。外交部幼儿园当年在海淀区黄庄一带，那个年代里，一说到海淀区，好像就很遥远了。母亲平日就住在幼儿园的宿舍里，只有到了周日，才回外公家看看我。恐怕正是因为这样，母亲带给我童年的点点滴滴才变得珍贵起来。
记忆中的母亲朴素得很。冬日里，永远是一件藏蓝色的对襟布衣里面罩着一件同色的棉袄。夏天时，又永远是白色的短袖上衣配一条淡色的裙子。母亲身上从来没有什么浓郁的香水味，有的只是淡淡的洗发精的清香。她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母亲，感情含蓄而不外露，并不怎么拥抱和亲吻我，亦不多说赞扬的话。
母亲在我身边陪伴我最长的一段时间，是一次我病重住在儿童医院里，断断续续地昏迷了很多天。那年我4岁。当我慢慢地一步步地挣扎着从死亡边缘回到母亲的身边时，浮现在我眼前的是母亲那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当时很担心我会死去。那时年幼，对生与死的概念含糊不清，不过我却清楚地知道，母亲最大的希望是我能平平安安地长大。
幼年时节，母亲对我的教育，样样都是可圈可点的。
记得在我5岁时，几乎是刚刚有了钱的概念的时候起，母亲就送给我一个小小的存钱盒。存钱盒是用房子的样式做成的，清雅而娇嫩的粉色屋顶下，有着乳白色的四壁。房子的正面有两扇形象逼真的窗户，以及一个小巧玲珑的门。屋顶有个小小的烟筒，所有的硬币，1分、2分、5分的钱币，都可以从小烟筒里投进去，等整个房子装满时，轻轻地打开小房子的门，所有的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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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蓦然回首（5）
我对这个小房子似的存钱盒，爱不释手。不仅喜欢它外表的那种柔和协调的色彩，更喜欢那牵动人心的盒中物。如果把它填满硬币，刚好是5元人民币。5元钱！对当时的孩子来说，确是个不小的数字。
自从我有了存钱盒，每天都将一切硬币放进去。刚开始时是在家里到处搜寻外公、外婆的零散硬币。后来则将自己的零用钱也一起放进去。从小房子的窗子望过去，屋子里的硬币一天天地多起来。于是，我的心也就有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兴奋。
终于，有那么一天，房子装满了。第一次装满时，母亲建议拿到银行，为我专开一个账户。开账户！小孩能做大人的事，总是格外兴奋的。于是，抱着小房子，一路蹦蹦跳跳地随母亲去了银行。
在银行那高大的柜台前，坐着一个年纪轻轻的阿姨。我抬头仰视过去，觉得那里有着一种无限的庄严。只见阿姨慢慢地打开房子的小门，再仔细认真地数着。母亲告诉她把钱放在我的名下。一切手续办好后，那个阿姨便微笑地递给我一个小小的存折。我轻轻地打开，那上边果真写着我的名字，名字下边是一个工工整整的“5元”的数字。我细细地看着，脑子里马上幻想着将那“5”变成“10”，再变成“20”，我告诉自己要努力。
就这样，存硬币、去银行的活动，一直坚持了很多年，成为我和母亲之间共同做过的许许多多的有趣味的往事中的一件。
我的母亲虽然出生在那样一个富贵的家族里，但她却自始至终有着一种内在的朴素无华的素质。我见过一张母亲二十多岁时的老照片，那是母亲年轻时在他们住家的大宅门里的留影。照片的背景是柳绿花红的仙境，前面却站了一个身穿素色花布旗袍、梳着两条小辫子、含着微笑的母亲。母亲看上去明丽光鲜，却不奢侈招摇。这张旧照片实际上是我母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她在以后学有所成，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以及安度晚年的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勤俭持家的特色。
今天，细细地回想起那个小小存钱盒的往事，我深深地体会到母亲当时的用心良苦，她是想让那个小小的盒子告诉我一个积少成多、勤俭持家的道理。岁月如梭，当年那个小小的存钱盒如今无影无踪。然而，装在那个存钱盒里的，母亲对我所有的挚爱、教诲和期望却久久地留在了我心灵的深处，让我受益终生。
母亲虽然很勤俭，却会时常送给我一些小礼物，她的每样礼物都是很有纪念性的。在我入小学的前一天，母亲一下送给我两样礼物。一件是书包，另一件是花色纱巾。书包是黑色皮革的，文雅大方。我至今仍记得皮包上细细的纹理，那条纹恰似母亲的情感，那样的严谨、细腻、条理清晰。纱巾是透明的，上面有着许许多多红黄相间的彩球，它领着我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梦幻世界。当时中国的轻工业还不够发达，纱巾几乎是清一色的。只有母亲送给我的这条，是那样别致，那样与众不同。我喜欢极了，把它围在头上，系在脖子上，蒙在脸上，终日不离身。
1964年，母亲到北戴河参加“四清”工作，为期一年。回北京时，她从海边带给我很多各式各样的贝壳和五光十色的石头。石头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色彩绮丽，对我这个生长在京城的孩子来说，那真像是从阿里巴巴山洞里挖来的宝贝。后来我用彩石，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盆景，放在我的床头桌上，想母亲时，就看看它。
到了“文革”期间，我上小学四年级时，举国上下都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人们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当时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上，对于数学的学习不求甚解，一个字“混”。结果终于混出一次数学测验不及格。当我把考卷交给母亲时，母亲的脸异常严肃。记得当时我们母女俩面对面地坐着，母亲从学知识谈起，直到理想、道德、人生，总共讲了三小时。我们之间这样的交心，以前没有过，以后也再没有过。仅此一次，却让我终生难忘。以后，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讲求认真、力争第一，这和母亲的这次长谈不无关系。
六、蓦然回首（6）
除了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以外，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母亲有着一双灵巧的手，她喜欢为我编织各式毛线衣。沾着她手香的毛线衣陪伴着我一路走来，成为我心中最富有色彩的记忆。
幼年时节，在我的故乡京都古城里，人们大多还是以绒、棉制品来御寒。毛线衣裤仍算是一种很奢侈、很时髦、很特别的装束。由此，母亲为我亲手编织的那件毛衣就变得更加珍贵了。那是一件用水红和乳白两色细线编织而成的套头毛衣。母亲用红线作底色，用白线在上面点缀出秀美多姿的各式小花。小小毛衣，看上去像是一件极其精巧的艺术品，活泼中带着几分文静，艳丽中含着些许淡雅，天真中透着点滴成熟。毛衣的针针线线都凝集着母亲丰富的想象力和别致的审美观。母亲就是这样用她手中的线，让我童年的生活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求学时期，“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那时的人，不仅在思想、行为、语言方面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就是在穿着上也变成了清一色。“文革”中，学生们的装束大多是军绿上衣、蓝布裤子，远远望去，总是灰蒙蒙黄糊糊的一片，分不出男孩儿和女孩儿。在那个年代里，母亲不能再为我编织带花的毛衣了。她却选了一种透着青春气息的枣红色毛线，为我织了一件贴身毛衣。这件毛衣虽然是一色，又没有任何花样，但质地却出奇柔软细腻，穿在身上既轻巧又暖和，既舒适又合身。尽管我不得不在毛衣外面罩上一件军装，领口处却可以露出那似有若无的枣红色。仅仅是这一点点的更新，就足以使我的内心升起一层层的喜悦和梦幻。母亲就是这样用她手中的线，为身处特殊年代的我增添了几多色彩、美好和快乐。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衣着文化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市场中，各种各样、款式新颖的时装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毛衣的色彩和花样更是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人们没有必要再像以前那样辛辛苦苦地编织了。母亲却仍旧一如既往地买线、编织。当我开始恋爱时，母亲为我亲手编织了一件花样翻新的淡蓝色毛衣。这件毛衣的特点是曲线柔和，伸缩有度，恰到好处地勾画出一个苗条少女的身影。它让我在那个花枝招展的大千世界里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和清纯。母亲就是这样用她手中的线，使我在恋爱中的心情，既能像蓝天那样的明净无云，又能似海水那般的轻松自如。
在母亲的一生中，编织始终就是她的爱好。她用她手中的一寸寸的彩线细细地编织出一个流光飞舞、变换万千的世界。穿上她亲手编织的每一件衣服，就像是得到了一个又一个温馨真情的拥抱，而慢慢地流入内心的那份甜蜜，更会化成一种天长地久的情怀。
自从我自己做了母亲之后，便更能从内心体会到母爱的真诚、无私和伟大。我现在身居美国，与母亲已是聚少离多。
2005年的春节前后，我有机会回北京，在父母家小住两个月。母亲格外高兴，她以她全部的爱来欢迎我这个远方归来的女儿。七十多岁的她，仍旧不辞辛苦地照料着我的生活起居，让我感到一种少有的踏实。山转水转母亲仍是家庭坚实的轴；云变风变，母亲仍像泥土一样沉稳执著。而我最喜欢做的是坐在母亲身旁，静静地聆听她讲她的童年，那些遥远的、另一个时代的往事，对我总有着一种神奇的诱惑力。
母亲对她自己家族的历史的回忆，多半是零零星星的片段式的。她讲逢年过节时的那份华贵和热闹，讲旧时结婚的礼节，讲她所见过的所有绚丽多彩的珍珠，讲旗袍的来历，讲旗鞋的新颖，讲满族女人的头饰。
我从她的故事里，了解到旗袍最早是满族人穿的长袍，衣袍镶边，多多益善。直到1911年，虽然清王朝统治早就结束了，旗袍却没有因此而消失，反倒是一路翻新，一直走到今天。旗人穿的鞋，又叫“寸子鞋”，鞋面为彩绣，看上去无任何特殊之处。不同的是鞋底，木质高根，镶在鞋底正中，一般是3到6厘米高，形似花盆，所以又叫“花盘底鞋”。而满族已婚女性的发式，多是绾成如意式的发卷，所以又叫“如意头”，远看恰似头顶上顶了个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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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蓦然回首（7）
诚然，对于一个现在远居他乡、长年生活在地球另一半的我来说，这些故事早已成为一段发了黄的陈年旧事，早已离我远去。但是贯穿在这些故事中，一路走下来的主线，却是我那一直深深爱戴的母亲。
4父亲厚爱可见一斑
写到父亲，我的笔就变得笨拙起来，总有着一种不知从何处下手的彷徨。我的父亲今年七十有余，他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从容幽默、思想丰富、雄才大略。如果把父亲比作那浩瀚无边的大海，我则是海里的一滴水；如果把父亲比作连绵不断的山峰，我则是山脚边的一粒碎石；如果把父亲比作那一望无际的蓝天，我则是天空中的一颗星。所以，用我的这支笔，来勾画父亲那不平凡的心灵的轮廓，我是力薄才疏的。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从父亲平日的点滴小事写起。
我父亲的祖上从清朝初年起，就开始在北京定居了。父亲可以称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从父亲平日的言谈举止、举手投足，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北京人的特征，它是将质朴和诚恳、执著和热情、谦虚和宽容、开朗和友善融为一体的协调的人性特征。
父亲一生很少离开北京。他的一切都是在故乡的这片热土上得到的。
父亲自幼就是个历史迷，特别是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幼年时候的他，从酷爱历史小人书起步。读书识字后，便更加如饥似渴地读史书。上初中三年级时，他已通读了二十四史，从而更坚定了要走研究历史学这条路的决心。1950年，父亲高中毕业，为了能作他最崇拜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学生，考入了辅仁大学历史系。大学生活带给父亲最快乐的事是有一个书源丰盛的图书馆，那里的所有的史书，父亲都一一浏览过。他在大学求学期间，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图书馆和旧书店里。很快，在名师的指导下，父亲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中国近代史上。1953年，父亲被调入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作资料员。父亲对此项安排，心满意足。原因是资料室不仅藏书丰富且资料繁多，父亲由此有了一个博览群书的好环境。那时的父亲干脆住在资料室中，终日与史料为伍。1954年，父亲被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短短的几年中，父亲通读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及上百种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期刊杂志。
1956年，父亲回到北京师范大学执教，迄今为止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父亲在教学和研究的两个园地中辛勤地耕耘，付出了他全部的心血和智慧。
父亲讲课时，永远是严谨而不失风趣，悠然而又神采飞扬。他将原本枯燥乏味的历史，讲得出神入化、深入浅出。他总能让他的学生进入一个引颈张目、全神贯注、如沐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