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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央告说：“您瞧，我的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同情这个女人。”
“这就对了，是不是？你可知道从前我就跟她很熟。那时候她可是个很体面的小妞儿。再说，咱们这个家我不敢夸耀；但维护家风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谈话就到此为止了，但跟主人这样坦诚相见还是前所未有的事。当天下午我得到确证，老爷对这件事早就了然于胸。这样亨利先生瞒着的实际上就是太太一个人。
老爷对我说：“今天这趟差事让你吃苦了，而且是跟你毫不相干的事，我更要谢谢你。不过，我提醒你一句（亨利这孩子没准儿会忘了），千万别把这事让我那位姑娘知道了。麦科拉先生，你是明白人，勾起对死者的回忆是十分痛苦的事情。”
这时我怒火中烧，真恨不得当着老爷的面数落他千不该万不该在亨利太太的心目中树立死者高大的形象，真想说服他尽最大的努力摧毁掉太太心中那个虚假的偶像。因为我清楚地注意到我的主人与主母之间已经产生了莫大的隔阂。
如果只是陈述一个简单的故事，我这支笔是足以胜任的，但是，要把恒河沙数的小事、小得无法叙述的细枝末节有声有色地写出来，要把无关宏旨的音容笑貌、表情动作描摹下来，要把一年半时间里发生的事件提炼、浓缩到半页纸的空间，我自忖力不从心。话说白了，这要怪亨利太太。她把这门婚事当作是崇高的自我牺牲，并企图从中体现自己的美德，老爷又有意无意地极力怂恿。她体现自我美德的另一种方式是对死者的情意始终不渝。凭良心说，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活着的丈夫不忠不义，但老爷反而啧啧称羡。也许对大少爷的死他当着亨利先生的面羞于启齿，但在其他人跟前却是津津乐道的。就在这个三口之家里，他还要另立宗派，把自己现在唯一的儿子弃之一旁。也许只有杜瑞斯迪府邸内才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老传统：老爷把酒端到火炉旁边，当年的爱丽森小姐非但不回避，反而带着凳子坐在他的膝下，促膝谈心。跟我的主人结婚以后，这个习惯仍然延续了下来。在其他人的眼里这位年高德肋的者者如此溺爱养女兼媳妇应该是值得称道的事，可是我跟亨利先生的关系太密切了，对别人孤立他的举动自然看不惯。有好几次我看见他鼓足勇气，离开餐桌来到妻子和者爷中间。公公和媳妇从不扭头来欢迎他，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冒失地闯进别人隐秘之地的淘气鬼，勉强朝他笑笑，勉强地把话题转向他。而他自然感到别扭，很快又知趣地回到餐桌上，与我为伴。杜瑞斯迪府邸里的厅堂很大，坐在餐桌上只能听到火炉旁边传来的喁喁私语。这时，我们主仆两人总是呆呆地看着他们俩。有时候老爷伤心地摇晃着脑袋，或者用手抚摩着亨利太太的头发，再不就是她把手搁在老人的膝盖上以示抚恤，也有时两人泪眼汪汪，四目相对而视，不难想见他们的话题又转到老路子上了，于是偌大一个厅堂似乎全罩上了死亡的阴影。
有时候一连几个小时我不住地埋怨亨利先生太没骨气了。不过，我们俩心里都明白，人家同意嫁给他完全是出于怜悯，记得有那么一次，他告诉大家，他找了一个人来要把窗户挡风板上那块透明玻璃换掉。这样一点小事由他独自做主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殊不知大少爷生前曾把这块玻璃当作珍贵文物格外珍惜。亨利太太一听到要换掉，脸上立刻涨得通红，厉声责问：“我不明白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我也不明白。”以前亨利先生说话时声音里从来没有像这样充满敌意。
这时，老爷走上前来和风细雨地调解。不到一顿饭的动夫一切都成了如烟往事。饭后，公公和媳妇仍旧来到火炉旁边；我们俩看到太太把脑袋枕在老爷的膝盖上哭泣。亨利先生一个劲儿地跟我谈房地产的事儿。除了事务方面的话题，别的他什么都谈不来，跟谁也没有多少话可讲。可那一天他说起来滔滔不绝，眼睛不时地斜向火炉那个方向，说话的声音也踉往常大不相同，但谈话的内容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换窗玻璃的事终于告吹，大概他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一次失败吧。
不论是不是阳刚不足，反正他心地善良是人所共知的。亨利太太在他跟前颇有几分降格相就的态度，要是换了别人，自尊心准会受到莫大的伤害，可他还受宠若惊。妻子把丈夫当作玩物，忘了则弃之千里之外，冷若冰霜，记起时又如漆似胶，屈身相就，跟普通人家里哄孩子差不多。有时冷语施恩，有时又咬着嘴唇、怒容满面、横加训斥，仿佛为丈夫的遭人唾骂感到羞愧。她不顺心的时候对丈夫颐指气使，高兴起来又楚楚可怜地乞求丈夫的爱抚，那情形仿佛初恋的少女期待人生的第一次案情蜜意。而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百依百顺，就像人们常说的，连她脚下的土地也爱之不尽，用那灿若明灯的眼睛深情地凝视许久。快生凯瑟琳小姐的那阵子，他说什么也要守在产房的床脚。据说，他当时脸色煞白，眉头上汗滴如雨，手上一块手绢被他捏得跟火枪的弹子一般大。孩子出生后好多天他都不忍正眼相看。我真怀疑他对待小姐是不是有某种病态的扭曲心理。因为他对孩子的态度冷漠，还常常遭到夫人的大声呵斥。
以上就是这个家族在一七四九年四月七日以前的大致情况。而此后一连串催人泪下，牵涉到好多条人命的事件就在这一天拉开了序幕。
这一天，离吃中饭还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正坐在自己的房子里，约翰·保尔连门都不敲就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一边告诉我说下面有个人要跟管家说话，一边还鄙夷地奚落我这间名叫账房的小屋子。
我问他是一个什么人，叫什么名字。话一出口才明白他进门时为什么要摆出那副酸样儿。估计来人非要当我的面才肯道出自己的真名实姓，这样一来自然就碍了他这个总管的大面子。
我笑了笑，说：“好吧，我去瞧瞧，看他有何公干。”
在厅堂里我看到一个大个子，衣着简朴，外面披着一件航海的斗篷，像是刚上岸不久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也确是漂洋过海来的。离陌生人不远的地方站着麦科诺奇，舌头伸得老长，用手托着下巴，一副痴呆呆的傻样儿。陌生人用斗篷遮着脸，一看见我出来了马上就热情洋溢地迎上前来，说：
“哎呀，我的好哥儿们，一千个对不起，打搅打搅了。我是有苦难言啦。这不，刚才碰上个头儿模样的人，太狂了，我认识他，他认识我那就更甭说了。您是这个家里的人，在这里又有面子，所以我才冒昧地让人把您请来的。不用说，您是靠得住的喽。”
我说：“这你就放心，杜瑞斯迪府邸里的人个个都靠得住。”
他说：“好哥儿们，我也是这么琢磨的。你瞧，刚刚上岸的，派我来的就是一个忠诚可靠的人，名字我忘了。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海边等我，要等到明天天亮。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呢。我经常是死里逃生啊，先生——敢问您的尊姓大名？我忘了——我这条命还真舍不得轻易地丢了呢。对，想起来了，刚才我说的那个头儿，记得是在离卡莱尔不远的地方见过。”
我说：“是吗，先生，您今天完全可以信赖麦科诺奇。”
陌生人回答道：“哦，这样就好。坦白地说，我的名字在苏格兰这个国家不便公开。不过在您这样的正人君子跟前用不着躲躲闪闪的，请允许我在您的耳朵里嘀咕得了。别人都叫我法朗西斯·布克——法朗西斯·布克上校。我是冒着天大的风险到这里来求见您的主人的。不知您能不能给他们通报一声我的名字。单从您的外表我看不出来这儿的情况如何。麻烦您把我的姓名告诉他们，就说我是给他们送信来的。带来了很重要的信。”
法朗西斯·布克是查利王子手下那一帮爱尔兰籍将士中的一员。这些家伙给王子的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在起义期间为苏格兰人深恶痛绝。我立刻想到巴兰特大少爷跟这样一帮人狼狈为奸怎能不令世人惊讶！与此同时，我强烈地顶感到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临了。
我打开一扇房门，对他说：“请进来吧，我这就去向老爷通报。”
上校说：“如此甚好，什么来着——先生。”
我慢吞吞地走进大厅。全家三口都在这儿——老爷还是在他的老地方，亨利太太靠着窗口做针线活，亨利先生一如往常，在大厅的一侧踱步，大厅的中央是准备开饭的餐桌。我简明地向他们说明了来意。老爷听了仰靠在躺椅上，亨利太太呼地跳了起来，举止呆滞，远远地跟丈夫四目对视。这是他们夫妻俩有生以来第一次交换这么奇怪、这么富干扰逗性的目光，两人的脸色惨白。亨利先生一言不发地转向我，用手指做了一个手势，我立马领会了他的意思，折身出来请上校。
我带着上校进来的时候，三个主人原地未动，估计也没有说什么话。
上校弯腰行礼，说：“这位想必就是杜瑞斯迪者爷了？”老爷也躬身还礼。上校又说：“这位就是巴兰特拉少爷吗？”
亨利先生回答道：“我还没有用那个称号，我叫亨利·杜瑞，愿为您效劳。”
接着上校转身面对着亨利太太，把礼帽放在胸前，深深鞠了一躬：“这么秀气、这么迷人的女士当然就是如雷贯耳的爱丽森小姐喽！”
丈夫和妻子再次相对面视。
只听她回答道：“我就是亨利·杜瑞太太；结婚前叫爱丽森·格里姆。”
然后老爷打开了话匣子：“布克上校，我人老不中用了，您路途迢迢的到这儿来是看得起我们这家人啦。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说到这儿，他犹豫起来，打住了话头，接着声调为之一变，说：“——我儿子的什么消息？”
“老爷，我以军人的直爽回答您的问题：‘是的。’”
老爷颤巍巍地挥着手，像是打手势，究竟是让上校等一等还是请他说下去就不得而知了。最后，他的嘴里蹦出两个字来：“好吗？”
上校激动地说：“好极了！我那位好朋友、尊敬的同志现在正在巴黎呢。谁知道呢，按照他的习惯此时此刻大概正在搬椅子准备吃晚饭吧。——哎哟，夫人昏倒了。”
亨利太太面如死灰，歪倒在窗台上。亨利先生正准备冲过去，她颤抖着站直了身子，煞白的嘴唇轻声他说：“我没事儿。”
亨利先生见状停下脚步，脸上的肌肉愤怒地抽搐着。然后，他转身对上校说：“您不必为杜瑞太太的惊讶过意不去。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像亲兄妹，一起长大的。”
亨利太太用一种如释重负，抑或是感激的目光看了丈夫一眼。我琢磨着，他这是平生第一次为妻子挽回了面子。
上校还是充满歉意地说：“杜瑞夫人，请您原谅，我是一个粗野的爱尔兰汉子，这样直率地把事情向一位女士和盘托出，真是罪该万死。我带来了大少爷的亲笔信，你们三个一人一封。我知道这位朋友的文才，他在信里一定是绘声绘色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说着话，他拿出信来，按信封上面收信人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第一封是给老爷的。只见他老人家像见了宝贝似的一把接了过去。然后上校朝亨利太太走过去，把另一封信递给她。
可是夫人挥手谢绝，声音哽咽地说：“给我丈夫吧。”
上校本是个头脑敏捷的人，这时也茫然不知所措，嘴里嗫嚅着说：“真是的！我怎么这么笨！真是的！”可手上还攥着那封信。
最后亨利先生伸过手来，上校别无选择只有递给他。亨利先生把妻子的一封和自己的一封接过来，看了看信封，眉头紧锁着，仿佛在沉思。他处事的泰然自若一向令我叹服，这时的表现更是非同往常。
他对妻子说：“我扶你回卧室去吧。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再说你也需要到安静的地方去看信呀。”
她又一次惶惑地看着丈夫。可亨利先生急急忙忙地来到她跟前，说：“最好还是回卧室去，真的，布克上校为人豪爽不会见怪的。”说着就捏着她的手指，牵着她离开了大厅。
当天晚上亨利太太没有露面，很久以后我才间接地听说亨利先生第二天一早就去看望她，而她把那封信原封未动地还给了丈夫。
他大声地说：“看一看就烧掉嘛！”
“别逼我了。”
据我的观察，这一番话破坏了夫妻俩以前良好的关系。不过，信嘛，到了我的手上，我把这封没有拆开的信烧了。
克卢顿战役之后，大少爷的遭遇我颇有语焉不详之处，不久前还为这事儿给布克上校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为我的写作提供一点第一手资料，因为时间隔得太久；单凭记忆难免有讹谬之处。他现在被授予圣路易斯国王骑士爵位，坦白地说吧，收到他的回信我很难为情，因为他把自己一生的回忆录倾囊相赠，比我的整个故事还要长得多，其中的某些内容在我看来很不适合以感化育人为己任的文学作品，而且有关大少爷的事迹也只有零星琐碎的几点。回信是从艾腾海姆寄出的，他在信中叫我用完了资料以后找一家出版商把这些东西都付印成书。我打算先满足自己的需要，然后再考虑给他出版一部分。这样我的读者对一些关键性的环节就有了详尽而真实可信的材料。再者，如果哪一家出版商对骑士的故事有兴趣就可以按图索骥，直接而方便地找他本人商谈。现在我就把从他的日记中摘录下来的第一部分叙述如下。这实际上就是那一天在杜瑞斯迪府邸大厅的酒席上骑士讲的故事，不过这远不是什么赤裸裸的事实，他本人添油加醋、讨好我家老爷的成分可想而知。
三 沦落天涯
（摘自布克骑士的回忆录）
……无须赘言，我离开若石文的时候心情开朗多了，不知是我自己在沙漠上迷了路，还是同伴们把我忘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形单影只。这可真急死人，这个鬼地方，这些不开化的野蛮人总是那么叫人捉摸不透。王子的撤退使我们这些爱尔兰人成了人人唾弃的过街老鼠。我正在为自己的命运黯然神伤，突然看见山顶上来了一人一骑，开始时还以为是白日里见了鬼呢。巴兰特拉大少爷在克卢顿战役中阵亡的消息部队里无人不知。可眼前站着的分明就是杜瑞斯迪老爷的大公子，一位英勇绝伦、浑身是胆的贵族青年，一位辅佐王室的天赐良才、沙场摘冠的英雄豪杰。两人萍水相逢，均有相见恨晚之叹。以前他是少数几个看得起爱尔兰将士的苏格兰贵族将领之一，现在我活命的希望全系于他一身。不过，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患难之中产生的，具体他说起来传奇色彩丝毫不亚于亚瑟国王和圆桌骑士①的故事。
①亚瑟国王义译作阿舍国王，传说中的英国六世纪时的国王，率领一帮圆桌武上抗击外来侵略。
逃跑的当天晚上，我们在山上的坡地里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一个来自阿频的伙计。我在法国时就见过他，名字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叫艾伦·卜莱科·斯图瓦特。他对我们俩结伴而行颇有几分醋意，见面后说了几句粗野的寒暄话，就要大少爷下马来跟他比试比试。
大少爷说：“斯图瓦特先生，这一次我想跟你赛跑。”说着就用马刺催马。
这简直是儿戏。斯图瓦特跟在我们后面跑了一英里，我回头看见他双手叉腰，站在一个小山包上累得要死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
我情不自禁地对大少爷说：“得啦，得啦，要是我怎么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让别人跟在屁股后面跑个贼死，又不答应人家的要求。这倒是个很好的笑话，只是多少有一点胆小之嫌。”
他朝我皱了皱眉，说：“自我感觉还可以。跟全苏格兰最臭的混蛋比赛，这本身就是勇气。”
我说：“去你的吧，我用肉眼也可以替你找一个比他更臭的。要是你不愿意跟我结伴，可以骑着你的马去另择高枝嘛。”
他回答道：“布克上校，咱俩别抬杠了好不好？告诉你吧，我这个人是最烦别人耍贫嘴的。”
我也毫不退让：“我跟你差不多，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他勒住缰绳：“照你这么说，咱们就要分手了。这样吧，咱们马上作一个选择，要么继续吵下去就此分手，要么发誓相互忍让。”
我说：“就跟亲兄弟一样？”
他回答道：“我可没说那样的傻话。我有一个亲生的弟弟，但是从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不过，我们俩要是继续这样休戚与共、一同逃跑，那我们就得像没开化的野人那样起誓，决不相互鄙视、相互埋怨。我这人生来就有一个坏脾气，最讨厌那种假仁假义的家伙。”
我附和着说：“我跟你差不多。我法朗西斯·布克可不是什么孬种。到底怎么样？是敌还是友？”
他回答道：“这样吧，咱们掷硬币来决定好了。”
这种侠客惯用的方法甚合我的心意，要是在今天两个出身贵族的上等人干那种事兴许是大笑话。话休絮烦，我们像古代的游侠那样拿出一枚二十五先令的银市来决定是拼个你死我活，还是结下生死之交。这真是再浪漫不过了，其实在我的回忆录中有好多细节跟古代荷马史诗中的故事相仿，也与现代文学中贵族名流的风流韵事合辙。银币落地，也是命中注定我们俩要结义于患难之中。大少爷跟我握手为盟，然后说了他颇有政治头脑的见解。他认为我们应该摆脱斯图瓦特先生，原先关于他牺牲的传说本来是一种极为有利的掩饰，现在斯图瓦特先生知道了，就增加了几分危险。要封住他的嘴巴唯一的捷径就是甩掉他。
“艾伦·卜莱科是个轻浮之徒，要他守口如瓶万万办不到。”大少爷说。
下午时分，我们来到了盼望已久的湖岸。这里刚刚停泊了一艘船，船名为“圣玛丽天使号”，来自法国的慈恩港口。我们打手势要船过来，然后大少爷问我认不认识船长，我说他跟我是老乡，为人品行端正、白璧无瑕，只是有点胆小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