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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出访美国遭遇意外麻烦
1979 年l 月。华盛顿。
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里程碑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下帷幕，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当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受到了外交史上极为罕见的破格接待——由美国总统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并且鸣礼炮十九响。显然，中美双方都认为这次访问的成果对两个国家及全世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鉴于两个国家长期以来的相互敌视及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为了使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都准备作出必要的妥协。在这种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一系列双边合作的协议。
然而，美国在版权问题上绝不妥协。
中国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与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面对面坐在长条形谈判桌的两侧。关于签订《中美高能物理协定》的谈判突然陷入僵局。这种僵局，源于美方提出的一个强硬的字眼儿——版权。
中方代表对此十分陌生。
“中国目前没有版权法。”
“既然贵国没有版权法，就应当按照国际版权公约的标准对美国人的版权进行保护。”
国际版权公约？对中方谈判代表来说，这又是一个新概念。但是，他们从谈判的气氛中已经强烈地感受到，版权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对中国的对外开放至关重要。
中方代表没有拒绝版权保护。但在签订协定的时候建议增加一个“保留条款”，即如何保护版权，需要双方专家再行谈判。这个“保留条款”，成为中国版权保护制度的历史性开端。邓小平举起酒杯，与卡特总统的酒杯碰在一起。他们庆贺中美两国跨越了历史鸿沟。同时，中国人也应庆贺跨越了版权的关隘。
半年后，美国商务部长飞抵北京，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美方毫不妥协地要求，把双方互相保护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列入这项协定的正式条款。并威胁说，如果没有这个条款，美国将拒绝签订这项协定。
中方谈判代表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版权这个字眼儿的关键意义。对外开放的中国，面对的是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十分发达的世界。我们必须作出让步。让出这一步，是为了跨出更大的一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
中国人决定保护版权的时候，对版权究竟是什么东西，当时并不十分清楚。不要说参加谈判的外交人员，即使在与版权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出版界，也没人能把它说得明白。
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这天找到被人誉为“百科全书”的汪衡，询问版权问题。
汪衡博学多识，通晓多国语言，但对版权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时也讲不清楚。
陈翰伯说：“你是否研究一下版权，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洋人都找上门来了。”
当时，中国出版界与国外出版界的接触刚刚开始。无论是外国出版代表团访华，还是中国出版代表团出访，都碰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外国人在这个问题上颐指气使，对中国人指手划脚：“你们随意翻译我国的出版物，不尊重版权，是海盗行为！”对此，我们常常无言以对。英国等国家还专门为此发来了备忘录。这种情况，使中国出版界的对外交流以至国家的整个对外文化交流都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汪衡立刻将全副精力投入版权研究。然而，他手头上没有关于版权的任何资料，出版局没有，其他有关部门也没有。在首都图书馆，他在浩瀚书海中寻觅，竟查不到一本有关版权的图书。最后，他来到北京图书馆，翻遍了所有图书目录，这才在一个叫作“联合国组”的地方，翻到了《世界版权公约》英文版。联合国每年都赠送我们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摞在一起已有几吨重，上面落满了灰尘，显然没有任何人借阅。《世界版权公约》英文版就深深地埋藏在这几吨重的资料中。
中国把国际社会抛置一边的时候，同时也把版权彻底地遗弃。
悬而未决的冤案：《浏阳河》不是“湖南民歌”
人们从这桩旷日持久的官司中所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作者的个人悲欢，而是联想到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作为作者的署名权被轻而易举地剥夺，他们的精神权利的其它方面如发表权、修改权、作品完整权等也不同程度遭到践踏。尽管在三十年后他们的名字重见天日，人们从眼前的喜剧中更多的是回想起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这种悲剧集中地发生在所谓民歌中。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谁的创作？署名“青海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 是谁的创作？署名是“新疆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是谁的创作？署名是“新疆民歌”。《马车夫之歌》、《阿拉木汗》、《玛依拉》、《青春舞曲》、《银色的月光》……是谁的创作？“新疆民歌”！
这些歌曲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传唱不衰，人们却几乎至今都不知道它们是谁的创作。
它们的作者：王洛宾。
然而，广大群众甚至整个音乐界有多少人知道王洛宾呢？
这是多么不公正啊！
几十年里，我们已经十分习惯于将那些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的歌曲称之为民歌。除了新疆民歌、青海民歌，还有西藏民歌、东北民歌、云南民歌、湖南民歌…… 只有民歌，却没有作者，似乎它们都是自然产生的！
实际上，许多脍炙人口的所谓民歌，并非劳动群众千百年流传的口头创作，而是音乐艺术家苦心创作的结晶。即使有些歌曲在民间曾广泛传唱，但当它被搬上社会主义文艺舞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经过了一番精心的提炼和改编。是音乐艺术家使之获得了新生。
然而，这些艺术家是谁呢？不知道。他们的大名本来应当随着广泛流传的歌曲而家喻户晓，结果却是非常不公平地被隐姓埋名。
一盘音乐磁带《红太阳》热销中国，随之也引出了几十年的历史悬案。磁带中的《毛主席的光辉》 、《北京的金山上》 、《浏阳河》等，起初均被署名为民歌。经过编辑和作者的交流，这些歌曲的真正作者才大白于天下。人们发现，它们不仅仅是一些悬案，而且是冤案。
《浏阳河》是词作者徐叔华、曲作者唐壁光于1942 年创作的花鼓戏唱段。1957 年反右，唐壁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徐叔华被划为中右。自然，此后的歌曲出版时，他们的名字被通通删去，改称为湖南民歌。徐叔华这样说：“每当我听到《浏阳河》这首歌，必里又高兴又难过，有时还免不了流眼泪。难过的是，分明是我写的，却变成了湖南民歌，人还没死就把我的名字给删掉了……
在长期的极左路线影响下，我们的社会对作者的精神权利简直是不屑一顾！
轰动美术届的“新加坡人体假画风波”（1）
至今还不明白著作权是怎么回事的仍然大有人在。心里很明白却在肆意践踏作者精神权利的，也大有人在。作者除了遇到被抹杀姓名的侵权，还遇到了被假冒姓名的侵权。如果说前者是无视作者声誉，后者则是损害作者声誉。
新加坡假画风波，就是一桩典型的假冒作者姓名侵犯作者署名权的案例。
“在北京引起风暴，现在来到新加坡！” 1990年2月，新加坡“北京人体画大展”做出这样的广告。
一年前，由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人体画大展曾经轰动京华，轰动中国。
新加坡的这次人体画展，试图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这次展出的70幅作品是一年前轰动京华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中的油画。
不明底细的新加坡观众一大早便被吸引到设在中华总商会的展厅。到中午，这个不大的展厅已接待1000余名观众，前来参观者仍络绎不绝。多少年来，新加坡本地的艺术画展从未引起过如此汹涌的人潮。画展票价高达3元，在当地可谓破了历史记录。
基于观众的热烈反应，画展主办者安排一些画作出售，标价2000元到5000元，这些作品被抢购一空。展室一角，展卖人体素描集和人体油画集的书摊，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一些风华正茂的新加坡姑娘驻足展厅，瞬间决定此生目标：去当人体模特儿。
新加坡记者对展厅情景有一段生动的记述：“许多观众脸上表情生动，精采百出。有人张目注视，作无限陶醉或叹为观止状；有人依依徘徊，欲走还留，当场打开照相机猎艳留真；有人挤得头顶冒汗，却神闲气定地安抚同伴：‘忍忍！热一热没关系嘛！’本地观众的好奇心不亚于北京市民，‘玉体横陈’毕竟比‘高山流水’诱人。”
新加坡果然掀起主办者所希望的“风暴”。
然而，新加坡的画家们却在这“风暴”中冷静观察，发现了许多破绽。他们说：“越看越不对劲，一些画作没有感情、灵魂，缺乏动感，显得死气沉沉。看这样的画，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画家萧学民发现画展中的作品与自己印象中的中国画家的水准、画风不符，当场向画展的主办人提出质疑。
画家曾纪策说：“这是我参观过的画展中画作水准最低劣的一次。我可以肯定，它们绝对不是当年曾经轰动一时的北京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中的作品，因为我有那次画展的画册。”
尤其是那幅署名靳尚谊的《双人体》让人疑窦顿生。它画面粗俗，人体干瘪，令人不忍卒睹，明眼人一看便知它绝非出自中国油画大师之手。
叮铃铃… … 中国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的电话铃声响了。
“喂，靳先生吗？我是新加坡。请问，你有没有画作在新加坡展出？”
靳尚谊莫名其妙：“没有呀！我根本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中国画展。展出的是什么作品？”
“是人体画。有署名您的《双人体》，还有孙为民、詹建俊、王征华、杨飞云等中国画家的。”
“这是一个大骗局！”
很快，新加坡友好人士寄来了一些画展照片和作品复印件。靳尚谊看了，非常气愤。美院的其他画家们看了，也都非常气愤。他们敦促靳尚谊：“快点发个声明，揭穿他们的勾当！”
中国画家对造假画的歪风深恶痛绝。然而，几乎每位画家一生的创作活动都难以摆脱假画的阴影。这次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促使靳尚谊等一批中国画家对假画问题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
假画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无论是在美术作品拍卖行，收藏家的画室，国家珍品收藏馆，还是皇室家族的宫廷里，都有大量赝品或至今还被奉为珍宝的赝品。拉斐尔、梵高、毕加索、伦勃朗等几乎所有的世界级画师的作品，都曾被人“鱼目混珠”。伦勃朗一生留下许多传世之作，但究竟有多少是他的真品，至今仍是一个谜。世纪初，人们认为他的作品有1000幅，但目前鉴定的结果表明，真正出自这位光线大师之手的作品不超过430幅。有人估计，到2000年，被认定是伦勃朗真品的画作也许只有250幅左右。
困扰着画家们的一个问题是：几乎所有著名画家都曾遭到剽窃之苦，同时，几乎所有著名画家又是从“剽窃”他人画作起家的。这种说法也许过于绝对，但有证据表明，印象派画家马奈、现代派画家毕加索等，都曾长期“借用”其同行的作品。专门从事剽窃的画师也大有人在。造假画者的高明技巧及扎实艺术功底曾使他们中涌现出世界级的“画盗”。
轰动美术届的“新加坡人体假画风波”（2）
在中国，从明代起就开始出现造假画者。美术家们说：中国有造假画的传统。直到今天，造假画的风气在中国依然很盛。徐悲鸿、吴作人等名家的画作都遭到了隐蔽或半隐蔽的剽窃。
一般来说，中国的造假画者都瞄准了国画。至于对中国油画的造假，新加坡这次画展是第一次。因此，靳尚谊等画家感到震惊，想不到造假者造到了他们头上。
新加坡“北京人体画大展”开幕的第二天，《联合早报》等新加坡报纸发表了靳尚谊的一则声明：
“据闻，近日在新加坡有一个北京人体画展览，其中有部分署名本人的作品。我想澄清以下事实：一、近期内我未提供过任何作品在国外展出或销售；二、本人仅画过一幅双人体作品，此作现挂在我的北京寓所。本人对画展主办者的不当做法深表遗憾。本人将调查此事，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新加坡舆论一片哗然。除中文报纸刊登这份声明外，英文报纸也直接向北京打电话证实真伪。
24小时后，靳尚谊和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孙为民的联合声明又刊登在新加坡报纸上。声明说：
“现正在新加坡展出的署名靳尚谊和孙为民的人体作品全部是假的。特此声明。”
随后，新加坡《联合晚报》同时刊登靳尚谊原作《双人体》及展出品《双人体》两幅油画的照片，制作大标题《真与伪》，让读者一起来鉴别。谁都可以一眼识出真假，真品与赝品的艺术质量简直是天壤之别。
一时间，新加坡社会沸沸扬扬。
观众和油画购买者都感到自己上了圈套，对画展主办者提出谴责。
警方发言人表示，将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任何人将假画当真货买下后觉得受骗，可马上向警方报案。警方接到投诉后将以欺骗性质着手调查。
没人敢买这些油画了，不过，前来一睹假画的人潮倒是更加汹涌。第二天，观众增至2700人，第三天增至3000人，第四天又增至3700人。他们在展室议论纷纷，不是在欣赏，而是在猎奇。有人竟要以100万元作赌注，赌一幅画的后面是否有画家的签名。在舆论的压力下，主办者不得不一改“言之凿凿”的态度，承认参展作品中只有50幅原作，其余20幅是复制品。
主办者又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在报纸上发表了“致靳尚谊的声明”： “这20幅复制品在展出前，我公司遵循律师的劝告，并未标出原作者的姓名，其中几幅可能是复制您的大作，但并未署上您的大名，所以您2月22日给各报的声明与事实不符。另外50幅原作可能不是来自贵院的作品，但北京的艺术天地应该不仅限于贵院，让其他艺术家也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我公司认为是公平合理的，我公司所有的广告宣传从未提起贵院。”
这份声明能够自圆其说吗？新加坡美术界人士认为，它是不能令观众和画家信服的。声明中说几幅画可能是复制靳尚谊的作品，但未署靳尚谊的“大名”，而事实是，展出的人体画的价格标签上写着：O？A：靳尚谊。这是否有鱼目混珠之嫌？声明中说“可能是复制”靳尚谊的作品，而靳尚谊的两次声明已说得明明白白：他没有任何作品在新加坡参展。这已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复制他人作品又不公开言明复制，这种做法至少是对原作者的不敬。此外，画展广告强调“在北京引起风暴”，而在北京引起风暴的那次画展全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的作品，并无其他单位主办过类似的人体画展。因此，50幅原作可能不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说法值得怀疑。
新加坡的画家们和观众们相信，画展的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但是，随着画展的结束和时间的推移，忙忙碌碌的新加坡人似乎已不再关心它的结果。
在这假画风波的背后，到底有些什么人暗地里做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
问题的根子在哪里？
据新加坡画展的主办者说，所有画作都是由北京一家艺术品出口公司提供的。据了解，这家公司组织一些年轻的美术爱好者，按照台湾出版的一本人体画册临摹了靳尚谊等画家的作品。
靳尚谊对这家公司的情况作了调查。他说：“他们是南方一家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当时我托人通知他们到学院把事情讲清楚。来的经理很年轻，反复解释说他们不懂法。是新加坡画展的主办者拿来一本人体画册，选了一些名家的画，让他们组织人临摹。美院一个同志通过正常渠道也给他们提供了幻灯片。临摹的人都是些不知名的学生，水平很低，想卖点钱。”
在靳尚谊调查此事不久，这家公司便消失了。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的一位同志曾寻找过这家公司。他说：“这家公司目前似乎已经倒闭。它原来在天坛那边，门牌很小，门脸也小，本来是经营家具的，配合着搞一些画，全称是一家公司的艺术部。只有十一二个人，都很年轻，没有超过30岁的。他们事先曾找过我，说同外商谈了一笔生意，想要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中的作品。我说这办不到。他们就开始组织人临摹古典油画，如《安格尔被劫持》等西洋学院派绘画作品，后来竟然复制起靳老师等当代中国画家的画了。现在，闹出这么档子事，他们很是灰溜溜的。”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教师刘晓东等同志也在四处寻找这家公司，但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刘晓东也是这次画展的受害者之一。他受到的坑害不是画作被临摹，而是原作被骗走。他的油画被拿走了5幅，都是60×70cm的真品，有《沙漠中的女人体》、《扬头女人体》、《读书女人体》、《跪着的女人体》、《台布上的女人体》。
“当时来了四五个人，还带着合同。”刘晓东回忆说：“他们说，借展条件是，展出期间未售出的，送画框给我。他让我给每幅画订个价，签了合同，就拿走了。后来我才发现，这合同根本无法生效，因为，上面根本就没填日期！合同上写的是‘××省××公司艺术作品征集凭证’。这不，就这么片废纸！当时说展出后就把画还给我，到现在还没有还。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连个人影儿也不见。我四处打电话找他们的人，打到单位回答说人不在，打到家里又说电话换了，现在连单位也找不到了。我没办法，给工商局写信，请求查寻这家所谓的公司，也没有查到。”
刘晓东在他那间简陋的卧室兼画室里骂骂咧咧。
提起那些骗子，他恨得咬牙切齿。“一个画家一生中总共能有多少画？他们一下子就骗走了我5幅！当时说得挺好的，哥们儿似的，原来是一帮骗子！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被他们一骗一个准。对这些家伙，我们又能怎样？只能盼望国家落实著作权法，运用法律保护我们这些作者。”
看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