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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影接收剧本后很快组织了摄制组，又以摄制组名义在西北五省筹集资金一千万元。
此时，吴天明就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
吴天明看了剧本《彭德怀在西线》，说：“剧本不行。打来打去像拉洋片。不但要写彭德怀的军事，还应当写政治、品质，写一生。”。 最好的txt下载网
使用者与创作者（4）
但是两位剧本作者不同意修改。他们有自己的主张，不想在政治上担风险，只想把彭德怀写成“中国的巴顿将军”，写纯战争。
吴天明说：“他们不改，我们自己改。”
于是，他找到了郑重。
起初，郑重不愿意接受这项任务。
吴天明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厂用你，你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
郑重叹道：“我是临危受命。”
郑重五易其稿，从《彭德怀在西线》所写的彭德怀指挥的二十五个战役中筛选出六个战役重点展开，并把它们放在彭德怀被逐出中南海身居吴家花园的回忆中。接着又写到朝鲜战场、“文革”、三线建设，一直写到彭德怀去世。
应当指出的是，郑重对剧本的重大修改，不仅得到了西影的支持，而且得到了由蒲安修等一批老同志在北京组成的顾问组的支持。这个顾问组否定了《彭德怀在西线》的剧本，赞成吴天明关于对剧本进行修改的意见。
郑重的修改本拿到了北京。顾问组为此专门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肯定了修改本，并决定片名叫《彭大将军》 。
电影编剧的署名怎么办？
西影厂和顾问组决定，署名应署郑重。
这样，郑重又一次被推上字幕，同时，又一次被推入著作权纠纷的漩涡。
影片公映前，西影厂派党委书记到北京，向《彭德怀在西线》 的作者绍武、黄会林作出解释。他讲了摄制组集资情况、顾问组对剧本的修改意见及对修改本署名的意见，然后问：“根据这些情况，你们两位还署名吗？”
两位作者很气愤：“改成了这个样子，已经面目全非，我们还署什么名？我们要打官司！”
作者是有理由打官司的。西影厂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对剧本进行改编，郑重在末经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引用了原剧本的部分内容，并借用了原作对几个战役的表现方法，这是明显的侵权。
一场持续两年多的官司打起来了。
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西安电影制片厂侵犯了两位作者的著作权。有的同志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指出郑重剽窃他人作品，是不道德的行为。
西安电影制片厂也派人到北京组织新闻发布会，指出郑重对剧本的修改得到了蒲安修等老同志组成的顾问组的授权，这样的修改合情合理合乎规定。如果不是摄制组多方筹资，这部电影根本拍摄不出来，厂家完全有权利对剧本进行选择。
双方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
新闻舆论给这场论战火上加油。
而郑重，则被人们放到这战火中去烤。
1991年5月27日，陕西省版权局对这场纠纷作出裁定，认为西安电影制片厂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除赔偿作者一千五百元经济损失外，应在《彭大将军》片头字幕上加上一句话：“本片参考了绍武、黄会林的电影文学剧本《彭德怀在西线》”。
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立即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西安电影制片厂及郑重败诉。
郑重的侵权行为已经被确认。
但是，我们把案情仔细想一想，郑重在这部电影的侵权问题上有多大责任呢？不错，他是侵权者，但他背后有电影厂，电影厂背后有顾问组，顾问组的背后呢？
西安电影厂及郑重这类侵权，尽管在客观上给作者带来伤害，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把电影改得更好。对此，人们是能够谅解的。还有另一种情况：侵权者并非为了工作，而是借工作之便侵占作者权益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种事情，是那些职业道德水准极低的人干的，他们的所为恶化了作者与使用者的关系。对此，作者只能产生愤怒。
《中国百科大辞典》 编委会向有关方面散发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申诉信。这封信盖着安徽大学红色校章、附有公函证明的信件，详细叙述了《中国百科大辞典》编纂及出版过程中被人强行修改、强行署名的过程。
申诉信的标题，赫然写着这样一行大字：《新中国出版史上空前的侵犯著作权事件》。
文中又强调说，这是“新中国出版史上最大最严重、手段最恶劣的一次侵权案”。
说是“最大最严重最恶劣”，这可能有些夸张，也无法将其与其他侵权案作出比较。不过，据说它确实影响到十几个省市的几百名高中级知识分子的利益。受到影响的有教授、讲师，有众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者。
使用者与创作者（5）
《中国百科大辞典》是安徽大学的重点科研项目。编委会把近六百万字的文稿和一百万字的附录等拿到北京，交给一家出版社出版。经专家鉴定，文稿总的说是好的。但是，当姓范的编辑接手以后，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
“范接手编辑工作后，说中国古代史有抄袭等问题，说中医条目少了。当古代史的作者同主编两次赴京要求范编辑具体指出问题，带回修改时，范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拒绝作者带回文稿。当时我们对他这种做法的意图不甚了了。现在才知道，他是以骗取修改权为突破口，达到更大的目的。
“姓范的早有当编委会主要成员之意，但鉴于他做的主要是编辑工作，编委会和主编从未同意。后来，范等人就提出了一个署名方案，其中，要范当常务副主编。还说这个方案是按我们的意见力争来的。署名权天经地义，向谁力争！他们的提名，均未获我们任何形式的有效认可。
“一个多月后，编委会成员到北京，多次要求与范编辑等协商他们所提的名单，均遭拒绝。他要我们交出名单，怎么署别管。并以不听他们安排，便不署作者名、只署学校名相要挟。我们只得将‘编委会学科主编、撰稿人和审稿人名单’交给范等。这期间十余日，他们一直拒绝协商。范的哥们儿说：‘现在署名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范说：‘我怕你们？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此后，范又多次拒绝编委会成员看校样上的署名和前言。安徽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曾打长途电话到北京，要求尊重作者权益。范接电话说，署名方案是出版社和书店的意见。后来，范等还打长途电话到合肥，对编委会成员说：范不当主编，这本书就出不了！
“编委会成员再次赴京找到范。范边看电视边说：‘这本书没法出了，停了。咱们该了结后事了。’然后便悄悄离开招待所。我们找到范的姐姐家，范避而不见。后来多次打电话，终于找到了范。他说：‘我看你们要学会妥协。’
“出版社有人替范说话，说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应当当主编。‘你们学校的公函和电报，我们不睬。我们跟安徽大学没有关系。署名就是这样。你们如果不满足，就去告我们出版社吧！’
“就这样，《中国百科大辞典》出版了，严重侵权成了既成事实。一个不该当编审委员会主委的人当了主委，范成了第二主编，并加上了这样一些名单：副主编一人、常务编委八人、编委二十五人、撰稿审稿人九十一人。前言也是在编委会根本未见的情况下，落上了‘编委会’之款……”
编委会并不否认范在此书出版过程中的劳动，但认为他只是许多编辑中的一个，劳动量毕竟有限。他的署名应是责任编辑，而不应当是主编。
编委会还反映了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范编辑多次要编委会和主编给他个人委托书，但未能如愿。他背着作者，以这部书稿的主人的身份同两个书店签订了协议。他一会儿代表出版社，一会儿代表研究所，一会儿代表编辑部，一会儿代表书店，一会儿代表作者。实际上，他一个也代表不了，只代表他自己。
此书印刷期间，编委会的同志为了看校样上的署名，曾问范究竟是在哪家厂子印刷的。范为使强行署名的目的得逞，谎称在新华印刷厂，编委会的同志赶到那里，却扑了一个空。这一切得逞之后，范给一位副主编写信说：“书已出了，跟我们打官司，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吃亏的还是作者。”
在翻阅了这桩侵权案的有关材料之后，我们有理由判断：它的背后有一个很复杂的背景，有一团十分复杂的涉及多方面的关系。为了清晰起见，勾画的这段侵权经过，其实只是案子所反映的表面现象。深裹在其中的各种人物的动机、手段、利益，是根本说不清的。
尽管申诉信写得慷慨激昂，尽管加盖着红色的校章，但事情最终可能真的“不了了之”。难怪有些作者说：这下只有自认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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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作品的主人（1）
· 葛翠琳：《 野葡萄》 岂能任人采摘 · 雷蕾夫妇没有授权——《 渴望》 音带二十种 · 遍地都是“篱笆狗” · 扒带者的理论：“有饭大家吃” · 变着法儿坑人——齐秦与“齐泰” · 汪国真忍辱在盗版本上签名 · 钱钟书走不出盗版本的“围城” · 王世襄讨回《明式家俱珍赏》
作家葛翠琳精心培育出了她的《 野葡萄》 。这篇作品于1979 年荣获全国儿童文学奖。
葡萄熟了，就有人随意采摘。好象这葡萄不是葛翠琳自己辛辛苦苦在家里培育的，而是满山遍野的野葡萄可以“大家拿”。
那天，她陪同瑞士作家代表团到北京友谊商店参观，外国朋友在商店的售书专柜前停住脚步，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名叫《白鹅女》 的画册。这位外国朋友翻了翻画册，突然发现了什么，回头问：“葛，这不是你的吗？”
葛翠琳一下子楞了。
她没有出版过这样的画册呀。她没有写过名叫《白鹅女》 的作品。而且，这画册上并没有她的名字。
但再翻一翻，她就发现，这《白鹅女》 与她的《野葡萄》 完全是一回事，只不过是把她的作品改编成了画册，译成了外文。那上面清清楚楚印着的是改编者的名字。
外国朋友是读过葛翠琳这部作品的。但他们显然不理解眼前的事情是出了什么岔。
葛翠琳顿时觉得受到莫大的委屈。
“这世道… … ”她气得说不出话。
这事被发现是在1986 年。其实，早在1981年，某出版社就决定将《野葡萄》 以英、德、日、俄等文字改编成画册向世界发行。五年时间里，出版社一直没有将此事通知葛翠琳，好像这一切都可以由他们作主。
葛翠琳决定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
她觉得，这不是个人问题。
她说：“这不仅仅是对我创造性劳动的不尊重，而且还会使更多进行智力创作的人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照此下去，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将受到威胁。”
那一段，她的身体很不好，医院怀疑她是患了癌症。她说：“我死前一定把这件事澄清！”
事情其实是很清楚的。
出版社承认有失误，不该擅自翻译和改编她的作品。不过，同时又强调说：“我国外文图书出口一直困难，长期以来，出版社都是挑选优秀获奖作品绘成画册赠送国外进行交流，对别的作品也是一样。”
对作者来说，能把自己的作品翻译出版发行到世界，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要不要翻译，要不要改编，这是她自己才能决定的。让谁翻译，让谁改编，这也只能是由她自己决定的。因为她是作品的主人。只有她．才具有这个权利．任何人都是不能擅自作主的。
葛翠琳告到了北京市版权处。
版权处经过调查认为，出版社在选择图书翻译出口的时候，不征求原作者意见，改编、翻译作品不署原作者的姓名，作品出版后未付原作者稿酬，未赠送原作者样书，违反了有关版权保护的规定，造成了侵犯原作者版权的后果。
为此，版权处经过调解决定，出版社就此事向葛翠琳致歉，将未售出的《白鹅女》 连环画册全部收回做技术处理，按规定向葛翠琳支付稿酬寄送样书。
葛翠琳在这场官司中得到了一百五十六元的稿酬和几本样书。
这点钱实在是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抵偿她在这场官司中损耗的时间和精力。但它却证明了，只有她才是《野葡萄》 的主人，这“葡萄”是她个人栽培也归她个人所有，别人是不能随意采摘的。
然而，随意采摘人家“葡萄”的事情司空见惯，随意侵犯作者权利的事件屡见不鲜。他们侵犯了作品主人的权利，又以作品的主人自居，靠窃取别人的智力成果赚钱发财。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我们在所有的音像带封面上都可以看到这样吓人的八个字，而这些音像带中相当多的本身就是盗版的产物，盗版者成了版权所有者，这真叫人啼笑皆非。
在一次音像制品版权座谈会上，人们谈起音像界在版权问题上的种种混乱，都不由得提起当时正在市场上热销的音带《渴望》。
《渴望》音带一共出现了多少种？有的同志说：据查已经在市场上出现十种。还有的同志说：不止十种，至少已经有十三种。其实，这些估计都很保守。据有的同志反映，《渴望》音带已不下二十种。
谁是作品的主人（2）
在某音像书店，有这样一番对话：
“有《渴望》吗？”
“有。你要哪一种？”
“《渴望》 不就是《渴望》 吗？”
“有十几个版呢。”
连售货员也笑了。那些天，她们看到了许许多多被这盘音带弄糊涂了的顾客。
顾客们真是无可奈何。面对柜台里各种各样的《渴望》，就像面对着假冒产品展览会柜台上摆着的茅台酒，单看包装，你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就像外地人来到北京要吃烤鸭，你分不清到底哪个店是正宗。
磁带的盒封上堂而皇之地印着每个出版社的大名：北京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江苏音像出版社、延边音像出版社、飞天音像出版社、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卓越音像出版社、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 … 谁是正宗？署有卓越音像出版社名称的音带同时有两个版，谁是正宗？
“管它正宗不正宗，买一盘算了。反正都是那首歌，能跟着唱就行。”
可是，有的购买者偏偏要较真儿。
“我要的是毛阿敏唱的。”
“都是毛阿敏唱的。”
白纸黑字，你不能不相信。尽管心里想着别上当，还是买了一盘。你总不能连国家的正式音像出版社都不相信吧。
但有的出版社真的在骗人！
回到家里把磁带放进录音机听一听，根本不是毛阿敏唱的，也不是李娜唱的。
不行。到音像书店退货去！
“我们这儿不让退。”
“假的也不退？”
“谁说是假的？明明是出版社出的嘛：”
一封封遣责信飞往出版社。一封封举报信飞向报社。
两位有责任感的记者要把这件事查清楚。他们到街上转了转，随手买到七种《渴望》音带。
他们找到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这家音像单位拥有《渴望》音带的出版权。但他们的带子还没有来得及出版．十几种野带子便铺天盖地而来。
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负责人对记者说：“我们三个月前就与词曲作者雷蕾夫妇达成口头协议，还写了委托书，由我们独家出版。我们希望自己的录音带的质量要高，筹备工作做得较细，因此出得慢了点。谁知……”
《渴望》电视剧制片主任刘沙说：“北京还没播电视剧呐，听说武汉那边就出了录音带，有心管吧，还真顾不上……”
你顾不上，你想把工作做得细一点、让带子质量高一点，结果就忘了音像界还有那么多“海盗”，结果就让人家盗了版。
不仅盗走了音带，还盗走了剧照。
《渴望》的导播赵宝刚说，他们的音带封面采用的是王沪生注视着瘫在床上的刘慧芳那幅照片。那幅照片已经被某家出版社用作封底，他竟然还不知道。记者不无遗憾地告诉他这个情况，他禁不住楞了。
另一位制片主任叫于朴，他说：“剧照绝对没有提供给任何一个音像出版部门。有人不择手段地盗用剧照！”
《渴望》歌曲的著作权人是词曲作者雷蕾夫妇。他们证实，把出版《渴望》录音带的权利转让给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一家。另外还同意了中国电影音像出版社出卡拉OK 带、飞天音像出版社出个人专辑。
这么说，其它出版《渴望》音带的出版社都未经作者的授权，没有得到版权转让。他们不但侵害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也侵害了雷蕾夫妇的著作权。
歌唱演员的表演权是否也被侵害了呢？
记者问李娜：“这十几种带子都是你们唱的吗？”
回答说：“我大约为三四家出版社录过。”
是哪几家呢？记不清了。
记者又问毛阿敏。
也回答说：“我只给三四家录了音。”
是哪几家呢？也记不清了。
如果词曲作者真的只授权给一家出版社出版，如果歌手们真的只为三四家出版社录了音，如果电视剧制片者真的没向别人提供剧照，我们对其余十几种音带的出版该作何种解释？
《渴望》只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十年来，在我国音像市场上，有几个畅销的录音带没有这样的遭遇？《亚洲雄风》、《篱笆·女人和狗》、《小虎队》、《便衣警察》、《红高粱》、《龙的传人》……被侵权的音带简直数不胜数。
这些音带都不止出版了几种，而是十几种、几十种。就像一位音乐家说的那样，有了一株红高粱满山都成了红高粱，有了一个便衣警察全中国都成了便衣警察，有了一个篱笆狗遍地都是篱笆狗。
谁是作品的主人（3）
“扒带”成风，这已经成了中国音像界的一大灾难。有从母带上扒的，有从唱盘上扒的，有从电视上扒的，也有以其它间接形式扒的。正式出版社的“扒带”与社会上不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