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仰真善美者、为民代言者、赤子之心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俯首甘为孺子牛”者。
我们没有表里如一、诚实表达、献身真理的勇气，没有感情高尚、身体力行的色彩，甚至都没有一个是愿意独善其身的。当我们在不可遏制的自我放纵和精神滑坡中，在失去理想和信仰时，也就理所当然地失去了关注者的信任，失去了社会价值，更失去了俗称广大读者的民众。
文学精神说白了就是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精神。道德和信仰的一体化创造了人类的普世伦理，也成就了先哲们的思想，成就了所有的文学大师。但我们已经不懂得这个基本道理了，我们忽视了文学史的常识。我们在贬斥信仰、践踏道德、掩饰丑恶。我们需要启蒙，谁来启蒙我们？
人类的先驱、伟大的作家们早已经建树了足以让我们终其一生向风慕义的理想精神和理想人格，但我们却轻而易举地丢弃了。建树理想对我们来说几近天方夜谭，当别人精神堕落时我们抢着堕落，当别人灵魂污染时我们唯恐有一丝干净，当别人生活腐败时我们垂涎欲滴。我们多数人只不过是个码字匠，哪里是精神产品的制造者，哪里有一点点高风亮节让我们的读者心折首肯呢？
我们勇于投入现实，却乏于表达现实；善于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却更善于让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成为批判的对象，而不是批判的武器。我们越来越远地背离了生活，也就背离了作家这个称号。
我这样说首先是说我自己，我在指责自己的时候，无意中也捎带了那些我素来钦佩的师长前辈、同道方家，这让我惴惴不安。但有一个真理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一个作家只有不断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才能不断丰富自己、强调自己。我们没有理由、没有任何资格固步自封、得意忘形。
遗憾的是，我们最最缺少的，就是自省精神，就是自救意识。
我坚信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一个灵魂卑污的人永远写不出品位高尚的作品来，假仁假义是一眼就能看穿的。虚伪的美酒、庸俗不堪的美酒、腐败堕落的美酒，我们到底喝了几壶？
我们常常把写人性挂在嘴上，搞了半天，原来我们把吃喝拉撒、满足七情六欲当成了人性，其实这不是人性而是动物性。人性指的是作为有道德的社会人的基本属性，指责某人“没有人性”，就是说他没有道德性。忽视了伪道德的批判和真道德的建树，我们的文学也就是“人学”，便成了“行尸走肉学”。
一个德国人说，德国每一个作家都代表着“德国”，代表着“德国精神”。可是我们呢？精神残缺、思想空洞、道德低下、感情苍白，哪一个能代表中国？能有我们期待的“中国精神”呢？什么是中国精神？知道吗？我问过几个作家，他们瞠目结舌，坦然告之：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都在谈诺贝尔文学奖，殊不知任何文学奖都不能把一个低劣的作家创造成一个好作家、大作家；缺少了对社会良知和人类理想的建树，时间的淘汰并不在乎它获得了什么奖。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谈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了。怎么做一个诚实、善良、勇敢、忠于生活、富有精神气质的人，写出诚实、善良、勇敢、忠于生活、富有精神气质的作品，才是作家们应该谈论的话题。
我们中很多有才华的作家，写着写着就改行干别的去了，把九鼎大吕的才情令人惋惜地浪费在了灯红酒绿之中、蝇营狗苟之上。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信仰的支撑，没有理想的提升，没有道德精神的再造和鼓励，更没有明晰真理和创造真理时的陶醉，甚至都没有同情弱小、怜悯苦难的感情驱动。
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写作，仍然是一个无法面对的问题。中国作家和世界优秀作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家为理想、为真理、为信仰而写作，而我们基本都是为名气、为利益、为地位而写作。其结果是：名气越大，精神越低下，精神随着名气锐减，堕落随着名气递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产生不了大作家的根本原因。
为名气写作的我们，名气有了之后就一落千丈；为地位和利益写作的我们，地位和利益得到之后，就会随着利益进入暮年，而不管他的年龄有多大——老掉牙的“60后”、“70后”、“80后”不是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吗？无信仰、无思想、无道德、无感情的四无状态，严重妨碍了才气的发挥，抵消了本来就没有多少的表达的欲望和感动的力量。我们的精神气质走向衰败，文学的力量也就微乎其微。而迷惘的民众却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作家们奉献的，并不只是文字和故事。
尽管苦苦等待了许久的民众还必须苦苦等待，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作家泛滥的年代。作家泛滥了，好作品却越来越少了。我们制造了无数美丽而有害的泡沫，就在这种有害泡沫的包围中，有人期待着太阳在冉冉升起的刹那照亮我们昏暗的心。是的，我还是不甘心地期待着，期待好作品的出现，期待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出现，期待人类的精神导师引领我们攀援上升，向着高高的彼岸，向着悬在天国门口的彼岸。
诚然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也不是毁人的鬼、坏世的魔，所以还是要说一点佛。佛法就是思想之法，斗法就是比拼德行，藏传佛教菩萨道里使人彻悟的基本四法便是德施、善语、美行、无私，哪一项都关乎我们凡俗人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精神残缺、思想空洞的我们，难道连信仰真善美的勇气都没有了吗？创作就是展示思想和德行，思想和德行的高低好坏就是作品的高低好坏。
——是时候了，我们的自我鞭醒和自我救赎。如若不然，精神将淘汰我们，民众和社会将淘汰我们，现实和历史将淘汰我们，人类文明将淘汰我们。我们将万劫不复，成为尘埃之下粪土不如的一堆骷髅。
第十九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3）
在两极之间挣扎
公元2005年是藏历木鸡年，木鸡年的正月初一和汉族农历乙酉年的正月初一恰好是同一天，这样的重合并不多见，而重合之年对我来说有着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德吉才让喇嘛约定的日子悄然来临了。半年前德吉才让就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们汉历年和我们藏历年重年的这一天是最最好的日子，是汉神和藏神聚会喝酒共同欢娱的时候。这一天你来我们塔尔寺，我给你点灯。”
于是我欣然前往。大年初一的塔尔寺不收门票，所有的殿堂门口僧宝隐退，佛宝出世，幽静得就像最古老的历史。德吉才让喇嘛念着经替我在宗喀巴的法座前点了两盏灯，我们献了酥油和哈达，在静默中享受了一会儿佛境的深寂与超然，然后就去踢足球。塔尔寺寺门内的广场上，早就开始了一场不拘人数的喇嘛足球赛，我立刻加入其中，和几十个红袈裟的喇嘛纠缠在一起，正所谓“其乐也融融”。晚上，素宴之后，我们住在了德吉才让的僧舍里。聊到夜深人静，我仍然没有睡意，便打开电脑修改《敲响人头鼓》。金刚铃的声音随风入耳，值夜的喇嘛把经念成了神秘的悄悄话。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责任编辑周昌义是对的。他说：“庄严的宗教气氛和作者的调侃是不协调的，寻鼓人自称‘七匹狼’的描写应该淡化。”我立刻决定把调侃全部删去，把“七匹狼”全部删去。虽然不怎么幽默了，却少了许多“眼障”和“落差”。美就是和谐，虽然喇嘛是吃肉的，但正儿八经的素宴上，最好还是不要有荤菜。一个作家毕生要做的，大概就是把永远的不和谐变成短暂的和谐，把真实的不和谐变成虚幻的和谐。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这个人最不擅长的就是创造和谐，最擅长的就是在不和谐的两极中挣扎。过去我习惯于在抒情与叙事之间挣扎，现在我又习惯于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挣扎，在表达与掩饰之间挣扎，在世俗与宗教之间挣扎。我是挣扎一次完成一部作品，所以我永远不能耐着性子花几年或者十几年时间去酝酿琢磨一部作品，因为挣扎是一个急于解脱的过程，我怎么可能让一根绳子捆绑我那么久呢？解脱了一根绳子，再去寻找另一根绳子，在自我绑缚和自我解脱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与快乐，这大概就是我了。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所有的作家都一样。不同的是，别人一生只需要一种镣铐，而我是希望一年换一种，这一种镣铐舞还没跳好，就又去跳别一种镣铐舞了。好处在于我的经历和体验比别人丰富一些，不好之处在于也许所有的舞蹈我都跳不精道。“十年磨一剑”是我对自己的勉励，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往往做不到什么才会标榜什么。比如，最清醒的人通常要把“难得糊涂”作为座右铭，最不能忍的人通常要把一个大大的“忍”字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常常忍不住扪心问自己：“铁棒自有铁棒的用处，为什么非要磨成剑呢？”一直关心着我的《当代》编辑希望我一把又一把地拿出寒光闪闪的宝剑来，可我总是辜负他们，拿出来的仍然是粗铁。好在作家不似官员、演员和运动员，年龄对他们的限制不是太严格，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我这才开始呢。”是的，我这才开始。梦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一根粗铁梦想成为宝剑，这本身就是一个饱含激情的过程，是一次幸福快乐的旅行，而不是结果。还是食指说得好：“相信未来。”“相信未来”的重点在于“相信”，而不在于“未来”。未来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就是那些知道的太多的人。我一无所知，所以我是幸运的。
《敲响人头鼓》便是一次幸运的寻访。我们借用人头鼓填补了我们的无知，却暴露了我们更大的无知。说得形而上一点：这是一部横穿青藏高原的书，横穿是为了抵达，抵达彼岸。可是我们抵达了吗？我们的追问是这样的：深藏不露的人文源头在哪里？表达未来的神语真言在哪里？灵异巫统的血脉、藏地文化的骨髓、古老宗教的密码在哪里？今天的人文平台是否能够开演昨天的戏剧？当辽阔的原野和壮丽的雪山成为人文机密的避世空间时，我们的全部精神就是去聆听已在万山丛中被隐隐敲响了的人头鼓。
人头鼓正在敲响的雅鲁藏布江一如既往地流淌着，喜马拉雅山托起的天空上，那原始云朵背衬着的已不再是无边的混沌而是文明的湛蓝了。而对苦苦寻访人头鼓的我们来说，这是一次生命历险和激情出走，是一次肉体漂泊和灵魂放逐，在文化上是寻根，在精神上是寻梦。——流浪没有尽头，而回家的路就在身后。
至于《敲响人头鼓》的写作过程，就不想再啰唆什么了，因为作品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唯一想说的是，文中那九首用楷体和诗歌的形式排出来的歌词，其实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吟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还没有被作曲家谱成歌曲。我希望在这部作品出版之后，它们能够成为真正的而不是虚拟的歌曲，进入我们的音乐世界。
五种作家的五种境界
在我看来，古今中外的作家有五种分类，即名作家、作家、大作家、大师、精神导师。五种分类产生了五种境界、五种精神现象，其表述如下：
精神导师——救世姿态、信仰写作、舍己之心、无人之境
大师——创世姿态、理想写作、利他之心、自如之境
大作家——醒世姿态、理性写作、悲悯之心、风格之境
作家——愤世姿态、感性写作、怨望之心、性情之境
名作家——入世姿态、才情写作、名利之心、雷同之境
这个表述应该从下往上读，它是一个金字塔，名作家（名为作家者）在最底层，不计其数；精神导师在最高端，凤毛麟角。
“救世姿态”、“创世姿态”、“醒世姿态”、“愤世姿态”、“入世姿态”，指的是行事原则和写作姿态。
“信仰写作”、“理想写作”、“理性写作”、“感性写作”、“才情写作”，指的是精神现象和思想层次。
“舍己之心”、“利他之心”、“悲悯之心”、“怨望之心”、“名利之心”，指的是心体表现和主体意识。
“无人之境”、“自如之境”、“风格之境”、“性情之境”、“雷同之境”，指的是文本境界和叙述特点。
作家的五种分类和五种境界让我们思考以下一些问题：
境界是精神的，层次是心灵的，有些人写了一辈子，著作等身，说不定也仅仅是一个“名作家”（名为作家者）；有些人一生只写了一本书，说不定就已经是“大师”或“精神导师”。在这个金字塔上，有些作家是从下往上走，有些作家是从上往下走，有些作家是忽上忽下地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作品是作家行事原则、写作姿态、精神现象、思想层次、心体表现、主体意识、文本境界、叙述特点的综合体现。作家面对的主要不是一个外在的世界、一种外在的生活，而是自己的心灵。心灵的优劣决定了作品的优劣，心灵的内涵决定了作品的内涵，作品是心灵闪光的显现和物化，而不是生活本身。任何生活都必须经过作家的选择和提炼，对生活的选择和提炼往往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对作家而言，和自己作战远远超过了和外部世界作战。
而对读者来说，你可以把自己熟悉的作家按此五种境界排序，并把它看成是一生阅读的一条便捷之路，根据自己此时此刻的需要做出选择。你若是仅仅需要没有思想坚守的才情滋养，就没有必要阅读“精神导师”和“大师”的作品，比如但丁的作品、歌德的作品、托尔斯泰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它们会让你不忍卒读，因为你的心灵不需要它们的指引。相反，如果你要的是补缺心灵、圆满精神，就完全可以忽略别的，而直取“精神导师”和“大师”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作家有五种境界，读者也有五种境界。一个作家的作品，只会在相同境界的读者里生根、流传。
同样，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对不同境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衡量标准，你如果是一个仅具有“入世姿态”或“愤世姿态”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就无法理解具有“救世姿态”的精神导师和具有“创世姿态”的大师，更无法做出正确的评价；你如果已经具备了“救世姿态”或“创世姿态”，也不可能只热衷于评价具有“愤世姿态”的作家和具有“入世姿态”的名作家。总之，你具备什么，才会正确评价什么，你不具备什么，就很容易忽略什么。作家有五种境界，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有五种境界。
一般来说，一部作品只体现一种境界，但有时候也可能例外，它会成为多种境界的综合体，甚至把精神导师的救世姿态、大师的创世姿态，大作家的醒世姿态、作家的愤世姿态、名作家的入世姿态全部吸纳在一部作品中，比如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
中国当代作家百分之八十五处在“名作家”这个境界，即入世姿态、才情写作、名利之心、雷同之境；百分之十处在“作家”这个境界，即愤世姿态、感性写作、怨望之心、性情之境；百分之五处在“大作家”这个境界，即醒世姿态、理性写作、悲悯之心、风格之境。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大部分中国作家争名利，争地位，却不争姿态，不争境界，懵懵懂懂一路写下去，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住在几层。我们还没有“大师”，更没有“精神导师”，因为并不是你想做“大师”和“精神导师”就可以做“大师”和“精神导师”，大师和精神导师必须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他们会为了“创世”和“救世”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会把自己的全部生活托付给“理想”和“信仰”，而成为人类精神暗夜里的灯塔。
我这样说肯定会有人诘问我：你杨志军也是写小说的，你说你属于哪一种境界？我的回答是：我首先是一个阅读人，我对五种作家五种境界的划分依赖于我作为一个阅读人的立场，我和许多阅读人一样，得到过作家作品的精神引领，我期望这样的引领伴随我的一生乃至人类的世世代代。至于身为作家的我，如果不得不对号入座，那我也就是“名为作家”而已。略有不同的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写作者，我的原则是：“平凡的姿态、平淡的对待、平和的往来、平静的存在。”我更愿意在一种“非作家”的氛围里从事写作，因为写作对我来说是内心的需要，是不断袭击我的表达欲望的满足，就像面对一个刻骨铭心、日思夜想的爱人不得不袒胸露怀那样。这样一来，似乎又有了第六种作家，第六种“作家”算不算作家？算与不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自己的总结：出世姿态、入世写作、无求之心、空了之境。总结其实也是期许，现在没做到的，以后我会做到。
藏獒从荒原走来
一
当“网谈”无意中把“知识分子”变成“知识藏獒”的时候，在别人眼里，我大概就成了那只从“困境”中走出来的“藏獒”。然而时刻纠缠着我的自省告诉我，我不是。有时候“网谈”和“妄谈”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我们的心灵就在网谈抑或妄谈中裸露了真实，一步步靠近了真理。所以我不是，不是那只代表真理的藏獒。
人生犹如一次无法预知前途的旅行，那些供人栖息的驿站不知道停靠在哪里。我一直在青藏高原行走，突然有一天漂泊到了黄海之滨，这其中漫长曲折的经历已内化为我心灵的强硬支撑，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轻易触动我了。然而，2004年的秋天，这个黄叶满地的季节却让我在看到驿站的同时有了一次小小的惊讶，而且这个惊讶越滚越大，最后像滚雪球一样延续到了2005年的秋天。
惊讶源自于青岛新闻网大漠的帖子《一个青岛作家的困境》。这篇发自2004年1月底的帖子从对个人和文本的解读出发，以我的写作状态作为契机，最终走向了对城市文化的质疑。这个结果对作为楼主的大漠来说也许始料未及，对于我而言更是出乎意料。当网上的争论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尚定定地坐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写作，纵使外面雷电交加我亦全然不觉。10月初，大漠通知我要在青岛新闻网与网友进行一次网谈，我用了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