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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不能让孩子们有机会感到，他们可以骑上高头大马，或是觉得自己举足轻重。他们应该得到的，就是被控制、被主导，这也是他们最愿意听到的事情。”
安徒生所挑战的第三个准则是童话故事必须包含着可见的信息和正统的道德观念。一位评论家在“Dannora”杂志中声称，以他的观点来看，他不敢保证这些童话没有害处。他挑衅性地向读者发问，他们的孩子阅读这本书是否仅仅为了娱乐，哪怕是在他们无事可做的时候：“至少从私人角度上来说，那些希望给孩子们读一些东西的父母，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娱乐，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这位批评家还认为，《豌豆公主》不仅在文笔上不够优雅，而且在道德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以至于一个孩子可能会从中吸取错误的认识：这样一个高贵的女士一定会有娇嫩的皮肤。”
这就是1835年到1836年期间，人们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和理解。一个批评家曾经以期待的口吻指出，如果未来再出现一个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这样的天才，他绝对“不会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为孩子们写童话故事方面”，甚至安徒生的好朋友，B*9郾S*9郾英吉曼也说过这样的话。的确，安徒生关于孩子的观念，关于童年是人生中具有独立而内在意义和重要价值的时期的观点以及他对于儿童生活所持有的观点，一直被外界批驳为异类。对于这些思想，就如同早已经逝去的让…雅克？鲁索，很多人已经把它们埋葬到了遥远的记忆中。在一个追求常规、舒适和高雅举止的年代里———也就是后来逐渐被人们称为彼德麦时代，安徒生童话中孩子们的自由和勇敢，当然是不会被人们所认同。
对儿童生活的膜拜（1）
19世纪30年代，安徒生对于丹麦文学界批评家们的声讨采取了回绝的态度，他继续平静地创作着自己所钟爱的童话故事，尽管他在当时还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正是一种给他的将来带来辉煌与荣耀的文学流派。由于童话故事一直只是附属于小说、诗歌和戏剧等艺术形式之外的选择，因此，直到1840年之前，在他所出版的童话故事中，依然存在相当程度的谨慎和疑虑。在1840年到1841年期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开始近东旅行之前，创作了17篇相互独立的童话故事。与随后的几十年相比，这只是一个相当有限的数字。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安徒生的童话已经成型并自成一体，丹麦评论家们的指责似乎已经变得软弱无力，他的童话故事一路高歌地跨越哥本哈根的城墙，飞越丹麦的疆界，直达欧洲的中心。中欧人似乎对这个丹麦年轻人的即兴创作能力有着更多的理解力，同时也更感兴趣。在他所创作的诗词、小说、游记戏剧和童话故事中，充满了浪漫人性观的印记。此外，他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优雅的故事，在创作于1843年的童话故事《丑小鸭》中被人们推崇备至。该书出版不久便被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并很快就成为安徒生的名片，让他成为欧洲各地上层名流之间的焦点人物、皇宫官邸中的常客。似乎全世界的人都能比丹麦人更快地理解到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的划时代意义。他们意识到并承认，安徒生所创作的文体代表了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延伸和创新。他们也由衷地叹服，此前的任何浪漫主义作家都无法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现在所做的那样，以如此令人震撼的方式把儿童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事实上，这条主线在他的著作里无处不在，并在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发展延续着。在此时期，安徒生也一直在自己的创作中乐此不疲地尝试着赋予儿童及儿童生活以更大的表演空间。在他的首部小说《徒步之旅》以及他的前两部诗作《诗集》和《幻想与随笔》中，我们已经看到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不同形式的儿童生活和儿童气质。例如，在诗歌《凡塔瑟斯》中，诗歌的讲述者就非常清楚地表示，他的艺术植根于纯真的孩子气和他们爱玩的天性，诗歌已经不仅仅是在暗示，而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宁愿生活在孩子们的房间里，也不愿意呆在沙龙中：
我自己就是一个孩子，我更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玩耍，
他们最能了解我那魔幻的世界；
无论是在小木屋，还是在城堡，他们最能体会我的内心世界，
我有着如此令人惊叹的财富。
我们不知道生活的艰辛和悲伤，
对于我们来说，小木屋的角落便是骑士的城堡，
哪怕只是一根棍子，也会变成勇敢而高贵的战马，
小燕子则是城堡的头号歌唱家。
通过“和孩子们在一起玩耍”，然后再把他的魔幻世界搬到自己的童话故事中，安徒生给19世纪的艺术和科学带来了无数新的、不可缺少的推动力。浪漫主义把儿童放在诗歌圣坛至高无上的地方，让孩子的天性成为作家永不放弃的理想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1835年，安徒生走上世界的舞台，让孩子们走下圣坛，伴着他朴实无华的语言，走进他的文学作品。在这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也无论年纪大小，都有着同样“天真的声音”，用他们那最美妙的语言和诗句，颠覆一切原本貌似真理的谬误，戳穿所有成人的谎言。“但是他什么也没穿啊！”当赤身裸体的皇帝穿着“新衣服”穿过人群的时候，小男孩在瞠目结舌的成人中说，于是，人群一齐叫着：“但是他什么也没穿啊！”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在安徒生于1826年创作的诗歌《垂死的孩子》中，我们见证了社会舆论声音和观念方面从成年人到儿童的转化。在世界文学史中，青少年一直是一个被动的客体，但是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艺术中，他们成为积极的主体，他们可以去说话，去思考，去感觉，也可以去想象。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为我们指明所有人都拥有的创造力源泉。这些心理上的价值，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幸免于压制甚至是扼杀，那么将会在未来的生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这种把儿童生活视为人生中一个特别阶段的思想最早出现于17世纪末，当时，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教育学家约翰？洛克以及18世纪的让…雅克？鲁索，首先认识到儿童培养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1300年左右，但丁？阿利格耶里的文学作品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在他的作品中，所有孩子都被留在地狱的边缘（这里是善良的非基督徒或未受洗礼者的灵魂归宿处），婴儿不会被送到地狱、炼狱或是天堂，因为在但丁的伟大史诗《神曲》里，来世只属于成年人的灵魂，只涉及那些已经完全长大成人者的灵魂。在中世纪，婴儿的高死亡率并不是成人将这些小生命视为可有可无的唯一原因。在欧洲的婴儿中，有一半活不过5岁，而那些能克服儿童生活疾病和险境侵袭的孩子，马上便会被纳入到过于成人化的生活方式中。儿童不得不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空间，同时，通过让自己融入到成人的工作及生活方式中，维持自己的生存。无论是在工作时间里，还是在闲暇时间，儿童都需要被视为“小大人”。在16世纪画家彼得？布勒哲尔的作品中，这一点体现得极为明显，在他的作品中，孩子们往往被描绘成开心的样子，但是，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游戏，什么是真正的抗争。而在农村，儿童实际上是在社会地位和性方面受到双重剥削的奴隶。
对儿童生活的膜拜（2）
在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一种关于儿童和儿童生活的新观点。一些作家和思想家，譬如拉伯雷、蒙田、洛克、斯威夫特和笛福，把“孩子”和“野蛮人”看作是现代社会中原始人的唯一残留物。在18、19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特别是在思想上和让…雅克？鲁索的作品中，儿童成为理想人的一个范例。但是在启蒙运动中，我们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儿童的呼声，而且在前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很少能看到其中的儿童角色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人。但鲁索的作品却是一个例外，他为提升儿童生活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使之成为现实；在1800年左右，儿童开始借助于全面的浪漫主义运动，在艺术作品中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一运动的源头是德国和英国，在这里，作家和画家们对于儿童和儿童生活作品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他们的投入，就社会对人的意识和教育的广泛而普遍的关注而言，构成了进一步推动这种关注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鲁索受到约翰？洛克的启发。约翰？洛克在19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一个孩子的性格必须通过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教育才能得以发展，同时，还应对书本学习以外的教育给予更多的重视。18世纪60年代，鲁索第一次形成了这样的思想，他认为，儿童时期是人生不可忽视的一个阶段，它不仅是独立的，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为这一时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最接近于自然的状态，或者说接近于人的本性。“人性本善”是鲁索的观点。“因此，应该赋予儿童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只有这样，上天赋予他的天分才能得到尽可能的发展。让孩子去看、去触摸这个世界吧！”在创作于1762年的小说兼作教材的《爱弥儿》中，这种类型的孩子成为作品的焦点。在这本书中，鲁索大胆地提出，在所有教育中，最重要的方面应该是儿童固有的天性和身份———正是这些天性和身份，让他们成为自己，而不是遵循成人的规范。以前，人们认为，孩子的衣服要尽可能地匹配成年人的衣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鲁索却撕开了鞋对爱弥儿双脚的束缚，让这个少年光着脚去奔跑。18世纪晚期，几乎所有进步的教育学家都主张这样一个原则，即：一个人的第一个哲学启蒙老师是自己的双脚、双手和双眼。这个描写富家公子爱弥儿的小说在法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同时也遭受了诸多非议。在小说中，爱弥儿的老师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为了尝试自己的教育方式，主人把整个庄园交给了这位老师。因为语言存在亵渎宗教的方面，因此，在鲁索的这部小说出版3个星期之后便遭到了禁止，并全部被巴黎的执法机构焚烧在一个柴堆里。同时，还颁布了对作家的逮捕令，于是，他不得不走上流亡的道路。
尽管《爱弥儿》和《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相隔7年多，但鲁索和安徒生在哲学观上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鲁索在《爱弥儿》的前言中写道，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一个有明辨是非能力的理性人会留给人们一本启蒙教材，告诉人们如何去认识儿童，这样一本教材将对人性的教育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安徒生在1835年到1872年期间创作的150多篇童话故事，便是这样一种“启蒙教材”。安徒生是继鲁索之后第一个长期关注儿童的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强调着儿童的天性，另一方面，又以无比锐利的语言宣称：儿童生活是人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它有着独立的价值和重大的意义。
世界文学历史上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教条，在对过去几十年的浪漫主义作品中的儿童进行的学术研究中不断地被重复着。它认为，在鲁索之后将近100多年的时间里，朝气蓬勃的、具有独立言行能力的儿童一直远离着文学作品。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文学中有很多关于“浪漫主义儿童”的国际专著，常常会忽略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存在。事实上，在安徒生创作于1850年之前的作品中，从来就不缺少儿童。看一下他在1835年到1840年期间创作的前15篇童话故事，我们会发现很多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男孩、女孩，比如《小伊达的花儿》、《拇指姑娘》、《顽皮的孩子》、《皇帝的新装》、《甘菊》、《天国花园》和《野天鹅》等作品。而在19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中，则出现了更多有血有肉的儿童，他们有着不同性格、声音、意志以及不同的渴望和追求。在这些儿童中，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性情，尤其是一个自己的名字，比如克劳斯、伊达、依卜、克丽斯玎、乔治、埃米莉、玛丽、凯伊、格尔达、约翰尼斯和伊莉萨等等。这些孩子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秉性和癖好，既有谨慎踏实、温文尔雅的好孩子，比如《睡眠精灵》中的迦马，也有《雪女王》中不修边幅、无拘无束的小女孩强盗。在作家的笔下，这个小女孩是一个性情狂暴、毫无礼节、令人生厌的孩子，她甚至本能地咬掉了抚养她长大的强盗女巫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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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生活的膜拜（3）
当然，在鲁索于18世纪60年代去世之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也并不是唯一一个描写过儿童和儿童生活的作家。在1800年前后，我们发现，浪漫主义作家正在对孩子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中包括布莱克、赫德、歌德、席勒、诺瓦利斯、让？保罗、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雨果、蒂克和狄更斯等人。这种关注常常会呈现出这样充满敬仰和被神秘色彩所笼罩的形式，以至于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儿童生活的膜拜”。这种迷恋产生了一种新的写作类型，它更多的是关注儿童梦幻般的思维状态及其生活的田园特色，而不是儿童的心理特征及其社会状况。例如，在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在令这位德国作家如痴如醉的“天真”概念中，发现一种近乎培养英雄式的愿望。儿童和儿童生活已经成为衡量真正的艺术和真正艺术家的标尺。这一点在席勒的经典名著《天真与伤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书中，作家用这样的语言把艺术天才和儿童天性之间的关系推到极致：“真正的天才一定是天真的，否则就不是天才。”在歌德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50种针对儿童的不同描述，但是，这些描述基本上还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或是哲学类型的概念。这些描写似乎有些肤浅或流于俗套，因为儿童在作品中的角色，更多地还是为了把作家与科学家放在二元精神实质论的传统轨迹上，这也是歌德作品的主要指导原则。大体上在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中，儿童角色大多是匿名的，或是抽象的，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席勒的诗《正在玩耍的男孩儿》之中，尽管诗的主题是这个精力充沛、正在玩耍的男孩，但这个角色却一直没有任何名字，也没有出现其直接表达自身情感的情节，相反，纵观全诗，这个男孩只能作为一个学习的对象，以及这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思考的主题：一生充满磨难和渴望的诗人，尽情地挥霍着马上即将逝去的童真：“玩吧，亲爱的孩子！阿卡狄亚围在你的身边，为你喝彩！”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浪漫主义鼎盛时期的英国，就可以在华兹华斯和布莱克的作品中，发现作家们对儿童生活那种最强烈的渴望。对于威廉？华兹华斯，儿童已经成为全部人类天性哲学观的基石，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对儿童的美化，所有这些目的都可以集中为这样一句名言：“子为人之父。”在浪漫主义时期，正是由于他对孩子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生活对于成年的重要意义有着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使得华兹华斯成为崇拜儿童这一思潮中的核心人物。然而，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仍然会看到，孩子只是用于阐述成年人被解放过程中的一种媒介，而并非针对儿童自身的解放。孩子依然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哀悼和赞颂生命中丧失的一切：“我们的儿童生活永远不会休止/那种简单的儿童生活，永远停留在人生的圣坛之上/它所赋予我们的力量，是生命的任何其它源泉都无法比拟的……”
在关于儿童天性的看法上，威廉？布莱克是除鲁索之外最为接近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浪漫主义作家。布莱克对儿童的关注并不是偶然、暂时或抽象的。而在1800年左右，英国和德国的其它浪漫主义作家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是抽象的。儿童和儿童生活对于布莱克来说有着更具体，甚至是宗教意义上的重要性。为了体现他对儿童时代蛰伏的革命性精神的信仰，布莱克在《天真之歌》（1789年）和《经历之歌》（1794年）两部作品中，甚至偶尔也让孩子的声音出现在故事的情节之中。在这些作品中，布莱克讨论了人类全部内在力量中终将永久而不可逆转丧失的部分，以及人生当中可能出现的种种趋势。他用一种带有强烈反抗激情的语调创作着，而这种激情，正是年轻的安徒生长期与专横的理性坚持抗争的武器。威廉？布莱克同样也在用笔，执着地反击着理性主义的教育体系，而这场斗争的双方———天真与经验———则被他幽默地称为“想象人”和“白痴的理性人”。实际上，这种对立可以视为“幻想”及其败兴的老兄“理性”之间的交锋，安徒生在一篇写于1825年、用于学生课后讨论的习作中，曾经使用过“理性”这个词，当时老师的要求是讨论感情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威廉？布莱克之间还存在着其它很多有趣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对英国作家中间的空想社会改良思路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对自己本性的天真和内在的预见力有着清晰的认识，但是这些天性和能力却在迟钝的系统化、社会化进程中被扼杀了。如果换一个环境的话，安徒生完全可以写出布莱克的诗词《在校男孩》，而布莱克本人也可能会创作出《夜莺》的童话故事。这两个人都熟悉人鸟的故事，而且同样让他们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人鸟生来就会唱歌，但却被剪掉了翅膀强行关在笼子里，从此，他便永远也不能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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