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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起，神学学士和哲学博士西蒙？米斯林是学生会的常客。现在担任斯贾兰德各地政府官员的人，有许多就是当时学生会的成员，他们当时开始来到首都，在昔日同窗时寄宿的兄弟中寻找消遣。米斯林也是如此，他被注册为“学生会自由会员”。在19世纪30年代，这个校长一定在很多聚会场合遇到过这个以前的学生。根据记载，安徒生经常利用机会跳上舞台，表演一幕戏剧、朗诵或朗读自己的文章。在183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复仇的滋味对安徒生来说一定尤其的甜美。在那天晚上，米斯林目睹了他以前的学生上演的一则小故事《美丽的格拉马蒂卡》，这个故事不仅极其风趣，而且极为讽刺。在绝妙的、荒谬的形式中，这则故事嘲笑了可恶、乏味的古典语法学。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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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影响（3）
“亲爱的父母们！你们一定领到了一本名为《巴登拉丁语法》的书。我想让你们注意的正是这些课程，它针对充满幻想的心，但有些危险而且过度紧张。绝不要让这本书落入你们女儿手中；它甚至比克劳伦斯及其所有的后继者还要糟糕。是的，我非常清楚！我知道它对我和其它人有什么影响！对女士来说，它更加危险，因为它全部都是用散文写成的，只是在最尖刻的部分，它才在古典的布料中被心灵的诗句美化。我很吃惊的是没有一个过于敏感的诗人———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形容词的话———利用过这座富饶的金矿；这是某种应该删减的东西！所有的拉丁语法下面存在着一个多么丰富多彩的幻想世界啊！多么巨大的感人的爱情故事啊！”
19世纪30年代末，除了各种各样的小型戏剧和短剧，安徒生还高声朗读自己的小说《只是一个提琴手》和童话《幸运的套鞋》。这位作家总是干净利落，而且根据记载，有时他的服装包括丝袜、一件白色的缎子汗衫和一顶法国帽子。是的，在逃离了米斯林的势力范围后，保持一定的优雅比较妥当。然而，在《我的童话人生》中，安徒生从未提及这一精彩场景，即在学生会，他极其高兴地发现以前的校长出现在观众中。在安徒生的自传中，西蒙？米斯林不允许进入学生会。另一方面，安徒生也没有隐瞒事实，即在19世纪30年代离开赫尔辛格文法学校后，校长不得不像霍尔伯格戏剧中某个傻瓜一样，作为校长挣扎着度过余生。最终，米斯林成为哥本哈根街头上十足的可怜虫，以至于在1854年，学生会在简讯《弗罗弗莱布拉德》里发表了关于这个邋遢的、散发着难闻气味的私人教师的报道：
“无论什么时候，一群人聚集在哥本哈根的街上，很少是因为：米斯林教授得到了一双新靴子；更不可能因为：米斯林教授穿了一套新衣服。”
或许，米斯林校长在情感意义上曾经伤害过一个天才男孩，年老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把这描述为“非常残忍，前所未闻”。但同时，难道他那严格的古典教学形式和内容，就没有为这个年轻人提供更加牢固和稳定的基础吗？这个年轻人虽然才华横溢，但是天性混乱、反复无常。难道米斯林没有创造必需的栏杆和基础，使思维跳跃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于1822年至1827年间在作家的道路上继续发展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事实，尤其是如果你阅读了19世纪20年代安徒生给乔纳斯？科林的信件，他在信中对自身及其处境进行了更加审慎的分析：
“假设你处于我的位置，审视我的第一次教育，想象一下你的脑子里塞满了荒唐事儿和许多乱七八糟的诗歌及小说，我能力有限、性格可憎、反复无常。这样的我却做着白日梦；你是最有资格批评我的人……”
问题是如果西蒙？米斯林这种学者式的折磨者没有用拉丁语法把他的世界颠倒，没有反复地努力阻止安徒生成为艺术家，那么在证明自己缺乏作为歌手、演员和芭蕾舞演员的天赋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是否会成为他在19世纪20年代初所梦想和声称要成为的不朽作家。由于讽刺性的嘲弄教学法，米斯林经常把学生逼入窘境。上帝或者乔纳斯？科林或者任何其它父亲般的先见之明都不能拯救这个男孩，只有他自己的对“押韵的恶魔”所具有的天赋能够拯救他。米斯林是安徒生成为作家的原因之一。我这样说并非出于对米斯林教学法的同情，而是鉴于他被授予并同意承担了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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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教育的艺术（1）
乔纳斯？科林要找一个老师来管教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这个老师要扮演的角色更可能是监察人而不是恶人。在商议安徒生前途的过程中，这个年轻人被称为科林的“诗人般的当事人”，这个名称不完全是一个误称。即使由于对《阿尔夫索尔》的评价，克努德？林恩？拉贝克仍然对决议表示赞同。
在1821年至1822年，乔纳斯？科林对这个奇怪的年轻人很感兴趣，这是因为他以前喜欢让…雅克？鲁索和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著作。在年轻的时候，科林就已经潜心研究过鲁索和费希特的著作，并在18世纪90年代把它们翻译成了丹麦文。在19世纪初君主专制时期，作为腓特烈六世最信任的官员之一，科林必须以更加谨慎、小心的形式来发展自身天性中这种人文主义—博爱的一面，尤其是在政府任职期间。在19世纪20年代，这个务实、勤勉的人决定参与对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教育和栽培，这是因为他对鲁索有关人类对自由的崇高倾向的观点有深刻的理解。他也非常熟悉费希特在《学者的使命》中的那些思想，其中包括对没有告诉人们如何提高自我而惩罚或嘲讽他们的观点的谴责。在年轻的时候，乔纳斯？科林也曾参加了哥本哈根大学在18世纪90年代的康德哲学讲座。他写了500页的概论，这本概论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这位德国哲学家关于“灌输教育的艺术”的观点。主要的启示是人是由他所接受的教育造就的，因此他需要关怀、教育和训练；他必须学会服从理性的规定：
“人类天生被赋予追求自由的伟大倾向。一旦人在一段时间内习惯了自由，他就会为之牺牲一切。正如前面所说，这正是为什么必须及早进行教育的原因；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将很难改变一个人。然后，他会追随自己的每一个奇思妙想。这在野蛮人中也能够看到，即使他们为欧洲人工作了一段日子，他们也绝不会习惯欧洲的生活方式……如果在年轻时允许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行事而不加阻拦，那么他的整个一生都会带有一定的野性。”
作为备受尊重的部门首脑、常识培养者，科林在内心里相当满意能够———保持一点距离，或多或少秘密地———从事一项有趣的、仁慈的“实验”，例如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但是，博学的浪漫派艺术家如奥斯特希望看到安徒生成为艺术家，对科林———这个“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催化剂”———而言，问题是要把来自菲英岛的野孩子变成良好的、富有创造力的公民。乔纳斯？科林把申请寄给敏斯特先生。敏斯特后来成为主教，但当时是宫廷牧师、皇家告解神父以及大学和文法学校董事会的成员。1822年9月，在敏斯特的帮助下，科林开始四处寻找能承担这项教学计划的人选。最初，敏斯特甚至不愿意参与这项“实验”。部分是由于安徒生曾拜访过敏斯特，并告诉他剧院管理层所说的话以及他应该去的是刚刚招收第一届学生的索罗学院。在那里的老师中，有仁慈、文雅的英吉曼。安徒生在哥本哈根就已经认识了他。当然，对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这样完全没有社会地位的男孩来说，去索罗学院是不可能的。敏斯特推荐的是情操高尚的西蒙？米斯林，他刚刚被任命为斯拉格尔斯文法学校的校长。从专业角度而言，米斯林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老师。在年仅20岁时，他就参加了大学里的神学期末考试；同年摘得大学金质奖章，而且仅仅在两年之后就被授予博士学位。
哥本哈根这座著名都主教学校的前校长以自己传授学生古典知识和文化的能力而闻名于世。要把像安徒生这样的梦想家带回现实并驯服他浮躁、野蛮的本性，无疑他是最佳的选择。在哥本哈根，米斯林也作为一个渊博的、勤奋的古典语言学家而受到尊重，他无数次地复述了古代希腊和拉丁作家的著作，还翻译了莎士比亚、歌德、戈齐及沃尔特？斯科特的一系列戏剧。就翻译而言，长长的出版物名单，证明了米斯林的抱负及勤勉。19世纪20年代，在兼任汉斯？克里斯蒂安的校长和老师并且也负责管理工作的5年里，米斯林仍然设法出版了10余部希腊…罗马诗歌译作，这些译作都附有大量颇具洞察力的注释。负面的问题是有人谴责他考试过难，抱怨他惩罚方法有问题。1820年至1821年在首都学院期间，据说他经常让不能准确回答问题的学生坐在教室后面的特殊长椅上，上面写着：“特别愚蠢的学生。”
就米斯林而言，当乔纳斯？科林在1822年10月恳求他的时候，情况十分清楚。他不能拒绝腓特烈国王、乔纳斯？科林和敏斯特，其实连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他也不能拒绝。反过来，从专业和精神的角度来看，对西蒙？米斯林这样具有古典倾向的教师来说，安徒生是一个受欢迎的挑战。当一切都越来越趋向于情感爆发和自然崇拜时，米斯林定下了自己的首要目标，即通过直接绕开巴洛克、洛可可和浪漫主义时代的歪曲，从而停止文化的稀释和恢复纯粹的艺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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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教育的艺术（2）
但是，在米斯林决定接受敏斯特、科林和国王建议的背后，当然还有其它的动机，这些动机尽管更加隐秘，但却很重要。他的动机与名望和金钱有关。作为一个生活在斯贾兰德省的哥本哈根人，米斯林经常需要与有影响的政府官员接触，例如乔纳斯？科林。科林不仅深受国王信任，同时也在皇家剧院管理层和皇家基金会担任重要职务。科林是皇家基金会的秘书，因而负责安徒生在斯拉格尔斯每月膳宿的津贴。这项重要基金同时也是另一项准备基金的来源，即为丹麦君主专制下的贫穷艺术家提供捐助。这使申请对译作的捐助———就像西蒙？米斯林在19世纪20年代所做的几次申请那样———成为可能。作为一位古典语言学家、一所风雨飘摇的地方学院的校长和5个孩子的父亲，米斯林对来自国家财政部的任何援助都会好好利用的。
在安徒生寄居斯拉格尔斯的头几年里，皇家基金没有直接进入米斯林的口袋。因为安徒生寄宿在埃里克？亨尼伯格夫人家，其中包括膳食和缝缝补补。她是区法官的###，对文学一窍不通。她认为莎士比亚先生———听起来像一个好人———是安徒生在哥本哈根结识的年长绅士。亨尼伯格夫人的儿子也在文法学校，但她仍为这个房客留有大量的母爱，这个房客敏感而且出奇的单纯。每当另一个学生房客———林斯泰德一个牧师不虔诚的儿子———在大清早摇摇晃晃地回来时，安徒生总是非常害怕和惊慌。这两个房客合用一张床，每当这个牧师的儿子心血来潮地紧贴着安徒生，给他讲淫秽故事的时候，汉斯？克里斯蒂安都会逃到楼上去，女房东会让他睡在自己的沙发上。直到第二天，他在日记里坦白自己的纯洁，并祈祷在下一次牧师的儿子酒醉回家给他讲故事时，上帝赐给他更多的力量。“我们都是血肉之躯，上帝帮助我不要屈服于诱惑。”但是，亨尼伯格夫人给安徒生的这种母爱一样的保护在1825年结束了。当时，长久以来一直在利用安徒生的天赋为自己谋利的米斯林开始觊觎支付给亨尼伯格夫人的安徒生的食宿费。
在米斯林与安徒生的关系中，人们经常会忽略一件事情。事实上，在安徒生与作为自己的老师兼房东的校长相识的5年时间里，米斯林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坏人。在自己的自传里，尤其是在《我的童话人生》里，安徒生常常这样刻画米斯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米斯林都是善良和友善的，甚至偶尔令人感到愉快或对人很有帮助。每逢周日，大家常常感到非常愉快，当时米斯林习惯性地把教师的角色和校长的面具放在一旁；几个小时内，他会再次成为孩子，既为自己，也为他的孩子们。据安徒生说，那时，他甚至比自己的孩子更像孩子。所有的桌子都会被匆忙地搬出教室，这样，米斯林的家人和安徒生可以玩推婴儿车比赛。米斯林推车，安徒生挤在车里，长腿在一边摇晃！他们会在教室里横冲直撞，在过道跑来跑去。随后，除非他们决定玩锡兵游戏、看报纸杂志或坐下来吃糖果，不然就会屏息观看木偶表演，玩拉姆巴斯纸牌游戏或者国际象棋。成为这个家庭一分子的感觉，不管是好是坏，都在安徒生1825年之后的各种日记中清晰可见。他的日子不单单全是恐惧和折磨。例如11月一个阴暗和刮着暴风的星期天，安徒生在受到友善的对待后，能够平静地坐下来尽情表达他的心声，他写道：“外面的风暴很可怕，桌子在颤抖，但是当本性复活的时候，尤其是当我面前有炸圈饼苹果和伴汁酒时，我喜欢风暴……”
因此，在米斯林的家里，他得到的不只是粗茶淡饭。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安徒生在1822年至1827年期间的日记和信件，我们对这个又胖又矮的校长的印象会比《我的童话人生》有更加细微的差别。在自传中，米斯林专门扮演折磨人的角色，而安徒生好像永远都是遭受迫害和极其不幸的年轻人，只是通过上帝的意愿和乔纳斯？科林的警觉，在和西蒙？米斯林相处的5年中他才得以幸存下来。事实上，在从1824年秋天到1826年夏天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安徒生遇到的是一个极富同情心、乐于助人的米斯林，而不是在刚开始接受教育时使他感到恐怖的严厉的校长兼老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米斯林对安徒生来说好像变得更加像慈父，更加友善、更加通情达理和更有感情。毫无疑问，安徒生对老师的这种突然转变感到惊诧。以后他会怎样呢？
这促使人们猜测，米斯林计划搬到赫尔辛格去接管空缺的校长职位，他大约在1825年告诉过安徒生自己的计划，或许是这个计划促使米斯林改变了对这个领取皇家津贴的学生的态度。对于西蒙？米斯林而言，年轻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作为一个教育项目一定不能失败，而且在校长对自己未来的谋划中，安徒生或许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米斯林不可能允许安徒生待在斯拉格尔斯，不管他多么愿意这样做，因为那样校长就会失去与科林和皇家基金会的纽带。正因为这个原因，米斯林才决定劝说安徒生搬进他家做房客，经过9个月在课堂上相对仁慈地对待安徒生后，他于1825年秋天如愿以偿。他的这位皇家私人学生充当他对哥本哈根学校当局以及乔纳斯？科林的矛和盾。米斯林担心他们会批评他这个校长还没有适应斯拉格尔斯的职位，却突然申请赫尔辛格的职位，这个职位在1825年前任校长逝世后空缺着。另一方面，可以想象科林———在安徒生几封热情的信件的帮助下，安徒生对校长的评价比以前有所好转———会利用他对敏斯特和学校系统其它成员的影响力。
灌输教育的艺术（3）
我们不能确定这是否属实，但是很有可能。无论如何，在1826年5月，米斯林赢得了这份新工作并搬到了赫尔辛格。从1824年秋天到1826年夏天，安徒生的确在学校里度过了一段相对平和的日子，米斯林几乎没有折磨或烦扰他，在给乔纳斯？科林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非常高兴，我赢得了那个人的心，去年他好像热衷于践踏我，对我极其不满；他不仅想带我去他家，还希望我跟随他。”
在1825年圣诞节期间，20岁的安徒生成为海军准将伍尔夫及其可爱的孩子们的客人。这家人住在阿马林堡宫一侧的海军学院里。一天晚上，安徒生站在四座皇家宫殿的其中之一，俯瞰被笼罩在冬日黑暗里的宫殿广场。他感觉自己就像苏丹宫殿里的阿拉丁。当然，他只是圣诞节在那儿待几天，而且海军学院院长彼得？弗雷德里克？伍尔夫肯定不是苏丹。另一方面，他漂亮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亨里埃特、埃达、克里斯蒂安和彼得———送给安徒生两卷莎士比亚的戏剧作为圣诞礼物。在那个晚上晚些时候，安徒生在日记中努力地回味着所有的幸福印象，包括与米斯林家人一起从斯拉格尔斯开始乘长途车和宫殿广场上的神灯，他最后写道：
“我思绪万千，噢，还有什么上帝没有为我完成？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就像发生在阿拉丁身上的一样，他在宫殿里，望着窗外，在戏剧的结尾时说……五六年前，我从这下面走过，城里一个人也不认识，现在，我就站在这里，拜访这个如此可爱和令人尊敬的家庭。我读着莎士比亚的作品，感觉如此快乐。噢，上帝是仁慈的；一滴欢乐的蜂蜜让我忘记了所有的苦涩。噢，上帝不会抛弃我———他让我如此幸福。”
从1824年到1826年，在启蒙教育时期，安徒生应该已经把阿拉丁的命运作为生活方式和个人动机深深地烙进他的灵魂里。这绝非巧合。他有一种平静与和谐的感觉。这意味着安徒生会屈从于对上帝的信仰，这种信仰从几个方面获得了更多养分，包括他的宗教教育和或多或少隐秘的阅读。他不仅读过当时的浪漫主义文学，而且读过各种杂志里一些伟大智者的传记。他热切地在耶稣和阿拉丁身上寻找榜样。渐渐地，他把自己看作是上帝拣选的子民中的一员；无疑米斯林校长很快会让他擦拭神灯，每过一天，这盏灯就会越来越充满奔放、诗意的精神来呼唤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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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堂到地狱，到赫尔辛格（1）
恬静愉快的心绪在1825年几乎持续了整个秋天。根据安徒生9月份前写的一封信，最近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