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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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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国生涯,一年又一年地摧折着这个孤女的肝肠;金钱与权势的压力,毁坏了人性的天真。她憎恨人世的虚伪,她怀疑生物中最高等智慧的人类,何以甘心把人类社会建筑在残酷、刻薄、昏暗、虚伪的基础之上!    
  她痛苦之极,想用解剖刀,剖开这人类社会看个清楚。用那些实验药,点只酒精灯,把这些家伙分析来看看!割下些人类社会的小片,摆在显微镜下,察看那些组织的究竟!    
  可是,这些蠢笨的道具,只能验物,不能验社会、人类。她烦闷极了,刻骨的烦闷逼迫着她在痛苦里打圈圈。    
  她急切地需要一种武器,像解剖刀和显微镜一样,能解剖、验证人类社会!她要用武器刻画出被压迫者的痛苦,暴露压迫者的罪恶,给权势者一点讨伐!    
  “我要宣战的武器!我要学习文学,掌握文学这个武器!”她无声地呐喊着。这,便是她由生物学转向文学的初衷。    
  指引她迈进文学之门的导师是田汉。    
  她当时曾和田汉的爱人易漱瑜同住。田汉教她们学英文,读易卜生的《娜拉》,看文学概论。后来,她把学校图书馆所藏的莎士比亚、斯特林堡、霍普特曼、梅特林克诸人的剧作都借来读。从此,日本朋友和老师都知道她喜欢文学。    
  每月用三块钱订十本“回读”文学书,从寓所带到学校,晚上又带回住处,拼命地读。凡是名家杰作,只要能到手的,她无所不读。在很短的时间内,她涉猎了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王尔德、左拉、莫泊桑、福楼拜等人的小说、戏剧,歌德、海涅、拜伦、雪莱和济慈的诗,以及日本当代文学作品。她很喜爱斯特林堡、卡夫卡等表现主义的东西,未来派的东西也看。    
  这么一来,她对于学校,简直是挂招牌了,有岌岌站不往脚之势,各科主任对她都讨厌起来,但许多爱好文艺的教授,常叫她到他们家里去玩。    
  有一次,她应邀到了中村吉藏家里。中村吉藏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小说、戏曲都写了不少。他问她喜欢什么派别的文学?她说喜欢梅特林克的《青鸟》。    
  中吉村藏不大高兴:“唔,唔……你喜欢象征派、神秘派的家伙?那么,你喜欢霍普特曼的《沉钟》罗?象征派、神秘派是老早就过时的潮流了。现在还喜欢那些,简直是思想落伍!”    
  听了他冷峻的话语,她羞愧得直想掉泪。    
  中村吉藏又问她,喜不喜欢易卜生的作品。鼓励她多看些社会问题的书,并说:“今日的文学,是社会问题的文学。你看过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吗?”后来,她认真阅读了这位英国著名社会戏剧家的《银匣》、《争斗》等作品。那里面的社会意识之浓,是前所未有的。这给了她很多启发。所以,对于中村吉藏,也颇有相见太晚之恨。    
                  三    
  1924年夏。在日本东京郊区的一个公园,盛开着白的、红的、黄的、紫的花。还有一片参天的吉林。丰腴潇洒的白薇,穿着淡蓝色无领连衣裙,胸前佩戴着一枝白蔷蔽,与身披黑披风、清癯秀雅、风度翩翩的中国学生杨骚,一同漫步在古林的绿海里。清风幽凉,杜鹃和画眉声声啼叫。他们互相倾吐着情怀。    
  杨骚是福建漳洲人,他的养父是前清举人。爱好诗文,有名士之风。他从小受养父影响,喜欢游览山水,寻访古迹,对家乡的风土人情、民间故事颇有兴趣。中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开始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1921年考取公费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杨骚告诉白薇,自从他知道了自己是贫贱的父亲所生,很害羞,很抑郁,很伤心,又很同情那贫苦的父母兄弟。每当看见那些穷苦憔悴的脸儿,他总是暗地里哭红了眼睛。所以,他从小就阴郁、沉闷、爱哭。幸而在养母特别疼爱之下,得有充足的学费留学。有了官费之后,家里还源源接济他。    
  白薇热情鼓励杨骚正视生活,发挥才干。她认为“要做人,总得和种种悲惨痛苦的环境作战斗,世上没有理想的生活等着人们去享受。只有从艰苦中挣扎出来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人生”。    
  这个道理,是她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总结也来的,撩开回忆的薄纱,往事痛苦多于欢乐,不堪回首:艰苦的童年,婆家的地狱生涯,长沙的出走……每一件都是一片辛酸。    
  他们促膝交谈,了解了彼此的身世、爱好,心贴得更近了。    
  千金易得,知音难逢。在比自己还小两岁的杨骚面前,白薇那么透明、赤诚,无所保留地倾吐着一切。    
  他的头轻轻地俯向她的耳边,喃喃地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的心、灵、影。爱你那艰苦奋斗的个性。因此,我的心灵也完全交给了你。你是我在这世上寻来找去的最理想的女子。”然后,他又问:“你爱我么?”    
  白薇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爱你,你是我发现的最清新、最纯洁,不带俗气的男性。”    
  杨骚深情地注视着她的眼睛,发下宏愿:“我要为了你更加努力。我一定要成为世界上著名的音乐家、画家和文学家,要去法国、意大利留学深造。不过,得先去发财,发一笔大财。我要发几百财来。不但我自己要去欧洲各国留学,就是我喜欢的几个朋友,也都叫他们到欧洲留学,我帮助他们学费。学成归国后,我就在西湖建筑一座艺术的魔宫,我住在里面,每月招待一两次我所接近的艺术家,一年半载召集一次全国的艺术家,在里面讨论、研究。里面辟一个全国艺术品的展览场,给爱好艺术的人去游览。我自己住在魔宫的最高一层,或者那层给我爱人住。”    
  白薇笑他是空想家。他不服气:“没有空想,就不能成就事业,世上所有的文明全是由空想来的。你不信,且看我将来执全中国艺术界的牛耳吧。”    
  她的悲惨的过去,使她特别需要人间的温暖,特别需要爱情的慰藉。她把杨骚看作是她的最美的天地,是她的艺术的全身。    
  但不久以后,她的恋人竟一连几个月杳无音讯。咖啡店女招待一张桃花般的笑脸,一个媚眼,就使他把热恋中的情人丢在脑后。她不忍心责备他,却也不免抱怨几句。    
  他辩白说:“我只爱你一个人。爱和喜欢是两回事。对别的女人,我只不过是喜欢喜欢而已,你何必那么小心眼儿。”    
  “那么,我也像你似的,今天去喜欢这个,明天又去喜欢那个,你作何感想?”    
  杨骚低下了头,没有回答。他依然我行我素。    
  她受到打击,发着高烧,危在旦夕地躺在妇人Home。    
  妇人Home是教会办的一种慈善机构,又称女人公寓,专为旅日的异国单身职业妇女或留学生服务。里面备有各国饭菜,还可以学习音乐、歌舞。白薇是领到官费后才进这里的。    
  妇人公寓的舍监守请来医生替她看病。医生诊视良久,查不出来是什么病。过了些日子,杨骚来信简单告诉她,自己离东京回国去了,“十二分对不起你,我没有和你告别”。时间是1925年初春。    
  她砰然跌倒在床上,昏死了过去。    
  “中夜雨,明月何时出?雨洒悲尘悲越新,病扰脑筋脑更病。假睡终夜,合着怅望西湖的眼睛,心震震,可不是你在湖滨送来的叹声?啊!我丝丝垂着的发端上,都吊着一位青衣曼陀阴郁的诗人你!我眼仿佛迷惑在海底,手被风妖雨怪拖去似的……”    
  一封封情书和血带泪由东京飞到西湖。    
  后来,她哀三求四,向一个亲近的人借了一只金镯,当了七十元做路费,不顾一切地赶回杭州。在西湖葛岭山下一个朋友家里,她找到了她的恋人杨骚。他凶残横暴地把她怒骂了一顿。    
  不久,杨骚离开了杭州回到自己的家乡漳洲,准备到南洋去发财。临别时他告诉她,三年后一定会来找她。    
  她恨他反复无常冷酷无情。但感情是个怪物,越要从心根肺底拔除他,他的影子越牢牢地追着她。她经受着失恋的痛苦。    
  后来她病倒在葛岭,没钱交房费、饭费和药费,卖了创作的一部诗剧才还了帐。这本诗剧就是《琳丽》。当时的一位文学名人看到了这本书后,曾惊呼“突然发现了新文坛的一颗明星”。还有的评论家称它是“中国诗剧界的唯一创作”。    
  回到日本后,她的弟弟也到了日本,靠她生活,不久又生病住院开刀。她卖光了所有的书籍、衣服,忍饥受冻,数月不尝莱米油盐,只靠红薯豆汤延命,省出钱医好弟弟的病。创伤未愈的白薇,又加上长时间的苦饿,终于一病不起,再病逾年。从此到市区警察署领取了“贫无依皈”的证书,进了腥秽的贫病院受人怜恤。从此无人理睬,告贷无门,生活染上了可憎恶颜色。父亲还来信责骂她不照顾弟弟,是“家庭革命父子革命的叛逆!”    
  她拖着空肠和松软的脚步在街头徘徊,低吟着自己的悲歌:    
   踽踽街头为着饥肠疯,  
   有力有手没处用!  
   前夜静候在新宿站,  
   今晚深夜还在上野餐朔风。  
   夜色渺渺黑茫茫,  
   生活的锁链哟,何太凶?!  
   夜之街女泪淋淋,  
   生命的花朵,  
   一任雨打风飘有谁怜:  
   卖花的白俄女郎会引起绅士的怜惜,  
   慷慨地买了她的花束又对她同情。  
   但他们强横的妙眼,  
   谁肯看看这漂泊惨苦的支那女学生?    
  祖国贫困落后,她的子女在异国倍受欺凌。冷冰冰的铁腕,正扼紧她的咽喉。活着,真难!    
  她继续天天跑到街上找工作。终于在一家咖啡店谋到了一个女招待的差使。做到第三天的下午,店里的客人很少,店主在厨房里突然淫邪地捏紧她的膀子。她“哇”的一声,没命地跑出了店门。    
  到哪里去呢?找朋友去哭一场?眼泪不能当饭吃。她想起了一个和颜悦色的女教授。女教授曾一再表示过,愿意尽力帮助她解决困难。白薇满怀希望地到了女教授的家。女教授非常热情,待她如上宾,并柔声柔气地对她说:“你是我很看重的一个中国女学生,在东京,你没有亲人,需要什么,尽管向我说好了。”    
  白薇说:“我最近生活十分困难,想向您借二十元钱,两个月后一定奉还。”    
  话音未落,女教授丰腴慈爱的笑脸突然变成一副丧门神的模样,并恶声恶气地骂道:“你这样专门靠借钱生活,简直不是一个正经女子所走的路。正经女子在未嫁以前,要顺从父母,也只能仅仅用父母的钱;出嫁以后,要忠贞于夫君,也不能欺骗夫君去用他人的钱……现在都会的女子坏得很,却不料你这个支那的姑娘也学到了坏女人的行径……"    
  听了这些话,白薇不屑解释,拔腿就跑。她满面泪痕。她不明白,为什么人穷了,就什么冤枉,什么脏水都可以往身上泼。尤其是和黑暗社会抗争的孤单贫穷女子,无论心地怎样清白,人格怎样高尚,也不会被人理解,只会无理地受摧残,受虐待。生机在哪里?这可诅咒的世界!可诅咒的人心!可诅咒的金钱!可诅咒的无价值的交际!    
  写信给湖南的父亲,父亲责怪她在海外挥金如土;写信给下南洋的恋人,恋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骂她无能。那么去投降父亲,投降封建礼教,乖乖结束留学生活回国走父亲为自己安排好的路?不!不能!    
  在萧瑟如寒林的屋子里,她坐卧不宁。白天她苦苦躲在家里看借来的书,晚上饥火总要把她逼到街上去。夜色沉沉,灯光昏迷,她的心绪恶劣透顶。这个冷冰冰如铁的世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铁轨像蛇似的曲转延伸……“躺上去,白薇!”一个声音催促着,“双眼一闭,火车呜的一声,你就不会再有穷困和屈辱。躺上去!还等什么!”    
  “不,你要再想想。就这样去死?做异国的孤鬼?白薇,你不能丧失生的勇气,不是你自己几次鬼门关里打回来的么?要轻生?背叛自己?真可耻!”    
  她迈上铁轨的脚下来又上去,上去又下来……最后,她一下子瘫坐在铁轨旁,双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    
  东方发白,慢慢地射出了几道金光,冉冉升起了一个通红的火球。她慢慢站起来,向着苍天起誓:“我不要死,我要和世界上这一切恶毒宣战!我要革命!要让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她恨不得立刻飞到广东去,学骑马,学开枪,打前锋!赶快推倒封建势力,推倒资本主义势力,还要把现在腐败的恶劣人的人心,统统送到北海、鄂霍次克海去喂鱼。    
                  四    
  南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革命的热潮,民众的激情,放射着巨大的磁力。    
  白薇在日本,虽然又补上了官费,还可以进研究班多读两年,但回国参加革命的热望,使她再也不能安心坐在教室里了。1926年初冬,身着西装、风度潇洒的白薇,从长崎登上美国的远洋轮回国。海水拍击着船帮,为远归的游子演奏进行曲。充当下女,流浪街头,狂热的初恋,勤奋的学习……异国九年的往事,已留在身后。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着眼于未来吧!她头脑里索绕着美丽的憧憬和新生的希望。    
  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作家们热情地接待了她。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成了她新结识的好友,成仿吾还像老大哥一样,教她读马列主义的书。    
  十几年没有见到父母了,怀乡思亲之心油然而生,催促着她跋涉了八天,翻过高耸的大庾岭,回到了湖南资兴。秀流的水还是那么碧绿。可爱的家乡却由于连年军阀争战,官兵土匪的蹂躏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像个大病一场的女子,改变了娇美的容颜。    
  进了家门,她想拥抱母亲,却不料被母亲推出五六尺远。母亲看着眼前身材修长、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的“洋”女儿,困惑而气愤地摇了摇头,接着便嚎哭起来。当天,她就被打发到了舅舅家。    
  父亲一直躲着不见面,等女儿一走,马上就出来了。两位老人赶紧打开女儿的箱子,翻来翻去,没有搜到一件“茶花女”式的服装和首饰,只抄出一些简素的旧衣、书籍和她写的一些诗及诗剧《琳丽》。    
  父亲细细读了她的作品,觉得女儿是个“未来人”,即革命人,很有出息。二老悲喜交集,深悔多年误会、薄待了女儿,错听谣传。于是马上从舅舅那里接她回了家。父亲用慈爱的目光倾泻自己的感情。母亲特地杀了只黄母鸡,用甜酒汁蒸给女儿吃。妹妹把父亲抄检箱子的情形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父母同情女儿的境遇,考虑了女儿的未来,帮助她解除了同李家的婚姻关系。乡亲们希望她留下来,为家乡办学,培育人材。而她的一颗火热的心,牢牢牵挂着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她早就幻想当一名女兵学习射击、骑马、枕戈待旦,闻鸡起舞,亲身讨伐糟踏祖国山河、蹂躏同胞、卖国求荣的北方军阀。她怀着满腔热血,辞谢了父老们的盛情,匆匆投奔革命中心武汉,这是1927年春天。    
  到了武昌,旅费快用光了,她住在一间很小旅馆里。白天用白开水送下一个面包,晚上臭虫成群结伙吸她的血。她在街上徘徊了几天,终于碰上了一个留日时期的补习学校的同学殷德祥。经殷介绍,她到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担任日语翻译。    
  她庆幸自己这么顺利就迈进了革命队伍,每天努力译着日本报纸上关于中国革命的种种报导和评论,供高级首脑们参考。业余时间抓紧写作,有时参加军民演出活动。过了不久,她又兼任武昌中山大学讲师,教授日语、动物、植物等科。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她的意料。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血腥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4月下旬至5月下旬,武汉军队的主力北伐。自薇穿着军装,脚踏一双长统皮靴,站在职员队列里。    
  大会主持人慷慨陈词,动员大家武装起来,完成北伐,打退川军,打倒南京政府,统一中国。    
  白薇惊奇地发现,不论是在台上演说的,还是在台下听着的,越是职位高的,越是踊跃兴奋,越是对革命热情。她想:“他们那热烈滔滔的演说,有的犹如站在柏林的革命海军围住营前的斯巴达克斯团人领袖卢森堡;他们那一阵阵狂呼怒吼的口号,有些像巴士底狱的呼声冲霄破汉,他们那矫拔的精神,俨然个个都是站在群众面前的指挥;他们那觉悟的毅力,真个每人都以革命的铁血儿自命的。”    
  她越凝视这些纠纠雄伟的狂热奔腾的人物,“越感觉自己是一根茫茫飘荡的羽毛,算不得一个人……直像一砂石比泰山。”但是,她总有些不相信这天的光景是事实,以为“自己在做梦”。    
  不久,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之,汪精卫之流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清洗”和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一线光明瞬息即逝。白薇真的做了一场“梦”。    
  她不愿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辞去编译局和中山大学的职务,力拒同志和机关的挽留,愤然到了上海。到上海,她想演电影。创造社的朋友们劝她写文章,并把她的名字列入《创造月刊》的执笔名单上。创造社对她的影响很大。帮助白薇迅速成长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鲁迅。她第一次见鲁迅,是杨骚带她去的。    
  1927年10月末,一个晴朗的午后。忽然房东奶奶喊着白薇的名字,告诉她来了客人。她从窗口向外一看,啊?竟是自己深深爱过的、阔别了三年的男朋友杨骚。蛰伏在心底的爱情,刹那间滚沸了。他走进她的房间,看见里面一张行军床,一张桌椅外,只挂着一张他绘的画,桌子上的镜子和相片,也都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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