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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将白发件红花，红花白发慰寂寥；关山重重自题心，心随冷月
上树梢，但愿冷月识真情，抛寄我心莫辞劳。
这诗的字里行间仍然是战士的浩荡情怀，虽然更多了些亲情。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展西南地区的文艺工作，曾克转业到地方；自1950年至1978年，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及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一二三届理事、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她在担任党和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到工厂、边疆、海防部队深入生活，创作了不少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同时又完成一些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
五
像许多作家那样，文化大革命给她一家带来的是灾难。柯岗无辜地遭受四人帮的逮捕和杀害（未遂），虽然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柯岗留下了严重的残疾，尤其给他们一家人的精神上留下了不可治愈的创伤。曾克的全部作品遭禁，书的封面上统统用大黑笔涂写着“黑书，禁阅！”的字样，写作更是寻找不到那份自由和空间。由于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理想、事业、信任、理解的基础上的，所以，他们才经得住生死的考验。曾克说：“我们生死相依，风雨同舟，四十多年来，经历了许多坎河和生离比别的痉和考验。也许，这就是人生。
1978年，雨过天晴，春满人间，这是曾克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恢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小组党组成员。参加中央军委组织的《刘伯承传记》编写工作，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艺术委员会顾问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和《中国风》杂志社长、主编。
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曾克用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个和汗水，辛勤耕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自1938年以来，她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上》（1938年，武汉上海杂志公司）、《铁树开了花》（1950年，天下图书公司）、《光荣的人们》（1950年，上海杂志出版社）、《走向前线》（同上）、《挺进大别山》（1950年，华中新华书店）、《计划及其它》（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挺进大别山》（新版；199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小说集《边疆》（与柯岗合著；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新人》（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同成长》（与柯岗合著；1957年，作家出版社）、《前仆后继》（1963年，辽宁文艺出版社）、《第十四个儿子》（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散文集《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与柯岗合著；1951年，重庆人民出版社）、《遥寄祖国的孩子们》（19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曾克散文选》（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水晶般的心》（1993年，新华出版社）及电影文学剧本《中央突破》（与何岗合著；197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主编大型回忆录《春华秋实——开封北仓女中回忆录》，还与柯岗、薛洪兴合编《刘伯承中原逐鹿》（1983年，解放军出版社），《刘伯承传》也已出版。她的作品先后被收入《英雄谱》（1954年，重庆人民出版社）、《解放区短篇小说选（1942一1949）》（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短篇小说选（1949—1979）》（同上）、当代女作家作品选》（1980年，花城出版社）、《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9—1949）》（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七分册；198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小说卷”、“散文卷”；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一1966）》（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报告文学编”、“散文杂文编”；1992年，重庆出版社）、《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红杜鹃”卷；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等近四十来种文学选本中。
六
曾克是一位能文能武、勤苦干练、朝气勃勃的人民作家，是中国延安和解放区文学中的重要作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经常在行军宿营中，在露宿山间的松林里，利用油灯、松明和旧黄裱纸，记下战争的残酷和胜利，记下战士英雄的身影及劳苦大众对于战争的热情。她的作品都是深入前线、深入战士，深入斗争生活的艺术真实记录，具有艺术价值和对历史的认识价值。
曾克善于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表现战争和对新人的刻画。在她的作品里，无论是报告文学、小说，还是散文，这些文字都与中国人民的伟大战争、劳苦大众有着血肉的联系。我们既能看到那些为祖国的解放英勇杀敌的无畏战士，也能看到那些支援中国反击外国侵略的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英雄人物，新人物，新生活，新气象，是她作品中的精魂。描写的细腻，抒情和对大自然的生动描画，使她作品中的人和精神有了亲切、真实的生命。
历史是曲折的。曾克作为见证人，她用她的才华和心血，为历史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不是一般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是历史的真实的艺术的记录，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世世代代认识那一段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文献。在她的作品里，尽管所表现的是中国人在苦难、抗争、奋斗岁月中的一点一滴的小事，也同样可以印证中国革命所经历的曲折道路，艰苦的途程与胜利的足迹。这些作品，可以让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的英勇斗争和大别山的进军，更长久地镌刻在历史记忆里。
曾克从孩提时代长满宗教之树的梦幻家园出发，在人生的跋涉中，很块看见了踏入铺满北斗之光的路途。她怀抱久已认定的道德信仰，愉快地向前，无畏，无悔，无怨，是这个永远的作家曾克……
琦君
张默芸
琦君，原名潘希真，1917年7月24日生于浙江永嘉县瞿溪乡一个旧式家庭里，既是官家小姐，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爱之深教亦严，父亲潘国纲虽出身农野，久历戎行，身为师长，却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盼她成为才女，就请一位姓叶的家庭教师教她。于是：五岁，认方块字；六岁，学描红；七岁，读诗经、唐诗、习字；八岁，读女诫，孟子；九岁，读论语、唐宋古文、左传，学做古文；十岁，她就过目能涌，挥笔成文了。十二岁，随父母迁居杭州，入弘道女中。由于古典文学根基好，加之父亲的书房里有许多古今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她常偷读。暑假中，饱看新文学作品，外国小说则偏爱《简爱》、《约翰克利斯多夫》、《小妇人》，等等。她从古典文学、新文学及外国文学佳作中吸其精华，因此作文比赛，常得第一，被同学们封为“国文大将”。高一那年，她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我的好朋友——小黄狗》，自此，她立志当文学家。高中毕业时，她以优秀的成绩直接升入之江大学，成为我国“一代词宗”夏承焘的得意女弟子，琦君因此诗词造诣极高，其中又以同更获赞赏。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汇文女中及故乡永嘉县中教书。1949年去台湾，服务于司法界，任高检处记录股长及司法行政部编审科长等职，同时在大学任教，并挤出时间写作。1964年获台湾文艺协会散文奖，1966年代表台湾妇女写作协会访问韩国。1970年《红纱灯》散文集获中山学术基金会散文创作奖。1972年应美国官方邀请访问夏威夷及美国本土参观各大学，与教授作家们交换教学、写作意见。1969年在台湾司法部志愿退休后，在台湾的中央大学及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专心教课与写作。后其夫李唐基赴美任职，她也随任作“闲妻”而又闲不住，仍常给报刊写稿。1985年《琦君寄小读者》获台湾新闻局金鼎奖，1986年《此处有仙桃》散文集获台湾第十一届国家文艺奖，是年10月12日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有大陆、台湾两地作家参加的第四十八届国际笔会学术活动。在台湾作一个畅销作家并不难，但从事真正的纯文学创作而作品畅销的作家却极少，琦君就是这极少数作家中的一位。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最近台湾对三十年来图书出版情况作了一次调查，统计结果，作品最畅销的男女作家是琦君和林清玄。琦君名列十大女作家之首。三十多年来她笔耕不辍，出版散文、小说、儿童文学、词研究等近三十本，有些散文被选入中学课本，作品被译为英、日、朝鲜文，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一
琦君以撰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而她现在已成散文大家。她的名字总是与台湾散文连在一起。从她的第一本散文小说合集《琴心》算起，先后出版的《烟愁》、《琦君小品》、《红纱灯》、《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水是故乡甜》、《母心似天空》、《此处有仙桃》、《灯景旧情怀》、《玻璃笔》、《琦君说童年》、《琦君寄小读者》、《青灯有味似儿时》、《琦君自选集》、《母心·佛心》等二十多本。琦君在自己写的大量散文中，尽情地抒发十分真挚热烈的感情，这里有对故乡山水和童年生活诗一样的回忆，有对父母师长挚友深沉的怀念，有对在台湾生活的叙写，又有对异国旅游的观感，此外是读书心得，创作杂谈，以及专给小读者写的小散文，但写的最好最多的，是怀乡思亲的散文。正如《烟愁》后记中写的：“每回我写到我的父母家人与师友，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忘不了他们对我的关爱，我也珍惜自己对他们的这一份情。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的根扎在故乡，扎在祖国。虽然年纪大了，常常丢三落四，可是故乡的景、事、人却永远印在心里，忘也忘不掉。那剪不断的故乡之情，理还乱的亲友之思，以它的真挚、深沉、执著和热烈，构成了请君散文抒情美的基本特征，“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移植”一词，用得何等精妙），匆匆将三十年。生活上尽管早已能适应，而心灵上又何尝能一日忘怀于故士的一事一物。水果蔬菜是家乡的好，鸡鱼鸭肉是家乡的鲜。当然，风景是家乡的美，月是故乡明”。“荨茱鲈鱼长入梦，他乡虽好总添愁。”恋乡的人，终于忍不住喊出：“故乡，我们哪一天回去？家乡味，我们哪一天能再尝呢？”（《家乡味》）这种感情，是琦君所有怀乡思亲散文中的血液，就如年年中秋，年年吃月饼。台湾是产糖的地方，有各种馅的美味月饼，可请君一想起家乡的月光饼，那又香又脆的味儿好像还在嘴边呢。”（《月光饼》）即使是水，也是故乡的甜。琦君去台旅欧访美，喝过各种各样的水，也爱喝矿泉水，但又怀疑外国的矿泉水不是天然的，而且，“说实在的，即使是真正天然的矿泉水，饮啜起来，在感觉上，在心灵上，比起大陆故乡的‘山泉’来，能一样的清洌甘美吗？”（《水是故乡甜》）在《乡思》里，作者写得更恳切：“来到台湾，此心如无根的浮萍，没有了着落，对家乡的苦念，也就与日俱增了。”日里想，梦里思，“昨夜梦魂又飞归故里，躺在双亲的墓园中，拥吻着绿茵覆盖的芬芳泥土，望着悠悠出岫的白云，多年抑郁的情怀得以暂感舒松，可是短梦醒来，泪水又湿透枕边，美丽的家园啊！它依旧是海天一角，水阔山遥”。她多么盼望海天连成一片，山水连成一线，能回到故乡“享受壮阔的山水田园之美，呼吸芳香静谧的空气。我渴望那一天，难道那一天还会远吗？”（《写作回顾》），这里写的。不只是她个人的心愿。那梦，那渴望，是属于许许多多去台人士的，也是属于神州大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
有人说琦君不善于写游记，这种说法不确切。游记有各种写法，有的偏重于写景，有的偏重于记事，有的偏重于述怀。琦君是生活在人情中的人，无疑偏重于述怀的，但常常与记事写景结合在一起。她的《西湖忆旧》、《故乡的江心寺》、《何时归看浙江潮》，虽是追忆而写的，实是绝好的游记。这些地方，她离开了许多年，却写得一往情深，景、人、物——如在目前，再一次说明她爱之切，忆之深。在她笔下，“西湖似明眸皓齿的佳人，令人满怀喜悦，古寺名塔似遗世独立的高人逸士，引人发思古幽情。何况秋月春花，四时风光无限，湖山有幸，灵秀独钟”、“令人留连忘返”，“若把西湖秀丽景物移到台湾，都成奇景”。对于“占世界风景最佳四大学的第二位的”母校之江大学，因为有“千变万化的钱塘江水”，“我爱之胜于西子湖”。清晨，“晨曦自红霞中透出，把薄雾染成了粉红色的轻纱，笼罩着江面。粼粼江水，柔和得像纱帐里孩子梦中带笑的脸……我们赤足在潺氵爰的溪水中拣石子，夏老师依槛闲吟，诗成后传诵一时”（《何时归看浙江潮》）。这简直是一幅色彩分明、人物鲜活、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故乡母校游乐图。但更引起作者思恋的，是游子喝了“不忘本土”的“回旋井水”，因而盼望“再饮江心寺的回头水，更愿此身幻化为井底清泉，回旋地回到故乡”（《故乡的江心寺》）。这种对故乡炽热的思念，正是作家热爱祖国的真诚表现。尤其令人难忘的，作者每看到异国他乡的山川景色稍似祖国风光时，又会引起丰富的联想，倾注她对祖国灼热的爱。如她游美国爱荷华城时，看到万缕千条柳丝，随风飘拂，她就“手牵着柔细的柳条，悠悠然真有置身大陆江南之感。台湾也有柳，但垂柳没有这么柔，这么长。爱荷华的柳很像杭州西子湖堤上的柳，自有一份魅力，引人无限乡思”（《静谧的大学城》）。她应邀访问韩国时，所以“使我骤一见就立刻爱上了她”，是“那一份似大陆北国又似江南的情调，与亚热带的台湾迥然不同。”在瞻仰汉城故宫的勤政殿的屋脊上的飞檐时，她觉得“仿佛置身于北平故宫中，顿然发思古之幽情”。作家对祖国母亲的眷念，是那样刻骨铭心。在这些篇章里，作者不是一字一句地来描述这一切，而是用整个心胸来拥抱这一切，那深沉浑厚的感情，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弦。
琦君忘不了故乡的山水，自然更忘不了故乡人，忘不了亲爱的父母、尊敬的老师、异姓姐妹，甚至长工和乞丐。她把她的满腔思念，一片至情，溶铸到每一篇作品里。不同的是，一般作家是一篇文章写一个人，她是一篇文章一个重点，通过许多篇章，集中许多重点，写活一个真人。这种效果，表现在写母亲时最为成功。如《母亲新婚时》，写母亲的爱情和婚姻，她与丈夫虽是“亲上加亲”，爱情却发生在婚后，突出母亲的娇羞、温柔和顺从。《母亲那个时代》，写她一天到晚为一家子忙，想得到丈夫的爱而不能，突出她的勤劳和容忍；《母亲的偏方》，叙母亲能用各种偏方治病，简直是一位“全科医生”，而这一切都是从外祖父那儿零零碎碎学来的，说明母亲的聪明干练；《母亲的手艺》表现母亲的多才多艺；《母亲母亲》述母亲对女儿既严历又温和的教育方法；《髻》写母亲的幽怨，因为做官的丈夫把本应给她的爱转移到姨太太那儿去了；《毛衣》写母亲对女儿的慈爱。《母亲的教导》写母亲如何注重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教导自己的女儿。除了这些专外，在其他散文中，在写别人的同时，也给母亲一些侧写。如写母亲待长工和待家人，她甚至帮阿荣伯成了家，并让他们夫妻双双住进潘家（《阿荣伯》）；她也善待奶妈，把一对金手镯分赠给奶妈的孩子和自己的女儿（《一对金手镯》）；即使对乞丐她也充满了同情心（《三划阿王》）。读者可以从专篇或其他别篇有关的侧面描写中，多角度地发现她勤劳、刻苦、节俭、善良、容忍、慈悲的品德，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和三从四德和旧式妇女的形象，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这种连环画式的写法，不啻是对散文艺术的一种创新。对外祖父、老师、阿荣伯的描写，也采用同一手法。《外祖父的白胡须》中的外祖父，既是私塾老师，又是义务郎中，对一切人都亲切和气，甚至连蚂蚁虫类都要“保护”，他抓到小偷也不打骂，反而送小偷两块银元叫他做生意以改邪归正。为了“最蹩脚”的戏班子能演下去，他特地带外孙女顶风冒雪去“捧场”，“拼命拍手叫好”，最后还给戏班子一块银元，“让他们买壶酒，买斤肉暖暖肠胃，天太冷了。”《红纱灯》则着重通过外祖父因才施教，寓教于乐的教育方法，希望把染有坏习惯的五叔教育成为力求上进的青年，突出外祖父不同凡响的智慧与热切心肠，我们也从这些不同的篇章里，看到了这位活神仙的方方面面。在怀念老师的散文中，《春风比雨》、《鹧鸪天——怀念夏承焘师》这两篇文章，将风流倜傥的大词人及与人迥异的教育方法与教育实践，写得丝丝入扣，而《一生一代一双人》则体现老师对师母的理解与体贴，从另一，角度显出老师的高尚人格，心地善良；《吾师》，把三个老师为教、为文、为人层层衬出，突出三人不同的学识、个性和风格。把一个雇工和官家小姐的美好关系写得那么动人，华人作家中只有琦君。如《第一双高跟鞋》、《阿荣伯伯》，阿荣伯伯的“学得能干点，要自己打天下”的叮嘱，倒不像雇工对小主人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