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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问题，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的看法和态度自然也会不
同。
但是，在目前这一刻，我们在一起，我们从不同的地区，越过
千山万水，从北京，从台北，从香港，从新加坡，从美国各地，到爱
荷华来。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我们还是有相同的地方——那
就是我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感情；我们对中国文学前途的关切。
现在，我们就从这份深厚的民族感情作起点，来谈谈“中国
文学创作的前途”，来表达各种意见，来听各种意见。我们不是来
交“锋”，而是来交“流”，来互相了解，互相认识。我们今天不可能
得到任何具体结论。我们现在这一刻在一起，那就是结论！……
1980年9月13日，聂华苓在第二次“中国周末”讨论会上又致词说：
今天是中国作家的三代同堂，老一代的，中年一代的，年轻
一代的，介乎老年的中年的，他们合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国现代
史，包括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动，国家的兴衰、人世的沧桑。因
此，他们到爱荷华来和我们这些海外作家和世界许多地区来的
作家相聚，这实在是一件大事，一件大喜事。他们千山万水来到
这儿和我们相聚也说明了一点：人在大陆也好，人在台湾也好，
人在海外也好，我们血管里流着同样中国人的血——这一丝血
缘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要感谢大陆的政府和台湾的政府赞助他们到爱荷华
来。我们希望从今以后，每年都有作家从大陆和台湾到这儿来和
我们相聚。我相信这也是在座所有海外作家的愿望。……当然，
这样的聚会最好能发生在北京，在台北。
这些热情的话，是这位海外“流浪儿”至为感动的心音。她所表达的这个愿望，已经成为现实。中国，在进步，历史在前进！
远离母亲的人，也许更爱母亲。聂华苓，随着历史的前进，对祖国的爱也在加深。她关心着中国的前途，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今天，中国的将来……
“国际写作计划”占去了聂华苓的主要的时间和精力，为世界各国作家的交流和创作，慷慨地贡献着自己。虽然她从未停止过自己的创作，但如果不是这项工作，她的创作无疑会数倍地增加。
“国际写作计划”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视，许多私人和大公司解囊资助，1970年又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帮助，于是这个国际作家写作室便发展成有着很高国际声誉的庞大的文化机构。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中，已经先后接待了中国、法国、日本、东德、西德、菲律宾、印度、伊朗、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土耳其、香港、阿根廷、巴拿马、柬埔寨、南朝鲜、新加坡、利比亚、乌干达等七十来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位诗人和作家，成就巨大。由于聂华苓和安格尔创办和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对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1976年世界各国三百多名作家曾提名他们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倡议书说：“安格尔夫妇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在艺术史上，从没有一对夫妇这样无私地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理想。”
四
聂华苓，有过生活的不幸，在坎坷的风雨之途，除了痛苦，长期没有一个令人安心的归宿。但在异邦，她有了个颇为美满的家庭。她和诗人保罗·安格尔，相亲相爱，为了共同献身的事业——文学，从播种，到收获，从探索，到开辟，到建设，携手努力！
养马人家出身的安格尔，是一位近似传奇的人物。他从小喜欢文学，爱写诗，有豪侠气质。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庄园诗人，但他喜欢和“人”交往，喜欢研究人，喜欢靠幻想做事情。他，影响过聂华苓，在创作中……
1927年，在爱荷华州的华盛顿中学，安格尔以班上诗人的名义写了一首诗，埋在给学校新植的一棵树下，但是树死了，而他的诗名却大了起来。同年，该诗夺得耶鲁大学青年诗人奖鳌头。之后，他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周游欧洲列国。1941年回爱荷华大学，创办写作硕士学位，这在教育史上是一种革命，学生仅凭一部小说，一首长诗，一个剧本，就可以得到学位，同长篇论文有着同样的价值。多年来，安格尔创办的作家工作室培养了像写《欲望号街车》的田尼西·威廉斯那样的剧作家，菲利普·莱文那样的小说家和W·D·斯诺德格拉斯那样的诗人……
1964年，聂华苓从台湾飞到爱荷华大学，当了作家工作室顾问，成为安格尔的得力助手。感情是在生活里产生，又在共同的事业中建立的。当他们办了“国际写作计划”后，更是以一种无私的崇高精神，创造各种条件，推动世界范围的文学创作。1977年，六十九岁的安格尔退休后，聂华苓接替他，成为“国际写作计划”的主持人，而他为全时间的工作顾问。
在北京，我两次访问聂华苓，都由年逾七十，被称为“旋风”一样的诗人安格尔招待，端茶倒水、照相，还忙着接电话……他笑对我说：“我是华苓的秘书……真的！”聂华苓乐呵呵地看着他。我觉得，他们是如此和谐，相爱、如此体贴，彼此搀扶着走人生的路，渡历史的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爱好。乐观的安格尔是一位永远不肯清闲的人，在创作上，他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至今也没改自己的爱好——搜集世界各国的衬衫和脸谱。这其中，大概可以看出各民族文化的一个侧面吧？！
惯于羞涩地微笑和沉思的“聂华苓”，许多人谈“她”，许多作家写“她”。一位著名的美国小说家描述说：“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中国，非常非常女人的女人。”她爱穿中国衣服：入冬，一件银白色袄，琵琶袖，元宝领，或是淡黄色的中式短袄；入夏，一件中式旗袍……爱子女，爱母亲，她有一颗母爱的心！
有人这样写她：“……像走在雪地上，极少回顾留下的纤纤足迹，而却目视前方、寻思，在她已选定的道路上，怎样才能落好下一步。”“她正像典型的中国女人，不是光芒逼人的太阳，不是闪闪烁烁的星星，而是朦胧中透出明朗的月亮。”
聂华苓是世界文坛名人，但她又像一位“谦谦君子”，对谁都那么好，平易近人，不过也不是同谁都能一见如故。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缺陷的，她能容忍人生的错误，她说：“人总是有缺点的，但是你要尽量往一个人的可爱处看，慢慢你就会觉得，那些缺点也都是可原谅的。”
每天，她都有千头万绪的事情。大脑，像一块银幕，生活不停地在她的思想里显现出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在她办理这件事时，往往还想着另一件事。所以，曾有人这样写她：“有时你正和她聊天，忽然发觉对面的她，却沉醉在自己的思想领域中，带着惯有的羞涩微笑，凝视着杯中茶，她是那么的专注。你忘了没有被注意的尴尬，反而好奇，什么是她东飘西飘的思想云彩？她又会忽然惊醒过来，接着你已遗忘的话题，了无痕迹地聊下去。”
“她是真诚的，”许多见过聂华苓的人都这么说。
有一次她陪别人去买旗袍衣料，那位朋友想买一块蓝的，但又喜次另一块绿的，一时犹豫不决，于是征询她的意见。她善解人意，一眼就看透了朋友的心意，十分体谅地笑着说：“两块都买了吧！”那位朋友激动地拉着她的手，感谢地说：“你真太好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她的自尊心是极强的。“中国人”，那是一种骄傲。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中国人，她总是讲普通话；对身在美国的妹妹，她讲家乡话；对她的外孙，她认真地教他们中文……在她搬家的时候，她总是费尽心力地打扫就要离开的旧居。她戴着大橡皮手妻，拿着刷子，把炉子、烤箱洗了又洗，擦了又擦，不让炊具上留下一点油渍，把墙壁用去污水几乎洗得脱了皮。她所以满头大汗地拚命刷洗，只有一个简单而自豪的原因：“总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中国人不干净！”
聂华苓，过去有过与生俱来的寂寞和孤独、“化不开的人生的悲哀”。生活压迫她，环境压榨她，但她没有屈服，没有趴下。“我从小就是不爱哭的女孩！”她不消沉，总是不停地同环境奋斗！她说：“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苦也好，乐也好，谁都不能停，谁都非往前走不可。”所以何达说，在聂华苓的性格中，“有三个最强的动力：第一是喜欢战斗，第二是喜欢给予，第三是喜欢胜利。”游子的悲哀已消融在她的奋斗之中，岁月磨炼了她的心志，她顽强地走着路，三十年后，带着一家人，微笑着，出现在故乡的扬子江畔……
五
宇宙有无数星体……
如果把宇宙比作文学的宇宙，聂华苓则是一颗灿烂之星。四十余年，她运转着，也探索着；黑夜，孤独，寂寞，痛苦，她都经历过。但逆境没有扭折她的笔……她已经出版了二十本书，其中包括中篇小说《葛藤》（1953年，台北《自由中国》），短篇小说集《翡翠猫》（1959年，台北明华书局）。《一朵小白花》（1963年，台北文星书店）、《聂华苓短篇小说选）（1980年，香港海洋文艺出版社）、《台湾轶事》（1980年，北京出版社），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1960年，台北学生出版社），1964年台北文星书店再版，1965年三版；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桑青与桃红》（1976年，香港友联出版社；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千山外，水长流》（1984年，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散文集《梦谷集》（1965年，香港正文出版社）、《三十年后——归人札记》（1980年，香港海洋文艺社；同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1983年，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花城出版社），英文专著《沈从文评传》（即《A Critical Biogravhv of ShenTs'ung－Wen》；1972年，纽约的Twayne Publishers出版），英译中 《德莫福夫人》（亨利·詹姆士著；1959年，台北文学杂志社）、《美国短篇小说集》（1960年，台北明华书局）、《遣悲怀》（1970年，台北晨钟出版社），中译英《The Purse》（其中收有聂华苓的小说三篇；1963年，香港Heritage Press）、《巨花文集》（两卷；19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她的这些作品，有的已被译成英文、葡萄牙文、波兰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希伯莱文发表，短篇小说《王大年的几件喜事》英译曾在以风格严谨、立论公正著称的美国著名杂志《大西洋》月刊刊出，后来收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和在纽约出版的《国际短篇小说》中；她的另一篇小说《珊珊，你在哪儿？》也收入《国际短篇小说》和在意大利出版的《世界小说集》中，并于1979年3月由《上海文学》转载，成为台湾、海外中国作家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在创作上，聂华苓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台湾轶事》是她从1949十到1964年十几年台湾生活里所写的短篇小说的精华，是从那个时期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中选出来的。作者在1979年除夕为在北京出版这本短篇集所写的短序《写在前面》里说：“那些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小说里各种各样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啦！怎么活下去呢！”
“小说里的人物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作者说，“现在，我要高兴地大声告诉他们：‘你们全回家啦！你们要和老家的读者见面啦！”’
聂华苓把包括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短篇小说《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等在内的《台湾轶事》奉献给故乡的读者，这使我们具体地了解了作者的爱国之心和一大批游子的思想感情，以及台湾那个社会。
她的代表作之一《失去的金铃子》是于1960年在台北写的，并在《联合报》上连载。那时，由于雷震事件，形成了她一生中最暗淡的时期：“恐惧，寂寞，穷困”，像三只饿狼一样困扰着她，威胁着她。但她以巨大的毅力埋头写作，没想到这部长篇小说竟成了她和外界默默沟通的工具。《失去的金铃子》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台北的学生书局、文星书店、大林出版社都曾陆续再版数次。暗夜里，读者给了她光明；孤苦的心，得到了安慰和温暖。她，更加振作起来！
《失去的金铃子》里的中心人物是苓子，通过她的庄严而又痛苦的成长，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
这部小说，写得冷静而深沉。小小的三星寨连着全国，那里的男男女女都是社会的细胞。小说一开头，作者便以浓重之笔，在读者的心里绘成了一个暗淡的时代：
我站在三斗坪的河坝上，手里提着麻布桃花口袋，脚边放着
一捆破行李卷。妈妈并没有来接我。我由重庆一上船，就是惊险
重重：敌机的轰炸，急流险滩，还有那些不怀好意的眼睛。
……漠然流去的长江，夏夕柔软的风，一股血腥、泥土、阳光
的气味。谁都有个去处。至于我呢？
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是照应的，这不纯属技巧问题，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当苓子离开三星寨这个小小社会舞台时，“我”（苓子）和妈妈有几句精彩的对话和描写：
……“到什么地方也没有自己的家。”
“这样才好，妈妈！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妈妈的眼睛盯在我脸上，搜索了一阵子，然后掠过一阵喜悦
和惊异，还透着点忧郁。
“嗯，长大了，真的长大了！”
我微笑着，没有作声。河坝逐渐模糊了。茶馆、面摊、小饭馆、
卖纤绳的小铺子、岸边大大小小的木船、伤兵、纤夫、挑水夫……
全模糊了。那一股霉湿、烂木料、枯树叶、火药、血腥混合的怪气
味也闻不着了。我在战乱中走过许多地方，每离开一个地方，我
都认为我会再到那儿去。仿佛人生是可以自由安排的。只有这
一次，我离开三星寨的时候，我知道永远也不会再去了。生命有
一段段不同的行程，走过之后，就不会再走了，正士。同我的金铃
子，失去之后，也不会再回来了。
开头和结尾都是令人难忘的。战争给社会带来创伤，三星寨是当时现实的一个缩影。社会环境塑造了“人”，他们在多变的社会中生活着，希冀着……
《失去的金铃子》写的全是平常的人和事。小说通过主人公苓子的成长，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除了苓子外，还有尹之舅舅、寡妇巧姨、丫丫、庄大爷、庄家姨婆婆、郑连长、新姨、黎姨、黎家姨爹等等，他们都是好人，都同在一个天地里生活，“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望和希求，每个人都各自被某些飘忽的东西所迷惑，所愚弄；他们每个人最后都失望。”（叶维廉《中国现代作家论·评〈失去的金铃子〉》）
小说是要含有矛盾和冲突的。“但使本书成功的不在这些人之间的冲突，而是由于作者把冲突隐藏起来。作者在呈露角色时用着极其自然、幽默及毫不急迫的进度，而又不强调任何明显的冲突。一切事物看来那样静态、那样调和；然而，由于作者有一种捕捉气氛的独特的能力，把思想、行为和极其不同的两代之间存在的气氛呈现于读者的感受网中，使读者在表面祥和的生活中，意识到某种必将引起冲突的‘恶兆’。所以当这个表面和谐的家庭开始破碎时，读者就能深深地共感其哀，而作者东一把西一把的印象派的笔触此时都能相互的产生有效的和鸣作用，使整个悲剧的情况加深。”（同上）
《失去的金铃子》的故事多半是聂华苓从母亲那儿听来的。她在《苓子是我吗？》一文中说：“我常常捧着一杯茶，坐在她卧房的椅子上，听她闲谈往事，琐琐碎碎，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我忽忽悠悠地听着，也许根本没听进去，人的思想有时真像有鬼似的，要抓也抓不住，东飘一下，西飘一下。……我常常在这种半睡眠的状态中，突然为母亲的一句话震动了，清醒了。《失去的金铃子》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得来的。……抗战期间我到过三斗坪，那时我才十三岁（小说中的苓子是十八岁），没想到多少年后，那个地方与那儿的人物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儿去重新生活。也许就是由于这份渴望，我才提起笔，写下三斗坪的故事吧。在回忆中，我又回到那儿，又和那些人生活在一起了。我仿佛又闻着了那地方特有的古怪味——火药、霉气、血腥、太阳、干草混合的气味。”
聂华苓在三斗坪那段生活，成了她进行创作的一个源泉。当母亲讲三斗坪的人和事时，原来思想里蒙昧的东西，得到了印证，都清晰起来，早已沉入灵海深处的人、物、事，都被钩了出来，活了！当即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立刻就照着故事的本来样子写出了大纲。“我不单单写那么一个爱情故事，我要写一个女孩子的成长过程。”成长的过程是庄严而痛苦的，是主人公在与现实搏斗中一场无可奈何的挣扎。为了陪衬巧巧的个性，作者才“加进一个狂放、野性的女孩子。”
法国文学批评家蒂波岱（Thibaudet）关于小说创作讲过几句颇为精彩的话：
真正的小说家用他自己生活可能性中无尽的方面去创造他
的人物；冒牌小说家只按现实生活中唯一的途径去创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