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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黄宗英真的写了遗书。她被那一个研究牦牛的，和两个研究草原的，深深地感动了；冰天雪地，她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司机。阳坡长树，阴坡也长树。这不是童话。在黄宗英讲述那些平常而又奇特的故事时，我在想：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怕死，是对生的追求，对光明和爱的向往；这种心态，在特殊环境下，便会转换成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我想，中国不仅需要徐凤翔这样的科学家，也需要像黄宗英这样的作家。
在成都，最有趣的是我生日那天，我们同游离成都不远的新都，在建于东汉年间的宝光寺罗汉堂里，在五百个或坐或立或胖或瘦或笑容可掬或横眉立目的形态神情各异的罗汉中，各自寻找自己的形象。自然，黄宗英无法找到“自己”，周良沛、徐静、秦川（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和我，也没有找到“自己”。之后，大家与一位美丽的玉雕菩萨合影留念。在菩萨面前照相，也许是为了一个追求。追求的是什么？谁也说不清。那尊盘腿而坐约1米2高的玲珑剔透的大玉佛，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善、最真、最美、最具有人情味的艺术品，她那呼之欲出的美丽动人，令人倾倒。关于这躯大玉佛，四川省遂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曾伯融先生对我说：“佛教世界是分四个等级：佛—菩萨—阿罗汉—在世僧人。判定‘神’的世界里的前三者，是服饰、发式等标志。菩萨带有饰物的法帽或留长发，佛则顶呈螺髻，阿罗汉一般是光着头。这躯玉佛的由来有个小掌故：清末，遂宁广德寺的著名事务僧清福，为寻求佛学知识与佛教精神，艰苦卓绝地遍历国内佛教胜迹，后又跨出国门，到佛教历史悠久的缅甸，在那里晋谒了缅王，并得其思准，在那里雕制了十躯大玉佛和数十躯小玉佛，历尽艰辛于宣统三年（1911年）运回遂宁。广德寺虽属西南数省名寺，但亦不能尽奉大小玉佛。清福出于‘广种福田’的心愿，除本寺只留一躯大玉佛和几躯小玉佛外，其余大小玉佛尽送海内名寺。我们四川峨嵋佛寺与宝光寺均得馈赠。宝光寺迎有二躯大玉佛，玉佛形象端庄秀雅，甚富魅力，实为珍贵的宗教艺术品。”这番介绍，使我受益匪浅，也更令我敬爱那躯玉佛。多少年了，我一直还想念着那尊美丽的玉佛，也还时常惦记她的安全。
出了宝光寺的大门，对面二十多米外，那座像九龙壁一样的影背墙上，有个很大的“福”字。从寺里出来的人，几乎都要蒙上双眼，向前走，直奔“福”字，到了墙根，再用手摸，这叫“摸福”。据说谁要是摸到“福”，会一生都走好运。人们对命运本来就是有的信有的疑有的半信半疑，不过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要试试自己的运气。但那些对命运深信不疑者，往往是却步不前，不敢去摸，很怕摸不到好结果。我是第一个勇敢面对“现实”的，但我的成绩最坏，因为我的判断离“福”字最远。他们的成绩比我好，不过也没有真正拥有“福”。
黄宗英最为我遗憾。她觉得生日我该得福。为了弥补这种不该有的“失落”，他们决定到成都最好的一家“四川小吃”为我“祝寿”。在“成都小吃店”，大约吃了四五十道“小吃”，大家不停地将好吃的夹给我，说是多吃不仅可以多“福”，而且才可以长寿。席间，黄宗英送我一个从西藏带来的洁白而玲珑的细草编篓，小篓里放着一枚芳香四溢的木瓜。然后，又在我的纪念册上为我“摸福”和生日留下一首这样的诗：
宗英记纯德摸福
老阎同志：
诗人不写诗章，更令我为难；
叫我写点什么？为你的寿诞。
恰今朝锦江畔，
同访杨升庵，
弄不懂他为什么与土地相揖？
闹不清他缘何又与福字毗连？
闭着眼，
福——，究竟在哪边？
睁着眼，
福——，本在咫尺门！
一个福字，天地人寰，
千种解释，万种心愿。
既然来到这世上，
谁都有呱呱坠地的宣言。
愿我们年年生之日，
向往里再生出新天。
祝你活得像成都的小吃——
多彩、麻辣、香甜！
1982年12月5日
这首急就章，是黄宗英在我们吃饭时即兴随手写在我的纪念册上的。写完诗，她又在“老阎同志”左上角用红笔写了三个字——“正当年”，然后又用红笔不规则地框起来，活像书法家写完字盖的那枚具有传统美的印章。诗的结尾处的右下角，又用红笔写了一个“寿”，也用红笔框起来，也像一枚印章。
她写好之后，在还没有交给我的时候，已被周良沛抢去欣赏，然后又是徐静和秦川，最后才交到我手里。大家都说好，我心里很佩服她的才情和文思。
我曾给黄宗英写过几次信，但没有得到一次认真的回答。我理解，因为八方云游的她，没有时间。那一次，成都锦江饭店，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她说她也有了一个机会——彼此可以上天入地“聊”，于是我便有了一个满意的回答。
黄宗英于1925年7月13日（农历五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一个温馨自在的家庭，祖籍浙江省瑞安县。其父早年留学日本，为总工程师，她上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她母亲是姐姐们的继母。九岁时，父亲去世，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把她打扮得如花似朵。黄宗英说，“我们家无所谓家教。小时候，爸爸老没大没小地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让我们拿他当大马骑。他还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我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比赛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追孩族’。父母没有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但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什么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写着描金漆题绿字的玻璃柜门的书架也一起买回来。姐妹兄弟们还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那时黄宗英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在地上，一本一本地看来看去，那稚童之心是在寻找什么呢？
黄宗英说她从未逾越过“家庭的熏陶”。她说：“小时候，我们家从北京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因患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的，出殡时爸爸披麻打幡，全家衣白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公墓。”这件事给她终生的影响——平等思想、报恩思想，仁慈、善良、公正，都揉进她生活的流程之中。
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凄清。黄宗英小小的年纪便深谙世事，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那时她梦着当护士，可母亲说当护士太苦；梦着当文书，可人家嫌她小；但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她说她此生没得到发展的天赋是当个好主妇。在她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还把五件毛衣拆旧更新加大。她的性格是，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份内的事必得做好，份外的、搭不上手的也尽力试着去做。由于父亲早逝，她二姐终身未嫁，为了弟妹；黄宗英十六岁演戏，为了弟弟读书。
黄宗英四十年代步入影坛，六十年代又闯入文坛，她的《小丫抗大旗》和文革后的《大雁情》，都是读者交口称道的好作品，她的文名也早已名满天下。文化革命前，于1953年初她写出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凡平的事业》，之后曾到中央电影局编剧讲习班学习，与李囗、白桦等人同学。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到浙江乐清县当农民深入生活，1959年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及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会员。文化革命中下放江苏宿迁县劳动改造。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从事专业创作。出版了诗歌散文集《和平列车向前行》（1951年，上海平明出版社）、散文集《爱的故事》（1952年，上海杂志公司）、《一个女孩子》（195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及电影文学剧本《在祖需要的岗位上》（1956年，艺术出版社）。七十年代后，进入创作生涯的辉煌时期，她的报告文学、散文集《星》（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桔》（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及《小木屋》（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都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优秀之作，文笔优美、构思独特的《大雁情》与《美丽的眼睛》均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些作品是她留给二十世纪的温馨纪念。1995年又出版作品集《命运的分号》（与冯亦代合集，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们俩》（与冯亦代合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及散文随笔集《半山半水半书窗》（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那一次，在成都，12月6日，我们陪她还到四川大学为学生作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报告。黄宗英说：“前次来成都，你们四川人说欢迎我回到家乡，啊，因为我曾经是梅表姐（她在电影《家》里演的角色）。这一次也是回家……我们的心是通的，我们都为我们的国家担忧、分心。说到电影，我没有想当演员，说到文学，我没有想当作家。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推向艺术舞台的。父亲有很多书，三十年代我读《福尔摩斯》。我哥哥办报，叫《黄金时代》，不到十岁就给他投过一篇稿。可我在高中的课桌前只坐过两个礼拜，说到文学，就不能不说我的道路。时代的风云是文学的父母，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就有什么样的染色体。诗人周良沛当年写《军号》、《云南的篝火》，没想到现在又写苦牢……我是没想当作家的作家。是时代把我推向了前沿——你闭着眼也得‘开枪’。人要学会走路，得先学会摔跤——这是我最熟悉的格言。我孩子说‘黄宗英连世界观都没有还写作品’。当然世界观是有的，但我写的是我自己。文化大革命中我怕天亮，因为天一亮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和王丹凤（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洗的衣服可以晾一个大操场；回家时用一个小包带几个小炸糕还得笑着回，把一切忧愁包起来……”她还讲到，在劳改队当队长，带着巴金、吴强等一群名作家组成的“牛鬼蛇神”，“深挖洞”，竟奇迹般地“修筑”了“地下长城”——两条150米的防空洞。她劳动时，工人老找她谈话，让她到食堂，4点起床洗菜，后又隔离，同《收获》主编顶牛（她属牛）。当时赵丹被关了五年二个月，出来后又去干校；三个孩子都在插队，全家“一片红”。那时她看到孩子那样的处境心里难过，很想改变他们的命运。她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走资派的文章，经过编辑的修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受到孩子的一致批评。黄宗英说，这真是一生最难忘的：人不能失真，不能失节！张志新就是一个榜样。“今后，不管做人还是做文，不能愧为一个作家，要真诚地对待人民！”黄宗英又说：“人家要我写打击经济领域走私犯的报告文学，我问他们；你们是要打苍蝇还是打老虎？打苍蝇我是不去起哄的。一个人，只有有所不为，才会有所为。生活道路上，人人都会有选择——有的是自己选择，有的是社会强迫你选择。”接着她讲她的演员生涯和文学生涯，“当年，我去演戏，老家声明说我要演戏就不认我了。1958年，人人是诗人，都说写诗不难；现在都说写诗难，太难。不知这叫进步，还是退化。上官云珠如何经过精神上的屈辱、灵魂上扭曲，最后成了优秀演员。1959年我退出了舞台，拿起了笔。在复杂的时代，要写什么，不写什么，应该清楚，不能随便给谁增加分量。我写优秀的艺术家，也写普通人。但我不写自己不理解不熟悉的人物事物和世界。我去过美国、法国和日本，很抱歉，我什么都没写——我不能写‘到此一游’。”
黄宗英也许因为早年职业的原因，她的口才不错，演讲富有鼓动性煽动性，但她的话是真诚的，所以才很能打动人心。
她觉得西藏是个谜，是个说不清的的谜。亲眼看到西藏人磕长头之后，她没有怀疑他们的虔诚。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国“磕长头”整整磕了十来年，不知这是虔诚还是愚昧。
“你能谴责他们吗？作家不能谴责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如果，我能在那里生活两三年，也许还能带回两三块小‘炸糕’笑着回来，但我不能写。我找不到真正的火把，但还能看到火星。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国王的包厢有一个可以溜掉的小门，这很值得人们深思……”
最后，她对大家说：“拿笔的人，首先要有热情；塑料花是没有生命的，我宁愿作山头上的小野花；作家主要靠记忆储存来写作，人在忘我的时候记忆力最强，最悲痛最紧张的时候都是记忆力最强的时候，记忆力最强的文章，才最有深度。生活上，我首先是一个普通人，但认识上要比普通人高，这样才能打开真正生活的通道，我写过许多度稿，江青抄我们的家，凡有字的纸张、纸条都抄走了，其中有一麻袋我的废稿。文学创作上我追求亲切，这是我心目中的最高境界。时代的折光，通过我们的笔，留下一点儿脚印，所以作家负有圣洁的使命。文学上我有不能胜任的题材，但我努力驾驭我的所长。如果我们的希望都能变成实践和行动，希望才是真诚的希望……”
成都幸会期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地一起度过的。那时她正在写作报告文学《小木屋》，为了给这篇作品补充生活，她又要到四川乡下采访。我同周良沛、徐静一起背着抗着为她送行，在分别的那一刹，心里突然涌出许多要说的话，可我一句也没说。望着她已经灰白的头发、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暗暗地祝她“保重！”
一晃几年过去了，黄宗英仍在国内云游采访写作，我又去了法国，在埃克斯马赛第一大学任教。1985年夏天，法国朋友从巴黎打电话给我，说中国作家黄宗英、张抗抗等人要来巴黎。这个消息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扔下案头的写作计划，急忙买车票，与妻子一起从马赛北上巴黎，去会见刚参加德国柏林国际文化艺术节之后、又分别应法国和华人之邀顺访巴黎的中国作家们。
代表团到巴黎后一分为二：黄宗英、西戎、方冰、刘剑青等人由法国华人接待，张抗抗、北岛、舒婷、傅天琳、孔捷生等人由法国接待。
我和他们同一天到达巴黎。他们之中，有的是朋友，有的是熟人，有的只是神交。
我到巴黎一下火车便直奔会场。张抗抗、北岛、舒婷等正在回答与会的法国朋友和中国留学生的问题。挨着我的是大名鼎鼎的林希翎，她正拿着一本刚在香港出版的《林希翎自选集》和一份打印好的《致邓小平万言书》向一位新华社记者述说着什么。会后，我同张抗抗等人说话，这时才知道黄宗英等参加了华人侨界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会。我送张抗抗舒婷他们每人一支一尺长两个手指那么粗、巴黎最大的圆珠笔作为留念。这如椽巨笔自然包涵着我一份心情，意思是希望他们以后写出伟大的作品。
会后我到中国作家下榻的王子旅馆找黄宗英，但她还没有回来。我只好留言给她，并留下我在巴黎的电话。作家们在法国安排的行程十分紧张。要想抓住他们颇不容易。不过巴黎的电话总算没有使人失望，我和黄宗英通过电话，也算见面。她让我同他们一起游览巴黎，而我的计划又不允许。这样，只好等以后再见了；于是，我要送给她的绘有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的瓷盘，也只好保存在我身边。
又是几年过去了，黄宗英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她在《人民日报》上以“云中走笔”为题，连续发表她在中国最大的实验田——深圳特区——的所见所闻所思的文章。可以说在作家队伍里，她是最早置身于时代潮的一位勇士。她在“题记”里说，人家说她是属云的，可是云也有脚，而自己，闯天涯，游海角，连个永久通讯处都没有。那时她在蛇口还办了一个影视公司，还办书店，任广东蛇口工业区主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对于人生，她信奉“人活着是为了给，不是为了取”，又遵循“义所当为，毅然为之”。她是一位奋斗型的拼命三郎，心里只有事业没有自己。她从法国等处朋友那里筹集了一笔巨款，不料竟被一位神秘失踪的香港合作者拿走了，于是她的梦想成了梦，文坛和新闻界便有了走红数年的大新闻。她还有过一场官司。虽然她的事业受到致命的打击，精神受到创伤，但她没有停止她的艺术活动和创作。1987年，春末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她就在我们北京语言学院。她是在我们学校拍片子，住在一间普通的学生宿舍里。我请她到家里吃饭都挤不出时间，就在摄影棚随便吃点什么。再后来，中央电视台播放那部大型纪实影片《长城》时，在长城上，风尘仆仆，又看到了她的风采。
我又想起了黄宗英，是在我看见那枚木瓜的时候。不知她在何处？她是云，真在天涯海角耕耘吗？
当我结束这篇小文时，赫然发现1993年12月11日《光明日报》上，刊有女作家韩小蕙写的《月如无恨月当圆——与冯亦代黄宗英共度良宵》的新闻特写，为我找回了黄宗英。几位文坛老友——杨宪益、范用、邵燕祥、许以祺，还有丁聪、沈峻夫妇及周明、池莉等人，由张洁张罗，并在自己家里，水酒几杯，把酒吟诗，一起为这“历尽沧桑人未老”、暮年途中相遇相知的两位老友一对新人祝贺新婚之喜。这消息令我兴奋，即给小蕙打电话，索要黄宗英的电话号码。号码到手，又即打电话，是冯亦代接的。冯先生与我1978年认识，所以彼此并不陌生。我打电话一是祝贺他们，二是想和黄宗英通话。那是晚上，我们的生活早已是万家灯火闹京华了。冯先生告诉我：“真不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