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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在历时一个多月的鲁南突围中，她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练就了过硬的行军本领。她可以边行军，边睡觉。无论是徒步走平原，还是攀登峡谷上的羊肠小道；无论跋涉水路，还是走泥浆路、“橡皮路”，都从不叫苦，从未掉队。
在整个突围过程中，她不时地用保尔·柯察金等英雄事迹激励自己，跟自己的软弱、怯懦、自私进行无情的斗争。发表在《青春》1979年第1期上的《鲁南突围的追记》真实地记录了茹志鹃这一时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她拖着发烧的身体，和同志们在深及膝盖的泥水里行军。走了三十里路以后，已经精疲力竭了。稍有迟疑或怠慢就有掉队的危险，她含着眼泪，克制自己，紧跟着前边的人，一步也不肯停下。
队伍继续向前，路更艰难了。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骑上独立师的马。走到一个高坡前，她看到同志们在淤泥里靠两手支撑爬上去又滑下来的情景，坚决跳下马，跟大家一起行军。
当突围接近胜利，队伍要穿过陇海铁路时，恰巧遇上飞机轰炸，她的心有些发慌。事后对这一闪念的思想，进行了痛苦的反省，“以前飞机再厉害些，自己也不会这样失措，现在为什么呢……”
突围结束了，她打开背包，还未来得及细看，一股霉味直冲鼻子，日记、本子、衣服全霉了。她在《追记》中写道：“这些东西全霉了不要紧，我可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没有霉。一路上我是小心而努力地保护它的，它在淤泥里、急流里、风雨下、轰炸下，倒是锤炼得更加光彩了，这就是我的灵魂，我的头脑。”
突围，在她的生命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每每回忆起来，总是甜蜜而留恋。这美好的记忆一直珍藏在她的心底，不时地发出光和热。
艰苦的斗争环境，锤炼了她的意志，增长了她的才干。还利用战牛的间隙，顽强地吮吸知识的乳汁，不断地丰富和提高自己。1945年底至1946年春，部队打进淮阴以后，有一段间歇时间。茹志鹃无意中发现一个工商地主家里，藏有很多书，家里却没留下一个人。她大着胆子走进了这个无人问津的地带，也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现代中外小说。她如饥似渴、贪婪地阅读，终因时间太短，许多书还没有来得及读完，只好偷偷地选了四本《战争与和平》，打在自己的背包里，跟随队伍开到了前线。
从此，茹志鹃这颗蕴育着文艺细胞的种子，在肥沃的泥土里萌发生长了，文艺给她以力量，她又为文艺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她说：“我到了根据地以后，才第一次吃饱了肚子，又接近了文艺，而且靠得这么近……”“身在此情此景中，即使闭上了眼睛，也会遏止不住的心跳血热。这和那些‘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截然不同，这是何等的文艺啊，能使人要跳、要跑、要唱、要向前冲”。（同上）
一次战斗前，文工团员们步行七十余里，赶到离前沿十来里路的地方，在土台上演出《白毛女》，那激动人心的情景，令她至今难忘。
“台上台下像是一锅沸腾了的水，尤其是台下，那些在敌人面前像小老虎似的战士，出入枪林弹雨，在任何艰难危急的情况下，都面不改色的英雄们……他们坐在用土堆起来的舞台前面，一个个激动得满脸通红，热泪盈眶，有的战士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高喊几句似口号非口号的话语，又默然坐下；有的战士竟忘其所以，要朝台上的黄世仁冲去；有的战士痛哭失声，当场晕倒……”（同上）
她终于看到了艺术的神奇力量。她说：“我惊叹、慑服、羡慕这种力量，我暗中下了决心要走这条路。”（同上）从此，她义无反顾的沿着这条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从盲目、朦胧，逐渐到自觉、坚定。
茹志鹃是在自己的本子上开始创作实践的。在长期的战斗生活中，她接触了许多可亲可敬的人，看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她在本子上写日记，追记各种没有名目的感想、散记、故事等等。把这些琐碎的东西记下来，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成熟的想法，更想不到为了发表，只是觉得这些感人的事不记下来可惜。天长日久，她记了厚厚的一大本。一天，一位作曲的同志偶然发现她的本子里有一段好像歌词又好像诗样的东西，便拿去谱了曲，并且定题目为《跑得凶就打得好》，歌曲很快就在部队传唱开了，还得了二等奖。从此，她开始有意识地写些歌词、快板诗，写些战斗需要的广场歌舞剧。笔不停地写，思想也随着急促的脚步和节拍行进。行军休息时写，扒在背包上写，卧在战壕里写……默默地开始了终生的选择。她说：“当时我并没有发宣言。我觉得发宣言，提要求，都没有实干来得具有说服力，而且自己到底能不能走这条路，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同上）
1948年——淮海战役前，她在部队领导的鼓励下参加了创作组。决心用心血和生命实践自己的宣言。她和创作组的同志一起写了大型话剧《八００机车出动了》、《不拿枪的战士》及短篇小说《何栋梁与金凤》。她从这里起步，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以后，又创作了许多优秀短篇小说《澄河边上》、《同志之间》、《百合花》等。革命战斗生活，赋予茹志鹃一双单单属于她自己的眼睛。她说：“我就是带着这双眼睛去看我周围的生活的。这是一双带着幸福的微笑，非常单纯的、热情的、信赖的眼睛”。（同上）
七、真诚地敬献
茹志鹃于1949年4月随着后继部队渡过长江，进入一个新的天地，她被留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从事专业创作。
1955年，部队大批女同志转业到地方工作，茹志鹃也从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转到上海作协分会《文艺月报》社当编辑，从事业余写作。这时，她已和剧作家王啸平结婚，并且有了孩子。紧张的工作、繁忙的家务劳动与艰苦的创作，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三者互不相让，各自有着自己的地盘。为了互不影响，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三三”制的工作计划。白天上班从事编辑工作，晚上从九点到十二点先带孩子睡三个小时，闹钟一响再起来写三四个小时，然后再睡一段时间。她以顽强的韧劲，保证“三三”制的实行。
辛勤的耕耘结出了丰收的硕果。
《关大妈》写于1954年。这篇小说无论是作家表达思想，摄取生活的方式，还是艺术手法都迥异于她后来的作品。小说描写了一位为革命无私地献出一切的光辉老妈妈形象，她是埋藏在作家心中的无数革命者的典型代表。英雄性格展示得比较充分，加之作品充满了挚热的爱和崇高的理想，因此读起来颇令人感动。只是由于过分注重故下情节的叙述，而忽略了人物个性的刻画。
继《关大妈》之后，作家打开了生活和思想的闸门，一发而不可收。《妯娌》、《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如愿》、《澄河边上》、《春暖时节》、《里程》、《静静的产院》等一篇篇新作相继问世。何大妈、静兰、谭婶婶、新媳妇等一个个平凡而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跃然纸上。茹志鹃用自己的艺术实践，点缀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画廊。在艺术描写手法上，作家也进行了新的刻意追求，从类型描写转到性格刻画，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中，她共写了二十多篇小说，三十多篇报告文学、散文、特写以及诗歌、电影剧本等，出版了《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百合花》、《关大妈》等短篇集。
创作上的丰收和艺术上的新突破，给文坛带来了“春”的气息，她的创作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意，老作家茅盾、冰心、魏金技、王西彦及评论家侯金镜等都相继撰文评论茹志鹃的作品，肯定她在艺术上取得的可喜成就。与此同时，也不时地吹起一阵阵凉风，摇动着“百合花”和“白杨树”。1961年前后，评论界围绕着茹志鹃的作品展开热烈的讨论。作协上海分会先后举行四次讨论会，茹志鹃也应邀参加。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作品题材与风格的关系和人物创作两个问题上褒贬迥异，众说纷纭。
茹志鹃坚实地走着自己的路，不回头，不怯步。1960年她离开了编辑工作岗位，从事专业创作；1961年被选为作协上海分会理事。
八、《百合花》——创作道路上的标志
《百合花》集中了茹志鹃艺术风格之精华，堪称为前期代表作。同时，也是一朵与作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心灵之花。她说：“《百合花》在我创作的历程中，是关键的一个作品，是使我鼓起更大勇气走上创作道路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跟随我经历的波折不算小。同志们说我在创作上还有希望，尚可发展，曾以《百合花》为例；而‘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冠我以‘文艺黑线的的金字招牌’也以它为例；较多的读者记得的也还是它。那么就让它明明白白地，作为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标志吧！”（《百合花》后记）
1958年，茹志鹃写成了短篇小说《百合花》，先后寄出去两次，都被退了回来，最后终于在〈延河》上发表了，就在小说发表三个月之后，茅盾向读者推荐了它，这——给她以起死回生的力量。茹志鹃回忆说：“已蔫到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道路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挟着那个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说迟了的话》，收入《惜花人已去》）
《百合花》是一篇只有六千多字的小说，得到了茅盾的热切关注，说明先生具有慧眼卓识，说明它确实是一朵盛开的艺术之花，是当时文坛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对《百合花》从篇章结构到人物形象以及表现手法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透彻入里的分析。茅盾先生将《百合花》的风格概括为四个字：“清新、俊逸”。
《百合花》确是一篇使人“满意”，令人“感动”的诗篇，优美、抒情、清新、自然。作家努力将生活中发掘出来的美加以提炼、升华，巧妙编织，给人以艺术享受。茹志鹃说：“我要用我这双眼睛，在大家共见的生活中，去找出单单属于我的东西”。（《百合花》后记）
茹志鹃因《百合花》而成名，在荣誉面前，她考虑的是更艰苦的攀登。她以茅盾的鼓励为动力，在创作园地里开始了更加辛勤的耕耘。茅盾文章发表的第二年，是她创作丰收的一年。这一年，她除了坚持编辑工作之外，还写了五个短篇，五篇散文及一个短的电影故事。
茹志鹃奋发图强，一是为了不辜负先生及其他关心她的评论家和喜爱她作品的读者；另一方面，也还有当时不愿为人所知的原因。1957年以后，爱人被错划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她带着两个孩子，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她要用自己奋斗的成绩，为孩子们创造一个不受人歧视的环境；她要用创作上的累累硕果，安慰正在“改造”中的丈夫。茹志鹃是一个不苟言谈，说到做到的实干家。
九、苦闷—迷惘—搁笔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艺界的风浪也一阵紧似一阵。对茹志鹃作品的评价分歧愈来愈大，否定意见在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她放弃自己的风格，去攀登重大题材的高峰，去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众说纷坛面前，她有点拿不准，感到无所措。 1960至1961两年，茹志鹃已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却只写了四篇小说《三走严庄》、《同志之间》、《阿舒》、《第二步》。
1963—1964年，文艺界更加充满火药味，束缚乃至扼杀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许多长于写重大题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况茹志鹃？“在这风风雨雨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么奋斗才好了”。（《生活经历与创作风格》，同上）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两年间，只写了《月牙初上》和《回头卒》。《回头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得艰苦极了。“我望着滔滔的江水，硬要让一个解放初期……的老农，去表演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种种。”（《二十三年这一“横”》，收入《惜花人已去》）一篇作品不是发自作家心灵深处，还有什么生命力呢？ 1964年以后，她除写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搁笔了。这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作家来说，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啊：“我内心是着急、焦虑的，但是无计可施。因为当时形势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会处理尖锐的矛盾冲突，不善于写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极少写过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称作时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难移的。”（同上）
实际上茹志鹃创作上的荒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动乱的年代，像她这样以写“儿女情”、“家务事”著称的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十、第二次攀登——“从微笑到沉思”
乌云散去，晴空朗朗，茹志鹃终于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她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调到《上海文学》，任编委，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创作上空白，生活却在延续，感情是延续的。”（同上）一个在艺术海洋里顽强探求的人，是不会徒劳的。茹志鹃的追求，果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丰收的硕果。继第一篇小说《出山》之后，又一鼓作气写出《冰灯》、《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一支古老的歌》、《儿女情》、《家务事》、《三榜之前》、《着暖色的雪地》和散文、报告文学《十二月的春天》、《离不开你》、《红外曲》及文艺回忆录等多篇。结集为《草原上的小路》、《漫谈我的创作经历》、《惜花人已去》、《茹志鹃小说选》、《她从那条路上来》等。
上述创作集中反映了茹志鹃创作风格的发展变化。黄秋耘把她的创作历程概括为“从微笑到沉思”。丹戈将茹志鹃新作概括为四句话：“明快中见沉思，简洁中见含蓄，柔和中见刚毅，抒情中见冷峻”。
小说较为广泛、深刻地触及了社会矛盾，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中的诸多新问题，深沉地思索历史和人生，透过人物命运和人的价值的深刻剖析，努力探寻一场场政治灾难的内因，开掘着生活的岩层，以人民觉醒的智慧开创了新时期反思文学的先河。
《剪辑错了的故事》是作家“出山”后的一篇得力之作，曾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作家通过搞瞎指挥、浮夸风而步步升高的公社书记老甘和坚持实事求是，不畏邪恶而遭打击、迫害的老党员老寿的描写，将笔触延伸到历史的纵深，借以唤回党的革命法宝之———“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全文渗透着感人的脉脉之情。
《着暖色的雪地》作家用深沉、哀伤、痛苦的感情写了一个画家的人生悲剧，以唤起社会关心每个人的心灵和命运。她把两位主人公董毓德和章泯比喻为折了枪、坏了舵的难船，通过两人意外地相遇和撕心的别离，控诉了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给人造成的灾难。茹志鹃以极其严峻的目光，审视着时代的锈斑，进一步显示出她的胆识和力量。
茹志鹃作品中的鞭挞，有其深度和力度，在同类作品中也是高出一筹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心在流血，眼中充满了泪水。作家的鞭挞依然是属于她自己的。她说：“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中也使用起批判这一武器。……我发现歌颂固然需要洋溢的热情，而鞭挞需要的热情则十倍于歌颂。而且这种热忱，不是洋溢的、轻松的，它灼灼于内，到了使人心痛的程度，然后才流于笔端。”（同上）
从歌颂到鞭挞，这一变化说明，一个作家的思想观点、观察社会的方式、角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个人生的里程中不能为人们所强求。
《她从那条路上来》作家描摹了旧社会的悲苦生活，并给予无情的鞭挞。是茹志鹃不可多得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品改变了她顺应社会历史潮流的创作趋向，依然保留了原有的艺术风格，并且有了新的开拓。作家通过对也宝纯贞心灵和敏锐目光的描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风貌，称得上一幅清新、浓郁的风俗画。
茹志鹃文革后的作品，在艺术手法上除保留原来的精粹之外，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尝试，收到了可喜的效果。她在长于细腻的人物心里刻画的基础上，有些篇章使用了现代表现手法，突出描写、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在《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着暖色的雪地》等篇章中，都运用得恰到好处，不给人以脑懂和“飘”的感觉。
其次，为了适应新作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在小说的篇章结构上，也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采用“意识流”的时序颠倒或跳跃方式概括时代，将情节一步步推向高峰。
在语言使用上，除保留浓厚、抒情的色彩外，略显冷峻、深沉、富于哲理，间或也运用较为辛辣的嘲讽，以显示鞭挞的力量。
茅盾在逝世前几年，虽然已剩下不多的力气，却仍然关心茹志鹃的创作。以其微弱的余光读了她的许多近作，比喻为“静夜萧声”。这萧声“自远而来，倾耳听之，萧声如小儿絮语，又如百尺高楼，离人怀念远方的亲人，又有如千军万马，自近而远。”（茅盾：《〈草原上的小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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