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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心。缺吃少穿而又总对生活和未来充满爱和理想的家乡人民，他们心里的诗情画意、能歌善舞代代相传的习俗，他们的真诚与纯洁，像一条长长的流水，在她心底的河床里，从过去一直流到今天，形成她对农民、对家乡爱的源泉、写作的源头。
他们自编自演的小戏，在各地受到欢迎，得到好评。1946年，周扬曾到绥德，看了《喂鸡》等剧目，还在剧团里讲了话，热情地鼓励大家。由于他的推荐，不久，《喂鸡》便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出来。
战争岁月考验着每一个人。她作为一名小战士，随军转战，日夜兼程，顶风冒雪、爬山过垠，每天百十里的急行军，一连几天不睡觉的生活是难忘的。她景仰的英雄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行军休息时，她躺在山沟的土坡上，“枕着背包，望着一线蓝天，什么也不想，只盼望早日消灭敌人，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安居乐业的新中国。那时节，个人的兴趣爱好早已被挤到不显眼的角落，心中最强烈的感情和革命的需要是和谐一致的。”于是，少年人浪漫的文学梦，变成了艰苦的实际工作，但在胜利的向往里，依然奔腾着奇妙的浪花，闪耀着色彩，文学的种子却在生活里慢慢地承受着大地母亲爱的体温。他们集体创作了十几个剧本，凡演出有较好影响的，后来都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西北大区第一次文代会上，还演出了他们创作的大型歌剧《保卫村政权》，《陕西日报》连载后，也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战争，已经变为记忆，化为生活的诗情。
1948年，延安光复。贺抒玉随文工团调往延安，文工团被更名为西北文工团，她在创作组。不久，她作为女班的班长，跟随前总挺进新的解放区，进了城。
新的环境，新的生活，需要她去熟悉，去表现。没有广阔的视野，孤陋寡闻是写不出小说的。对工人，她不熟悉，对工矿企业不了解，于是她数次深入纺织厂和机器制造厂。1952年，秋风初起时，她从西安出发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当时没有火车，她同浩荡的车队行进，一点不感到荒凉和寂寞，更没有“西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的心清。
祁连山下，灯火闪烁，这座雄伟的石油城，使她兴奋、迷惑。她怀着一颗好奇的心，闯入了这个陌生而神奇的环境。
“我到过采油厂、炼油厂，接触了不少采油工、炼油工，也访问过工程技术人员，还穿过大戈壁，去看望过野外勘探队的姑娘们……”戈壁滩无边无际，一望千里，令人胸广心宽；那美丽的夜色，林立的井架和钻塔，使人产生无限豪情。在那里，她觉得自己年轻，懂得太少，时刻告诫自己，老老实实和工人一块生活，向他们学习。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酷寒里，她帮着师傅们搅拌泥浆、抬钻杆、拿工具、看报表，有时也上井架。在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的斗争中，她也是一位战士。后来，她曾以谦虚朴实、吃苦肯干的铁人王进喜为模特，写过一个剧本。但这个剧本没有成功。她回忆说，那时“我自己太幼稚，虽然多次和王进喜同志谈话，但我不了解他，就像只看到矿区地面上的井架，而看不到蕴藏在地下的原油一样。”这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书，就是粮食。战争年代，贺抒玉主要读了几本苏联小说《毁灭》。《士敏土》、《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及《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读其他的书，一是没有，二是没有机会；1953年秋，她有幸到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了近两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第一次进北京的贺抒玉看到偌大的世界，那颐和园、故宫、天坛、万里长城——人类历史的灿烂明珠，强烈地吸引着她，激动着她，使她深深感到祖国的伟大。她兴奋地说：“那是令人向往的难忘的日子。我像饥饿的孩子，贪婪地读了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面对人类知识的海洋，我感到自己的贫穷。”她深怕荒废了那段难得的宝贵时光，除了必要的参观和游览，她的脚步很少踏进行人拥挤的大街和商店，几乎整日都陶醉在读书的乐趣之中。
1955年，春风伴她回到古城西安，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筹办《延河》文学月刊的工作，从此做了编辑，从小说组长、编委直到副主编，一干就是几十年，但编辑工作使她进一步接近了文学。她多次说：“编辑工作对我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每天，从许许多多的来稿中，不仅间接呼吸到了生活中的新鲜气息，而且认识了很多新的作者。”有的作者严肃认真，坚持不懈，有的出手不凡，才华横溢。每当她在初稿中发现新人或读到女作者的作品时，总是激动不已。她是一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好编辑，其品德和责任感，使她在培养作者方面做出了贡献。尤其1977年后，陕北涌现一批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延河》编辑部，在造就这些作家中是有成绩的，而这其中，也有贺抒玉的汗水。
“每当看到这些年轻的作者在创作上的突破和提高，我常常羡慕他们。”贺抒玉还说，在“读到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是自己熟悉的题材，便禁不住引起许多联想，按捺不住地也拿起笔来。”许多业余作者是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写作的，对此，她怀有极大的敬意，甚至视他们为自己的老师。
她迷恋文学，在创作上有欢乐，也有苦恼。
她在《我的路》里说：“热心的读者和周围的朋友们的鼓励，的北地区老作家们的关怀和期望，常常使我感到不能懈怠自己。他们热情的帮助和严格的要求，都变做鞭策我的力量。”她特别提到作家柳青、杜鹏程对她的关怀和鼓励，当然她爱人——作家李若冰对她的支持和影响也是促使她在创作上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柳青经常强调编辑部要多出人才，出成果，编辑在工作之余要勤于创作，多练笔，提高艺术鉴赏力；在他的支持下，《延河》编辑部实行了生活创作假制度，贺抒玉也由悄悄练笔，进而大胆地把小说拿出来发表。
人的一生，犹如漂流在长河里的小船，一帆风顺是不会有的，风浪、漩涡、暗礁、急流、险滩，不测风云也会突然袭来。贺抒玉正值创作激情高涨的时候，便遇上了谁也不能幸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她挂着“黑《延河》黑副主编”的大牌子，被拉出去游街、挨斗。红彤彤的太阳底下，一切都是黑暗的，她也深沉在痛苦之中。1970年1月，大地在严寒封锁之下，爱人去了干校，贺抒玉带着孩子和全家的衣物、书籍，下放到陕西户县尖山脚下一个生产队，当了三年社员，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之后，她回到古城西安，从此，断流了的《延河》又奔流了起来。
贺抒玉从事编辑工作后才正式发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但其间贻误了最宝贵的十年。所以，直至1982年，她只编了短篇小说集《女友集》（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和短篇小说散文集《琴姐集》（198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之后她在《延河》、《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鸭绿江》、《文学家》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散文，先后结集为散文集《爱的渴望》（与李若冰合著；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及中短篇小说集《命运交响曲》（1990年，华岳文艺出版社），此外还有不少作品被收入多种选集，如《婉蜒的山路》收入花城出版社的小说集《无雪的冬天》等。
1979年，她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80年《女友》获《鸭绿江》优秀短篇小说奖，翌年《琴姐》获《延河》优秀短篇小说奖。1994年与胞姐贺鸿训主编《青春的脚印》（陕西摄影出版社）。这些，全是她的业余之作。
我喜欢她这些质朴、亲切、清新、动人的作品。有的评论者把它们说成是陕北高原上的“兰花花”，实在是一个贴切动人的比喻。这些作品，写的全是她熟悉的人和事，山和水，是“使她动情的生活”。著名作家杜鹏程说，她的作品“质朴、清新”，从中“能明显地看到她的爱情、向往和追求”；又说：“她的经历决定了她这样的人，对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她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某些作品中，把自己的激情和笔墨献给生活中的普通劳动者，用朴素细致的笔勾勒出一幅又一幅真切的图画，塑造活跃在农村普普通通的农民和干部——特别是各种类型的妇女形象，歌颂他们的纯朴优美的心灵，描写他们的献身精神，描写他们因时代变化而引起的心理变化，描写和封建习俗之间的冲突，等等。这样的作品今天读来，依然真切动人……她的长处不只是她和人民有血肉之情，还在于艺术个性和特色。她是那样亲近生活，关注普通人的命运；用淳朴笔调抒写淳朴的感情。作品真挚而细致，渗透着一种泥土气息和内在的热情。”（《读〈女友集〉——略谈贺抒玉的作品》1981年《文艺报》第十七期）杜鹏程简约而准确地对贺抒玉作品的风格特点及大部分作品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只要浏览过她的作品，都会同意这些看法是恰如其分的。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然后通过创作实践，认识生活，探索真理和人生。贺抒玉走的路确定了自己创作的内容和风格。她除了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和到北京学习之外，她的生活圈子没有离开过生她养她的陕西大地。那块土地上的文化传统、风俗人情，生活的变化、社会的发展，都影响着、制约着她的创作及其风格。
贺抒玉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文化大革命”前和1977年后。但两个时期的内容及风格，还是一致的，只是后期的作品，其内容更为深厚、广阔，其技巧更为娴熟。
早期，她一共创作了二十余篇小说和散文，《我的干姐妹》、《赶脚老人》、《红梅》等，都是好作品。这里，我把《我的干姐妹》视为代表。这篇小说是她的处女作，写她真实的生活经历，文字细腻、质朴无华，干净利落，几乎没有多余的字句，感情真挚动人，初步显示了她的艺术风格。这篇小说塑造银姐和巧玲在人民刚刚掌权的社会里，要求进步，巧妙地与封建落后的旧传统、旧习惯进行斗争，顽强地要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故事；同时，也写出她们对以红英为代表的人民军队的深情厚谊。当红英教了她们两个月的文化课就要离开的时候，她们提出要与她结拜成如同父同母生的干姐妹，还送红英一首情真意切的信天游：“羊羔羔吃奶双圪膝膝跪，咱们结成了干姐妹。蒺藜花开黄腊腊，红英要走我灰塌塌。……”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叙述苦行云流水，在人物刻画上不事雕琢，作者采用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有白描，有对比，用笔朴素、自然、细致。作者是这样描写巧玲和银妞的：“巧玲长得壮实，红脸蛋，短帽盖，圆脸盘，大眼睛，说起话来嘴厉声高，一点也不拘束。银妞说话声音很轻，又慢，老是眯着那对会说话的单眼皮眼睛，身子依着我，老是像说悄悄话，她那细细的像柳芽儿的眉毛和鸭蛋脸，虽没有巧玲壮实，倒很秀气。”人物的性格，就在这朴实的叙述中显露出来，字里行间不乏生动的细节描写，如写巧玲梳头：“她用木梳子梳头的狠劲儿，好像头发不是长在自己头上似的。”只此一笔，其性格便跃然纸上。
这篇小说好像一首散发着朴素美的诗，读着它，仿佛跻身于作品的人物之中，又像徜徉在陕北大地，领受着那里的风土人情。但小说的结尾以浓郁的抒情之笔收束全篇，把读者领引到深深的美好回忆之中：
……离开我的十姐妹，已经很久很久了。我不会赞美她们那
纯真、聪慧的心，也不会描绘她们那真挚的友情。但是，我心里铭
刻着她们的歌声；我时常想起巧玲那散乱的短发和那清脆的口
音；时常想起银妞那细细弯弯的眉毛和说话时总爱依偎着我的
神情。我惦记着苗家圪崂的许多姐妹们，惦记着那清澈的小河，
惦记着那一眼望不断的黄土高山……
作家创作上的变化，是和社会生活、历史的变化分不开的，是和作家思想深处的积累分不开的。穿过凄厉的风雨，经过十年痛苦的沉默与思考，贺抒玉的创作，从质到量，从广度到深度，都胜过了以前。在她的一批新作里，两篇获奖作品《女友》和《琴姐》就是代表。
《女友》是以1957—1958年大炼钢铁、大抓“右派”为背景落笔的，但写的是几个时代近四十年的故事。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出生活悲剧，当然悲剧完全是社会造成的。战争年代，艾米霞和袁峰在文工团里是一对相爱的充满青春活力的革命青年，但解放后，历史无情地把他们拆散：因袁峰被划成“右派”，他们离了婚。他们曾是美满的一对，袁峰是爱情的播种者，艾米霞是个幸福的收获者。但是，当袁峰被推进痛苦的深渊时，是艾米霞又给他添加了痛苦的内容。她失去了爱情，在漫长的岁月里才感到了心中的荒凉。二十多年，坎坷复坎坷，他们都在苦难的折磨之中生活、辗转。“文化革命”使袁峰倍受其害，他从死亡里活了过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都落实了政策，可是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虽然冰消了，雪化了，袁峰彻底平反，又回到C城，在报社干起老行当，但他和艾米霞的共同生活已经不可能重新开始，历史报复了她一下，给她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她的灵魂在嚎啕！“她是在失去袁峰以后才真正懂得了爱情，才更强烈地爱上了袁峰。”可是时间和生活都是无法挽回的。
这是一出悲剧，无论是对袁峰、艾米霞，还是对社会。人们只能从中吸取教训，也许教训就是唯一的“补偿”，因为教训会使人变得聪明，使社会得到发展。
贺抒玉另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佳作是《琴姐》。杜鹏程评论说：“这篇作品，不追求时髦，没有曲折的故事，也没有‘爆炸性’的效果。她全力以赴塑造的依然是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写出了那勤劳、质朴的品格和内心的美以及她平凡的、值得人深思的感情和经历。从人物塑造，题材选择以及艺术风格来说，既保持了她的作品固有的优点和长处，又有了新的发展。”评论准确、得当。这个短篇反映生活的“真实和深切”，人物形象的“可爱和生动”，确属令人难忘的成功之作。
贺抒玉塑造了不少妇女形象，这是她创作上一个显著的成就。琴姐是一个典型。她不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子君或爱姑，也不是庐隐、泳女士（冯沅君），以至于老舍、巴金、曹禺笔下的女主人公，也不是白毛女或赵树理塑造的妇女形象。琴姐从苦难中跋涉出来，她属于自己的时代，属于中国辽阔的农村，到处可以看见。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就是这样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真真诚诚、“土里上气”的人物，为国家养儿育女、操持生活，背负着中华民族前进。
小说是通过许多平凡小事、生活细节来描写人物的。琴姐爱生活，是一位闲不住的人。自从她来到“我”家，每天一早就把大杂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开了个小菜园，一有空就松土、拔草、浇水。每次吃饭，一端起碗，她就想起了家乡的亲人，便说：“你知道，咱家乡过年才吃顿好面；这大地方，天天是过年的茶饭。你的命好，早早就到这大地方，享上了社会主义的福。咱山圪崂，何年何月才看见社会主义呀！”她讲的是实话。琴姐善良、单纯，心直口快。当孩子在说笑中把稀饭吐了一地时，她板着脸说：“造孽不！”“你们知道庄稼是怎样来的？粮食是怎样打下的？”当孩子把面条例在桌上，她便揽起来用水洗净自己吃了，并说：“我们山圪崂，怀抱娃娃也吃不到这么好的面食。”她批评我忘了过去，“把孩子惯坏了”。只有劳动人民，才有这样的感情。琴姐为了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尝尽了人间的辛酸，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倒她，三个儿子就是三只虎，在她心里比百万富翁还要满足。解放战争时，做军鞋全村数第一，她是望着晨光的升起而成长起来的。她曾说：“年轻的时候，把世事想成金枝玉叶，谁知道只是一场梦！”她有过梦想，但历史没有让它变成现实。她从小就会剪窗花：喜鹊、鸽子、牡丹、菊花、五谷丰登，她苦中有乐，乐中有苦地生活了一世，最后似乎满足地告别了这个色彩变幻的大千世界。
这篇小说，作者有时写得幽默横生，有时写得凄婉沉痛。主人公没有神化，作者没有掩盖琴姐由旧社会带来的潜藏在意识深处的烙印。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多找了她二毛钱的那段故事处理，使琴姐的形象更加真实、饱满，有血有肉地活了起来。
没有风格，就没有艺术。贺抒玉是一位在创作上有风格的作家，而且她作品中那种朴实无华、清新淡雅、浓郁的乡土气息的艺术风格是一贯的。这种风格是她的艺术追求，是她特有的生活、气质、环境和历史形成的，它属于艺术创造，属于艺术之美。但她前期和1977年后的创作其深度、广度不同。她八十年代之后的创作很明显地溶进了她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思考，但它们不属于“伤痕”，用杜鹏程的话说：“通过这些作品，你会思考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中一些使人深感不安的问题。”无疑，这就是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她没有一时“轰动”文坛所谓“爆炸性”的作品，但从文艺美学的意义上讲，她相当多的作品都是耐咀嚼和回味的，它们有生活和人生深刻的一面——“使自己变得美好些，使人类变得美好些，使明天变得美好些。”
一个作家，只要沉在生活里，艺术创造力就不会枯竭。贺抒玉的创作生命总是跟着时代的轮子运转。她不停地追求，因此她面前才有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而不是死胡同。1986年，我读了她两篇新作：短篇小说《晴朗的星期天》（1986年《延河》第三期）和中篇小说《隔山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