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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丁玲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寻找回来的世界》致柯岩的信中说：“这本书是一本好书，是一本有教育意义的书，是一本写了一群好党员，一群好人，一群有美丽的心灵的书。这本书给人以信心，对党的信心，对人类的信心，对美好事业的信心……我就喜欢有这种气派的书。”又说：“你不愧是一个诗人。当你在书中写到一些你所爱的人物时，特别是写他们的心理状况，写他们的那些高尚的情愫时，真是诗意浓郁，读来真是一种享受。”这部小说的主要笔墨着力于对于倩倩这个高尚、严肃、热诚的青年女教师形象的塑造。她追求美创造和谐的诗意世界，其富有人性感召力的性格，使她成为人生再造伟大工程的成功者。由于她和同事的艰苦工作，终使“伯爵”谢悦、“铜铁佛爷”赵建国，“吃生肉的”郭喜相、“小疯子”向秀儿、宋小丽等失足者冲出邪恶和疯狂，重获新生，那个正常的世界才被寻找回来。小说是成功的，不足之处诚如丁玲所云，似乎“网拉得太宽了些”，因此除了于倩情，其他人物如徐问、黄树林等人物形象稍嫌不够饱满，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中国式的“教育诗”。
1986年，柯岩应邀赴美国短期考查，采访，在那里即构思了另一部长篇小说《他乡明月》。1990年她再度赴美国补充生活，历时五年，终于成书。这部小说是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移民”的悲怆故事——两个歌舞团的年轻美貌的歌星紫薇和朵拉，为了报复团长对她们的打击，愤而出国。也许毫无思想准备的她们以为美国会是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生活的“天堂”，而弱肉强食的现实终于给她们开了一个悲剧式的玩笑。她们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她们尝尽了无奈的痛苦和艰辛。紫薇在婚姻失落中又遇台湾巨商，这几乎使她沉沦；而“心高气盛，性子刚烈”的朵拉，不甘心做家庭主妇，离开吉米后打工求学，最后成功。她们都经历过数次爱情纠葛，但遭际和最初对美好和善良的追求终使迷茫中的她们从“悟”中清醒；最终那一曲能使中国人记起母亲的嘱托、能给怯懦者以坚强，给勤奋者以收获的《母亲河》的歌唱，使得那么多中国人“泪流满面”、“心事重重”、“肝肠寸断”。朵拉（和她的恋人吴天亮、美国导师舒尔茨）上了飞机。飞机越升越高。“行程万里，好像离月亮也越来越近。哦，这究竟是他乡的明月呢，还是故乡的明月？”“她就这样带着歌声、乡情，带着自己和那些离人的故事，向自己的祖国、故土飞去—”
柯岩在她的长篇小说、电视剧及中篇小说集和在她主编的《人生咨询》中奉献的是一颗同样的爱心。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尽管他们的思想方法、创作形式及其风格干差万别，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柯岩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先后获得多次全国少年儿童先进工作者、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及妇女先进工作者称号，以她的多种形式的文学创作组成了一个伟大爱的交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子孙万代最需要的精神光芒。
柯岩说，生活常常猛烈地撞击她的心，使她忍不住要哭、要笑、要歌、要唱，要呼唤，要呐喊，使她不能自己地投入生活的激流中。她还说：“只要我拿起我的笔，我努力，我追求，我的愿望只是让我的作品像岩石上的小树一样，能给我们的人民贡献一份氧气，能给我们的生活投下一片绿荫……”为了“这个”，最近十年，她在心脏和肾病的折磨中为中国文学创造了一个奇迹。
她的身体垮了，却仍然那样乐观。“未来，多么美好呵！为了它，我要努力做人，努力作文！”她曾多次对我这样说。
柯岩，没有传奇的生涯，但她的创作才华，却像山泉一样，不可遏止地喷出来。她乐观、自信、热情，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生活给了她信念，她坚信这信念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
1980年7月14日初稿
1995年3月8日修订
刘真
李杨扬
刘真在我国当代女作家群中，是极早亮起的一颗明星。近四十余年的风云变幻，她始终是读者心中重要的作家。五十年代，她的《好大娘》、《春大姐》引起人们的瞩目，六十年代她用《长长的流水》打动人心；那感人肺腑的《英雄的乐章》被打成修正主义文学典型，因而更增加了她的知名度；七十年代，中国大地刚刚解冻，她便创作出一批抒情散文，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小说《黑旗》，又一次震撼文坛。
她受过赞扬，赞扬她的文章有数十篇；遭过鞭打，鞭打她的文章也有十数篇。但她没有停下手中之笔，不仅写小说，也写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评论。只有一段时间不得不沉默，那就是文化浩劫的十年，她不能写，也不愿写。
《长长的流水》、《英雄的乐章》带着枷锁被囚禁在文化大革命的黑夜里，而刘真，却在历史的企盼中描绘着一个黎明……
一
1977年11月，《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知耕鸟》。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刘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它告诉我：刘真还活着。她在说：“知道耕种的鸟啊！我好像久别世界，气死了好几年，刚刚又活了。”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消息！
不久，她的旧作又重见光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长长的流水》和《三座峰的骆驼》，《河北文学》重新刊登六十年代初受过重点批判的短篇小说《英雄的乐章》。她的新作散文们《山刺玫》、《寻找》、《渤海波涛》、《哭你，彭德怀副总司令》、《彭总的故事》、《海边随想》、《再生的生命》等，短篇小说《黑旗》、《余音》、《她好像明白一点点》、《姑姑鸟》……从她的心中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来。读着这些作品，唤起我多年前的记忆，那时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的共鸣，今天又出现了。
先看看那些美丽的散文。在又有拿起笔写文章的权利的时候，刘真首先用它替人民表达郁积多年的爱和恨，而这爱和恨大部分是通过回忆来表现的。在《寻找》里，作者来到昔日的战场，望着昂首向上的顶峰，仿佛它在对白云说：“要看战场吗？只剩下了一句话：那一切我们永远不会忘。”刘真在五六十年代，曾用不少笔墨写过去，为的是“永远不会忘”；她新的散文，又是一篇篇地写“过去”，但“永远不会忘”却有了新意。这新意的开拓，是十多年血的遭遇换来的。许多篇章，把革命战争中美好的人与事与“四人帮”时期阴暗丑陋的东西，对照而写，发人深省。在《哭你，彭德怀副总司令》里，写了十来个小故事，读上两三句就催人泪下。她写彭总在战争年月“一有一点空，你就走家串户，没有哪一家的门坎，是你不迈的。你站在产妇的公婆面前，说呀说，说不要让初生婴儿的妈妈只喝米汤……砖壁村的父老，说你是细心的人，谁也亲近你。他们村里两口子打架，也撕扯着说：‘走！找彭老总评理去’……敌人来进攻，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多么危险，你呀，副总司令，只要有一个百姓没撤走，你和你的战斗员是不许撤退的……”在刘真的笔下，无产阶级领袖没有救世主气味，而是地地道道的有血有肉的人民中的一员。可是时间倒流了，到了新中国成立的第十七个年头，党和政、军与民、干与群的关系统统颠倒了，彭总成了专政对象，被扔上大卡车，游街示众。刘真写道：“你忙、你土，你没有留过头发，人家揪住你的耳朵……你被拳打脚踢，打倒，拉起来，又打。你鼻口流血，我们不能替你擦一把……”这些扎人心肺的描写，激起读者感情的波澜是怎么也平复不下去的。最后刘真喊出：“闪电，暴雨，谷里的流水，向东，向北，这是砖壁人民的眼泪，要把你的骨灰冲起来，漂到八宝山去。对于战士和人民，这是多么可怜的安慰。不，敬爱的首长！我们的每一颗心，都是你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在这里，刘真用强烈鲜明的对比，用按捺不住的呐喊，表达出亿万人民的心声。
在刘真近期一些散文中，不仅能看到以往那种朴素真切、感情浓烈、语言幽默活泼的艺术风格，还看到了这一风格的发展。她多年埋藏在心底的情感，一旦机会到了，便一齐涌上笔端，把人们要说、要唱、要骂的，痛痛快快地表达出来。仿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左顾右盼，怕这怕那。她的思考又是通过形象表达，不矫揉造作，没有人为的痕迹，大胆泼辣，朴实自然。《知耕鸟》中的第一句“一只鸟儿有什么可说？因为碰上过。”一句话，立即抓住读者：这样坦白的意念，到底为什么呢？人们不禁往下看。在《哭你，彭德怀副总司令》一开头便是“笔呀，不是笔吗？望着你，泪水糊住了眼睛。稿纸在等，一片洁白，却等来了孩子般的哭声。”这是作者动笔时再真实不过的情感流露。第七段：“父老们警告我，要写，你就写真的，不写就罢，不能把彭老总做的好事，胡扯到别人身上去。谁有什么功劳，我们一清二楚”。这几句来自人民的语言，像金子一样闪光。刘真通过她运用自如的笔，把感情的热流，全部渗透到散文之中，传给我们。
刘真新时期的散文，常常流露出诗情诗意，迸发出诗一般美丽的语句。《寻找》有一段：“姐妹河，亲爱的朋友！不要只管向前奔流不回头，请回头，站起来。背对背地站起来！像两面镜子，那一面，照照丑恶无比的‘四人帮’，这一面，照照我们无产阶级的老英雄。尽管一看‘四人帮’那狰狞丑恶的嘴脸，恨得我全身发抖，为了痛打这一伙落下水的恶狗，必须呀，必须把他们看清楚。”如果把这段一句一句地排列起来，不就是诗吗？句子短，节奏强，押韵，用丰富的想象，让河水站起来，变成两面镜子，让爱憎在镜中表现。刘真的散文又很像小说，文中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甚至带细节描写。有些散文里，对周总理、朱总、彭总、左权等革命领导人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都写得栩栩如生。在《寻找》中有一场动人的戏，“在一次军民联欢会上，县长说‘欢迎朱总司令给咱们讲话。’在哗哗的掌声中，农民睁大了眼睛，一心要看看总司令。老同志健步走上台，讲话了。台下那位老大爷，惊奇得差一点跳起来：‘哎呀呀！这不是帮我推碾子的，当兵的老汉吗？他就是总司令？……”短短一段，总司令与老百姓的关系逼真地表现出来，总司令的形象也扎根在读者心中。
生动的故事、鲜明的形象以及作者直接站出来痛快地抒发感情，三者巧妙地揉和在一起，诗句的迸发和人物对话中的口语融和得那么自然，使刘真散文富有巨大的魅力，这是她艺术气质的突出表现，也一定反映了她本人的性格特征。
透过一篇篇优美动人的散文，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刘真，也看到今天的刘真，沿着她艺术的脚印，我还要继续寻找。
刘真善写散文，更善写小说。在她众多的短篇小说中，有一类这样的作品，即饱含着对新社会强烈的爱，深刻地揭示出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一面。早在五十年代她就写过一篇，名叫《在我们村子里》，对农村中官僚主义作过深刻的反映。但她这方面的思考与才能，在后来很长时间里，没能得以表现，恐怕是有历史的原因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刘真的才能和思考得以施展，她在1979年10月号的《鸭绿江》上发表散文《死水》，其中有一段：“眼睁睁地看着党的工作受损失，看见人民的疾苦不反映，人民要这样的共产党员干什么？倒不如死了好，少一个吃饭的，还能给人民减轻负担。活着，只顾自己，那不是变成寄生虫了吗？我越想越痛苦，就像我的灵魂上了绞刑架一样，我拼命挣扎着。”基于这种思想，她在一两年内，发愤写下几个短篇小说，篇篇份量都很重。这些小说不仅深刻地揭示文化大革命中的祸患，而且向历史的深度开掘，把一场又一场灾难的真相亮给人们，把一个又一个在新中国风风雨雨里产生的正反面人物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其中写得最多的是她所熟悉的农村和农民。《黑旗》（载1979年《上海文学》三月号）是在当时文坛上这类作品中出现较早的一篇，也是刘真的这类作品里的代表作。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盲目混战，险些把中华民族彻底毁掉。这种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仍然避免不了的一场空前的悲剧，是有它的序幕的。当我们从黑暗中挣扎出来，见到阳光的时候，严肃地找出十年动乱的历史原因，艺术地再现生活中的弊病，是有良心的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刘真发表《黑旗》就是出于这种责任感。
《黑旗》是从一个对于我国经济生活与社会心理发生深远影响的事件写起。那段历史，中国当代文学在《黑旗》以前，还很少有作家作认真的反映。那段历史，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广大农民有过痛苦的创伤。农村大跃进起来后，一些干部头脑发热，折腾起每一个人来快速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们还来不及搞清楚啥叫共产主义，英美是什么样子，就你争我抢，狂热地表态。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虚报成绩，说大话，榨干农民血汗讨好上级，瞎指挥的人步步高升，老老实实说真话，为人民群众着想顶上级的人被逼疯，被革职劳改，再经过文化革命中残酷的你争我斗，农民沦落到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的境地。
小说中的人物各式各样，不同的身分、经历、品质组成了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的农村社会。县委米书记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带头人，骨子里却是个专横片面的封建长官。他的话就是圣旨，吹牛拍马在他那里吃得开。1958年全县的恐怖气氛就是他一手造成的。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也挨批挨斗挨坏人的打，才清醒过来。这种人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占据高位，他们是中国社会多年来盛行极左思潮的社会基础。罗萍从小当八路，后来当干部，是个老右倾，从省下放到公社，步步不得志，但一步也不肯后退。人家吹牛的数字像气泡一样往上涨，她关心农民半句假话也没有。为了农民的利益，她遭到众人的辩论也不屈服。上级给他们扣上黑旗，她把它当成布料，给穷孩子做成裤子和小帽。天大的压力顶在头上，她不畏惧。罗萍是一个真正与农民群众血肉相关的共产党员形象。中国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好干部和人民一道顽强地抵制黑风恶浪，才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浩劫后复苏过来。老实热情的公社书记丁尽忠，对待事业像闺女描花绣朵一样认真仔细。他不说违心话，不做亏心事，被逼疯逼傻。刘大伯是一个没有地位、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民，他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挣扎过来，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公社，他无职无权，但以社会主义的态度对待邪恶势力。在愚弄人的环境里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为真理牺牲是烈士，现在说出点真理儿，就像个反革命。”刘大伯这样一个硬汉，经过历史的变迁，落到讨饭的境地。刘大伯就是千千万万劳动农民中的一个。他们勤劳朴实，直言不讳，敢做敢当。他们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社会主义农村不断向前的中流砥柱。
刘真饱含着对农民大众深厚的感情写成这篇小说。她曾说，我想说的话，一直憋在心中不能说，憋了多少年也痛苦了多少年，通过《黑旗》总算说出了一部分，透了一口气。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作，尽管作者很少出面，但我们在罗萍、李大伯、小冯等人身上又时时会感觉到作者的存在，这不仅仅是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喜爱和同情，而是刘真似乎就分身在这些人身上，却又不妨碍他们各有自己的性格。这恐怕只有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并且真正同他们共命运的人才能做到。对于米书记、刘大炮，甚至很少出现的人物，刘真都不是为他们画出一张张脸谱，推出一个个概念，也都是有血有肉的。刘真的新小说，发挥了她以往的艺术特长，就是在这样一个重大主题的严肃描写中，仍然透出劳动人民那种健康的诙谐、幽默、泼辣的情趣。
继《黑旗》之后，刘真又发表了《她好像明白一点点》（1979《清明》第二期）、《余音》（1980年《江城》一月号）、《姑姑鸟》（1989年《北方文学》四月号）等短篇小说，均把重心放在揭示历史的灾难给人们灵魂深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的创伤，特别是给朴实、善良的农民带来的苦难。刘真通过描写发生在农村干部、老大爷、大娘、女青年、小媳妇、四清工作队员中间的故事，阐明着一个值得认真探讨，永远记取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不能重演。
刘真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类，除了反映农村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小说以及题材广泛的抒情散文外，还有一类是反映战争岁月“小鬼”生活的短篇小说，这些为数众多的作品，创作于五六十年代，激动过不少人的心。作品多是描写战争环境里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友爱，无论是干部、战士、大爷、大娘还是天真活泼的小八路，尽管年龄、性别、职务、性格有很大差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和恨，崇高的感情把大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三类作品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特点的话，那就是一个“真”字，仿佛许多作品使用了她自己的生活和经历，给人物注入了自己的性格，当然，那些完全从客观社会中提炼的人和事，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当真实可信的印象。一个“情”字，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漾溢着炽热的激情，储备了感染人的力量，像一篇篇撩人心弦的抒情诗。一个“敢”字，敢写情、写人性、敢抨击生活里的不良倾向，写起来锋芒毕露。真、情、敢，铸成刘真的特色。不是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