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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曾说，他这个年龄的日本人在上中学时都学过《论语》，那时还有专门讲解《论语》的课程；并说，《论语》中讲述的做人的道理对当代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都值得学习。
在企业界，许多日本企业家都称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思想、著作都来自于儒家学说。曾创立了500多家近代企业，被誉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总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执《论语》。他在回顾自己的事业时说：“我的经营虽然饱含辛苦和惨淡，但常尊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并进而认为《论语》是“工商之本”、“商业圣经”。丰田纺织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的座右铭“天地人”，就取自《孟子》中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语；有“财界总理”美称的东芝总裁石阪泰三，发扬 《论语》的亲赴现场、“每事必问”的敬业精神，“与时推移，与事对证，又笃行之”。
与日本相仿，韩国也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
虽然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日常的道德规范却都以儒家的思想为准。在西方文明进入韩国之后，韩国历代政府依然将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更是在各种教育中强化儒家思想的教育。大家知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是韩国人，他谈起《论语》来就如数家珍，其深厚的儒家文化功底让所有人都为之钦佩不已。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的时候，更是强调说：“孔子引导我走路。”并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在受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目前。孔子的很多教诲仍在为我指引方向。”
除东北亚这几个国家之外，东南亚的越南也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因为在历史上，越南曾几次被中国的强大王朝如秦、汉等征服过，一度成为中国广阔疆土的一部分，而中国的统治者也将儒家文化带到了越南，因此，儒家思想在当地有着悠久深厚的基础。与我们国家一样，在越南儒家思想也曾经受到过很大批判，被认为是落后的价值观。但在当今越南的革新开放过程中，儒家思想也被重新评价和认识，并被赋予了新的社会价值观。
或许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南也是工作非常积极努力的民族。东南亚国家的原住民大多都比较闲散，但是越南人却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民众不同。如今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少中国企业将工厂搬迁到了越南。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越南人工作也很勤奋。
关于儒家思想在东亚诸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相关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不过，我认为这些研究大都有一个缺陷，即将目光大多集中在儒家文化上，关注儒家所阐述的和谐观，关注人性论，关注它的管理思想，等等。我认为，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未能关注，这一点即：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东亚的民众都有着非常勤奋积极的民族性，而这是东亚发展最可观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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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评成功学
与儒家思想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称许不同，成功学却是饱受越来越多的争议。很难说成功学在中国的风行是好是坏，但最近不断有人指责，当今社会风气的变坏，以成功学危害最巨——它以教育之名，行“毒”化社会气氛、“毒”化人心、破坏多元价值观之实。
大量的书评和相关的文化评论，都对励志图书的“庸俗”和商业性质进行了批评。严肃的读书评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励志图书持一种否定态度，说它“没有思想”，是“精神垃圾”，甚至斥之为“无聊加扯淡”的拼凑。
人民网时评《中国人如今为何热衷“成功学”》一文曾义正词严地指斥：“当今人们为何会变得如此浮躁、浅薄，为何会变得如此‘物质主义’？‘成功学’图书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基本哲学观和价值观上，鼓吹成功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为准，例如曾经风行一时的‘狼道’和‘厚黑学’；有的‘成功学’图书讲述的只是雕虫小技和小聪明，教人一些世俗化的做人和处世的技巧，缺少社会能够认同的价值观和理念。”
谭山山也指责：“在成功学的逻辑中，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并为此忧心忡忡地说：“当全社会都奉行着‘豪宅、宝马、年入百万’的成功标准。当全民成功变成狂热风潮，成功上升为绝对真理般的、人人趋之若鹜的主流价值观，所有人都被置于‘成功/失败’二元对立的语境下，这个社会肯定出了问题。当那么多人被‘榜样’和‘导师’教导着踏上漫漫‘成功’的时候，还有谁会真正按照自己个人的意愿来生活、依循自己独立的标准来选择？”并因此断言：“成功学就是一粒毒药，而信奉成功学的人就沦为牺牲品。”
与此同时，许多学生的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迷恋成功学也表示了担忧。来自《金陵晚报》的一篇报道披露，一位女士向记者反映，她的女儿自从去年开始研习某个“成功音乐”之后，变得神神道道。每天花费大量时间观看“成功学”视频。房间里有两个音箱，24小时不停地播放，即使睡觉、甚至人不在家，也不准任何人将CD关闭——据说这样可以让她“打通任督二脉”，从而变得聪明。报道称“成功学”已经危害到了她女儿的身心健康。 “音乐24小时不关的啊，你要是叫她关，她就和你吵。想成功是正常的，但是像这样，说是练习一下就可以成功，我觉得不对劲。”
两姐妹的奋斗
如前所述，不少中国人都比较渴望发财，对成功、发财等的热望与奋斗在中国人身上非常普遍。这一普遍性并不仅仅存在于那些成功学的痴迷者身上，还存在于我们身边无数个渴望成功的人身上。
我曾经认识两姐妹，她们都是从相当贫困的乡村来到北京“闯世界”的。刚开始，姐姐只是一门心思想钓到一个金龟婿，但是在遭遇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想明白了：“与其让我嫁给一个有钱人，那还不如我自己成为一个有钱人。”
这一想法还源于姐妹俩偶然发现的一桩小生意——出口玻璃制小饰品。姐妹俩依靠在网上偶尔发布的广告，有了一些国外的客户。在许多人看来，这些客户都微不足道，因为他们的订货量常常只有几千美元，甚至只是数百美元，但对姐妹俩而言，就如同发现了一个宝库。因为每做成一单生意，她们就能够得到几千元钱甚至上万元的利润。
她们做生意的流程是这样的。由于妹妹的英文好，所以妹妹就主要负责与客户联系，沟通并签单，而姐姐则负责组织货源。每接到一笔单子，姐姐就要跑到天津，河南，乃至义乌等地方，看有没有合适的工厂制作。那些小部件主要是由一个个制造特别、形状各异的玻璃或陶瓷珠子组成，比如有做成眼睛形状的，有做成元宝形状的。（如果你了解中国的某些行业，你一定会惊叹，中国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制造和配套能力，所有的企业只分工一个小小的零部件，有的制造玻璃，有的制造陶瓷，还有的提供彩墨，等等。）
接到单子之后，姐妹俩通常都会要求对方预付一部分货款，然后姐姐就用这些货款到工厂订货。等货发运过来后，姐姐再将这些小部件拉到北京的天意等市场里，在那里，有专门的加工组织者，组织当地的妇女将这些部件按照要求穿成各种项链手链等物品。等到对方将所有货款及运费结清之后，姐姐就会按照要求，将这些项链手链等小饰品发送给对方。
自从姐妹两个发现了这一生意，并着手来做之后，两个人的生意一直开展得非常顺利，每个月都能接到好几单。虽然过程相当麻烦，有时甚至还会处于崩溃的边缘——某些客户特别难缠，今天要修改这个的设计，明天要修改那个的设计，还总是十分挑剔；有时候某些部件难以采购到，有时候某个部件已经下好订单，但是工厂却拖拖拉拉一直未发货，然后才知道，原来根本还没有安排生产。每天这样的事情总是让姐妹俩焦头烂额，不过，最终她们似乎总是能找到一个解决方式。事情虽然辛苦，但她们现在平均每个月都会有一两万元的收入了，这让她们成功跻身到了北京的较高收入的阶层。
这样的经历虽然有幸运的成分，但在中国并不鲜见。仅在北京，就有数个专门针对外国客人的饰品市场，包括天意、天照天、红桥以及潘家园市场，每个市场的营业面积都在上万平方米。在这些市场中，都有大量的主要针对外国顾客的小摊位或小商铺。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类似这两姐妹这样的小商人，还有来自全球各国的主顾在那里忙碌着。
或许我们可以从异域了解让他们如此忙碌的原因，以下是德国之声的一篇报道《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泛滥”》中的内容：
在美国华盛顿著名的联邦火车站附近，聚集着众多纪念品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包括印有“我爱华盛顿”的T恤衫、印有美国总统全家的咖啡杯，还有内部装饰着白宫的雪球玩具。顾客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些商品其实并不是“纯正美国味儿”的。人们只要凑近看就会发现，这些商品上几乎都印有或贴有“中国制造”的标签。
在联邦火车站卖纪念品的商户们估计，他们的商品中有90％到99％都来自中国。从得克萨斯州来华盛顿旅游的埃里希·拉普金感到作为消费者，他别无选择：“我尝试着买美国本土制造的商品，但绝大部分商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人们几乎买不到其他商品，因为中国货占据着市场。”
比如中国鞋的产量已占全球鞋产量的70％，像打火机这类的小商品更是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
实际上，在做这些生意的时候，中国人的分工协作发挥到了极致，以至在中国涌现出了大量的专业镇。
一名美国记者兼主妇萨拉的生活经历告诉了我们中国商品已经在美国、在全球占据了怎样的分量。当圣诞节来临，萨拉忽然发现，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有25件；而家里的DVD、鞋、袜子、玩具、台灯……也统统来自中国。面对此情此景，她不禁自问： 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还能否活下去？全球化真的已经悄悄地进入了自己的生活了吗？于是萨拉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货。结果这一实验最终诞生了一本畅销书《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最终她的尝试基本以各种的麻烦和不方便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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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引子（1）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如何获得的？就让我们看看赫赫有名的华为公司的做法就知道了。
从1998年创立至今，华为之所以能够保持超常发展速度，成为国内企业创业、创新和国际化的标杆，用华为董事长任正非的话来讲，就是凭借着自创业至今一直保留的“床垫文化”。
关于华为的“床垫文化”，深圳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明达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写道，华为“几乎每个开发人员都有一张床垫，卷放在铁柜的底层，办公桌的下面。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盈月不回宿舍。就这一张床垫，累了睡，醒了爬起来再干。一张床垫半个家，华为人携着这张床垫走过了创业的艰辛”。“床垫文化”的本质与精髓是强调艰苦奋斗，并以此激励员工努力把自己的能力、智力等都发挥到最大可能程度。
“床垫文化”已经成为华为精神的一个象征，也被认为是华为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文化其实是华为自创业时期就留下的一个传统。根据任正非亲自撰写的文章《天道酬勤，幸福不会从天而降》中的介绍，在华为创业初期，当时的研发部仅有五六个开发人员，“在没有资源、没有条件的情况下，秉承六十年代‘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忘我工作、拼搏奉献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为榜样，大家以勤补拙，刻苦攻关，夜以继日地钻研技术方案，开发、验证、测试产品设备……没有假日和周末，更没有白天和夜晚，累了就在垫子上睡一觉，醒来接着干”。
正是因为华为公司大量科研人员艰辛、艰苦和异常勤奋的工作，让华为公司在基础很薄弱的情况下，拥有了可以与国际上那些有巨大先发优势的行业巨头们一较高下的强大竞争力。
而为了达到让公司所有员工都能达到如此艰辛、勤奋的工作要求，华为推行了严格的定岗、定员、定责、定酬的待遇系统，以绩效作为晋升的依据。华为绩效考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考评有硬性规定要员工必须与自己的过去比，也就是说，每个员工都必须年年有创新，年年有进步。如果没有进步，那么绩效就很有可能为零。
也正因为这点，年仅25岁的华为员工胡新宇的猝死，一度让华为的这种“床垫文化”，还有严格的绩效考评制度成为公众议论的中心。
2006年5月28日，才进入华为公司工作一年的胡新宇突然因病去世。人们普遍认为，胡新宇死亡的原因是长期加班以致劳累过度，结果不幸患病而死的。据称，胡新宇曾被认为是华为最优秀的新员工之一，曾连续两个季度获得“A”的考评，做过的两个重要项目都是一次调试成功。而正是为了获得这样好的绩效考评，胡新宇长期没日没夜地加班。在身体不适之前，已经连续加班两个多星期，而且经常加班到深夜两三点，并住在办公室，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上班前起床——这样的工作强度足以让任何人都为之侧目。
其实，华为公司上上下下的工作作风都是这样。据任正非自述，其高层管理团队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许多高级干部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24小时不能关手机，随时随地都在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而且，由于华为公司大量业务如今都集中在海外，因为时差的问题，还要经常在夜里开会。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文章《华为称员工死亡与加班有关 规定不准在公司过夜》的报道：“一位华为研发部的员工表示，华为把员工的加班算作绩效考核的一部分，整个公司的文化就是鼓励加班。”。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引子（2）
除了技术团队的拼搏之外，还有市场人员所付出的非比寻常的艰辛。用任正非的话说，“当我们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市场时，放眼一望，所能看得到的良田沃土，早已被西方公司抢占一空，只有在那些偏远、动乱、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他们动作稍慢，投入稍小，我们才有一线机会”。
而华为的目标就指向了那里。为了市场拓展，华为的市场人员首先就从这些国际大公司看不上的偏远、落后、动乱、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做起。如许多人最初视若畏途的非洲，刚刚结束战争、到处还处在恐怖之中的伊拉克，海啸灾难过后的印尼，还有地震灾害后的阿尔及利亚，等等。华为都是率先抵达那里，将市场先抢占下来。这也就需要付出比竞争对手多很多的艰险和辛劳：“在高原缺氧地带开局，爬雪山，越丛林，徒步行走了8天，只为能服务客户。”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或许应该理解华为公司的辛苦。尽管相对于国内公司，华为这样的企业已经很大了；但相对于它同行业的那些有雄厚基础的国际大公司，华为其实还只能算小字辈。
正如任正非所说的，他们面临的对手十分强大：“在中国，做一个企业，竞争对手是全球各发达国家的世界级巨子，他们有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积累，有欧美数百年以来发展形成的工业基础和产业环境，有世界发达国家的商业底蕴和雄厚的人力资源与社会基础，有世界一流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研发体系，有雄厚的资金和全球著名的品牌，有深厚的市场地位和客户基础，有世界级的管理体系和运营经验，有覆盖全球客户的庞大的营销和服务网络。”
正因为对手已经领先如此之多，而且已经如此强大，在任正非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按部就班，不趟出条新路，只是模仿学习那些大公司的做法，很可能就是在自寻死路。所以，华为就采取了这种自发与逼迫共举的方式，让所有员工都时刻处在神经紧绷、埋头苦干的状态之下。
不要以为在中国只有华为一家企业是这样的工作状态。
其实，同样是国内通讯设备行业中的巨无霸——深圳中兴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存在着工作艰苦、经常加班、工作时间长等问题。人民网《加班是否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手段》一文中就报道，“中兴通讯的一位程姓工程师，在出差进行‘电信日’重点设备保障工作时，在河南省漯河市不幸去世，年仅32岁。他的去世被中兴内部同事认为是‘过劳死’。”
而根据《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文章《中兴通讯： 亚非生存法则》中的报道，中兴公司为了完成埃塞俄比亚电信公司千禧年移动网络的扩容、CDMA无线接入的扩容和光传输网络的铺设任务，“阵容庞大的总部技术专家团队第一时间飞到埃塞俄比亚援战。中兴埃塞俄比亚代表处总代表蒋永军的妻子在上海出了车祸，他只在妻子身边待了一天就飞了回来。中兴通讯在埃塞俄比亚的员工每天晚上能12点时回去睡觉，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以至于埃塞俄比亚电信的人也改变了节假日不办公的习惯，周六、日他们会主动与中兴人一起加班”。可能这也正是中兴始终能紧紧贴住华为，也在通讯设备领域里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甚至不光是华为和中兴两家，据在IT和通讯领域有资深经历的《通信世界网》总编杨海峰说，在这两个行业中，员工普遍的工作时间基本都在10小时以上，并称“周末加班很正常，休息也是在家补觉。一天吃两顿快餐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也不要以为只有通讯和IT行业才有这样的工作作风，其实，只要在国内的市场化企业中工作过一段时间就知道： 加班早已经成为了十分普遍的现象。以服装行业为例，根据《服装时报》的报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