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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要以为只有通讯和IT行业才有这样的工作作风，其实，只要在国内的市场化企业中工作过一段时间就知道： 加班早已经成为了十分普遍的现象。以服装行业为例，根据《服装时报》的报道《解析服装企业用工过度加班孰之过？》称：“不久前，全球体育用品巨头Nike承认，有时其中国代工工厂要求工人过度加班，在有限情况下，允许工作时间每月短暂超过240小时。”并且，“超过两成的耐克代工厂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个小时。”
必须认识到，这些大的代工工厂由于受到耐克等代工品牌的约束，在加班问题上其实做得还是相对较好的，在更多的民营小服装企业中，工人超时加班的情况其实更加突出。同样在这篇报道中，就还有如下的描写：“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有的企业的工人乐于加班加点。在温州一家制衣厂工作的晓楚告诉记者：‘到旺季的时候我们都得加班，我工作两年了，一直是这样的。为什么要投诉呀？加班的时候老板会给加钱，偶尔还会发些别的福利，而且就是不加班，晚上我们也没有特殊的事情做。’……同样是在温州一家鞋厂工作的斯斯在被问及对加班如何看待时，则表示：‘前年的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去年年底能加班反倒让我们觉得有希望了，起码证明工厂有订单了呀……加加班也不错呀。’”
“拼命加班”已经成为中国的市场化企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杭州务工已有十多年、后创办一家非盈利机构“草根之家”的徐文财先生曾想全面调查一下杭州本地服装企业的加班情况，并想据此推出一个超时加班“排行榜”。结果他调查了100多家服装厂，最终却发现，几乎所有企业的正常上下班时间都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因为大家都一样，最后这个榜单自然也就没法做了。而且，他还发现许多工厂不仅每天都工作这么晚，而且还几乎没有休息日。而其中的一个被其认为是极其好、甚至被称为“天堂”的工厂，也不过一个月里可以准时休假两天，若其他时间太累，还会适当安排轮休而已。
网易针对华为员工胡新宇加班病故事件发起的投票调查也显示： 近7000名被调查者中，64％的人回答是经常加班，27％的人偶尔加班；而从每次加班的时间看，加班2小时以上的多达78％ ，超时加班能获得补贴的员工仅占17％。
如果说日本人曾经在相当时间里都以其加班而闻名，那么目前的中国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了不起的中国制造
在中国，我们不断能看到让外国人大感惊讶的工作场景。为什么《时代》周刊将2009年年度人物颁发给了中国的工人？只要我们深入企业第一线就能感受到了。从广东的珠三角到浙江，再从苏南到胶东半岛，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勤劳无比的中国工人创造出的非凡业绩。
这就是当前各国媒体都在再三鼓吹的“中国制造”。
走在中国制造最前沿的包括著名的台资企业富士康。但是，即便是富士康也遭到不少非议。2006年，这家为苹果的旗舰产品iPod，还为包括诺基亚、摩托罗拉、惠普等诸多世界顶尖企业代工的企业被英国的《星期日邮报》首先曝光，称富士康是家“血汗工厂”。报道中称，在富士康位于深圳龙华的工厂里，工人们每天生产iPod的时间长达15个小时，而她们得到的月工资仅为50美元左右。离开装配线后，她们的栖身之地就是与外界隔绝的宿舍。报道中还说，富士康装配线上的员工主要由女工组成，因为女工比男工便于管理。
在英国《星期日邮报》的报道发出之后，紧接着，国内的各大媒体就纷纷跟进。《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在富士康的生产线上没有凳子，除少数员工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连续12个小时站着干活，不得说话。《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则以一名化名赵霞的女工为例，“她每天7点半进入装配显示器的流水线，上午工作到11点半，下午从12点半到下午4点半，又是同样的4个小时。从5点半到7点半是惯例的2个小时加班时间。周六和周日每天加班10个小时，如果遇到赶货，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仍按10个小时算，超过的部分算做是‘员工对公司的贡献’”。
这些报道的情况相信基本都是属实的。但是，另一个情况可能被很多人所忽略了：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去富士康采访的时候，看到在它的大门外面，成群的工人正在排队报名要加入到这家被描述为极其严厉和不人性的公司。后来，我还曾前往富士康在烟台和在武汉的基地，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当地总是有大量求职人员想要进入这家公司。
难道，他们不知道外界所报道的富士康的这些情况？
显然不是，既然事情已经炒得如此声势浩大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外界的指摘。相信，他们对富士康内部的情况总还是有些了解的——甚至可能通过他们的朋友、亲属等的介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但是，他们对此却毫不在乎，不但不在乎，而且在内心还非常珍视，非常向往地去应征这些职位。
唯一的解释是，这些中国工人根本就不怕报纸上报道的，在里边将遭遇到的一切，他们不担忧这些，他们更看重的是最终收入的多寡。为了能得到多一些收入，他们宁可愿意牺牲掉一些休息的时间，宁可接受更艰苦一些的工作——虽然，在进去之后总有些抱怨，但那显然是——谁不希望能够得到更轻快的工作、更高的收入？
关于这一点，在我自己采访过的一家位于山东的制造企业里也有明显的感觉。那家企业的员工有些是来自周边乡镇的农村小青年，也有些是来自内地的打工者。好多都是夫妻两人一同在这家工厂里边打工。通常他们都是早上八点钟开工，然后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到下午一点钟重新开工，傍晚的时候可能还要吃顿饭，然后回来继续加班，通常都会加班到九点钟左右。即使是每天如此繁重的工作，这些工人每周的平均休息时间也只有一天。
在工作中，员工们都是站在工作台前，一站就是一天，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劳动。由于日积月累，他们的工作已经非常熟练。一个生手的工作效率通常只有熟手的一半还要低一些——而一名熟手的工资加上加班费差不多可以拿到每个月三千元。在许多人看来，这差不多也够“血汗工厂”的标准了。
但即使这样，在我采访当地一位农民的时候，却听到他如此教导自己在这家工厂里打工的女儿和女婿：“不就是吃些苦吗？不就是每天工作时间晚，没有休息时间吗？哪怕你们就当它蹲了几年监狱，干上十年，那你们到时候也有六十万块了。这样，你们下半辈子也就再也不用发愁了！”
这就是朴素的中国人最朴素的想法！
如果能认识得更清楚一些，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称呼这些工厂为“血汗工厂”似乎有些偏颇。那就是大多数工人都是自愿去做的，并没有人们强迫，他们自愿到这些工厂里做工，自愿加班——至少，如果他不想干了完全可以自由离开——实际上，虽然许多工厂里的条件总是令看到的人感觉简陋、艰苦至震撼，但可以肯定的是那还是要比他们在其他地方，在他们自己的家乡情况要好。否则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好的地方而自愿来到坏的地方来呢？
就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讲述的例子那样： 贫民窟里的一家几口人在垃圾山中捡取废金属和能够变卖的东西，一天的收入虽然很少，但也好过完全没有收入，也好过在农村中的隐性失业。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就曾经写到，中国的这些所谓的“血汗工厂”并不是总处在负面的形象当中的。在国际上，就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为这些“血汗工厂”辩护过。如前面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了《表扬廉价劳动》一文，克里斯托弗写过《表扬被诽谤的“血汗工厂”》、《为“血汗工厂”叫好的两个理由》等。
竞争力的由来
除了这些，我们还要说，中国工人，或者干脆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更强，更能够接受这样一些艰苦的工作，而且从不轻易满足，不像其他国家的工人那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唯有在中国才能看到。类似的工作状况，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正如我们在拉美、非洲、东欧等地区的类似工厂里边所看到的，那些工人早就或是罢工，或是闹事，或是辞职不干了。
除了各国法律制度上的差异之外，同样情况下不同反应的对比足以说明，中国人是多么的勤劳。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我们中国的许多企业收购欧洲的企业，收购拉美、非洲的企业所遭遇到的一切就知道了。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南美，中国企业最头疼的就是管理当地的员工，因为那些员工与他们在中国国内所遇到的完全不同。这些员工从来就不会老老实实地听话加班，也很难像中国的工人那样每天上班都能做到一心一意、勤勤恳恳。这些员工也并不是要专门针对中国企业捣乱，而是他们不愿意像中国人那样吃苦。
很难说，中国人的这种性格是好是坏。就像许多人批评的那样，中国人太看重钱了，似乎成了金钱的奴隶，而没有了生活的乐趣。或许就我们自己来说，并不感觉自己的乐趣比别人少多少。但是，如果真拿我们的生活与其他国家国民的生活比一比，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的确没有那么多色彩。
但是，中国人的这种性格的确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此吃苦耐劳的工人，相同行业的中国工厂的生产成本总是能够比其他国家的低，这是造就中国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勤劳的作风不光体现在产业工人身上，还体现在众多类似华为这样的科技企业里的科研人员身上，还体现在创业者，体现在企业家等众多人群的身上。
因为我们的工人更勤劳，所以，我们的产品在同等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总是可以比别人的生产成本更低，比别人的更加便宜；我们的科技人员更勤劳，所以，虽然在很多领域中国都曾落后很多，却总是可以飞快地追赶上来；我们的经理阶层，我们的企业家，都比很多国家的同行更辛劳，所以，也总是可以创造更大的业绩。
这一切汇集而成的结果就是，中国产品在极其广阔的领域获得超强的竞争力——一方面可以在出口领域打败其他的竞争者，另一方面可以在国内市场上迅速地替代原本需要进口的商品。中国的经济怎能不强盛？
这种勤劳的作风，让中国产品在很多行业里，竞争力都在急速增强。实际上，除了个别产品之外，中国产品正在极其宽广的领域中急速地开拓发展。除了常规产品以外，令很多人惊讶的是，中国人甚至试图开始研制电脑核心配件CPU。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这一个国家掌握这门技术，包括德国、英国、法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都不敢抱有这样的奢望；中国还试图闯入大型飞机制造领域，而这是日本这样的超级制造强国都不敢染指的一个领域；等等。
从初级的服装鞋帽，到我们制造的手机，再到高级的金属切削工具、巨型的锻压设备、高速列车等，由于有勤劳的中国工人和科技人员、工程师，中国的企业可以在所有这些领域，在技术和生产上迅速地追赶上来。中国制造的产品正在逐步将当世所有的工业制成品统统囊括进来。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如此广阔的领域中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在如此众多的商品制造领域都占据领先位置。这样的地位，在历史上也仅有美国等少数国家曾经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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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的崛起
实际上，中国产品的崛起改变了世界上一个长期存在的悖论。之前让很多经济学家一直相当困惑的一件事情是，本来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第三世界国家在劳动力方面应该是有很大优势的，他们的劳工更便宜，因而就应该可以生产出更廉价的产品，从而拥有巨大竞争力，那么他们的商品就必定会受到欢迎，这样就会有很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
但奇怪的是，很长时间以来，这样的情况几乎没有发生过。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国际上的制成品贸易，主要都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而发展中国家几乎像是被世界遗忘了一样。
中国制造出现之后，大大压低了工业制成品的价格。相反，由于中国旺盛的需求，原先廉价的基本原材料价格倒是大大提升了。于是，那些原先专门出口基本原材料的国家，包括非洲、拉美、西亚许多国家，当然还包括原本就属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等，都从这价格得到极大提升的基本原材料，以及大大下降了的工业制成品的贸易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
正如本书前言部分所阐述的那样，中国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才唤起了中国民众这种原本就具有的极其勤劳、主动、积极的经济能动性，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制造的产品迅速在全球崛起，改变了以往的各种惯例。
为什么我们总是可以比其他国家出口更多的产品，比其他国家少了更多的进口的依赖？那是因为中国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强，绝大多数的产品我们都可以生产，而且绝大多数产品我们在竞争中都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实际上，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目前我们最大宗的进口物品已经主要是石油、铁矿石等这些初级矿产品了。而在绝大多数制成品领域中，我们都已拥有相当大的竞争力——也就是到处都在说的“中国制造”。
第四章 引子
可能是由于这些中国产品的成功，在某一层面上也造就了在海外的中国人。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东南亚、西亚、拉美，甚至包括发达的欧美、澳洲等的国家，中国人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特别是在欧洲，中国人的成就甚至已经引发了有些当地人不必要的担忧。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9年7月26日刊发了一篇文章，名为《中国商人在法国迅猛投资酒庄》。文中写道： 要想在法国找到比黎塞留城堡更“法国”的地方恐怕很难。黎塞留红衣主教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于1632年购买了享有盛名的葡萄园，并把他最宠爱的情人藏娇在此。之后，这里的葡萄酒成了路易十四国王统治时期凡尔赛王宫的宴会御酒。
后来，一个以香港为基地的中资房地产投资商在黎塞留城堡投了一大笔钱，全部收购了该酒庄，包括葡萄园、城堡和有优良传统的葡萄酒品牌。在这之前，还有一家来自青岛的公司收购了离此地不远的拉图拉甘酒庄（Chateau LatourLaguens）。
报道说，在两起收购案中，中国投资者打算将纯正波尔多酒推销给中国新崛起的那些富人。
收购后，新所有者打算在中国青岛建立一家酒店，并开设相同名字的葡萄酒连锁酒吧。收购者似乎并不看重酒庄原有市场，而是准备把酒庄所出产的葡萄酒都出口到中国。另外，他们还计划将酒庄所属城堡改建为一个度假酒店，提供给那些高级游客，并推出专门针对婚礼服务的项目。显然，这一项目瞄准的主要都是中国人。
收购者最在意的看来是葡萄酒庄园的历史传统。因此他们花费了巨大精力来搜集能够证明当地古老传说的文件。并且，在收购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前几年刚设计的现代化的商标改回了原来的样子。特别在酒瓶上注明了1632这个年份，这是城堡正式出产纯正葡萄酒的年份。
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似乎仅仅是个开始，而且，很快据说还有第三家中国公司正在波尔多地区寻觅待售的酒庄。
巴黎：欧洲温州人的大本营（1）
在这些让法国人骄傲的领域，中国人的收购吸引了众人的一致关注，在一些不那么受关注的领域，中国人也正在悄无声息地取得更大的成功。特别是来自浙江温州一带的中国人，在欧洲商业界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欧洲，温州人（本书所说温州人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包括了温州周边一些县市的人员，特别是包括了占据相当比重人口的实际属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的人员）的首次亮相，是2004年发生在西班牙的烧鞋事件。那起令人震惊的，也让温州商人损失了数百万欧元的悲剧事件，却让在欧洲经商的中国人，特别是温州人，逐渐呈现在了更多人的面前。
据说，在海外的温州人有60万人，活跃在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就人口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温州人的影响力却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能赋予的概念。以法国为例，《欧洲时报》撰文说，目前仅在法国的温州人就有15万人左右，其中最密集的城市是巴黎。近20年来，温州的商人在巴黎2、3、11区和犹太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甚至已经开始一步步地把犹太人挤出原来的领地。
对中国人而言，温州这个词几乎意味着一种奇迹。历史上温州从来就没有辉煌过，在海上丝绸之路开拓得最成功的年代，它南边的泉州成为最大的贸易港口。然后在明清时期，温州也远未如长江沿岸的各港口那样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大程度上，虽然温州也沿海而建，但却并没有突出的建港条件，并且作为港口腹地也不够广阔。因为其背后的大山阻隔了货物的运输。
虽然温州并没有任何突出的地理或资源优势，但却以自己的敢闯敢干，创造出了让中国人为之惊讶的经济奇迹。如今，大家一提到温州人就会联想到富人、有钱、做生意等词汇。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就靠自己出产的“八大王”，以及满中国到处遍布的小商小贩创造出了一个“温州现象”，乃至于成为经济界人士为之深入研究、探讨的主题。而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关注到的，还有众多温州人开始在悄悄走出国门，移居到国外，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取得了让当地人为之震惊的成功。
温州人移民欧洲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宣布参战，并在各地招募了大约14万劳工赴法国支援协约国军队。根据与英法政府签署的合同，这些劳工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