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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这些劳工每天报酬为5法郎。当时温州一带百姓生活贫困，因此青年人纷纷应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工中大多数乘船回国，也有部分幸存的温州人选择了留在法国。
许多年过去后，这些中的一些人依靠自己的吃苦能干发了财。他们发达的消息传回老家后，吸引更多的温州青年来到法国谋生。许多温州青年凭着擅长石雕的技能，另一些则依靠另一拿手手艺——皮件制作，经过漫长的路程辗转到达法国。他们最初一般都在火车站附近落脚，一开始靠出卖劳力，或从小商小贩做起，走街串巷卖一些杂货、日用品。后来有了一定资本，就开始了开服装店、餐馆等行当。
由于数十年来各自谋生，温州人虽部分集中在巴黎第3区的几条批发街，却“大隐于市”，法国社会几乎没感觉到这个移民团体的存在。
温州人来欧洲真正的移民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由于有前面那些移民先驱的基础，部分温州人首先吃上了螃蟹，用各种方式来到了法国。
巴黎：欧洲温州人的大本营（2）
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温州人在法国亲戚的帮助下以探亲移民的身份合法地进入法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偷渡现象，而且当时中国对出国审批控制很严，因此移居法国的温州人数量还很有限。
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温州地区移民海外的人数剧增，也创造了偷渡集团的“繁荣”商机。这个时期到达欧洲的温州人绝大多数都是偷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春光博士曾组织课题组，对在巴黎的温州人进行了专门研究，其成果论文《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合模式》引起较大反响。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曾重点访谈的70人中有46位是1980年后到法国，其中有34位都是偷渡来的，占。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十分低下，与当时的西欧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欧洲的生活条件要远远高于中国国内。很多温州人偷渡到了欧洲，打工赚钱，然后有很多人开始把他们的收入寄回国内，这让他在国内的亲属还有相熟的人都知道了——原来在欧洲一个月能收入数千元钱。这对于当时的国人而言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是根本难以想象的。
成功人士的传奇被频频传回家乡，流传并放大，而偷渡的危险与创业的艰辛总被有意无意地淡化。这刺激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出国淘金梦，于是温州人出国的高峰到来了。以温州的七都镇为例，镇上现有人口不到9 000人，在海外却有1．3万人，其中在法国就有3 000人。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出国挣钱，能够养家糊口，改善自己的生活。
第一代的温州移民非常艰苦。首先出国就要花掉10万元左右，钱都是亲戚凑的。第二，他们是没有回头路的，既然选择了出来，就不能回头，家里的老小都期盼着他们。第三，要忍受数年的无身份日子。时刻面对着恐惧，面对着警察。“自己能否继续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国内的中国人根本不会遇到的。
据王春光课题组的研究论文，由于最初的移民大多都是偷渡来的，大部分人的身份都不合法。没有居留权，开不了银行账户，找不到正式工作，而且随时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危险。这就使温州人只能当黑工，给当地人打工，干最苦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而且过着无身份的日子。许多人的工作就是整天猫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分日夜地做衣服，还有一些则是给比较早在法国扎根的中餐馆做菜。
那时候温州人的工作内容都是差不多的，不是做厨师就是做衣服。而对于工时和工钱没有任何谈判能力——在法国，雇用偷渡者属于违法，老板冒险收留已是幸运，如果你觉得辛苦就滚蛋，想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多得是。
巴黎有唐人街，通常这是最初到达的中国人唯一的去处，在那里他们是安全的，周围的社区会提供保护、窝身之地、一日三餐，还包括应付警察和移民局的官员。哪怕你一点不懂法语也照样可以生存，但是一旦离开唐人街，所有的一切都会消逝。因此很多人一步都不敢离开唐人街。因此一些人形容：“我们不是来到法国，而是一群温州人被空投到巴黎。”很多人盼望法国能再度大赦，这样他们就会以正式移民的身份进入法国社会。
初来法国，几乎每个人必不可免的一项事情就是做黑工，赚取一点微薄的工钱，除养活自己之外，余下的还有部分可以存下来。通常做黑工每天都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有两种基本的工作可选。做衣服，一般都是从早上8点左右开始，然后一直做到晚上23点甚至到凌晨4点才收工。每天如此，基本没有休息日，而且这样的工作似乎从没有尽头。就在唐人街中国人区狭窄的小工厂作坊里，很多人做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几年。这是个非常艰苦并且枯燥的工作，但是，温州人从不抱怨什么。当然这样也好，由于没有时间游玩、娱乐，所以，也基本没有什么花钱的事情。这样虽然做黑工的工资很微薄，但还是能积少成多储蓄下来，如果有十几年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类似的工作还有到中餐馆里当厨师。每天面对着冰冷的厨房墙壁炒菜，工钱是没多少的，当警察来的时候还必须得随时躲避。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多数温州人都坚持了下来，因为，他们知道，在家乡他们的亲人正期盼着他们衣锦还乡。
对于偷渡者而言，获得居留权的可行渠道有两个： 一是只要还没被警察逮捕，就等待大赦机会。法国最近几次大赦时间分别是1981年、1992年、1997年和2007年；二是与一个法国人或有居留权的人结婚。再就是想办法加入法国外籍军团，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陆续有近300名中国人加入了外籍军团。
位于巴黎3区的市长街、庙街一带车水马龙，一直是一条传统的商业旺地，也是最早中国人打拼下的地盘，后来便成为温州人在巴黎最早的聚集地之一。在更早的时候，在这里做生意的主要还是犹太人。但是很快，扎下根来的温州人便在这里展露出了头角。如今，在庙街上已经聚集了众多温州人经营的首饰、皮具、服装、旅游纪念品等批发零售商店。成立最早的华人社团“华侨华人会”也坐落在这里。
最初温州人在3区所从事的主要是百货批发业。那个时候这里有很多从国内进货，在3区小街批发的玩具和打火机之类的小物件。由于店少，竞争还不是特别得激烈，利润还相当不错，可以说是批发百货的风水宝地。于是，很快的，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开始涌入，并把这里占领。然后从这里出发，温州人又开始占领巴黎的其他的街区，如11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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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区的辉煌
除了3区之外，温州人在巴黎的辉煌还与巴黎的11区有很大的关系。与3区情况相似，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巴黎11区伏尔泰街早期只有几家成衣批发店，都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开设的（但是后来他们看到周围全部是中国人，就慢慢退了出来）。
由于3区温州人的商圈逐渐被占满，因此，很多人开始寻找新的开拓地。一部分温州人看好了11区的伏尔泰街等街区。先是有温州人租了当地的几个店铺，然后，其他人便迅速地跟进，也纷纷跑到附近找能够空出来的店铺，然后就改过来，专做成衣批发店，当地的店铺租金、转让费等也迅速上涨。很多温州人是提着装满现金的皮箱来的，看到合适的铺面，就走进去，跟老板商量，能否高价转让其店铺，其中不少店铺是法国人开的面包店、药房、肉铺、乳酪店等。在伏尔泰街也逐渐占满之后，一些温州人就又跑到附近的Sédaine、帕蒙提耶和Popincourt等街道。很多法国的传统商家老板都乐得转让，因为店铺的转让费让他们兴奋无比，比他们辛苦工作10年所赚得的钱都要多。这些钱足够他们舒舒服服地下半辈子过上好日子。就这样，在几年间，这一带三四条街，几乎全部都由温州人开起了成衣批发店。根据巴黎第11区区政府估计约有五六百家，由此形成了“华人服装一条街”。
偷渡进入法国的人最盼望的就是大赦了，这样，人们就可以转为合法的法国公民，那么就不必偷偷摸摸地打黑工，而最为温州人看重的是从此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生意，开工厂了。
1992年的时候，法国政府曾有过一次大赦。通过这次大赦，一部分温州人最先拿到了居留的身份。于是一部分在工作中积累了一定资本的温州人立即尝试自己做生意。当然，主要还是传统的两个行当，一个是餐馆，一个是开制衣工厂。而开起了制衣工厂就需要销售渠道，然后成衣批发零售店也就慢慢成为另一个投资方向。
这次大赦极大地激发了温州人对法国的向往。有了成功的榜样，温州人也越来越多地来到了法国。这些后来的温州偷渡客，又为刚刚脱离早先的地位、开起餐馆和制衣工厂的温州老板找到了现成的劳动力。而为了招募给自己打工的人员，很多开制衣工厂的老板还主动召集自己家乡的亲属、乡亲偷渡法国。基本上每个老板都有十几个黑工为自己打工。
在早期，开制衣工厂是很赚钱的。那个时候竞争不激烈，11区原先也有一些衣服批发店，但都是由当地法国人或犹太人经营。相比之下，中国的这些工厂老板因为总是有大量起早贪黑、做牛做马苦干的老乡为其辛勤干活，因此其产品成本要比那些当地人经营的低得多，这样，他们出货的价格可以非常低，因此，产品非常畅销。这些制衣工厂老板的资金也就迅速地积累起来。从而发生了前文所叙述的那一幕，温州人开始大量花费现金买下11区的衣服批发店，向更高的社会地位迈进了。
于是在温州人群体里就形成了一个链条。地位最低、也最辛苦的是那些初到法国，不得不打黑工的制衣工厂的工人，他们付出的辛劳最多，但是得到的报酬却最低。较早进入法国，并取得居留权的温州人就比较幸运，他们遇到了一段蓬勃的发展期。
整个过程基本是这样的： 在11街的成衣批发商越来越多，于是又需要更多的制衣工厂。因此，制衣工厂就必须要请很多的工人。那个时候，温州人的偷渡也如火如荼，到达法国都很容易找到做衣服的工作，于是工人越来越多，制衣工厂也越来越多，很多人都赚了大把的钱，于是更多的人从工厂老板进一步当起了批发店老板。然后，商店再次增加，又推动着更多的成衣工厂出现。生意火爆，所有人都不能闲着，几乎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地拼命工作着。到处都有工厂在做衣服。而巴黎11区的衣服批发也随之名声大噪，欧洲各地的人都会来巴黎来提货，甚至一些美国的客户也会慕名来到巴黎进货。
不过，这样的繁荣景象最终还是停滞了下来。最初的生意好做是因为，无论衣工厂还是批发商，最初都是在和其他国家的人竞争。靠着更加吃苦耐劳和勤奋的温州人，总是能迅速地将那些竞争者打败。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温州商人的加入，竞争就直接在这些温州商人之间展开了。
开头的几年里，因为过去那些当地人和犹太人从事的这些生意利润都非常大，温州人只要稍微降低一点价格来竞争，就可以迅速击败这些外国人，从而维持火暴的市场。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加入进来，开始供大于求，产品的价格于是开始走低，而质量要求却不变，这样衣工厂和批发商的利润便开始直线下降。
另一个竞争对手是国内的那些外贸成衣出口商。随着国内的纺织品、服装开始大规模地进军国际市场，也大大压低了国际市场的产品价格，这进一步压缩了这部分成衣制造商的利润空间。
利润下降，生意很难维持下去，无论是底层的工人，还是制衣工厂的老板，都开始承受很大压力。
然后，1998年法国再次宣布大赦，又有许多温州的偷渡者身份合法了。但是这个时候，开制衣工厂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于是，很多温州人纷纷跑到了土耳其人开的制衣工厂。据说是因为土耳其人工厂给的工资相对比温州老板要高。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多温州人在国内的生活逐渐转好，为生活所迫而到来的偷渡客数量开始减少。并且，即使还有新到来的人，也不愿意再从事如此艰苦的工作了。
良性循环被打破了，那些愿意做衣服的工人越来越少，制衣工厂的工人不断流失，却得不到补充；同时国内出口商的挤压，让制衣工厂的利润也越来越少。于是，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制衣工厂便一个一个倒闭了。相比于中国国内的制衣工厂，虽然在巴黎的这些工厂已经极力地压低成本了，但无论如何工人的费用还是要比国内的要高。于是批发商纷纷转向，开始去国内找工厂加工衣服了。
美国浙江温州工商总会会长陈钱康是第一个在巴黎从事服装贸易生意的温州人。他说：“当时我发现国内的劳动力和生产原材料比较便宜，如果从国内进口的话会比直接在巴黎做有更多利润，于是我随即开始了进口贸易。”
巴黎的服装业开始进入恶性循环期。批发商给制衣工厂的活和价格越来越少，制衣工厂能找到的会做衣服的熟手老工人也越来越少。而原有的工人则因为年龄的增加，体力也不如以前，况且收入也不比往年，想继续做衣服的也越来越少了，这就只能让批发商从中国进口已经加工好的衣服。
就这样，11区的生意一蹶不振，而且很难再恢复过去的辉煌。
逐步蚕食
与此同时，在1993—1994年，随着事业的发展，温州人在巴黎的“地盘”也逐渐扩大。在一些新的地区，新的产业开始萌芽。2000年左右，又有一批温州商家来到位于巴黎12区的圣马丁街，以及从火车东站到圣丹尼街。这里原是一条有着40多年历史的童装批发街。最初，在很多人的眼里，那还是块未被开发的处女地。但温州人的到来使这一情况彻底改变了。
温州人来此开店批发童装始于1997年。那时候，这条街上还没有几家华人店铺。自从陆续有人在那里开店之后，嗅到赚钱味道的温州人便迅速作出反应。2002年，大批华商进驻这条街，并以非常快的手段盘店。经过几个年头的更迭变换，这条街上的近百户商号基本上都换成了华人店主。于是，这里也被改称为今天的“华人童装一条街”。只是局限于停车卸货不方便，以及周边没有好的小街配套能使这条大道发展成11区那样大的有名的批发区。
巴黎12区蒙加莱街本来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街道，但是，近些年来，一家挨着一家的华人电脑店把那里变成了闻名全法国的“电脑一条街”。细述蒙加莱华人电脑街的历史，也要追溯到十几年前。20个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电脑商城苏尔古夫在12区开业，由于蒙加莱街是从8号地铁站到苏尔古夫的一条必经之路，来来往往的人大部分都是来买电脑的，所以，这条街也自然成为电脑销售业内人士的目标。
最初来到这里开办电脑商店的是一些东南亚华人。2000年左右，浙江籍的商家也开始进驻。发展至今，蒙加莱街的两侧，除了一家咖啡吧以外，大部分的店面都已经成了华人的电脑商店。
这条最出名的电脑街再没有可“插足之地”之后，那些仍然在不断加入到电脑销售行业的华商们，便把店开在了附近的夏朗唐、多梅斯尼尔等街上。由于这一带电脑商家如此高密度地集中在一起，也使得这一地段成为远近闻名的电脑市场。
当然，温州人扩张最明显的，当属位于巴黎第10、11、19、20区交汇的美丽城一带。1993年、1994年的时候，在温州人最早聚居的3区，法国政府曾经严厉抓捕过非法移民。为了躲避，很多温州人开始搬迁，来到美丽城居住。在那个时候，美丽城的多数人口还主要是阿拉伯人，只有少量的亚裔。他们虽然移居法国比较早，却大都过得比较贫困，由于大量的人无所事事，因此社会治安也很不好。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一些来自东南亚的华人开始在这里居住和经商。但当时还一点也不繁荣。不过，那里也有优势，就是交通便利，更主要是有一些空置的房屋，而且租金也非常便宜。
于是温州人开始进入，最初有几个温州人收购了几家店。而有了店，亲戚朋友便一个接一个地来投奔了。温州人的动作非常快，其他人看到这一场景也加入了追随的行列，更多的人购置了当地的门店。于是中国店越开越多，而为了支持中国店的开张，闻风而来的华人餐馆也开始迅速进入，到如今，美丽城的中餐馆数量已成为巴黎最多的了。然后到90年代，有更多的温州人开始在这里买房置业，这也导致美丽城的房价迅速攀升，大大高于其他街区的涨幅。
新移民的到来，拓展了这一带的华人区，也带来了又一次商业发展高峰，也给这个曾经破旧滞后的地区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关于温州人在法国的发展，我们可以看一下发表在2007年10月28日香港《亚洲周刊》上的一篇文章：
庙街（Rue Du Temple）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第三区。过去，这里是犹太人的天下，如今，温州人成了庙街“新贵”，把庙街变成了“温州街”。
这是一条热闹的街道，大小铺面林立，密密相挨，招牌五颜六色。中餐馆、钟表店、眼镜店、理发店、美容院、旅行社、影视公司、专卖中国货的超级市场，成衣、皮具、饰物等商品的销售生意红红火火。与别的唐人街不同，这里的店铺招牌都是法文，在橱窗边溜达的、在店内选购的顾客也几乎都是法国人，而商铺的老板、雇员却是清一色的华人，其中尤以温州人居多，因此巴黎人都称之为“温州街”。
许多庙街的温州人如今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可他们背后几乎都有一部心酸的奋斗史。“我刚来法国时才19岁，白天在成衣店里打工，晚上还要去饭店洗碗，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一位皮具店的刘老板介绍到，“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年。3年后，我向一些老乡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