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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经济危机，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经济危机。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郁金香投机背后隐藏的经济理由，就是“巨额资金流入荷兰”。17世纪中叶，荷兰击败当时海上贸易的强者西班牙，掌握了独占性的贸易地位。历史学者将此时期称为荷兰黄金时期，特别是1625～1628年，更是“黄金时期如日中天的正午”。说起荷兰当时的威势如何，只要看荷兰籍谷物船只驶入西班牙国港口，而西班牙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得知。掌握了当时重要货品贸易的荷兰，开始试着向印度方面扩张。而荷兰船只所到之处，金融机构也会随之而来。这就像现在只要道路贯通，出现地下铁或电车站，附近就会冒出银行一样。荷兰金融业具有世界级的竞争力，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通过掌握海上贸易，金钱源源不断涌入荷兰，“原来只是个小渔村的阿姆斯特丹，因着交易量与船舶的激增，在极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都市”。都市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开始提高，全国国民某种程度上都分享了海上贸易的成果。手中的钱一多，人们就开始关心投资方面的事情了。此时荷兰人最欢迎的投资标的之一，就是“美术品”。
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富们，对自己的事业成就非常自豪。当时荷兰的画家们，常帮这些有钱人画肖像画，这也反映出那个年代的一个社会层面。人们开始对画作产生兴趣，造成美术品的需求急增，到后来连贫穷的人或者农夫，也会没事就跑去买幅画。
过剩的资金并不只引发郁金香投机潮，连房租与土地价格都水涨船高。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金钱的力量是可以全方位拉升资产价格的。依照变现的容易度，钱首先会流入股市，之后再进入房地产或美术品等实物资产的市场，把价格全面抬高。在房地产方面，也是从变现最容易的住宅开始，直到投资范围扩大至土地。荷兰人之所以会把投资的主意打到郁金香头上，很可能就是因为地狭人稠，甚至很多土地都是填海造出来的，海拔比海平面还要低，一般人不太容易插手房地产投资。要是该国土地广大，那么土地应该也会成为大众疯狂投资的对象。
事实上，历史上所有投机风潮与泡沫，几乎都是出现在经济景气的时候。
17世纪的荷兰以海上贸易为基础，拥有强大的金融支配力。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与80年代的日本也是如此。上述的例子中，国民的生活水平都已经提高到一定程度。个人储蓄不断增加，也开始有空闲时间，从国家经济的主流获得收益后，开始寻找再投资的机会。然而并不是经济繁荣就一定会出现投机风潮。经济繁荣也是股市上涨、房地产与贵金属市场活跃的重要因素。（摘自《逆向思考投资的不变法则》）
从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投机风潮，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经济危机爆发的两个前提。
首先，经济景气支撑出的繁荣带来资产价格的上扬。投资上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景气、货币流通量以及利率，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其次，要产生大规模的投机热潮，绝对要有“多数大众的参与”这个前提。如果只有少数人活跃于市场中，是很难产生投机风潮的。不管郁金香还是美术品市场，开始过分活络的主因都是中产阶级的大举投入。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若说全国人民都在炒房地产，也不算夸张。韩国因为资讯科技产业革命，掀起纳斯达克热潮时，也可以说是“全民投资股市”。2001～2003年韩国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也是因为国民的大举投入。大部分群众在参与投机热潮期间，到底能赚到多少钱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不言而喻了。
现在，每当人们回过头来审视这起“郁金香狂热”事件时，常会觉得非常可笑，毕竟郁金香这种植物成为投机对象，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人甚至认为，这起事件只是属于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偶发事件，以后绝不会再度发生，至少在荷兰不可能再度发生。
但令人震惊的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就在郁金香狂热事件过后不到100年，还是在荷兰，人们又一次陷入到狂热之中，只不过这一次的对象变成了另一种植物——洋水仙。从1720年左右开始，荷兰洋水仙的价格迅速上涨。鉴于对郁金香事件还记忆犹新，有人随即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警世性文章。尽管如此，还是没能压住投机狂热的进一步升温。在这种情况下，洋水仙投机者迅速扩展到非专业栽培者，不再需要验看和拥有球茎，仅仅通过书面合同交易，就可以获得倒卖收益。交易价格开始游离于实体经济，先行独步上涨。这样的机制与先前的郁金香事件完全相同，至于事件结果，可想而知：历史，总是那么惊人的相似。
有人说，泡沫就像细菌一样，只要有它存在的土壤，就会蔓延开来，泡沫本身具有“只要投机继续就可以产生利益”的本质特征。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经济泡沫在它膨胀的时候，只有公众的追风心理才可能使其成为具有严重破坏力的投机浪潮。因贪婪而失去理智的人们，会为泡沫的吹起寻找各种“合理”的依据，不断提升对价格的预期，引起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此时，任何发出泡沫预警的观点都被看作另类，就像那个指出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小男孩一样。在泡沫面前，因为狂热，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不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老百姓。而真相，只有在泡沫破灭时才能大白于天下。
要繁荣，发纸币（1）
劳被那些信徒与野心家紧紧围绕着，有的人把他的屋门挤坏了，有的人从他的花园翻窗而入，还有一些人从他办公室的烟囱里爬了下来。
——圣·西蒙*中的记载
劳成天被人追逐着，不分白天与黑夜，没有间歇。有一位公爵夫人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吻了他的双手，而既然一位公爵夫人已经亲吻了他的双手，那些普通的女士又该亲吻他身上的什么地方呢？
——奥尔良大公夫人记载
要繁荣，发纸币
1661年3月，法国的红衣主教马扎然去世。他在遗嘱中向已23岁的路易十四传授教诲：独揽大权，国王要统治一切。
由于当年法国王室在“福隆德运动”中被迫外逃的惨况给路易十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这位年轻的国王早就有意凭借“君权神授”观念强化绝对君主制。马扎然刚一去世，路易十四即向大臣们宣布：“此后，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在亲政的54年中，他从未委任过首相。朝中诸事，不分大小，概由他乾纲独断。
权力的集中让路易十四获得了极大的威严。但是，他是一个野心极大的人，为了让他和他统治的法国在国际上受人尊敬，为了扩*兰西的疆域和法国在欧洲的霸权，他在亲政的54年中，竟有31年让法国处于战争状态。
在路易十四统治前期，他重用柯尔伯，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使法国经济出现繁荣的局面，曾经空虚的国库也一度充实起来。然而，随着连年不断的战争，国库再度变得空虚，法国人民也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
1685年，决心统一法国人宗教信仰的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赦令。敕令下达后，胡格诺派的教堂被摧毁，新教的学校被关闭。最重要的是，这个命令迫使许多胡格诺派教徒移居国外，大多数移居荷兰、普鲁士、英国和美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许多逃亡者是非常好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技巧与他们一起流亡国外，这给他们到达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战争与手工业者的外逃使法国的经济陷入持续衰败状态。1707年，沃邦侯爵在《谈十一税》一书中描述了当时法国的穷困：“几乎十分之一的人成了乞丐……若再无补救之法，人们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这阶层（下层阶级）的人们因战争的需要和节省，如今已生活于衣衫褴褛和破旧草屋之中，任其田地荒芜。”
路易十四对沃邦侯爵的担忧不屑一顾，他耻笑说沃邦侯爵的计划在战争的危机中会颠覆王国的经济，并让人们耻笑《谈十一税》这本书。很快，沃邦侯爵去世。法国的农工商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况，里昂大多数企业纷纷倒闭了，而税收和战争仍在继续。
到了1715年，法国为它的奢侈生活和对外战争付出的代价是25亿里弗尔（注：法国古代货币单位名称，相当于一磅白银）的巨债，而当时每年的税收不过亿里弗尔，政府支出需亿里弗尔。这一年，路易十四去世，法国的经济面临着破产的境地。
一些巴黎穷人用宗教文体写了控诉文：“我们在凡尔赛的父，人们不再尊您的名为圣，您的国不再伟大，您的旨意不再行于地上和海上。”
这段话可以视为路易十四时代辉煌的终结，而法国此后经济危机的动荡乃至密西西比泡沫的出现都肇基于此。
路易十四去世后，掌管法国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为了填补国家财政的巨大窟窿而伤透脑筋。为改变局面，摄政王使用传统伎俩，下令重铸货币，新货币的金属含量只有原来的4/5，货币贬值1/5，但流通时还按原面值交易。借助这个手段，政府的财政压力稍稍缓解，然而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国家的经济困窘状况。
要繁荣，发纸币（2）
就在这个时候，约翰·劳（John Law）来到了法国。劳是一个苏格兰金匠（银行家）的儿子，出生于英国爱丁堡，刚满14岁就被父亲带到会计室中工作了三年。劳对数字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热情，很快就在算术上显示了非凡的才能。他后来还就学于英格兰银行的创办人威廉·帕特孙的门下，从而接受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
但是，在伦敦时，他为了一个女人与情敌威尔逊（）决斗，并将对手杀死，被判终生监禁。就在上诉期间，他冒险越狱逃至荷兰。约翰·劳在阿姆斯特丹、意大利和布鲁塞尔等欧洲城市流浪时期，仔细观察了各国的银行、金融和保险业，从而更加充实了他关于金融方面的知识。和许多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一样，他认为在就业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给可以在不提高物价水平的前提下增加就业机会并增加国民产出。一旦产出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也会相应跟上来。在实现了充分就业之后，货币扩张能够吸引外部资源，进一步增加产出。他认为纸币本位制要比贵金属本位制更好，纸币本位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给了发行货币的银行更多的运转空间和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说白了，采用贵金属本位制，发行货币要看手上有多少金子银子。纸币本位制就没有这个限制，如果金融当局愿意的话，启动银行的印钞机，要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
其实，纸币本位制的这个特点像一把双刃剑，在增强了金融货币政策影响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导致通货膨胀的危险。只不过，信奉“要繁荣，发纸币”的约翰·劳坚持认为，拥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应当提供生产信贷和足够的通货来保证经济繁荣。他所说的货币供给中，包括了政府法定货币、银行发行的纸币、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不难看出，在约翰·劳的理论中，已经蕴藏了当代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一些基本观点。
约翰·劳在欧洲大陆游历了多年，每到一个国家，他上午的时间一般都是用来研究该国的财政、贸易，以及货币与银行方面的业务，晚上则是泡在当地的赌场里。大概在1700年，他在29岁的时候返回了故乡爱丁堡。在那里，他开始推销自己早在欧洲大陆游历期间就逐渐形成的理念：国家要繁荣，就要发行纸币。他本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相比传统的金币或银币，用纸币进行交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1705年，他出版了《论货币与贸易：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一书。
当时苏格兰的经济正处于不景气时期，约翰·劳相信自己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经济不景气与货币有关。他在书中提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说法——“货币需求”，试图向读者说明，由于货币供给量太少，所以货币的利率太高，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供给量。约翰·劳声称，扩大货币供给量能够降低利率，而且，只要国家以全部生产能力运行，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他还提出了另外一项建议：在苏格兰建立一家“土地银行”。该银行可以发行银行券，但发行银行券的价值绝不超过国家所拥有土地的价值。持有银行券的人可以获得利息，并且有权选择在特定时间将银行券兑换成土地。这个新的方案有两方面的优点：
● 它将减轻国家的负担，即避免为了适应经济增长而购买越来越多的贵金属来铸造钱币。 txt小说上传分享
要繁荣，发纸币（3）
● 它将使国家更容易管理流通中的货币量，以便适应国家需求的变化。
这个建议非常好，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同时也引发了争议。批评者嘲弄这是一个“沙滩银行”，将会破坏国家的命脉。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则支持劳的想法，最后，议会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辩论。然而，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大部分议员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个方案。约翰·劳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再加上他又得不到英格兰法庭对他过失杀人罪的赦免（当时的英格兰与苏格兰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于是， 他又回到了欧洲大陆。
但是，雄心壮志的约翰·劳在向卢森堡大公推销自己的纸币计划时再次碰了一鼻子灰，卢森堡大公对他说：“我的国家太小，实行不了阁下的宏伟计划，我是欧洲最穷的国王，经不起失败破产的打击；不过我觉得法国人会对您的计划感兴趣，您可以去法国碰碰运气。”
没人知道卢森堡大公为什么要约翰·劳去法国碰运气，也许连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句无心之谈，却把法国推向了经济破产的深渊。
约翰·劳来到了巴黎。奥尔良公爵是约翰·劳进入法国的保证人，也是他多年以来在赌桌上结识的密友。心怀鬼胎的约翰·劳最终说服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他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提出金属货币远远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要求，必须要有纸币辅助。他还特别以英国和荷兰为例来阐明纸币的好处，并用许多关于货币信用的真实论据来说明重建法国货币信誉的办法。鉴于当时法国货币在欧洲诸国中不景气的现状，他还建议摄政王建立一个银行来管理国家的税收，再以这些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劳氏想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型创办一个银行，以动员闲散的资本，而予实业家以低廉的信用。针对这些方案，*评价说劳氏“具有一种诈欺者和预言家的有趣的混合性格”。
对经济一窍不通的摄政王无暇考虑更多，面对20多亿里弗尔的举债，只要能够弄到钱，就是建立10个银行对手握大权的他来说也不成问题。于是，在法国政府的特许下，1716年约翰·劳在巴黎建立了一家私人银行——通用银行（Bangue Genarale），也被称作“劳氏银行”。
这家银行拥有发行货币的特权，其货币可以用来兑换硬币和付税。“劳氏银行”用发行的纸币来支付国债，并根据特权可以随意购买和兑换，发行后价值也保持不变，这便使“劳氏纸币”被认为比经常因政府干预而贬值的金银更能保值。通用银行的股本为600万里弗尔，共分12000股，每股500里弗尔。当时因为财政混乱，利息一般高达20％～30％，劳氏对较可靠的期票，按6％予以贴现。通用银行建立后经营得非常成功，资产总额迅速增加，它的纸币在公众心目中的价值迅速升高，比同样面值的金属货币价值高出1％。人们心中对纸币的信任完全建立了，一年之中，通用银行发行的纸币的市场价格超过了面值的15％，而国库券，或者说是由政府发行、用以偿还路易十四所欠债务的证券，则下滑到了面值的。这个对比对约翰·劳太有利了，他的信誉蒸蒸日上，他也逐渐成为法国经济界的重量级人物。
疯狂的“劳氏股票”（1）
在约翰·劳声誉蒸蒸日上之时，一个叫安托尼·克罗扎特的商人得到了与法属殖民地路易斯安那从事贸易的许可。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安托尼·克罗扎特不得不于1717年9月把许可证交还给法国政府。
得知此消息的约翰·劳发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他迅速找到摄政王并说服他，取得了在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的贸易特许权以及在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垄断权。这样，约翰·劳于1717年8月成立的“西方公司”（pagnie d’Occident）也就获得了为期25年的自由开发路易斯安那的权利。为了组织贸易，约翰·劳为新公司注入了1亿里弗尔的资本，并将公司改名为“密西西比公司”。
据麦克斯·韦特的记载，密西西比公司拥有整个路易斯安那已经发现的财产和统治权以及正在查明的地产，垄断了加拿大海狸毛皮的贸易。“殖民地的全部政府财产、要塞、武器、生活资料和现金储备，一概无偿地转移给该公司。特权的有效期限为25年。”
新公司的资本被分为20万股，每股500里弗尔。尽管面值500里弗尔的国库券在市场上只能换来160里弗尔，但约翰·劳仍规定新公司的股票可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于是，投机狂潮席卷了整个法兰西。劳氏银行良好的信誉，使得劳所做的任何承诺以及他认为合适的承诺都让人们坚信不疑。在如潮的赞誉声中，劳和摄政王如痴如醉，他们忘记了如果一个银行家没有必须的资金来支持自己发行的纸币，就只有死路一条。
劳氏不断宣称密西西比河流域“遍地黄金”，那里的山都满是金、银、铜、铅、水银，只是当地野人看不出它们的价值，所以他们拿金块和银块来交换欧洲的商品，如小刀、盆子、枪矛、一个小镜子或一小盏白兰地。公司还宣称在阿肯色河流域有一个纯绿宝石山，并已悬赏促其早日发现。从这样的宣传鼓噪看来，很明显，只要持有这个公司的股票，谁都会分享到巨大的利润。
公众被丰厚的利润前景所诱惑，申购新股的人昼夜排队，甚至等上几星期。公司股票的价格扶摇直上，有时几个小时就能涨20％。收购国债的钞票流入股市，股价暴涨又刺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