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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确确，对圆明园的洗劫“使这次远征的辉煌黯然失色，虽然此次远征总的来说进展顺利，成果丰硕”。第二帝国史专家路易·吉拉尔的这一看法既有分寸，又合乎情理。
甫返巴黎，孟托邦就不得不直面两个阵营的反对。一个是他的同僚和皇帝身边的人，他们嫉妒他得到的桂冠。另一个是帝国的反对派，他们一心想利用洗劫圆明园一事抵毁法国军队，进而抵毁政府的对外政策。
不过拿破仑三世皇帝对孟托邦十分欣赏。除了已经给予他的荣誉（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军人勋章，参议院的席位）之外，1862年2月，皇帝还想给他一份5万法郎的巨额年俸，不仅终身享有，还可世代相袭。但议员们表示反对，甚至右派的议员也不同意。华方济将军记载，委员会发言人儒韦内尔先生“在发言中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致使政府的方案被否决”。议员们轻蔑地说，这是对傀儡军队的有力一击，洗劫圆明园的风声已经引起公愤，议员们对此感到震惊。他们借口说预算已经非常紧张，并且提出，据信当事人从北京带回来的财富和好处，已经使其它任何奖赏变得毫无意义……。他们的矛头可能同时还指向立法院（当时的国民议会）主席莫尔尼公爵，他也收到了洗劫成果的一份，有大量的艺术品扩充了他的个人收藏。
怨恨交加的孟托邦将军郑重其事地写了一封信（刊登在1862年2月23日的官方公报《世界箴言报》上），请求皇帝收回给予他年俸的法案。他向皇帝表示感谢，因为皇帝本以为立法院会赞同他“表彰为法国争光者的初衷，并且会满怀热情地接受这个法案”。皇帝对这个高尚的要求非常感激，但又回答说无能为力。他能怎么做呢？为了孟托邦解散议会吗？不可思议！于是法案被撤销了。在一封（极有分寸感的）私人回信里，皇帝对新科的八里桥伯爵说，他不会改变报偿对华远征军司令官的初衷——但要以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从中国支付的赔偿金里为他提取六十万法郎。华方济将军认为，这是一笔“微薄的封赏”。直到1872年帝国垮台的时候，皇帝的这一慷慨之举才为人所知。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1）
在他给八里桥伯爵的正式答复里（刊登于次日的《箴言报》），拿破仑三世皇帝说，“一支由英勇的将士组成的精干部队，历尽千难万险，在世界的尽头，将法兰西的旗帜插上一个拥有二万万之众的帝国的首都，而他们经历的艰难险阻，很快就被遗忘了”。立法院居然认为，“这只部队的司令官不配得到一份特别的奖赏”，他为此感到遗憾。皇帝还放出这样尖酸刻薄、让议员们感到十分刺耳的话来：“……伟大的业绩，越是受到崇高的评价，就越是容易涌现出来。只有退化堕落的民族，才在国家感恩回报的问题上讨价还价”。（顺便指出，按梅里美的说法，皇帝的信是在未经校对的情况下刊登在《箴言报》上的。）
孟托邦将军还希望能得到元帅头衔，但最终没有得到。不过，陆军大臣的一封信曾让他看到一线希望。这件事，埃里松特别埋怨朗东元帅。他说，孟将军回来时，“等待他的是数不清的妒嫉和莫名其妙的仇恨。陆军大臣只关心如何讨好朝臣，而不是主持正义，对可怜的将军为他本人和属下提出的各项要求，一概予以拒绝”。
华方济将军认为这对孟托邦将军是极大的不公：
“这场战果辉煌的战役，本应将元帅杖授予孟托邦将军，他不仅使自己的名字永垂青史，而且为法国军队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来信、投诉、恶意游说、嫉妒、军队高层的责难等种种压力之下，皇帝只得考虑舆论的意见”。
孟托邦气愤地发现，巴赞将军在墨西哥战役之后获得了元帅头衔，而这次战役几无荣耀可言，并且后果严重。他在1871年出版的《二十四天的陆军部》一书中，曾经写道：“舆论普遍认为我将被任命为元帅，结果并不是这样。而另外几场战争，尽管没有这样丰硕的成果，却得到如此崇高的报偿”。当沙内由海军少将提升为海军上将时，他并没有感到同样的委屈。在对中国的远征过程中，由于没有发生海战，沙内并没有使用过他的海军，而任务仅限于运输陆军部队和给养。不过，孟托邦被任命为里昂军区最高司令官，这是六大军事司令部之中最重要的一个。
孟托邦将军的失望也许是正当的。无论如何，各方面对他的攻击使他深受伤害。但这样的不公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小小的历史问题应该予以澄清。
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位法军司令官有没有从北京带回一部分战利品以中饱私囊？”
首先明确一点，孟托邦一向以手头拮据为人所知。这就有可能使别人从不利的方面对他的行动进行解释。在他1862年2月22日写给皇帝的信中，孟托邦提到他不甚富有。但恶毒的谣言已经传扬开来。对于孟托邦将军来说，这是纯粹的恶语中伤吗？
在1860年10月27日致拉塞尔爵士的私人信函里，额尔金写道，根据某些传言，孟托邦可能在洗劫圆明园过程中得到了大笔钱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极力想尽快返回法国，以便将钱财派上用场！在同一封充斥着恶毒诽谤的信函里，额尔金还对孟托邦将军奇怪的道德观提出疑问。他的道德观允许他洗劫圆明园，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将园内的财富装入他自己和法国军队的腰包”。但还是这位将军，以同一个道德观的名义，拒绝参与对圆明园放火，甚至还谴责这一行径。额尔金一向不喜欢孟托邦，这样的诽谤是出于报私仇吗？也可以这样假设。
可怕的奥拉斯·维埃尔…卡斯泰尔在《回忆录》里谈到将军的儿子夏尔·孟托邦，说道，“小八里桥伯爵是赴中国军队中最无耻的强盗”，他回来时带着“二百多只装着他查抄成果的大箱子”，而且已经卖了两次了。
孟托邦将军的孙子罗曼·德·孟托邦1932年出版了他祖父的《回忆录》。他在为这本书写的《编者说明》中反驳这些传言：
“我们完全清楚，读者面前这本《回忆录》的作者，与第二帝国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人恶毒地攻击他，无所不用其极。圆明园事件更是被别有用心地利用，成为攻击他的口实。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使这些诬蔑不实之词不攻自破：八里桥伯爵将军，在担任了如此崇高的职务之后，在担任司令官、参议员和内阁总理之后，去世时只留下为数不多的财产”。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2）
不管怎么说，洗劫圆明园在公共舆论中掀起的情绪，终于使八里桥伯爵与元帅杖无缘。
某些法国军官将洗劫圆明园的财物据为己有，并将部分战利品带回法国中饱私囊，这是毫无疑问的。首先出来揭露此事的是英国人，虽然英国人当中干同样勾当的也大有人在。
不过，我们可以想象，没有一个去中国的士兵是两手空空回来的。这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满载而归。远征军出发的时候，所有人的亲朋好友都请他们带回点中国的东西作为礼物。很多人都已经像一般旅游者一样买了纪念品。柯利诺将军开玩笑似地说，像每一个来中国的欧洲旅行者一样，他到处特别是在上海买工艺品、衣料和其它“新鲜玩艺”。他笑道：“真是不可思议，有那么多人要我给他们带所谓的‘小纪念品’。我敢说，远征军的所有官兵都带有同样的任务；所以将来返回法国时，已经不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中国大集市”。
《插图》杂志的读者们于是得知，法国军队到达北京时只有一辆大车，载着司令官的帐篷和旅行箱。但当他们离开北京时，法国军队拥有了大批的车辆，每一辆车都装得满满当当，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过完！在行囊中带回金银珠宝的军官似乎也不计其数。比如说葛罗提到的那位，大概掠走了价值八十多万法郎的珍珠和首饰！
檄文小册子的作者们如获至宝，他们用这些材料攻击从中国之行获利的那些人。他们的愤怒来巴黎和从伦敦从1861年底开始的一系列拍卖活动引起的。
由英法混合委员会挑选并以军队名义晋献给拿破仑三世皇帝的艺术品——它们尤其得到皇后的喜爱——在杜伊勒利宫的马尔桑楼底层展出，时间是1861年2月23日至4月10日。康普农中校受命组织这次展览。在展出的“中国特产”之中，有几件庞然大物，包括黄铜镏金嵌绿松石佛骨塔，小型佛塔等；几个大件的景泰蓝，其中有一对面目狰狞的怪兽；一只珊瑚狮子，等等。架子上摆满了古玉，古瓷和古铜器，还有盘、瓶、杯、壶以及香炉等。墙上挂的是表现福禄寿三星的挂毯。所有这些珍宝现在都陈列在枫丹白露宫所属的“欧仁妮皇后中国馆”内。荣军院的军队博物馆收藏了乾隆皇帝的盔甲、兵器、刀剑等等；还有一些被当作权杖收藏的如意。
英国的《插图伦敦新闻》派出郇和领事（曾写过一本有价值的对华远征军记）到巴黎报导这一盛况。他在报导中说，假如看到自己的珍宝最终落入这些野蛮人和懵然无知的收藏者手里，中国皇帝对这场洗劫一定会痛不欲生。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在杜伊勒利宫展出这些珍宝也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们只是更换了地点，但仍然落入帝王之家，……免于被外人的目光所亵渎，并没有因此失去尊严！远征归来之后，在巴黎和伦敦接连举行的圆明园物品公开拍卖，再度败坏了对华远征在公众心目中已有的恶劣形象。在法国，有两次在德鲁欧拍卖行举行的拍卖值得一提，其中一次拍卖的是杜潘上校的藏品，另一次是让…路易·德·内格罗尼的藏品。
占领圆明园后，格兰特和孟托邦随即组建一个战利品挑选委员会，以便挑选最漂亮的礼物，晋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三世皇帝。杜潘中校1860年10月7日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法方主代表。鉴于他的人品和名声，人们对这项任命感到不可思议。的确，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杜潘中校返回里昂的部队，由于在赌场上损失惨重，他赊了一大笔账，还欠了一屁股债。他不得不离开里昂……。
让这样一个人领导战利品委员会，不啻是引狼入羊圈，让嫌犯当警长！一个自称图沙图（实为记者、檄文小册子作者莱昂…夏尔·卞韦钕的笔名）的作家，在那本新颖大胆、冷嘲热讽、令人捧腹的《拿破仑三世喧嚣传》中，大胆地把这个委员会比做卡图什和芒德兰的手下！人们都会想到，杜潘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像人们说的那样，先“为自己挑上一份”。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3）
这里面有孟托邦的责任吗？
这一职务，本应由一位正直廉洁、更有品行保证的军官担任，指定杜潘担任这个职务只会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杜潘中校对远征军地形处主任的职务颇为不满，他在军中的日常表现，以及他爱吹牛、说大话的毛病，给人印象不佳。1861年初，军队监察部门还针对他展开调查，参谋长施米茨上校和孟托邦将军都被召作证。两个人都承认杜潘中校的军事才能。但施米茨上校认为他“经常为显示自己而做事过头”。孟托邦将军的看法更为不留情面，认为“此人性格不佳，野心膨胀，故做坦诚”。可以想象，孟托邦将军会后悔他的选择。
杜潘上校在此期间居然被晋升为上校！他的第一次拍卖是1862年2月26日在杜鲁欧拍卖行举行的；另外三场拍卖分别是2月27日、28日和3月1日。这批拍品中有一个《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诗配画大幅图册。这四十幅绘画所表现的内容，是乾隆皇帝钦定的圆明园中最漂亮的四十个景观。
2月11日的《箴言报》宣布了这次拍卖；拍品目录明确说明（被《圆明园》作者邱治平先生发现）。这些珍贵的物品大部来自圆明园，是杜潘先生日本暨中国收藏品的一部分。《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在拍品目录上编为329号，配有大汉学家斯塔尼斯拉斯·于连（1797…1873；研究院研究员，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说明：“绢本绘画，系各宫殿实景，40页对幅，纸褙裱，各幅长八十厘米，宽七十四厘米。孤本，系保留已焚毁宫殿图像之仅存者”。
《四十景》的保留价被定为三万法郎，但叫价没有超过一万法郎，拍品被收回。5月2日再次拍卖，仍然没有达到预期价格。不过还是以四千法郎的价格卖了一位巴黎的书商。几天以后，帝国图书馆版画部主任获准以四千二百法郎的价格购得，这件孤品就这样进入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2500。这是版画部当年最昂贵的入藏品。
刊登在《箴言报》上的广告不可能不引人注目。朗东元帅收到下属的一封信，提醒他这次拍卖“坐实了关于参加对华远征的数名军官财产来历的不利传言”。
陆军大臣立即秉告皇帝，说杜潘上校的行动有可以玷污军队的荣誉、名声和责任感。
朗东写道：“有必要抓一个典型。绝不能让欧洲的人们以为，法国军官英勇地奔赴远方，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和金钱的盘算。绝不能在法国军队中造成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今天已经允许一个军官，到遥远的国度占有甚至抢掠稀罕物品，用国家的军舰免费载回国内，再用公开拍卖的方式获得利益”。
按皇帝1862年2月19日的旨意，杜潘上校被“停职”。这是一种纪律处分。但他本人并未因此被开除军籍，以便使他继续处于军事当局的约束之下，并且避免公开处罚造成事态扩大！后来，杜潘故态复萌，1862年4月25和26日又在杜鲁欧拍卖行进行了两次拍卖，拍品是“一批中国的艺术品和古玩，大部分来自圆明园”。
内格罗尼的拍卖同样令人记忆犹新。让…路易·德·内格罗尼中尉，原隶属于柯利诺将军手下的102团，他宁愿先从军队中辞职，再把从中国弄来的大量物品拿出拍卖。
内格罗尼也找到当时最有名望的汉学家斯塔尼斯拉斯·于连进行鉴定，此君对他的藏品颇多溢美之辞：
“就精致完美的材质而言，就丰富多变的形式而言，就登峰造极的工艺而言，我还从未见过数量如此之多、品质如此之精湛的收藏……窃以为，您最丰富、最引人注目的藏品是您的瓷器，其数量有五百件之多，展示了中国历代陶瓷艺术品中瓷瓶艺术的丰富变化”。
内格罗尼中尉居然有办法带回五百件瓷瓶，正如朗东元帅所说，“是用国家的军舰免费载回国内的”！
1862年，审计法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对中国之战的战利品进行调查。它吃惊地发现了某些违规行为，而且在远征军的账目中，没有任何诸如“获敌战利品”之类的入账。法院也没有发现部队获得大量战利品的记载。被质询时，孟托邦将军成功地为自己进行辩解。他引用了1832年关于战争状态下军队勤务的一项规定，根据这一规定，“脱离大部队之军人所获之战胜品归己”。将军认为，当时驻守在圆明园各大门的部队即属于这种情况……。但孟托邦特别强调的是，要阻止抢劫的行为，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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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4）
审计法院乖乖地得出结论说，对1860年的账目不持异议。法院的档案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被火烧毁（当时的法院就在今天奥塞博物馆的位置），今天就更难以做出什么结论了。
1870年夏，距色当战役失败和第二帝国倒台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孟托邦将军（时年74岁，已经在里昂担当第四集团军司令五年有余）应召接替因为普法战争初战失利而去职的埃米尔·奥利维。实际上，八里桥伯爵因久负英勇善战之名而获得波拿巴分子的信任。在担任内阁总理的同时，他还担任陆军大臣，而在这后一职位上仅干了二十四天（从8月10日至9月4日）。他写的书，也径直以《二十四天的陆军部》为题。在书中，八里桥伯爵还讲了与对华远征有直接关系的一个既新鲜又“愚蠢”的故事。
事情的起因是从圆明园抢来并晋献给欧仁妮皇后的那串念珠。这件礼物既然来历不佳，也难怪后来命运多舛。在圆明园的一个仓库里，英法联军发现（如前所述）了大量的项练。战利品委员会分配给孟托邦将军三条，让他送给妻子和两个女儿。孟托邦想到一个主意，用它们改做成了一串念珠，还请孟振生主教大人为其开光，打算把它晋献给本次远征的“教母”欧仁妮皇后。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东西，他保证说，不过是由珍珠和一些小玉珠串成的，居然成为一时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这件小礼物后来竟然造成巨大的反响。谣言越传越凶，把它说成一件昂贵的首饰，从上面精美的珍珠来看，估计价值一百万。很快，他的估价就上升为一百五十万，因为它可能是由黑珍珠串成的。后来它的虚拟价值一直攀升至二百万，因为它很可能是由活（？）的珍珠串成的。
在参议院，八里桥伯爵居然还就这串倒霉的念珠回答了质询！在他的《回忆录》中，他申辩道：“有人声称军官们用这些珍珠发了财，但我们分配这些东西的方式不允许我对这些谣言予以证实；我们发现的这些项练原来是预备皇上赏给臣下的，我从不认为它们有什么商业价值”。
不过皇后终究因此事感到有些不快。孟托邦叹道：“我一直觉得，围绕这样一桩小事谣言四起，又被敌对的各方有意歪曲，肯定引起皇后的强烈不满”。这串念珠现存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
12月中旬，与北京达成最后协议的消息使英国松了一口气。在他们分别写给额尔金爵士和格兰特爵士的信中，外交大臣约翰·拉塞尔和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没有忘记提醒他们，这场战争在国内没有民意基础，请求他们尽快结束战事。帕麦斯顿对火烧圆明园的消息已经表示赞赏：“我从内心感到高兴……，这是完全必要的”。陆军大臣赫伯特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讲道，如果不烧掉圆明园，条约就不会签署。他解释说，摧毁圆明园给中国人严重警告，而且使他们对摧毁北京城内皇宫（紫禁城）的威胁信以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