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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立刻盲目地抢夺，同时对那些无法搬运的过于笨重的东西进行疯狂破坏，对此，他并不感到奇怪。他承认法国人在好个地方设置了岗哨，但无济于事。他解释道：“当一支军队已经开始抢劫时，你是无法阻止的（法国的史学作者们提到了人无法抗拒的必然性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他们的看法）。在这一时刻，人的本性会很快挣脱纪律的束缚，然而其结果特别挫伤士气，即使对一支纪律最严明的军队也是如此。他继续分析道，士兵们只不过是些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他们后来一直都在回忆抢劫所体验的那种疯狂刺激的时刻。即使只拿回‘六个便士’，他们在多少年后谈起来仍兴奋不已。那一时刻与平时在军队纪律约束下的机械死板的生活形成如此大的反差，以至于成了他们一生中难忘的事件……”
吴士礼接着议论道，“无疑，好破坏是人固有的本性”，然而也正是这一点使恪守道德准则的正直人有别于其他人……他认为，“极有德行的人始终提防着对他的诱惑，而其他人、即大多数人，在机会出现时却抵御不住诱惑……法国人肯定不会脱离常规。”
他继续写道，“因此，官兵们似乎都被一时的疯狂所左右，他们的身心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抢，抢，抢。这种掠夺方式对军队是一种毒果。因为即使想要阻止，也只有有道德的人才会听从。那些品行不好的士兵照样抢夺，他们因不服从命令而致富，而好人只能承受克己的消极后果：也就是说依然贫穷。”
但是，这位英军中校（与郇和相反）对法军的恢复能力感到吃惊：“我不认为那些不良影响也同样地冲击了法国人。法国人生性比英国人节俭，英国人无忧无虑，花钱喝点儿什么或者请朋友喝点儿什么，都毫不犹豫。法军到了他们在北京城门外的新驻地三天以后，俨然一派军纪恢复的样子，士兵们跟通常一样人守着枪，就好像没有任何事情打乱过他们的正常生活。”
郇和认为，抢劫暴露了人的本性中被掩盖着的也是最黑暗的一面，这就是人的贪婪：“利益的诱惑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任何人都没打算平心静气地去欣赏那些艺术作品。每个人心里只想着拿最有价值的那一件。当不受法律或公众舆论约束时，潜伏在每个人心中的邪恶就会充分表演。圆明园大抢劫的场面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这场公认的偷窃很快便暴露了每个人的贪婪本性；各种恶习随之而来，嫉妒和争执也很快表现了出来。”
邓恩上尉根据他那疯狂抢劫的一天，同样得了出道德上令人伤感的结论：“我很累，躺在那儿，除了占领使人觉得满足以外，抢劫皇宫就是一切。这使人性深处隐藏着的最坏的情感，包括占有欲和贪欲，突然之间全都冒了出来。谁都对自己得到的不满足，因为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得到的更多。我还认为，每个人的自尊都程度不同地有所降低，因为都非常清楚在这种时候驱使自己的是哪种情感。”
这些不端行为对纪律、对法军和英军的荣誉都造成了影响，这是事实。正如写过很多关于抢劫经济学著作的美国教授詹姆斯·赫维亚所严肃指出的那样：“掠夺圆明园损毁了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出现在华北的理由本身，也损毁了其合法性，因为这支联军到那儿仅仅是为了强制执行一项条约而已。”
第十八章 归还人质，（生还的和死去的）（1）
10月7日
正当洗劫圆明园的行动紧张进行之际，英国人收到恭亲王10月6日签署的一封信函，信中还夹杂着巴夏礼的某些话。恭亲王允诺10月8日送还所有的俘虏。他得到的答复是，英方威妥玛将去会见中国密使，时间是下午四点，地点在城墙外。清方赴约的是恒祺。因为所有的城门都关闭着，所以偌大年纪的清朝大员是坐在一个篮子里，从北京城墙上吊放到地面上的……他对威妥玛说，大清军队撤退时把大部分俘虏都带走了；不过其中有些还在北京，这些人明天就会被送回英军军营。
威妥玛利用这个机会交给恒祺一封信，信中提出北京免遭打击的各项条件。特别是要立即交出一个城门，因为如若使者被召进城，这是保证使节安全所必需的一个条件。自9月18日发生人质被扣押事件以后，对联军来说这既是一种保证又是一种预防措施。清国钦差大臣先是一口回绝，认为提此要求是不识体统，有损尊严。但威妥码坚持不让，最后恒祺还是接受了。
10月8日
中午刚过，布鲁斯·塔洛克中尉正在英军营地不远的地方散步，这时候有个欧洲人骑马朝他走来。见那人面容憔悴，塔洛克心想此人肯定遇到了什么不幸。直到骑马人跟他说话时，他才认出那人是他在广东就认识的巴夏礼。的确，就在下午三点钟，巴夏礼和罗亨利，带着锡克兵纳尔辛回来，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洛图尔伯爵和四名法国士兵（沙努安上尉的勤务兵罗塞和巴什莱，以及军需助理杜比的勤务兵吉内斯泰和佩蒂），他们被清国当局送回英军军营。这几人立即被带到格兰特将军和额尔金勋爵所在的喇嘛寺院。
当天晚上，孟托邦将军正准备离开海淀村和圆明园，去北京城墙外英军和一部分法军的驻地，却听说在离皇宫不远的清廷大员的宅院里，刚刚发现几具外国俘虏的遗体以及一些失踪人质的衣物。在刚找到的那些衣物中有富隆…格朗尚上校的军服和肩章，阿代尔勤务官的笔记本和马鞍，杜比军需助理的旅行箱，以及属于诺曼的一些物品和一张女人照片，还有十五六副锡克骑兵的马鞍。
由于上述这些发现，法国人被激怒了，他们一把火烧了那几座可能属于奕亲王的房子。听说人质的遭遇以后，抢掠就更加肆无忌惮地继续下去。阿尔芒·吕西见证了那个疯狂的场面。他说：“士兵们疯狂地把他们拿不走的东西通通捣毁！就像被干渴折磨得要发疯的人那种劲头！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听说了我们那些可怜的俘虏受到的种种折磨，当兵的想要以牙还牙，要为他们报仇；由于抓不到中国人，就开始拿中国古玩出气……”
10月9日
在向北京进发的路上，法国人听说洛图尔先生和四名法军士兵，以及巴夏礼还有罗亨利都已被释放。这四名执行任务的勤务兵回到了部队。
法军在距北京城三公里处扎营，以过去鞑靼人住的木棚为营房。那里离北京地坛已经不太远了。法军最高指挥官当即在司令部宴请洛图尔先生。但是这位负责科研任务的长官身体状况很惨。为他做检查的军医卡斯塔诺感到很不忍：
“他的状况很恐怖，浑身长满了虱子，到处是伤，几乎走不了路。两只手腕上还有受虐待留下的痕迹，好几个月手都不能动弹，肌肉萎缩麻痹。人整个消瘦下去，一副痛苦相，很是让人同情……因为他如此不幸，我们在救护车上尽可能使他减轻些痛苦，给他说些安慰话。”
孟托邦还具体指示说，我们必须帮助这位不幸的科学工作者，让他能够吃饭，因为他的两只手腕被捆绑的绳子勒得都露出了骨头，“这些野蛮人用只有他们才使得出来的极其残忍的手段，不时地对着那些绳子浇水使之保持潮湿，好让它越勒越紧”。他（后来）还说，这个“可怜的人”在法国过早死亡，也许就是他此前受虐待的结果。
负责把俘虏带回法军营地的莫里斯·埃里松说，他看到那些被俘人员都极为可怜。“尤其是洛图尔先生，他一只脚好像缩小了；他穿一件沾满泥巴的中国女人的旧长裙，两只手都伸不直，变成S形的……还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他现在无法走动，因为他的隐私处整个被割掉，真是可怕。”
第十八章 归还人质，（生还的和死去的）（2）
将军知道，此后他不可能看到所有俘虏都能活着回来。
10月12日至14日
这回被释放的是一名法国士兵和八名锡克人。他们是与范纳指挥的骑兵部队的安德森中尉、布鲁斯的随员兼额尔金勋爵领导的使馆的首席专员诺曼先生一起被俘虏的。14日，又有另外两个同鲍拜先生同时被俘的士兵被放回来。所有的人回来时身体状况都非常惨，他们手和手腕都被镣铐勒伤，留下深深的伤痕。用姆吉的话说，从未见过比那些印度籍骑兵回来的情形更可怜的了。“他们几乎走不了路，只是在拖着腿。”
晚上，大家把装有诺曼先生、安德森中尉和两名锡克士兵遗骨的棺木一个个抬走。
10月15日
孟托邦就法国人质问题给陆军部大臣写了一封信。他说：“他们被野蛮的敌人残酷虐待，据此，我可以预见那些还在鞑靼政府手中的人的命运。”谈到被杀害的俘虏，他说：“倘若被立即杀死，那最好，因为对他们的残酷折磨是难以想象的。”
吴士礼中校认为这是“彻头彻尾地践踏国际法”。他说，“野蛮人”这个词，中国人经常拿来说外国人，其实对他们自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为什么恭亲王千方百计反对归还俘虏，联军方面现在明白了，尽管他们对此有所预感……
10月16日
最后一批俘虏被放回来，与此同时，鲍拜和龙骑兵菲普的尸体也被运回英军军营。只是不见杜吕克神甫和布拉巴宗上尉的尸体，清政府说他们下落不明。又过了两天，法军遇难者受残害的尸体凄怆地排成一列运到军营；同时运回的还有装着富隆…格朗尚炮兵上校、阿代尔勤务中尉、杜比军需助理，以及他们的勤务兵博尼肖（锱重兵）、奥祖夫（轻步兵）和布朗凯（随军护士）的棺木。
英军和法军遇难者的尸体都装在大棺材中运来，上面还有用中文书写着推测出来的名字，但是，那些中文字都对不大上。英国人和法国人费了很大劲才辨认出哪具尸体是谁。那些尸体都快要腐烂，唯一的办法只能通过衣服加以辨认（杜比军需助理军装上一个扣子，诺曼先生的皮上衣，标有鲍拜名字的袜子）。
英军被俘人员二十六人，其中活着回来的十三人，死去十三人；法军被俘十三人，活着回来的六人，死去七人。孟托邦将军认真地做了这笔不寻常的统计，注意到这些数字的比例好奇怪。
巴赞库写道：“只有一些被摧残的尸体运回联军军营，随着灵柩运回，受害者的名单每天都在加长，看到这样的情况，就不难理解每一个人是怎样的愤怒填膺。送还我们的不是俘虏，而是棺材。”
葛罗男爵指出，“两军都极为愤怒”，但为了不使复仇情绪放任发展，要有很大的“勇气来忍受”。但是他已经在担心他的英国伙伴要把事情闹得过大……，比如甚至要推翻王朝！
在这里，有必要作一倒叙。
不少俘虏都对他们9月18日被俘以及在中国监牢里被囚禁的情况作过描述，那的确都是些非常难得的文字材料，既可怕又感人。他们当中有巴夏礼（10月9日给他妻子的信）和罗亨利（在他的书中）。另外还有三名锡克族俘虏的口述，以及洛图尔先生的见证。很多材料都有重新出版的价值。
让我们来看看巴夏礼和罗亨利的补充记述。
9月18日，英国领事发现，本应让联军住的营房驻地仍被清军占着，便决定再去通州，要求其谈判对手给予解释，并请他们让清军撤出该地界。他的战友们等着他，从好的方面希望在开战前能重逢。巴夏礼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些清廷特使，他们给他的回答是他们无权命令军队撤出。他当即意识到还是赶紧走为好！他找到诺曼和鲍拜两位先生、安德森中尉、十九名护送的锡克兵以及士兵菲普。罗亨利在布拉巴宗上尉的陪同下已从英军军营返回，他把十九名护卫队的锡克士兵和士兵菲普紧急集合起来。他们这一行人离联军部队有六英里，中间隔着中国军队。巴夏礼相信他们手里举着谈判的白旗，可以摆脱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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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归还人质，（生还的和死去的）（3）
他们开始往回走，但在穿越清军防线时，就被一支步兵小分队拦住，说没有僧格林沁的命令不准通过。那位将军似乎就在附近。巴夏礼和罗亨利两位外交官把其他人留下，带着锡克兵纳辛去见中国军队的主帅僧格林沁。突然，僧格林沁来了，好一副魁梧身材。巴夏礼首先庆幸能与清军总兵本人打交道。但他很快就泄了气。因为巴夏礼没有马上按照他们的命令跪下，僧格林沁手下的人突然一下子把他抓住，脸朝下按倒在僧格林沁脚前。罗亨利和锡克兵也都被按倒。英文翻译和僧王之间的谈话进行得不怎么样。僧格林沁斥责巴夏礼，说他是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这场战争所造成的一切罪行的罪魁祸首。他勒令巴夏礼说出联军的部署，下令把三人囚禁起来，他们的双臂被紧紧地反绑在背后。他们受到粗暴的对待，料想着必死无疑，然而却被装上一辆马车拉到北京。
他们被关进一个普通监狱（说是叫惩戒所），和十来个在押犯人、小偷、杀人犯以及其他坏人关在一起。他们每人身上都上了好几道锁链镣铐。巴夏礼和罗亨利在监狱里被单独关着。两人都说，他们那些被关押的可怜的同伴为了让他们少受点罪，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连他们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饭食都拿出一部分给他们俩人。但是，到了第九天，他们身上的链铐被除去，同时被移送到监狱的另一个地方，在那儿对他们进行了正式审讯。
他们的处境突然好转了。9月29日，恒祺探视了罗亨利，并把他带到巴夏礼那儿。两名英国外交官在一个很舒适的小寺院里又见面了，还受到好饭好菜招待。过了多日的俘虏生活，他们终于可以洗个澡。而他们那个可怜的印度兵，三天没得到过一滴水一粒米，以后也只有勉强能维持生命的一点儿东西。
两名外交官的命运始终未卜。10月3日，巴夏礼对特使说，如果清政府不幸未能作出让步的话，那么北京遭殃，王朝垮台就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与特使谈话过程中，罗亨利在给他送来的那些衣物中发现一个手帕，上面用兴都斯坦语绣了几个字。意思是告诉他三天之后联军要对北京实行炮击……于是，他们又想起这位清政府官员对他们说的话：“第一颗炮弹一响，也就意味着你们死期已到。”
过了两天，那位特使来对他们说：军机处决定处死他们，时间就在明天。10月7日星期日清晨，响起阵阵炮声。那是根据格兰特将军的命令在打炮，目的是要表明他的军队就在北京城墙脚下。巴夏礼和罗亨利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那炮声意味着什么。这时恒祺来了，有些魂不守舍的样子。他对他们说，现在他们的处境比任何时候都危险？。他还提到圆明园刚刚被占领，说完就走了。有个仆人向他们证实说，外国军队一下子推进过来，使中国军队措手不及。恭亲王和皇太后差一点儿当了俘虏，联军进去时，皇后刚好从圆明圆的后花园逃走。
这期间，身在满洲里热河的咸丰皇帝时而害怕时而傲慢。他在两派意见之间摇摆不定，一方是他的那些最有远见的近臣，劝告他要谨慎从事；另一方代表主战派，强烈反对，主张拼到底。然而“鹰派”还是压倒了“鸽派”。10月8日，皇帝下旨，立即处死俘虏，巴夏礼和罗亨利首当其冲。恭亲王和恒祺对情势的严重性看得很清楚。他们做了最坏的准备，当然是指对俘虏，不过也包括对他们自己，因为联军恼火了，要进行报复，必然要对他们下手。
10月8日中午，恒祺正和巴夏礼讨论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还是相反！）的问题，进来一个官员附在恒祺耳边嘀咕了好长时间。恒祺转过身来坐下，喝了一杯茶，然后平静地向巴夏礼宣布，下午两点，他和罗亨利将被送回英军军营。这是恭亲王作出的决定，他刚刚下令立即释放俘虏。但恒祺突然变得很不耐烦，催促巴夏礼赶紧准备出发，还对巴夏礼说，万一哪天能再见面，他会考虑告诉他为什么紧张不安，又为什么会突然放他回去。
第十八章 归还人质，（生还的和死去的）（4）
几个月以后，巴夏礼又见到恒祺。恒祺告诉他，当时他的探子报告，送处决决定的御差那一天下午两三点钟会到，而他恰好刚刚说服恭亲王释放被俘人员。恒祺还补充道：“如果再晚一点儿放，即使恭亲王再有影响力也救不了你。因为你们刚走出大门十五分钟，皇上要立即处死你和罗亨利的圣旨就到了。”
这就是罗亨利书中所记述的情况。也就差那么一刻钟，要不也就没有巴夏礼和他本人了。
一位翰林院的学士也谈到恭亲王匆忙释放巴夏礼之事，那样做是为了避免在圣旨到达后再放人，那样会遭杀头之罪。他还透露说，对皇帝的这个决定，懿贵妃肯定是起了作用的，她一直都要求杀掉人质。就此可以联想，皇帝9月份下令严惩蛮夷的那两道圣旨，也起因于叶赫那拉氏。
巴夏礼和罗亨利前往会见僧格林沁将军，其他的随行人员怎么样了呢？他们（安德森中尉、布拉巴宗上尉、诺曼、鲍拜、菲普先生以及十八名锡克士兵）停留在通往张家湾的路上，等待两名外交官回来。他们对巴夏利和罗亨利那边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然而他们越等，包围他们的清兵就越多，简直要把他们困死在里面。一个小时之后，他们都被抓住，被命令交出马匹和武器。
吴士礼中校承认，他不希望处于安德森和布拉巴宗的位置上。他叙述了他们当时的遭遇：
“在我所能想象的一个军官所能面对的各种险恶境况中，我以为布拉巴宗和安德森（随行护卫队的指挥官）所处的情况是最糟糕的。他们无望地等待巴夏礼先生回来，那是多么令人焦急的时刻。与此相比，他们后来所遭受的各种虐待在他们看来大概都算不了什么。实际上，如果护卫队决定突围，大部分人平安地回到部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些锡克士兵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而且个个都骑着好马。然而，正因为人们了解两位军官，所以谁都无法想像他们宁愿冒险去当俘虏，而不去进行一场肉博战”。
第二天，他们被推上几辆马车，运到北京城附近一个要塞的监狱。他们都被反绑着手，有人不时往麻绳上浇些水，以便麻绳变干时把手腕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