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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写一些*？这是一段怪异的历史，洋人在租界营造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国的文化人伦，又点染他们的生命故事。
然而他们这些发财的生意人，其实并没能给上海留下房子之外的文化上的影响，真正影响了上海的，是法租界容纳并欢迎的白俄，那些随着最后一条从苏联逃出的皇家舰队兵舰来到上海的白俄贵族，他们来到法租界以代替法国。在“他”的办公室窗里，我能看到襄阳路上东正教堂蔚蓝的圆顶，那是白俄建立起来的教堂，还有东湖路上的那条红砖的大弄堂，十几栋有俄式宽大窗台的小楼房。
那些来自俄国的旧贵族，当年与法国的贵族联姻，在辽阔的东部欧洲长着白桦林的土地上，说法国话，吃法国菜，穿法国时装，在心里奇怪地装满了对西欧文明的崇敬和向往。然后一场大革命把他们从怀想法国的俄国赶了出来，他们来到上海，过流浪的生活，在心里怀着对法国的向往，和对过去在俄国向往法国、制造法国情调的好日子的双重怀念。他们不学做生意，不为生活艰苦奋斗，不放弃贵族风花雪月的生活方式，在淮海路开真正的西餐馆，在有钱人家里教授训练有素的钢琴和芭蕾，在工部局的交响乐团里演奏出第一流的西洋古典乐，使这支乐团成为世界十大著名乐团。他们在岳阳路上建造普希金铜像，在丽娃河边当陪笑的女招待，对客人诉说一段公主的短暂历史，通过许多感伤堕落但顽固优美的景象，是他们，最后把那种对西方的怀乡病永远地固定在上海租界文化的中心和上海人对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坚持之中，即使是在最禁欲的年代都不能泯灭。
由于上海地铁施工，红砖尖顶楼房前面的花园彻底消失。六十年代时，童年时代的我在路过这里的时候，曾经看到花园里种满了红色的玫瑰，我认识玫瑰花，就是从这个如今消失在地铁站口的花园开始的。
华亭路（4）
从五十年代开始，至六十年代的*之前，这里一度人去楼空，后来由人民政府征用、出租给中国人的华亭路上，出现了一排由洋铁皮搭建起来的旧货店。旧货店里光线昏暗，堆放着许多旧式的家具和西洋的餐具以及什物。高高的柜顶上放着白底蓝花纹的法式餐具和大水罐，是那种老式的放在卧室里的水罐，裂了长长的发黄的一条纹。角落里还有旧钢琴，乘人不在时，小孩偷偷打开琴盖，发黄的白键是用象牙做的，散发着一种往昔沉默不语但经久不散的气味。当时住在华亭路附近的孩子都喜欢去旧货店玩，特别是那些少有玩伴各自为政的小孩，这旧货摊是他们的博物馆和幻想地。我在当时也属于这样的孩子。那里的许多东西，是作为租界的上海向作为新中国一部分的上海的过渡中戛然而止的生活方式，被请进洋铁皮的旧货摊的，包括那些沉重的、有着铸花的长柄刀叉。接踵而来的*，像一根巨大的手指，又将洋铁皮的旧货摊轻轻抹去。
同样在华亭路上流连度过童年的王姓小姐，回忆她有限的童年记忆时，最深刻的也是华亭路旧货摊，她常在旧物中猜想着这里发生的事和用过这些东西又消失了的人们，那种童年经验是特别的。
住在华亭路东北侧不远的王先生，在当时还是一个喜欢拍照片的男孩子，完全不曾料想到二十年后，他会以一个摄影家的身份，去拍摄出版一本介绍租界建筑的著作。在街道上，孩提时代的王先生遇到一位整洁的老先生，攀谈之后，老先生请他到自己家里吃了一餐饭。王先生至今还十分感慨那餐饭。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只有一块红烩肉，猪肉还是牛肉他不能分辨，但在盘子的两侧，老先生很认真地放上一副老式刀叉。贫寒却正式的西式午餐对王先生日后有怎样的影响，使他骑车走遍上海大街小巷，去寻找和探索租界建筑的面貌？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那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执著的情感”。王先生开始拍摄拨开满竹竿衣物和满阳台旧物的租界建筑了。虽然里面包容着五户六户人家，宽大的走廊由于堆满什物以至于行走艰难，但外表它们不能破坏的遥远华丽的欧洲风情，成为王先生心中的风景。
1966年失去了洋铁皮旧货摊的华亭路当真是荒芜了，一入夜四周不见什么人影，禁欲的时代里只有无处可去的情人到这里来偷偷亲热。有着卵石外墙的三层楼房，底楼的窗台紧贴地面，在七十年代时看上去，宛如洞穴的出口。只是我们无法考证这是建筑上的一种风情，还是由于上海地质疏松，老房子逐渐下沉的缘故。在那不寻常的矮窗里面，行人常常能够听到用一把小提琴或者一把大提琴演奏的海顿或者贝多芬的比较简单的乐段。那种乐声迟疑蹒跚地在华亭路的黄昏时分踱步。
住在华亭路东南侧不远的徐先生在他家的大花园里掉了些地砖的坎坷平台上晒太阳。据说他家的那个养着一只小兔子和一条叫米奇的狗的花园如今已是上海留存下来的最大的私家花园了，只是由于徐先生无力修缮花园和楼房，各处都凋败了。
徐先生住在祖上留下来的小楼，走上一级一级的木楼梯，能感觉到那木头已经被岁月吸干了所有的水分。前去采访是一个夜晚，一路走上去，看见走廊用高高的棕红色布幔遮隔，里面传来一些世纪初的音乐声，o的歌声文雅地回荡，昏暗的走廊很像舞台的后台，这些从布幔后面传过来的音乐，徐先生骄傲地说，是他自己精心制作的1900至1920年的西洋音乐，用于他喝咖啡和会朋友的时候，他给这些音乐起名为Stayhere，Yestoday，徐先生今年四十八岁，被老上海称为“昨天”的1949年之前，他才四岁。徐先生辞职在家多年，除了做一些油画生意之外，靠祖上遗产过活，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很好，他最大的愿望是有钱将自己的花园和所住的墙壁陈旧的小楼修缮一新。
华亭路（5）
录音机里播放出一支古典的圆舞曲，随着主旋律响起，徐先生伸出细长单薄的手指陶醉地向前一滑，说：“从这里开始，第一步滑出去，长裙子一张，那是何等滋味。”他穿着质地和人工都不算精良的衣服，他身后的布幔不知为什么要遮起来，隔着昏暗中似乎堆放着一些旧物的没开灯的走廊，他仿佛是一个在后台候场的演员，台前热热闹闹地演出着租界时代的故事，而他却被时代阻隔，永远候不到上场的机会了。
伴随着这些房子、这个园子的渐次老旧，他已经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他不能够容忍卖掉或者租掉无法整修的大园子和无法住人的旧房子，同时又无法鞭策自己进入社会胼手胝足赚钱发财，他住在旧屋子里，幻想着有一天去看一看做德国买办的祖上遗留下来的无限亲近和崇敬的德国。他的状况使人想起早先的白俄贵族在上海的状况。
在华亭路北侧不远的地方，住着1959年出生的瞿小姐。瞿小姐的家非常拥挤地住在一栋旧洋房的楼上房间里，她们姐妹在晚上一个睡沙发，另一个搭小钢丝床，因为如果屋里再出现父母之外的一张床的话，就再也没有地方作为小小的会客区了。在她家苦心保护的会客区由一只长沙发和一张写字桌以及一把老式的皮转椅组成。在写字桌最显著的位置上面放着一个白陶做的盐瓶。在欧洲最小的杂货店里都能够看到这种上面用蓝陶烧出“Salt”字样的盐瓶，瞿小姐用它当笔插，在春天的时候也设法去找一些花束插在里面。在德国的超级市场货架的最底端卖一模一样的一个盐瓶，马克一个。事隔多年，我才感到七十年代的瞿小姐和她的全家，是如此彻骨而盲目地渴望西方的上海人。瞿小姐日常读的书是英文课本，虽然进展缓慢，也没有真正去苦读它，但十多年的学习生活中，她从来不曾丢掉过英文，并对任何有英文字母的物品都有着崇敬和渴望。1980年，瞿小姐前往美国读书，一个上海女孩终于去到了她梦想的地方，也许对于她的远行，我们用“回到”这个词更为合适。
在*结束之后，华亭路一度非常著名，由于它从贩卖由香港和广州打包而来的境外旧服装的地摊慢慢发展成为领导上海年轻人流行时尚的私人市场。马路两旁的小货摊上挂满了各种模式的旧服装和私人裁缝模仿制作的衣服、饰品以及打火机和香烟，无风的时候市场深处弥漫着洋烟不同于中国香烟的气味。在华亭路上长大的王姓小姐回忆起第一次在华亭路市场闻着那种与众不同的气味，至今还耸起肩膀来表示自己的惊喜之情。像巴甫洛夫学说一样，嗅觉引起后天训练出来的欲望，这种气味使上海人心里不能控制地流淌出兴奋与沉醉。相隔紧闭国门的十年，华亭路从收西洋人家居旧货的无名马路变化成卖境外物品的著名马路。
在中国海关禁止进口境外旧服装之后，华亭路服装便打出“出口转内销”的牌子。海湾战争的那个冬季，仰慕时尚的杜小姐曾在华亭路买过冬大衣，她在一件大衣前停住脚，并不是看中了，而是看到制作如此粗劣的大衣赫然挂着“出口美国最新样品”的招牌。摊主过来招呼，口齿伶俐的杜小姐抢白他：“如果是出口到美国有人穿的话，怕是穿好了运到伊拉克去打仗的。”然后她非常轻蔑地对惊羞欲笑的摊主说：“你骗骗乡下人吧，你当美国人垃圾到了要穿你这种衣服。”
吵闹的华亭路市场和每年翻新的服装真正遮盖住了行人的视线，使人们忽视那些老房子和旧花园的存在。年轻人在有重大节日或者出国之前常到这里来买衣服，甚至外国人也设法来找一些适合自己口味又比外国人商店里便宜的衣服。流行的款式最迟几个月之后就会从欧美以一种仿造的形式出现在华亭路口，比如1992年的热裤。
只有在夜晚时，华亭路才在昏暗的路灯下恢复它的沉默与被打碎的安适。在春天时分，虽然是窄窄的路面，也会在路灯下腾升起淡淡的蓝色夜雾。
财星酒楼是一栋底层由厚重的石头砌起的欧式建筑，灰色的外墙在铸铁的黑色栅栏门后看上去精致结实老派却又簇新，令经常路过华亭路的人感到惊奇，从翻新复旧的结核病院的旧建筑过来，使人一时不知道这栋大屋，是翻新的，还是新建的。它没有老房子翻新的骨子里的沉静与宽大厚重，又没有新建筑的轻削现代。盘问下来，这是一栋在原先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的汽车库基础上建造起来的新楼。
沈姓主管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与建筑公司合作愉快，是因为两家公司都希望造出一栋真正与华亭路社区相宜的新屋。因此，这家酒楼非常具有欺骗性地满足了上海人怀旧的心理，它精致、欧化、老派。特别是门口的一排铸铁黑栅栏。五十年代时，结核病院的黑栅栏曾被大炼钢铁拔除，九十年代，施工单位费尽心血加工了这样的铸铁栅栏墙，并引得由于修建地铁一路停业翻修的淮海路商业街的店主前来参观学习，华亭路沿淮海路向西五百米左右，用大石和黑沙砌起来并有一尊黑色*女子雕像的地方，就是最早学习了去的一家商业中心，先于酒楼开业。
在许多欧美日本的服饰名品店在华亭路周遭开业时，华亭路的服饰市场日益萎缩，如今一半华亭路已经拆除了服装市场。那些失修但仍旧美丽的小楼和花园又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也许等所有的老屋都翻新之后，华亭路又会呈现出类似1949年之前的情形，住在华亭路上三十七年、在1949年之前也经常来往于华亭路的施姓老人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麦阳路（华亭路1949年之前的路名）从前多么漂亮多么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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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佑路旧货街（1）
上海老城厢的福佑路，不知为了什么，慢慢发展成了一条旧货街，窄而旧的马路上，有着燃烧什么的气味，让人想起炊烟和大铁锅的气味。听一个到这里来淘中国旧货的欧洲人说，这种气味，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特殊气味。
星期天的一大早，天麻麻亮的时候，旧货街就开始做买卖了。卖货的人站在上街沿上，两腿之间夹着一个旧包，一只手拿着手电，一只手托着玩意儿，在灰灰的天色里，叽叽喳喳地讲着价钱，鬼鬼祟祟的。这个旧货市场，开始时不被政府允许，地方警察曾经去没收过东西，可人们还是在每个星期天来到这里，有的为了钱，有的为了自己心爱的东西，有的为了发现一个真正的古董而发财，有的为了好玩，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来。
遇到初冬大雾的清晨，一路上看过去，人们托着朱红色的江南老式细藤篮子无声低语的情形，影影绰绰，为那些老东西平添许多神秘和风险。街区破败而拥挤，小小的木头楼梯在暗中像直线一样升上去，像是话剧戏台上的一道布景，不是人可以真正靠它生活的。而在它们的前面，两个男人，想来应该是买主和卖主，把头亲密地紧紧挨在一起，各自向一边侧去的脸上，有紧张与戒备的表情，他们在听一只一百多年以前的老式瑞士怀表，是那时候到上海来淘金的外国人遗落在这里的，过了翻云覆雨的许多年代，那表竟然还响亮地、古典地、夸哒夸哒地向前走。
再走进去，发现有人在把玩从前老太太用的牙剔子，以及发黄的象牙挖耳朵勺，它们小而精巧地被串在一起，尖尖的头上，微微地黄着。让人猜想，大约从前的人，用完了没好好地洗干净。
另外一个人，手里托着一个磅蟋蟀用的小秤，装蟋蟀的，是个象牙做的小笼子，极细的一根象牙，温文地一弯，那是小笼子的顶门杠。小笼子有好多小洞，拿到手里仔细看，才发现上面雕的竟是无数个万福。可见从前的人斗小虫子，也有平等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象牙的小玩意和老而弥坚的瑞士表，放在木房子老楼梯的后面，让人觉得这里面的沧海桑田。这样的对比，使所有来这里的人会有一种异样的心情，好像自己走进了什么秘密，那是走进一个灯光通明的古董店所没有的。
那时候，做生意的人们并不招呼你，只是拿眼睛审度地看着你，他们的眼睛里有着鸟一样警觉而尖利的神情，他们是在看你值不值得他们把东西拿出来。就因为这样，本来不想买什么的人，也会觉得要是不挤上去买点什么，真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在街上和人还价钱，为了一块小小的青而温润的玉，玉雕成一个小葫芦。葫芦上面弯弯曲曲地盘着一条蛇，青蛇小小的口里还吐出一条信子来。因为这是一个地下的市场，没有规则可以依靠，所以大着胆子说话，还假装在行。价钱从四百还到两百，两百还到一百，我忍不住捏了那块玉，问：“你这到底是什么？”价钱像大水一样，说涨就涨，把阴沟通了，说落就落掉了，可见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放了玉走，回过头去再看，那个卖主的裤带上，一二三四五，吊钥匙似的吊着不同的玉，拨浪鼓似的在他的腰间晃来晃去。
他对我摇了摇手指，我也看不明白是威胁，愤怒，还是赞叹。
有一个男孩子来碰我的肩膀，说：“小姐，要好货跟我走。”他说着一边向四下里看，电影里的坏人，就是这样的。 。。
福佑路旧货街（2）
先骗了他，说有大队的朋友在市场里等着，然后跟着他，走进一条特别小的弄堂，又拐进一扇黑乎乎的木楼的后门，扑鼻而来的，是陈宿的气味，然后，踩在真正摇摇欲坠的地板上了。他摸出来一个小小的碗，一个我小时候吃饭用的那种青花碗。
他说：
“少了一千，我是不卖的。我是湖南古墓里盗墓盗来的。你知道吗，要是政府查出来，是要杀头的。”
我说：
“就怕你拿了碗去自首，警察都不愿意关你到中午，还多给你吃一顿饭。”我们为各自的一肚子气，气得笑出来。
不一会儿，又有人来碰我，回头去看，是一个脸瘦而且黄渣渣的男人。他瘦而黄的手上，托了一个发黑的银茶托。他说：
“这是正宗的俄国茶托子，全是银丝编起来的。”那时候天光大亮，阳光从旧旧的房子间隙里射出来，照亮了细得像头发丝一样的银丝，“你知道的呀，罗宋革命的时候，有钱人都逃到这边来，介远的路，把这样的茶托子带过来，多少珍贵。那时候先父在上海做寓公，我家就住了白俄，还是从彼得堡来的有钱人，还是他们留下来的东西，他们说的可是最正宗的俄语，彼得堡口音的。”
我说：“真的啊？”
他说：“真的。那家的女人，穷得什么都没有了，还要用茶托子换钱，买酒喝。到酒吧里去陪舞，连短裤都不穿。”
我说：“说得那么吓人。”
他说：“你们这种年轻人，知道什么，一共只有一本《旧上海的故事》看看。你买了它，将来还要感谢我的。”
我说：“多少钱？”
他说：“我不说，你说好了。”
我翻起眼睛来看着他，也不说话。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多少钱，从心里面，我不觉得外国旧货也可以算得上古董，这种东西，说不定到俄国去一看，遍地都是，像我姑姑厨房里腌菜头的瓷缸子，上面也画了中国山水古亭子，外国人看着稀奇，在中国根本不算什么。
他说：“你说好了，我也是来玩玩的，不一定要卖，这种东西不比中国古董，这里没有了，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找，这种东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像白求恩一样，永远不会再有了。”
“你要多少钱？”我问。
他伸出细细的三根手指。
三千，这天杀的奸商。
他说：“三百。我看你斯文相，也应该是个读书人，才给你看的。”
这样逛到中午，市场渐渐稀了下去。慢慢的，许多人知道这地方好玩，到那里走一次，倒常常遇见好久不见的熟人，多是文化人，在那里逛。后来，市场延续到下午了。再后来，政府聪明起来，索性把那几条老街辟为市场，让小贩自己圈地为摊，市场收费管理。一旦合理了，小房子造起来了，戴了红袖章的管理人员像警察一样，在街上昂昂地踱着，中午时候穿了白衣服的女孩子，托着一个大木盘子，里面是摊主早先订好的面和酒菜，大声吆喝着从人群里挤来挤去，油香飘得人一头一脸，像赶集一样。
东西也不是单件的了，把一个红木雕花的书匣子和一个二十年代的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