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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改革的代价和副作用是沉重的：作为小泉改革的“负面遗产”，贫富差问题，已然成为世人诟病的焦点，某种程度上，也在抵消着小泉改革的“正面遗产”。日本从“一亿中流”的平富天堂，到所谓“下流社会”（日本评论家三浦展的同名著作）的出现；从提倡“终身雇佣”，到“NEET族”（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激增……日本正在从“最成功的共产主义国家”（美《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沃尔特·穆斯伯格语）迅速演变为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连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最近都对其急剧拉大的基尼系数发出了预警。
尽管小泉嘴上说“从来不认为贫富差是问题”，但无论是安倍内阁，还是最大在野党*党，都已经将其作为最优先课题加以检讨，足见其对日本社会震荡之深远。
外交：小泉政权的“污点”
毋庸置疑，小泉外交问题多多，这也是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指责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向来主张就事论事，不因人废言、废行。
首先，对日本国民来说，小泉政权的对美外交，功莫大焉。作为日本战后最亲美的政府，小泉自始至终把日美关系定位为重中之重，支柱中的支柱。但就其发展日美关系的出发点而言，似乎与半个世纪前参与日美安保条约制定的前辈政治家有所不同。宥于历史原因，吉田茂时代的日本政治掌舵者，在此问题上的发言权、影响力极其有限，他们脑子里只有“主权换安保”的朴素的战略主张。但小泉不同，作为泡沫经济后转型期日本的领导者，他有很强的要在21世纪让日本实现成为“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的使命感及面向此国家战略时的焦虑。为此，小泉所能想到的最大资源就是日美同盟。
出于如此的战略和内心需要，小泉倾国力推进日美关系——有时甚至不惜借个人感情来促成、维系两国关系的“蜜月”——终于在谢幕前夕，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所谓日美“全球同盟”的“最高境界”。日本则在这棵大树的荫护下，不仅把陆海空自卫队派到了海外的沙场，进而还将从法律上彻底摆脱战后的桎梏，成为可以坦然独步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普通国家”。毕竟，解铃还须系铃人——被美国强加的宪法，要动也绕不开与华盛顿的沟通、“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美同盟的强化，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其次，2002年底亲赴平壤，本想打开朝日邦交正常化大门的小泉，在绑架日人问题上遭遇了国内舆论的民意瓶颈，对朝外交一筹莫展。加上朝核危机日益深刻，两国关系已从胶着走向冻结。但尽管如此，小泉直到最后都未曾放弃对话的努力，最终发动对朝经济制裁，实现从“对话”向“压力”的政策转变的，事实上是对朝强硬派安倍。
至于其在对中、韩外交上的“污点”，最好还是交给历史和日本人民去审判吧。好在，大和民族似乎很少用完人标准来苛求政治家：因洛克希德事件①而失足的田中角荣是不折不扣的“经济犯罪”分子，但依然不妨碍其成为战后最伟大的宰相之一。
历史证明，日本国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在战后重要历史关头推出的政治掌舵者绝少浪漫情怀，都是不折不扣、极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小泉，这个被称为“怪人”的独身男人，甚至好像并不贪恋权力，在功成名就、支持率居高不下之时全身而退，留下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背影。回顾日本战后史，似乎还没有如此“退阵”的首相——在淡出权力视野的时候，却似乎为再起东山做好了一切准备。②
与鹰共舞（1）
——安倍其人及其新保守主义政治
2006年9月20日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安倍晋三在702张有效选票中，获得464票，成为日本第一位战后出生的自民党总裁，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日本第90代首相，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红包”（选举翌日即为其五十二岁生日）。
安倍是山口县向日本社会贡献的第八位首相。山口县，位于本州岛最南端，紧邻九州岛，为近代倒幕运动的策源地，志士仁人、高官显宦辈出之所。战前，从首代首相伊藤博文算起，先后有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一和田中义一五任首相“出世”；战后，则出了岸信介和佐藤荣作两位首相。两位中，前者是安倍的外祖父，后者是他的外叔祖父。日本本来就有贵族政治的因袭，加上战后美国权宜性地对日*化改造政策的“首鼠两端”，在政坛，三代同为国会议员的“蓝血”者所在多有：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即是其一。但祖辈为相，孙辈依然为相者，战后只有安倍和前首相细川护熙（其祖父为战时首相、后自杀的近卫文麿）。令安倍痛惜不已的是，1991年，曾任中曾根内阁外相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患癌症去世，与首相宝座擦肩而过（其将接替竹下任下届首相本来已是自民党内部“调整”的结果）。否则，安倍家族兴许会成为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三代为相的望族。
从以乃父的秘书官身份跻身政坛，到成为首相，安倍只用了十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彻底颠覆了“永田町的常识”。对日本社会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其在政坛的迅速崛起，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如果当初他没有做出从政的选择，依然在钢铁公司从事轧钢板出口营业的话，以日本大企业的“年功序列”传统，一个五十出头的上班族，能否进入公司董事会都很难说。
政治“跳班生”的“保守主义”原点
作为口含金匙出生的政治世家子弟，比起同龄人，安倍心中很早便有一种对于“国”与“国家”意识的朦胧觉醒。对于“保守”、“保守主义”等那个时代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理念、价值，更有种说不出的“亲近感”。这一方面是因为生于一个祖辈、父辈都是政治家的家庭，同时，似乎也有对少儿时代“苦难记忆”及其反动的影子。安倍的童年，正是以反“安保”运动为代表的左翼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东大“安田讲堂”、“全共斗”、“日本赤军”……一时间，连中国人民似乎都相信日本人民很快就会取得反美的胜利，日本列岛将全面“赤旗化”。
1960年6月18日，日美安保条约自然生效的前一天，33万人的示威*队伍把国会和首相官邸包了个针插不入、水泼不进。一家人被困在官邸，不时有石块和点燃了的报纸卷投进院子，“安——保——，反——对——”的声浪一波接一波，由远而近。外祖父和他的胞弟、在同一任内阁中担任大藏大臣、后来也成为首相的佐藤荣作一边喝葡萄酒，一边说着话：“我绝对没有错，我宁愿被杀掉。”“我清楚地记得外祖父孤独的身影。”成为政治家之后的安倍，常把自身政治理念形成的“原点”归缔于外祖父岸信介。那些同龄人诟病其外祖父是“反动、保守势力的代表”、“政界的黑幕”、“甲级战犯”的谩骂，不仅没有使安倍远离、叛逆“保守”的价值理念，反而让他感到踏实。其在出版于大选前夕、不出两个月即发行近四十万册的畅销书《致美丽国家》中，如此诠释自己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不是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Liberal），是‘保守主义’，进而言之，‘开放的保守主义’才是我的立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与鹰共舞（2）
安倍学业平平，只上了东京一间普通的私立大学（成蹊大学法学院）。大学毕业后，去美国游学两年。然后在日本神户制钢公司做了一名职员，负责向东南亚市场出口用来做轿车的冷轧钢板。如果说安倍在读书上谈不上优秀的话，进入社会，尤其是跻身人才济济的政界之后，却称得上是一名“跳班生”。其所谓“斗争型政治家”的一面，在做上班族会社员时，就体现了出来。“在钢铁的世界，新日铁是巨人，把新日铁的订单夺过来，是我的生存意义。”
1982年，父亲安倍晋太郎就任中曾根内阁的外务大臣，要安倍晋三辞去公司工作，当自己的秘书。晋太郎自己年轻时，也曾为时任外务大臣的岳父岸信介做过秘书。子承父业，是日本政界的传统。于是，安倍以二十八岁弱冠厕身人才济济的政界，凡十四年。
力倡“战后总决算”上台的中曾根内阁，在日本现代史上是很有作为的一届政府。正是在其任内，日本作为当仁不让的经济大国，开始了对所谓“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的“政治大国”梦的正面追求。作为外相，安倍晋太郎劳苦功高：在任三年零八个月，出访三十九次，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被誉为“创造性外交”。大部分出访活动，安倍晋三随行，不仅增长识见，广交朋友，而且在诸如“两伊战争”等非常时期，亲自见证并参与了日本艰难的外交穿梭。这对于初出茅庐的安倍来说，真可谓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对于他上台后，那些关于其没有内政、外交的阁僚经验，难以胜任内阁首相重任的指责的有力反诘：毕竟，见识过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等“大物”政治家和冷战后期“大政治”玩法的人是我，而不是你们。
所以，当安倍终于在朝鲜问题上独当一面时，其性格中强悍而“老练”的一面便显露了出来。
人气飙升的秘密：“斗争型政治家”
众所周知，安倍是“小泉塾”的优等生，后者也将下野前的最后一票投给了安倍。小泉自己靠“把自民党砸他个稀巴烂”式的极具煽情的“反党秀”上台，利用的其实是旷日持久的泡沫经济在国民心中造成对政治本身，尤其是自民党派阀政治的一种普遍厌恶情绪。作为被称为“剧场型”的政治家，他特别善于制造“对决型”政治话语装置（如“改革还是不改革”），来争取民意。现代*社会里那些对政治并不真正感兴趣，对政治家的政策论战也不明就里的普通民众，虽然搞不清什么才是好的政策，但面对诸如“谁不改革谁下台”这种简单二元对立选择的时候，会出于本能为所谓“改革派”投票。
在这点上，安倍深得真传，他为自己设计的政治话语装置叫做“斗争型政治家”：“所谓‘斗争型政治家’，开宗明义，只要是为了国家、国民的利益，就不怕挨批敢于付诸行动的政治家；而‘非斗争型政治家’，则是动辄表态同调——‘你说得对’，但却从不愿站到对立面上打靶子的政治家。”骨子里依然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话语逻辑。
他举例说，1939年，面对力倡对德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强硬发言，代表在野党起来答辩的Arthur Greenwood议员起初似有某种畏难情绪，表现出犹疑、退缩。这时，从执政保守党议席方向传来一个声音，“Arthur，Speak for England（为了英国，说出来）！”受此鼓舞，Greenwood议员发表了动议英政府对德宣战的著名演说。安倍要说的是，他自己从首次当选国会议员以来，始终不渝地作为“斗争型政治家”为日本“国益”而战，“Speak for Japan”。为此，甚至不得不置身于“媒体的中伤风潮之中”。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与鹰共舞（3）
没人否认，安倍的坐大，是拜朝鲜绑架问题所赐。作为有明确国家意识的政治家，安倍早在任秘书官时期就曾接手处理过日人被绑架事件。1988年，在父亲的事务所里，安倍接待了一对名叫有本的中年夫妇来访。来访者告知，其于五年前（1983年）在伦敦神秘失踪的女儿（有本惠子）有可能生活在平壤。消息来自与有本生活在一起的另一名日本被绑架者：其委托一位在平壤遇见的波兰人发出的信寄到了受害者在北海道的家里，信的复印件又被寄到了有本家。由此，安倍头一次听说真有所谓绑架事件，并隐隐约约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共产主义国家”朝鲜“国家犯罪”的“冰山一角”。
父亲故后，安倍于1993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发誓要以政治家的立场和身份，致力于绑架问题的政治解决。那时，自民党内，关注此问题的政治家寥寥无几，连安倍自己也常有“孤掌难鸣”的无力感。1997年，随着“被北朝鲜绑架受害者家属联络会”的成立，安倍联合一批对朝鲜持强硬政策立场的少壮议员旋即成立了“被北朝鲜绑架日本人救援议员联盟”，旗帜鲜明地为绑架受害者“维权”，吸引了全社会的瞩目。至此，绑架问题浮出水面，日本以国家的名义开始了对朝鲜漫长而艰苦的交涉。可以说，安倍是日本国内把绑架问题做成“政治正确”的第一人。客观上，绑架问题也成了政治家安倍其人有力的政治资源。
2002年10月，作为小泉对平壤闪电访问达成的直接成果之一，莲池薰等五名被绑架者乘全日空专机从平壤回到了阔别二十四年的祖国。按照两国政府间协议，五名日本人只是“短期探亲”（家属还留在平壤），两周后要“完璧归朝”。但安倍代表政府在与受害者本人及其亲属沟通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举世震惊的大胆决定：让五名受害者留在日本，不予返朝。出于对五名尚滞留平壤的家属成为朝方人质的担心，决定了“国家意志不予遣返”的应对方针，一切责任由国家承担，并在约定遣返日期的前五天照会了朝方，同时要求朝鲜负责任地尽快安排五位受害者的在朝家属“回到日本”。
安倍再一次表现出其作为政治家的惊人铁腕和*本色，对于国内反对势力和媒体的批判不予理睬，给国际社会以“对朝外交的主动权掌握在日本手里”的深刻印象。终于，2004年5月，朝鲜送回了五名受害者的家属。两个月后，同为绑架受害者的日本女性曾我瞳的前美军叛逃者丈夫詹金斯和两个女儿也从平壤回到东京。一时间，主导日本政府对朝交涉的安倍，成了日本人人追捧的维权英雄。
2006年7月5日，正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节骨眼上，朝鲜往日本海方向一连发射了七颗包括“大浦洞2号”在内的远、中程导弹。一名因被蒙在鼓里而恼火的中国外交官在给韩国外交通商部方面打电话通报情况时，禁不住搓火道：“金正日给安倍晋三送了一份大礼！”果不其然，以内阁官房长官身份主持解决朝鲜导弹危机的安倍，再次以强硬对强硬，与美国牵头动议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决议案的出台，最后斡旋“态度暧昧”的中、韩两国都在决议案上签了字。
在此之前，自民党总裁选举所谓“麻垣康三”的格局，迅速崩溃，唯一有可能制衡安倍的福田康夫“退阵”，形成安倍“独走”的态势。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安倍人气飙升的秘密，在于所谓“斗争型政治家”；而斗争的矛头，则主要是朝鲜。换句话说，安倍的坐大，很大程度上，是拜平壤所赐。
“美丽国家”：暧昧的国家主义路线图
7月26日，安倍拿出了酝酿已久的组阁方案。尽管形式上依然沿袭了所谓“小泉流”的做法，即原则不接受派阀推荐，（总裁）首相一人拍板。但方案一出台，几乎令所有的日本媒体、政界人士大跌眼镜：这基本上是一个按“论功行赏”原则来考量的，类似“排排坐、吃果果”的哥们义气型内阁。不仅内阁，党内“三驾马车”（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
紧接着，7月29日发表的新首相施政演说，更令人“刮目相看”。这篇长达8500字的演说，整体风格更像一篇抒情散文，基本上是对其“美丽国家”论的政策性诠释。对此，日《每日新闻》发表社论，称首相演说是“缓缓脱小泉，慢慢向右转”的杰作。来自在野党方面的评价是，抽象、飘忽、保守色彩欲盖弥彰。一位资深议员直言不讳地指出：“小泉的（施政演说）好也好，歹也好，多少还算有些哲学，而新首相的演说则很无趣。所以，无论是来自执政党的掌声，还是在野党的飞刀，都不多。”有关宪法修定和强化“集体自卫权”行使问题的个案研究等内容，则触动了主流社会的敏感神经。其在经济改革与财政重建问题上的过于泛泛和在宪政、国际问题上某种按捺不住的激进、焦虑，令人隐约感到，安倍新政也许是一个重安保、外交甚于经济、财政的“外向型”政权？
总之，你方唱罢我登场，“小泉剧场”刚刚谢幕，日本社会又迎来了一个靠接近70％的人气支撑的“明星”政权。但政治毕竟不同于演戏，仅凭开幕亮相的“形象分”，尚不足以支撑起一个为国民认可的长期政权。尽管“美丽国家”论听上去很美，但如果其实质只是一张暧昧的国家主义路线图的话，其推进和实施未必不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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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喜一：“1955年体制”的终结者，还是牺牲者？
2007年6月28日，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Miyazawa Kiichi）在东京涩谷区的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宫泽喜一1919年10月出生于东京都。在现代日本政治的血缘路线图中，虽不算口含金匙一族，但从政治DNA上说，仍然有相当的因袭。其父宫泽裕曾做过政友会重要的政治家望月圭介的秘书，母亲则是曾出任国势院总裁和司法、铁道大臣的小川平吉的次女。宫泽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旧制武藏高校毕业后直接进入东京帝*学部，受的是完整的精英教育。还是东大学生的时候（1939年），就作为学生代表赴美出席日美学生会议。
1942年，东大毕业的宫泽，顺理成章地进入大藏省，在战时曾当过地方税务署长。日本战败时，负责战争保险方面的工作。战后，因其家族与池田勇人的关系，加上宫泽自身完美的精英背景，尤其是卓越的英语能力，在大藏省很快崭露头角，1949年，成为池田勇人藏相的秘书官。直到后者过世，宫泽一直侍奉左右，亲自见证了战后初期日本政治重建的全过程。从大藏省官僚时代就作为英语翻译和涉外担当与GHQ（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等美军机构频繁接触，成为参院议员后又多次随池田访美，在从旧金山对日媾和（1951年）到日本再军备会谈（1953年），一直到池田…肯尼迪会谈（1961年）等一系列决定战后日本发展方向的重大关头，与前辈政治家一起，折冲尊俎，被称为“战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