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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战后日本发展方向的重大关头，与前辈政治家一起，折冲尊俎，被称为“战后政治的活字典”。
1953年，受恩师池田的劝诱，退出大藏省，参加参院选举，一举成功当选。从那以后，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共两次当选参院议员，十二次当选众院议员。在做成自己的政权之前，历任外相、官房长官、藏相及自民党总务会长等职，始终活跃在日本政治的中枢地带。
宫泽的政治理念，简单概括的话，便是轻军备、护宪，主张通过积极的财政来谋求经济增长，在公然打出自主制宪纲领的自民党内，属于所谓“保守本流”的鸽派。
1991年11月，在党内竹下派的支持下，七十二岁的宫泽喜一就任首相。但似乎时运欠佳，由于接连发生了“共和事件”（自民党议员阿部文男接受共和公司贿赂，被媒体曝光的事件）等丑闻，尤其是经济泡沫崩溃后的景气低迷，加上对国民承诺的政治改革没能如期推进，1993年6月，在野党提出的内阁不信任决议案在自民党内造反势力的策动下被通过。宫泽虽然在最后关头采取了解散众院的极端措施，但没能取得过半席位而引咎辞职。细川护熙率领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诞生，“1955年体制”落下了帷幕——宫泽喜一成了该体制下最后一任首相。
尽管在后来的小渊和森政权中，又作为藏相、财务相再度登场，且一度被媒体誉称为“平成的高桥是清①”，但面对经济泡沫崩溃后，恶性膨胀至天文数字的不良债券，包括宫泽在内的政治家，却没能做出有效的政策应对，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十年”的噩梦，也造成了小泉纯一郎政权之前，日本政坛像走马灯似的更替政权的政治奇观。
吊诡的是，宫泽尽管是自民党内护宪鸽派的代表性存在，却在其首相任内做出了一个创举，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日本和东亚的政治路线图：受海湾战争的刺激，出台了海外派兵法（联合国维和法，即PKO法案），战后首次把自卫队派到了柬埔寨，从而确立了后冷战时代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方向。此后，直到现在安倍晋三政权所大力谋求的有关制宪、扩军等课题，无不以此为出发点。
宫泽喜一是公认的日本政治家中英语能力最杰出者。这个在当学生时“吃过整部辞典”的前大藏省官僚，凭借其一口流畅、有教养的英语，与基辛格、施密特、李光耀等世界一流政治家多有交游，在一般被认为不擅长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日本政坛，绝对是一个异类。有两则轶话可为诠释这点提供旁证：
其一是宫泽还是东大学生时，作为全国学生代表赴美参加日美学生会议。大约彼时的宫泽“小荷才露尖尖角”，尚未出道，火候也欠成熟：在与美国大学生交流时，无意中说了个词，美国学生听不懂，反说宫泽发音有问题，英文中没这个词。宫泽红着脸，搬出《韦氏大辞典》，翻了翻，指给美国学生看——这回轮到美国学生红了脸。
其二是宫泽任首相时，美国总统老布什访日。晚宴上，老布什龙体欠安，突然呕吐，弄脏了宫泽的膝盖——这事大了。翌日早晨，国内外各路媒体杀到首相官邸，记者招待会上提问之多可想而知。三十来分钟的记者会见，宫泽用英文直接回答所有问题，从目前总统的健康状态，到访日前得流感的背景，直到晚餐会上的情况及食物的内容、品种等，不紧不慢地解释，具体、专业，彬彬有礼而不卑不亢。那份从容，简直像白宫的新闻发言人一样。那些本来想把这件闻所未闻的“丑态”当做噱头做种种揣测的美国媒体，看到日本首相如此坦然地应对，反倒没话说了，炒作就此打住。
小泽一郎：从王者到造王者的退阵
据日本媒体报道，2009年5月11日，小泽一郎终于辞去了*党代表的职务。这是基于西松建设问题献金案恶性发酵两个月之后，小泽审时度势的判断，为自己，也为*党。对此，小泽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实现政权更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但强调自己并非“引咎辞职”，而是以退为进，反守为攻。
从“大秘”大久保隆规被东京地方检察院逮捕以来，小泽及*党方面始终强调事件所谓“国策调查”的阴谋论背景，矢口否认所有指控，并做出将在法庭上与检方一决雌雄的对决姿态。在这种强硬的姿态下，辞职是认罪服输的表现，自然不在小泽的考量范围之内。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小泽的顽强抵抗，没能改变舆论的风向，越到后来，理解越寡，反对日众；各种民调，呼吁其“退阵”者已高过七成。曾几何时，以对参院的主导为武器，在国会上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的*党，从强攻转为守势，乃至最近一些议题的审议、通过，全无紧张感与悬念，几乎被自民党牵着走（如2009年度补充预算案等）。而麻生和自民党暗中渔利，额手称庆，被国民奚落为“超低空飞行”的麻生政权的支持率居然从最低点的7％开始缓慢爬升，目前已回复到32％的“安全水域”。如一任舆论的逆风劲吹不止的话，*党念兹在兹的政权更替的鸿鹄之志，无疑终将化为一场春梦。于是，党内出现反对的声浪，前党代表前原诚司等少壮派议员公开表示，“小泽不下课，政权难更替”；连七十七岁高龄的*党最高顾问、从自民党时代起便与小泽共进退的前大藏相藤井裕久也通过干事长鸠山由纪夫说服小泽下野，其目的是对后者的爱护：“当我们*党从国民手中接过政权的时候，在对霞关（日政府所在地，泛指政府的行政体制）的改革问题上，小泽之力不可替代。只有辞去代表才能保存余力。”在这种情况下，小泽痛定思痛，于5月黄金周期间终于做出了“退阵”以救党的了断。用他自己的话说，此举是“为了使举党一致的体制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过去两个月来，因西松献金案的冲击及作为党魁的小泽本人的焦头烂额，*党的党政事实上处于停滞状态，为应对今秋之前必将到来的众院大选，包括制订选举公约在内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工作被搁置至今；而原定于7月13日举行的、广受国民关注的与麻生的党魁国会辩论，也因*党的人事变动而流产，这无疑会对*党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党能否在小泽下野后，迅速搬回已多有涣散的凝聚力，重新集结、出发，在随时可能开始的选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此后的应对至关重要，容不得半点疏忽——任何失误都将是致命的，因为已然没有政策试错的时间。
接下来，新的党代表将从冈田克也副代表、鸠山由纪夫干事长、菅直人代理党代表及前党代表前原诚司等被认为有力人选中产生，并以之为核心，构筑旨在赢得大选的“举党体制”。但由于长期以来，*党对小泽个*威的过度依存，无论谁接棒，都不可能形成像小泽那样的凝聚力，这也是*党最令人担忧之处。也正因此，小泽在位时，其压倒一切的个人魅力和权威，也相当程度上妨碍了党内对其领导责任的追究。就西松献金案而言，对于国民和舆论的批判，原本就未做出充分的说明与反省的党，徒置换一张作为“选举看板”的党代表面孔，何以回应国民对政治“自净能力”的质疑，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课题。
*党自身，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大杂院”（日媒对*党的不无奚落意味的称谓），除了小泽自己来自自民党外，还有旧社会党系、旧民社党系等势力，出身各异，山头林立，非有强力权威者，实难凝聚党内团结，遑论一致对外，这恐怕也是两月前，西松献金丑闻刚被曝光时，小泽欲退而不能的主要原因。放眼党内，青黄不接，要想找一名像小泽那样的“卡里斯玛”型“带头大哥”殊为不易。这不仅是政权更替的障碍，即使能勉强实现更替，当政后的执政也着实堪忧。
小泽其人在过去二十年来，始终盘踞在政坛的重要位置，其过人的政治手腕翻云覆雨，无论反党、退党，还是建立*，总能处于权力中心，资源不断增殖，牢牢吸引着国民和大众传媒的视线，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枭雄。此番辞职，究竟是“小泽时代”的决定性拐点，还是其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换气期”，尚不到做最后断言的时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小泽即使表面“退阵”，也不会离开权力核心。面向即将拉开的选战，从选举政策的制订，到重大人事的调整，他依然*党的幕后推手。
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一个政治枭雄来说，没有什么巨创深痛比数度与首相宝座擦肩而过来得更加刻骨铭心了。因此，对小泽而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政权更替，才是正经。但此番请辞党代表，意味着首相候选人人选的调整，这很可能同时意味着小泽与首相宝座永远的“撒哟娜啦”。纵然以其人之尊，他尽可以在幕后做“造王者”（King Maker），但“造王者”毕竟不等于“王者”，对一个平生最大梦想是政权更替的人来说，未过一把“开国之君”的瘾，也许是最大的憾事。
弟子不如师？
围绕日本*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的土地购置事件中，大佬小泽一郎本人清白与否的问题，上个月，东京地方检察院特搜部终于以“证据不充分”为由，对小泽一郎本人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被舆论称之为检察机关对小泽的“第二次败北”。不到一年前，同样因陆山会所管理的“问题献金”被指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一场矛头直指小泽一郎的司法调查，在小泽的顽强抵抗下“无果而终”。
在一年前的政治风暴中，小泽以牺牲自己的首席大秘、陆山会的财务责任者大久保隆规而免于司法追究，但却不得不辞去党总裁的职务，从而与首相宝座失之交臂；而在刚刚过去的这场“飓风”中，小泽复失双卒（两名原秘书石川知裕和池田光智被起诉），却再次保住了个人的政治生命。没人怀疑小泽以执政党大佬之尊，挑战国家独立司法的政治实力和处变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有度，但这场无硝烟的战争没有胜出者：特搜捕方面出于万一未能获得足以治其罪的决定性证据而限于被动局面的“慎重论”，在最后关头鸣锣收兵，是司法对政治的妥协，对司法独立性的伤害甚深。对小泽本人来说，尽管勉强躲过此劫，但政治名节已大亏。各种民调表明，除部分铁杆拥趸外，绝大多数国民认为小泽的“清白”是“神话”。而在一个历来看重政治诚信的*国家，这种负面形象本身无疑是致命的，甚至有极端唱衰小泽论者指出：作为“政治家”的小泽一郎已死。
日本著名政治记者、评论家立花隆在《文艺春秋》杂志（2010年3月号）上撰文，坦陈“在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眼中，小泽一郎之流无非是过去的遗留物而已”。如果换个人口出此言，也许没人当真。但立花不是一般的作家，早在三十六年前，他就作为《文艺春秋》的政治记者，以《田中角荣研究——其金脉及人脉》的长篇调查报告，为把自民党实力派政治家、首相田中角荣拉下马的舆论奠定了基调，充分呈现了作为“无冕之王”的所谓“第四种权力”的最高境界，也跻身日本最具影响力的作家行列。
照立花的说法：“纵然玩弄百万言辞，摆天大的道理，小泽在政治*这点上，已然被证明是其政治宗师田中角荣、金丸信的嫡传弟子。小泽的所作所为，在构造上，与田中角荣、金丸信所做下的，几无二致……至于能否以收受贿赂等罪名问罪，尽管尚存在若干法律技术层面上的问题，难下简单判断，但即使能逃脱刑法上的罪名，作为政治家，在道义上也难脱同等之罪。”古人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可回过头来看，无论是从源自自民党的派阀政治的角度，还是从“金权政治”（Money Politics）的玩法来看，小泽身上确乎有“DNA退化”的痕迹。
自民党头号大佬田中角荣尝言：“所谓政治，增加自己的伙伴固然重要，但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大不至于成为敌人的中间地带，才是胜负之关键所在。”所以田中自己常援手其他派阀的议员，且从不拒绝跟与自己境遇、思想不同的人沟通、交往，其实未尝不是出于这种现实考量。正因此，即使在“田中军团”绝对支配自民党的时代，党内还是有福田派、三木派等派阀的生存空间，也可以堂堂正正地批判田中。相当程度上，这也意味着党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某种再生能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今天的*党虽然历史不长，但党内*机制远不如当初的自民党健全，大有小泽一人独步天下的态势。乃至有政治学者担心，长此下去，*党全党将难免与小泽共同沉没的命运。
除了政治韬略外，政治家的“器量”往往也成为核心凝聚力之有无和大小的关键。田中倒台之后，小泽的另一名恩师金丸信事实上成了自民党的君临者。在佐川急便丑闻中，关于“问题献金”的流向问题，假如金丸想让秘书兜底的话，自己完全可能撇清责任，从而保全政治生命。但今丸认为“不能全推给秘书。秘书所为，即我所为”。甭管是不是自己的直接责任，一股脑全部揽下，毫不犹豫地在特搜部的调查文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旋即辞去党副总裁和派阀（经世会）会长的职务，束手就擒，颇有传统武士道所谓“男子汉美学”的况味。
相形之下，末代大佬小泽在接受检方调查质询后的记者会上，全面否认个人的参与：“凡此种种，全部系秘书所为。自己既未做过指示，也未曾接受过任何汇报。”不仅如此，据金丸信之子金丸信吾透露，自从金丸倒台，直到1996年辞世，集两代大佬宠爱于一身的小泽再未露一面，连个电话都没有。难怪有舆论酷评道：同为自民党系统的派阀大佬，这不同代际之间，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再见， 河野洋平
2009年7月21日，日本首相麻生解散众议院，确定了8月30日下届众院大选的路线图。众院的解散，使现年七十二岁的自民党政治家河野洋平担任的众院议长的任期提前届满，以出任议长2029天的实绩刷新了日本宪政史的最长纪录，可谓“功德圆满”。
河野洋平（Kouno Yohei），1937年1月15日出生于首都圈神奈川县的一个政治世家，其父河野一郎为前众院议员，叔父则曾出任众院议长。1959年，从政治家辈出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毕业后，河野没有马上从政，而是跻身商界，在著名的贸易商社丸红公司就职。八年后，继承亡父的政治地盘（即选举区），以自民党推荐候选人的身份参选，牛刀初试，便以首位当选，从此厕身政界，凡四十二载。
青年议员时代，人称“王子”（Prince），在党内主持学习会“政治工学研究所”（简称“政工研”），团结了一批左派少壮议员，成为超派阀的左翼中坚力量，颇具实力。1974年，田中角荣内阁总辞职后，旨在公选党总裁、首相的情况下，力挺河野的政治运作以“政工研”系统为中心展开。但是，由于当时党内实力派大佬间早已形成通过派系磋商，拟定后继者人选的既定方针，“政工研”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尽管挑战党内权威的尝试遭遇挫折，却从此坐下了反党的由头。
1976年，河野率“政工研”一干要员田川诚一、西冈武夫、山口敏夫等集体“哗变”，脱党结成*——新自由俱乐部，并就任党首。旋即在众院大选中，以都市选举区为中心，一举取得了17名当选的骄人战绩。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随着西冈被自民党“招安”，新自由俱乐部惨败，河野引咎辞职。直到1983年，新自由俱乐部与大选中未过半数的自民党组成联合政权，河野于翌年（1984年）再度出任党代表，才一雪前耻。1985年，河野在中曾根连任内阁中出任科学技术厅长官，首次入阁。1986年，政坛洗牌，新自由俱乐部解散，河野复归自民党。
复党后的河野，仕途平坦：1992年，在宫泽喜一内阁出任官房长官。翌年，因小泽一郎脱党，宫泽政权备受打击而总辞职。距党总裁宝座最近者本来是后藤田正晴，因其本人坚辞，河野得以浮出水面，并击败对手渡边美智雄当选自民党总裁——经过入党、反党、脱党、复党之后，终于修成正果。
河野作为党总裁主导自民党的时期，正是党的艰难岁月：由于内部分裂等原因，此前被认为坚如磐石的“1955年体制”一度瓦解，自民党在坐庄三十八年之后首次下野，由八个在野党组成了联合政权执政（细川护熙内阁）。1994年6月，寿命只有两个月的羽田孜新生党内阁辞职后，在竹下登、武村正义、野中广务等自民党大佬的运作下，代之以自民、社会和新生三党大联合政权，并拥立社会党的村山富市为首相，河野则在内阁中出任副首相兼外相。至此，虽说是联合执政，但自民党总算重拾江山。
1995年众院选举，社会党惨败，村山富市提出把政权“让渡”给河野，因遭党内实力派阀小渊派（平成政治研究会）的强力阻击，河野拒绝了村山的请求。经过党内总裁选举，桥本龙太郎获胜，自民党进入桥本政权时代。因此，河野成为历代党总裁中，唯一未就任首相者，同时也是绝无仅有地做过党总裁之后复出任众院议长者。
河野在自民党内自成一派：河野派（大勇会）结成于1999年，麻生太郎即为该派系*之一。后麻生又接过河野派资源，成立了自己的派系——麻生派。
作为政治家，河野在自民党的政治光谱中偏左，被目为鸽派领袖。在对华关系上，尤其激进，真正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乃至其名字被反对势力恶搞为谐音的“红色佣兵”（日文中发音也是“Kouno Yohei”）。2001年，围绕*访日问题，身为外相的河野受到来自党内“台湾帮”势力和北京方面的强大“夹板”压力，一度左右为难。后以坚决拒发签证，为此不惜辞职的表态，从中日关系的层面，捍卫了日本的“国益”，同时也得到了中方的好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河野作为宫泽喜一改组后的内阁官房长官，就日本政府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调查报告发表谈话（即“河野谈话”），在承认当时的政府、军队有组织参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