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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她一路走着，路过砂丘旁边时，便把手遮在额头上，眺望儿子。衬着淡蓝色的天空，他怕身形显得很清楚，轮廓格外分明。她不好意思走到他面前，因为她怀了孕。她手里还抱着一个婴儿。她一直朝前走去。野外有许多孩子正在踢球，皮球是红色的。婴儿想挣脱她的手，到孩子那里去，因此放声大哭起来。母亲让他含了乳头，又转过身来走回去。
可是，砂丘上已有兵士们站在那里，正用刺刀对着她。她很快地朝矗立在草地中央的教堂跑过去。教堂是白色的，轻飘飘的，似乎是用云朵砌垒而成的，而且高插云霄。那里好像在举行葬礼，棺材很大，是黑色的，棺材盖紧紧地盖着。但是教士和暗祭们都穿了白色袈裟在教堂里走来走去，嘴里唱着：
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陪祭点了香，脸上带着笑对她点了点头。他的头发是浅褐色的，样子也很快活，就好似萨莫依洛夫一样。上面，从拱顶射下一道道阳光，有手巾那么宽。两边唱诗席里的孩子们轻轻地唱着：
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抓住他们！”教士在教堂中央站住，忽然大喊了一声。他身上的袈裟不见了，脸上长出了样子很威风的灰白色的唇髭。大家撒腿就跑，陪祭也是丢了香炉就逃命，双手抱住了头，跟霍霍尔一样。
母亲手里的婴儿掉在地上，掉在人们的脚边，他们就绕着婴儿的身旁跑过去，害怕似的望着赤裸裸的小身体。母亲跪在地上，向他们高喊：
“不要丢掉孩子！把他抱起来……”
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霍霍尔反剪双手，笑呵呵地唱着。
母亲弯下腰抱起婴儿，把她放在一辆板车上。尼吉拉在车旁慢慢地跟着，哈哈大笑地说道：
“他们给了我一件困难的工作……”
路上很湿，人们从窗口伸出头来，有的人吹着口哨，有的叫喊着，挥着手。
天气晴和，阳光灿灿，到处都找不到一点阴影。
“唱吧！妈妈！”霍霍尔鼓励着她。“生活就是这样！”
说着他就唱起来，他的歌声压低了所有的声音。母亲跟在他的后面走着，她突然绊了一跤，迅速地跌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深渊对着她发出了可怕的吼声……
她吓醒了，浑身在发抖。好像有人用着粗暴的手掌抓住了她的心，又恶意地揉捏着它，轻轻地压榨它。
上工的汽笛抛拗地鸣叫了。她断定这已是第二次的汽笛声了。房间里乱糟糟地堆着书籍、衣服、——一切都被移动过了，弄乱了，地上踩得很脏。
她站起身来，脸也顾不上洗，祷告也不做，就动手收拾房间。
她走到厨房里，一眼就看见带着一条红布的旗杆。她恼羞成怒地把它拾了起来，想把它丢在暖炉下面，可是，她叹了口气，却把那破碎的红旗解了下来，又仔细叠好，藏在衣袋里，把旗杆在膝盖上折断，丢在暖炉的炉台上。然后用冷水洗了窗户，擦了地板，生了茶炉，穿上了外衣。
等她在厨房的窗子前坐下来的时候，心里又出现了那个问题。
“现在怎么办？”
她忽然想起了今天还没有做祷告，于是站起来走到圣像前面，站了几秒钟，重新坐下，——心里觉得非常空虚。
一切都是异常的寂静，——好像昨天在街上那样大喊大叫的人们，今天都躲在家里，回想着那个不平常的日子。
忽然，她眼前浮现出年轻时看过的一幅情景：
在查乌莎依洛夫老爷家那个古老的花园里，有一个长满了睡莲的大池子。在秋天的一个灰朦的日子里，她刚好从池边走过，看见池子当中有一只小船。池水黑黑的，非常平静，小船好像是贴在凄凉地落着黄叶子的黑水上。这只孤零零的没浆没棹的小船，一动不动地停滞在晦暗的水面上，被干黄的枯叶包围着，令人感到无限的悲哀和莫名的痛苦。
母亲当时在池边站了好久，心里好生奇怪，是谁把这只小船从池边推开的，到底为了什么？那天晚上，查乌莎依洛夫家的管家的老婆，一个老是蓬着一头黑发、步履轻盈的小个儿女人，在这个池子里投水自尽了。
母亲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脸，她的思绪抖颤着回到了昨天的印象中。于是，她深深地陷入了昨天记忆的情形中。两眼直呆呆地瞅着早已冰凉的茶碗，就这样僵坐了许久。
其实，在她心里燃烧着一种希望，希望看见一个聪明而质朴的人，以便向他请教许多问题。
恰恰与她的希望相符合，在午饭之后，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来了。可是，母亲一看到他，又突然惊醒起来。她没有来得及回答他的问候，就低声说：
“啊，您不该到这儿来！这样太不小心了！被人看见了会把您抓去的呀……”
他紧紧地握住了母亲的手，推了推眼镜，将脸凑近母亲，很快地说：
“事先我早跟巴威尔和安德烈讲好了，如果他俩被抓去，——第二天我就接你到城里去住！”他亲切地解释着，随后又担心地问：“到家里来搜过了？”
“来过了。到处都搜查了，也摸了。那些人啊，真是半点良心和谦耻都没有！”她大声回答。
“他们要谦耻干什么？”尼古拉耸了耸肩膀评说着，接着向母亲说明搬进城里去住的必要性。
母亲听到这种充满关怀的亲人般的言语，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双眼和平地望着尼古拉；她虽然听不懂他的理由，但却深感惊奇，自己为什么对他有这种亲近感和信任呢？“若是巴沙要这样做，”她说，“而且对您没有妨碍……”
他打断了她的话。
“那您没必要担心。我只单身一人，我姐姐也是偶尔才来上一趟。”
“可是，我不愿意白吃您的……”她脱口而出。
“如果您愿意，总会有工作可做的！”尼古拉宽慰地说。
对母亲来说，所谓“工作”，已经和她的儿子、安德烈以及一班同志们所做工作的概念，不可分割地融在一起了。她朝尼古拉走近一步，望着他的眼睛，问道：
“真有工作可做？”
“替我照料那小小的、单身汉的家……”
“我说的不是这个，不是家务！”她认真地轻声说明。
她很难受了叹了口气，好像他不能理解她的心愿，便使她的感情受了伤害。尼古拉站起身来，那双近视眼里带着微笑，沉思地说：
“哦，有了！在跟巴威尔见面的时候，您能不能想法子问问他，那些需要报纸的农民的地名……”
“那我就知道！”她很高兴地叫道。“我可以找到他们，并且照您的话把事情办好。有谁会想到，我身上带着禁书呢？工厂里也拿进去过——感谢上帝！”
她突然真的想要背起口袋，拿着拐杖，沿着大路，经过森林和村庄，到什么地方去。
“我亲爱的，让我做这件事吧，我求你了！”她说。“为了你们，我什么地方都敢去。我可以走遍各省，不论什么地方我都可以找到的！我可以当一个巡礼的女人，不分冬夏地四处走，一直到死——我的命运又有什么不好呢？”
她仿佛看到自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巡礼的女人了，站在农舍的窗下，靠着基督的名义，挨家挨户地请求布施，于是，禁不住有点悲伤起来。
尼古拉小心地握住母亲的手，用自己的温热的手把它抚摸了一下。然后看一看表，说：
“这事以后再谈吧！”
“我亲爱的！”她喊着。“孩子们是我们做母亲的最宝贵的东西，是我们的心肝儿，他们已经献出了他们的自由和生命，毫不利己地走向牺牲，——我当母亲的，怎能什么事都不管不做呢？”
尼古拉的脸色变白了，他尊敬而又亲切地望着母亲，郑重地说：
“要知道，我听到这样的话，今天是第一次……”
“我能说什么呢？”她悲伤地摇着头说，随即又无力地摊开了双手。“要是我能够说明当母亲的心，那是……”
她被她内心的力量鼓舞着，那种力量渐渐增长着——她站起身来；愤怒的言语像一股汹涌的热潮，使她的大脑兴奋起来。
“许多人听了都会哭的，……哪怕是歹人，是没廉耻的人……”
尼古拉听着也站起来，再看一看表。
“她，就这样决定——您搬到城里我那儿去，好吗？”
她默许地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搬？早点吧！”他问过之后，又温和地加了一句：“可当真啊，不然我要替您担心。”
母亲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他和她有什么关系？他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微笑着，站在她前面，——驼背，近视，穿着普通的黑衣服，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和他酚有些不大相称……
“您还有钱吗？”他垂下眼睑问。
“没有了！”
他迅速地从口袋里摸出了钱包，打开来递到她面前。
“请，请拿……”
母亲不由主地笑了一笑，摇着头说：
“一切都是新式的！连钱也不算什么了。人们为了钱失掉了自己的灵魂，可是您把钱看得很淡。您有一好像是专门为了布施似的……”
尼古拉轻轻地笑起来。
“钱啊就是一种非常叫人不舒服、叫人讨厌的东西！不论是给或者是拿，总是叫人很不舒服……”
他抓住母亲的紧紧地握了一下，又要求了遍：
“早一点搬吧！”
他说完之后，就像平常那样悄悄地走了出去。
母亲送他出门，心里想道：
“这样的好人，可是不知道爱惜……”
她不能理解，——这是使她觉得不快呢，还是只叫她惊奇？”
2
尼古拉来后的第四天，母亲搬到他家里去了。
当货车拉着她的两只箱子离开工人区来到田野的时候，她回头望了一下，突然觉得，她永远不会再看见这个地方了，——她一生中最痛苦最黑暗的时代，是在这里度过；那充满了崭新的欢乐、崭新的悲愁的，充满了迅捷与激动的另一种生活，也是在这里开始的。
在那被煤烟熏染黑了的大地上，工厂把它的烟囱高插入云端，就像一只极大的、暗红色的蜘蛛似的伸开了脚爪。工人们住的平房，紧挨在工厂的周围，一间间灰色扁平的小屋子，密密麻麻地挤在沼泽地的一边。那一面面矮小、阴暗的窗子，惆怅地互相对望着。跟工厂一样颜色的教堂，高出这些工人们的住房，它的钟楼比工厂那根烟囱稍低一些。
母亲叹了口气，觉得衣领太紧，勒得脖子难受，于是就整整衣领。
“咻，咻！”车夫挥动着鞭子，嘴里不停地嘟哝着。
他是个瘸腿汉子，看不出到底有多大年纪，两眼无神，头发胡子都很稀少，好像退了色似的。他左右摇动着身子，跟货车并排向前走。可以看出，不管是向左走还是向右拐，对他都无所谓。
“咻，咻！”他无精打彩地吆喝着。有点滑稽地拐着他的弯腿，脚上穿的长筒靴沾满了泥巴。
母亲毫无目的地朝四周围望了望。野外也是和她的心间一样，空空落落……
拉车的马似乎有些累了，它摇着头，在那被太阳晒暖了的很深的砂土上，呼力地一步步地走着。砂土轻轻地发出声音。这辆好久没有烧油的破马车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这些声音混合起来和尘一起飞荡在马车后面……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住在市郊的一条荒凉破败的街上，住的是一所小小的绿色侧屋，添造在一所由于古旧而显得臃肿而又昏暗的二层楼房旁边。
侧屋前面，有个草木茂盛繁复的庭园，紫丁香花、槐树枝条，栽种了不长时间的银色的杨树叶子，亲切地朝三个房间的窗户窥探观望。这几间房屋里清洁安静，花木的影子摆动在地板上，无声无息。靠墙摆着几排书架，上面密密地排列着各种各样的书。墙壁上挂着许多幅画像，画像上每个人的样子都很严肃。
“您住在这儿行吗？”尼古拉将母亲领进一间小小的房间，向她征求意见。
这间小屋，有两面窗子，一面窗子对着庭园，一面窗子对着野草丛生的院子。房间里面，靠着墙壁也摆满了书橱和书架。
“我住在厨房里就行了！”她说。“厨房里很亮堂，又干净……
母亲觉得，尼古拉听了她的这话之后有种怯生生的表情。他不自然地、好像很为难地劝阻母亲去厨房住。所以母亲只好答应，——他立刻就高兴起来。
所有这三个房间中，都充满了一种特殊的空气，——呼吸起来，让人觉得非常轻松和舒服，可是说话的声音却不自觉地要压低下来，身在其中，决不想大声说话，因为那样要妨碍墙壁上那些凝神沉思的人们。
“花儿应该浇些水才好！”母亲摸摸窗台上花盆里的泥土，建议说：
“对！对！”主人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赞同。“我喜欢种花，可是没有时间服侍……”
母亲仔细地瞅着他，她能看出来，在他自己的这样安逸的家里，尼古拉也是非常小心，对他周围的一切都感到生疏。他总是将脸凑近要看的东西，用右手细长的指头扶着眼镜，眯起眼睛，带着默默的疑问的神气观察着他感兴趣的东西。
有时候，他把东西拿在手里，再凑到眼前，细细地观察着辩认着，——好像，他是和母亲一同刚走进这间屋子似的，跟她一样，对屋子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习惯。
母亲看到他这样，立刻意识到了她在这所房子里的地位。母亲跟在尼古拉后面，注意观看各样东西安放的地方，又问了他的生活习惯。他用抱歉的语气逐项回答着她，好像明明知道什么都做得不对，可又不会找别的办法似的。
母亲浇了花，又将胡乱堆在钢琴上面的乐谱整整齐齐地叠放好，然后望了望茶炉，说：
“应该擦一下……”
他听了后，便用指头朝昏暗无光的铜壳上摸了一下，然后把手指拿到眼前，非常认真地观瞧起来。
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禁不住要笑出声来。
躺在床上之后，她回想起了这一天的事情，做梦似的又从枕头上抬起脑袋把周围望了一遍。对她来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住在别人家里，但是，她却丝毫也没感到拘束。
她很关切地想着尼古拉的一举一动，感到有一种愿望，要尽自己最大可能来照顾他，使他在生活里感到亲切、温暖。尼古拉那笨手笨脚的样子，可笑的举动，与常人不同之处，以及他浅色的眼睛里闪耀着的孩子般的聪明的神情，都使她倍受感动。
过了一会儿，她的思路转到了儿子身上，在她面前，又浮现了被新的声响所包裹着，被新的意义所鼓舞着的五月一日！这一天的痛苦，跟这一天本身所有的东西一样，都是特别的，——这种痛苦，并不是将人打昏的拳头，把人打得脑袋耷拉到地上，而是如同无数的针刺着心灵，从内心唤起无言的愤怒，叫人把压弯了的背脊勇敢地挺起来。
“全世界的孩子都起来！”她的耳轮中充斥着她所不熟悉的城市夜生活的声音，头脑中出现了这个念头。是一种疲惫无力的声响，从远方吹来，在庭园里把树叶弄得簌簌作响，爬进开着的窗子，又悄悄地在这间屋子里消失了。
第二天清早，她擦干净了茶炉，又烧开了水，轻手轻脚地拿出了碗碟杯盘，然后坐在厨房里等着尼古拉醒来。
先是听见了他的咳嗽声，过了片刻，尼古拉一手拿着眼镜，一手按着喉咙，从门口进来了。
母亲回答了他的问候，将茶炉搬到房间里。于是，他开始洗漱，把水溅了一地，把肥皂、牙刷都掉在地上，不住地哗啦哗啦地把水撩到脸上。
喝茶的时候，尼古拉对母亲说：
“我在地方自治局里做的那件工作，真叫人心里很难受——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农民们是怎样破产……”
他带着惭愧的微笑继续说：
“人们都饿坏了，不到时候就进了坟墓，孩子们生下来就很瘦弱，好像秋天的苍蝇一般地死掉。——我们什么都清楚，同时也知道这种不幸的原因，我们整天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事情，领着薪水。老实地说，除了这个什么都不干。
……”
“您是个大学生？”母亲问他。
“不，我是教师。我的爸爸是维亚特卡一家工厂的经理，我最初是个教师，后来因为在乡下给农民分发书籍，所以坐了牢。出狱之后，当了书店的店员，可是因为做事不小心，又被送进了监狱，后来，又被流放到阿尔罕格尔斯克。在那里，又跟省长发生了冲突，于是反懈送到了白海沿岸的乡下，我就在那里住了五年。”
他的声音平静而低沉地回响在阳光明媚的房间里。
母亲对于这一类的故事，已经听过多次，但是她总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能这样平静地叙述自己的这种故事，把这种事情都看作命里注定不能更改。
“今天我姐姐要来！”他说。
“已经出嫁了吗？”
“是个寡妇。她丈夫充军去了西伯利亚，后来从那里逃出来，两年前在外国生肺病死了。”
“她比您大多少？”
“比我大六岁。她给我的帮助很多。你可以听听，她的钢琴弹得多么好！这是她的钢琴呢……这儿的东西多半是她的。
我的只是些书……”
“她住在哪儿？”
“随便什么地方都住！”他引以为豪地微笑着回答。“什么地方需要勇敢的人，她就在什么地方。”
“也是——干这种工作的？”母亲问。
“当然！”他说。
不多一会儿，他出门上班去了。
母亲却开始思想起这些人们每天执拗而镇静地干着的“这种工作”。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他们，正像面对着黑夜里的一座高山。
正午时分，来了一个身穿黑衣服、身材修长而苗长的年轻太太。
母亲开了门，把她让进屋。她将一个黄色的小箱子丢在地上，迅速地握住了母亲的手，问道：
“您是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的母亲，对不对？”
“对。”母亲看着她华丽的衣服，困惑迷惘地回答。
“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