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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级官应分到的几室几厅单元楼房从此提前脱颖而出逃离了水深火热的筒子楼进
入领导阶层，据说这叫改变命运的三部曲。
只有亲耳聆听这类人在庄严的入党宣誓会上的慷慨陈词时，你才能领悟到他们
的“道行”，才能知道为何他们能比你早逃离筒子楼。这些平日里毫无一点口才的
人，居然能在这种会上大谈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表演才能十分了得。
那么何以“解释”他们平日里混同落后分子们搬弄是非，飞短流长，口出粗话？
据说那是为了“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实则“出污泥而不染”。听起来如同“打入
敌人心脏”的地下特工人员一样机智而伟大。这是向上爬的大本事之一。
我住过的那座筒子楼坐落在北京某街心花园旁，与一家大党政机关仅一墙之隔。
从外面看，高大的围墙上只露出一个小小的屋顶，没人会想到墙内曾经如此龌龊不
堪， 即使我向一些旧友抱怨环境如此肮脏时， 我都会听到这样令我欣慰的话——
“你够可以的了，在北京能有这样的房子住，你该满足了”，我还能说什么？不如
我的硕士、博士们大有人在。仅凭这一点，我就应该毫无怨言，轻松愉快地混在北
京了。
当一个硕士甚至博士最大的愿望是在北京混上一间筒子楼房住时，住上后又欣
喜万分并昏天黑地地胡吃海塞时，他还能做什么，除了混在北京？
我曾经无比蔑视我的同类中这些知识混子，为他们痛心，他们不少人其实聪明
过人——能从穷乡僻壤考入全国一流二流的大学就足以说明他们天资非凡，却甘心
精神上堕落。我在小说《孽缘千里》中曾这样写道：“大都市中知识青年心灵上的
堕落竟如同妓女们肉体上的沦陷一样势如破竹，不可救药。”后来我又把这种沦落
归咎于环境，把他们看作环境的牺牲品。看来，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天真，倒该说成
是两者的化合反应加剧了他们的堕落更为准确。我真地为这些纯良的乡村、小镇、
底层青年才子们惋惜，错！错！错！
北京在长高，我几乎快不认识她了，她令我茫然。一个异己的城市对我来说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城里那些我熟知的灵魂。
我怕的，是一个个筒子楼楼民乔迁了，荣升了，却把筒子楼精神撒播向四方，
星火燎原并代代相传。
但我仍然不断地重复《圣经》中那句名言：“我父，宽恕他们吧，他们不懂自
己的所作所为”（Father，forgive them，for know not what they do）。
（DER STOLZ DER NATION 原载瑞士Das Magazin，1997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