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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市中心一栋40层商务楼的第16楼，虽然是星期六，但因为有8个楼层属于一家国际性的银行，当天还是不少人在上班。我们属于反应慢的，安全通道里面已经挤满了人，走的很慢，没有空调，热浪和异味叫人窒息。往楼下走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几次明显的余震，恐慌升级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打电话，英语和印度当地话嗡嗡嗡嗡响成一片。
我也很木然的拿出电话来拨Lyle的手机号码，但信号很差，要么打不出去，要么是说无法接通。我莫名其妙的有些害怕，这个钟点他肯定还在睡觉。想打香格里拉的总机，但无论如何想不起电话号码。我拼命的往前面挤，Rydian离我越来越远，在后面喊我，我没理。一直到跑出大楼，马路上已经站满了人，似乎所有事情，包括时间都停顿了。旁边一个商场门口泊着十几辆三轮出租车，我跑过去，说要去香格里拉，没有人肯去。价钱一直加到500卢比，才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司机答应载我，平时这段路不会超过50卢比。
这样三轮出租车我之前只坐过一次，两边没有护栏，开的又超级快，很是惊险。但那天路上乱得一塌糊涂，小司机左闪右躲，可能抄了近路，几个弯转下来，发觉不认识路了。他几乎不会说英语，只知道几个地名和数字，跟我说不清楚，于是就在一条窄路里停下车，没有收我钱，但是很凶的示意我下车。我也迷路，不远的地方传来警车、消防车或是救护车的声音，路边上，肤色黝黑的贫民男女和小孩子瞪着又大又黑的眼睛看着我。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往前走，不敢细看路两旁常年累月积下的污水和垃圾。隔一会儿就试着打Lyle和Rydian的电话。刚刚挂掉，电话突然响起来了，屏幕上闪的是Lyle的号码。我接起来，在听到他声音的那一秒钟开始抽，几乎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
我记得自己那一天像个迷路的小孩子一样，抹着眼泪，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把街边路牌上的路名报给他听。似乎过了很久他的车子才出现在我眼前。我跑过去，上车，紧紧地抱住他。后视镜里面，我看起来狼狈的要命。但是他却说：“看来我以后要经常惹你哭。”因为泪水把我的睫毛沾在一起，可爱极了。他说对了，这是第一次我在他面前哭，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那天晚上，新闻里滚动播出的都是巴基斯坦地震的消息，震级从最初估计的7。6级上升到7。8级，CNN Asia的主持人说的整整一代人在这场灾难当中死去。而在新德里，直到深夜，还是有许多人因为害怕余震露宿街头。我和Lyle却全无所谓的躺在他房间里的床上，我终于问了那个盘亘已久的问题：“和我在一起之后，你有没有别的女人。”
他回答将要主宰我的忧伤和快乐：“最近六个月没有。在纽约从来没有过。”
“这么说我是纽约的唯一？我很荣幸。”
“你是我的唯一，我爱你。”他说。
31） 婚礼
“我为你感到难过，因为我不爱你。” 我回答。
我不记得之后对他说的是“我恨你”还是“我讨厌你”。我只清楚地记得，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认识一年一个月又两个礼拜，从第一次做爱算起也有差不多有一年时间。6个月？纽约的唯一？讽刺的回答。
“为什么？”他明知故问。
“我从小就不喜欢跟别人分享玩具，也不喜欢住宿舍，讨厌集体活动。”
“我早就知道我们的共同点很多。”他回答。
有些话第一次说出来好像很难，真的说了就变得像顺口溜一样简单。那天晚上他说了无数次爱我。我也无数次的回应，我讨厌你。他不相信，或者根本无所谓。毕竟我仍旧在他的床上，身体和身体纠缠在一起，吻着他，抚摸他，用陌生的略带沙哑的声音反反复复的问：“她们在床上叫你什么？你们是开着灯，还是在黑暗里做？她们喜欢吻你哪里？用舌头还是牙齿？……”
直到他发出几乎无声的呻吟，把我压在身下，对我说：“别再拷问我了。”
我们仿佛不知疲做爱。虽然我觉得很累，从上午开始就累的要命。我似乎有点低烧，胸口和手心都微微的发烫，离开他的身体和爱抚，任何一秒钟都会叫我的发抖。“你好热。”他在我耳边一语双关的低语。
不知道几点钟，我们停下来，静静的躺着等待呼吸渐渐平复。
“我可能要生病了。”我说。
“怎么了？”
“天知道，疟疾、黄热病，或是出血热，我没有打预防针。”我笑着胡说八道，然后问他，“会过人的，你害怕吗？”
“我现在没什么心情开玩笑。”他回答。
“我也没有。我肚子疼，你把我弄疼了。” 我说，但是语气就像是个玩笑。
他俯下身，温柔的吻我的小腹，抱着我直到我推开他，背过身沉沉睡去。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没有生病，但还是很累。我们叫了两份三明治，然后继续睡到下午。一直到傍晚的时候，远处传来依稀的鼓声和音乐声。我套了件他的衬衣下床，跑到窗边上从窗帘的缝隙里往外看，是一支鼓乐队，一辆马车和身着盛装的人群，在酒店的花园里游行。
“是婚礼。”他走到我身后，看了看，告诉我。“马车上的是新郎。”
不管前一天发生过什么，婚礼还是继续。我说：“我们去看看吧。”然后就像小孩子一样兴奋的脱掉衬衫扔给他，穿好自己的衣服，拉他下楼。
可能所有的女孩子对结婚，或者说仅仅对婚礼那一部分，特别是盛大的婚礼，都有着某种情节吧。不能不承认我也不例外，虽然在我看来那只是一场铺张的俗艳的婚礼，我还是想要看个究竟。婚礼在酒店最大的宴会厅举行，中间一个四柱高台，到处挂满了红色玫瑰和黄色金盏花穿成的花环，时间尚早，鲜花、酒和食物源源不断的送进来。一个侍者非常殷情地带我们参观，又有些自豪的告诉我们，晚宴的宾客超过1000人，在他们印度算是中等规模的。
我很配合的做出又惊讶又羡慕的样子，从宴会厅出来，上了电梯，才笑着对Lyle说：“就是花的颜色太难看了。”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白色，全部都要白色的。白的，白的，白的，白到神经质的地步。”
“这可以安排。”
“还要最大的冰雕和雪白的貂皮，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冰姑娘》，我五岁时的梦想。”
“这也办的到。”
我静下来，看看他，说：“我是开玩笑的，你知道的。”
过了很久，他才回答：“我不是，我们不如结婚吧。”
32） 香港
我的反应只是嘲笑：“Lyle，我给你一次机会，这次我就当没听见，我问你‘亲爱的，你说什么呀？’你就回答‘我什么也没说啊。’”
他也笑笑，没有说话，左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轻轻的扶过我的脖子。电梯到了他住的那一层， 门打开来，我们走出去，好像完全忘记了刚才的话题。
一周之后，Lyle早一步飞回纽约。走之前对我说：“如果你要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我回答说：“不用。”他离开之后，我仍旧忙于工作，花了很大的工夫，多方斡旋终于把一份跨国界数据传输协议签下来，结束了在印度的工作。那时已经差不多是10月底，我跟Rydian两个人带着两箱文件登上了返程的飞机。
那段时间我一直觉得很累。早晨起不来，下午两点之后，脑子就像进了水一样昏昏沉沉。胸部很胀。有的时候会肚子疼，不是很疼，就是时不时地隐隐的痛上一会儿。刚开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辛苦和压力的关系。在那之前我好像也有过类似的症状，像是经前综合症。而那个月的月经已经晚了快两个星期了。偶尔走过药房，我也会想到要不要买验孕棒试试看，但总是觉得不太可能，我的月经一向不大准，而且Lyle每次都戴condom。他在这方面很小心，小心到叫我伤心的地步。哪怕是我很急，说不用戴了，他也一定会做好防护。当然他这样的人应该要小心，否则三天两头就可能有怀孕的姑娘逼他去结婚。
回到纽约的当天晚上，我在右侧胸罩上面发现一点湿湿的东西，挤一下乳房还有说不清楚是什么液体从乳头上渗出来。我惴惴不安的想到，自己足足3年没有做过体检，妇科检查更是从来就没有过。想来想去，渐渐确定自己这回真的是生病了，后悔得要命。打定主意要去看医生。
不过到了星期一上班的时候，看医生的计划又被无限期的延迟了。因为印度那件案子，我被大大的表扬了一把。快到午休时间，Rona打电话过来邀我一起午餐，并且说有个人要介绍给我认识。一点钟，跟她一起下楼走到门厅，我才知道，她说的那个人是S&S香港Office的合伙人，来纽约公干的。重点是，他可能会要一个人到香港工作。
“会有晋升，而且你一直在找这样的机会不是吗？”Rona对我说。
那个香港人四十多岁，也说一口英式口音的英语。知道我从上海来，抱歉地说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一副温文的样子。整顿饭的时间，我们聊得很愉快。下午，我把简历发给他，然后做了一次比较正式面试，从小会议室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还会再面试几个人，不过我想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那方面没有什么问题，明年元旦之后，你就会是香港最年轻的Senior Associate了。”
33） 2005年11月4日
有一个日子，我始终记得很清楚，而且可能会记上一辈子。2005年11月4日，星期五。
过去的那一个礼拜过的超级忙碌。HR很快就拟好了书面的派遣协议，发给我看。第一年我会以Secondee的身份在香港工作，薪水增加的部分很可观，另外还有海外津贴和服务式公寓。我像穷光蛋中了头奖一样开心，但还是装的一本正经的样子，对Rona说：“我回去仔细看一下，考虑好之后给你答复。”
离正式转调的日子只有两个月时间，我开始陆陆续续的做一些交接的工作，加上原来就在手上的事情也要在年底之前完成，一时间我又变得非常忙，下班最早的一天到家也已经过了十二点，看医生的事情自然又抛到了脑后。偶尔想起来，也抱着一点侥幸，希望第二天醒过来，一切就都好了。我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和Lyle见面，改成吃巧克力疏解压力。我还没有跟他说起我的新工作，虽然我很清楚，这个人吻过我身上每一个地方，对我说过爱字，甚至提过结婚，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就这样走掉。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星期五的下午四点钟，办公室里的空气到了那个钟点总是有点混浊而沉重。我又觉得头晕了，想起来冲咖啡清醒清醒，走出去两步，就莫名其妙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倒在地上，晕了过去。真正失去意识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同事还是郑重其事的照例做了急救，叫了救护车。我被驾到担架上下楼，上了救护车，就已经清醒了。刚开始还觉得小题大做，但车子发动起来的时候，我害怕了，马上我就会得到那个一直回避的答案。我开始毫无道理的觉得自己一定是得了什么绝症，很快就会有一个医生板着脸对我说：“晚了，你还有两个月可以活。”然后臭骂我一顿，为什么没有做年检，没有早点就医。
陪我一起去医院的是我们部门的一个秘书，我问她借了手机，没有想过要打给谁，脑子里只记得一个人的号码。哆哆嗦嗦的按了两次才输对号码，电话那头响了四次才有人接起来。
“Lyle，是我。”我说，语气还算镇定，告诉他我在救护车上，就要去医院。“你能来吗？”我问他，问的有点可怜，声音突然有些颤抖。
他回答：“当然。”问了医院的名字就挂断了电话。
救护车到医院时候，他已经在等我了。看到他的那一瞬，眼泪不受控制的涌出来，落在他伸过来手背上。我被过床，然后推进了急诊室，医生过来问我有没有这个那个的病史，有没有撞倒头。看不到他，我又变得超级静，坦白说：“别的没有什么，但是我怀疑我的乳腺有问题。” 简单的讲了最近出现的症状，医生没有什么表情，叫护士给我抽血化验，并且要求我留院观察。
我被送进一间病房等结果，Lyle在旁边陪我。
我有点发抖，但还是笑着对他说：“怎么办？我要死了。”
“你不会比我早死。”他回答，还是一贯的口气。
我发了一会儿呆，说：“那更残酷，我不想看到你比我早死。”
他坐到我床边，伸手把我揽到怀里。我侧过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终于对他说：“Lyle，我爱你。”话一说出口，又忙不迭的解释：“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用担任何责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爱你，虽然可能有点晚了。”
他说“嘘——”有点烦躁的打断我：“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不知道你一直在逃避什么？”
“我不了解你，你对我来说太复杂了。”
“我其实特别简单，我的整个生活可以装进一个二十寸的旅行箱。”
“旅行箱。”我喃喃的重复，里面有地方留给我吗？我这样想，但没有说出来。我俯在他肩上静静的哭，直到觉得心里郁结的那一点东西变得温热而酥软。我抬起头来，眼泪让视线稍稍模糊，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里也有一点泪光闪现。不管是不是看错了，我宁愿那是真的。
半个小时之后，医生推门走进来。问我是不是需要单独谈，我说不用，你说吧。那是一个深棕色头发，瘦小的中年人，一开始表情漠，看着我突然笑了一下，说：“祝贺你，你很健康，只是怀孕了。”接着又告诉我这只是激素检查的结果，因为我说肚子疼，他建议做超声波排除一下宫外孕的可能。
他滔滔不绝，但我却觉得有那么一会儿，那间大约十五平米的病房里充斥着一种尴尬的安静。我不知道Lyle会怎么想，我的念头是：肯定搞错了。直到20分钟之后，医生给我一张黑白的小照片，一片模糊的黑暗当中，一个豌豆大的小恐龙蜷这身体，周围绕着一圈朦胧的光环。告诉我：“胚胎很正常，差不多30到35天。”
心里一个声音说，这下糟了。我尴尬的对Lyle笑笑，说：“我发誓，不是我事先导演好的。”
“Caresse。”他说。
“什么？”我莫名其妙。
“Caresse，名字，男孩女孩都可以叫这个名字。”
34） Harry Winston
从第一秒钟开始，我就很自然的决定，在两个礼拜之内解决掉这个它，在纽约这样的手术很方便也很普通。我没有觉得自己血，只是有点害怕那个过程。
但是Lyle给它一个名字。Caresse，法语词，温柔的爱抚，海上的清风。男孩子叫着似乎有点娘娘腔。我毫无理由的觉得这是一个男孩子。不过，管它呢，我并没有觉得这个小小的胚胎是个生命，也不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它在我体内存在着，它小到看不见的心脏甚至还没有开始跳动。但是为什么，他给它一个名字？特别的名字，不像Clark或是Emily那样普普通通，而是特别的可以在人心里多多少少落下一点温柔的影子。
离开医院的时候差不多是晚上7点钟，借着车窗外面投进来的路灯和霓虹灯晦暗多变的光线，我又偷偷的看了一眼夹在病例里的那张超声波照片。车子驶过第五大道那些华丽橱窗的时候，他问我：“Tiffany还是Harry Winston？”
我朝外面看看。那是个星期五，不管是Tiffany还是Harry Winston都已经关门了。只留射灯照耀下的橱窗，和偶尔几个流连忘返的奥黛丽？赫本。
“我很感动。不过替我到鸭嘴医生的妇科诊所约个时间才是当务之急。”我回答。
“我就这么难推销？”他自嘲道。“我知道事情来得有些突然，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我没什么时间考虑，再过两个礼拜我可能就要开始吐了。”我笑的像个真正的cynic，停了一下，然后告诉他：“我十二月底就离开美国了。”
“去哪里？”
“香港。去工作，长期的。”
一直到回到他的房间里，我们都没有再讲话。 他打电话叫了晚餐，餐厅的waiter在客厅里摆好桌子。没有要酒，两个酒杯里斟的都是清澈的琥珀色苹果汁。我早就饿了，只是心里好多事情，一直没有注意到胃的反应。我一付无所谓的样子，坐下来开吃，突然记起来，最近总是很容易饿，而且那种饥饿的感觉会在嘴里留下一点点苦涩，这种味道已经有十天半个月了。上完主菜，waiter就出去了。
“那个医生肯定觉得我是个笨蛋。”我冒出来这么一句话。
“你就是笨蛋。”他回答。
我没有理会，低着头继续吃东西，淋上浆汁的鸭腿肉，配蘑菇和土豆泥，真的很好吃。但是，他的话，他说话的淡的疲惫的语气让我突然很难过。我睁大眼睛，想要忍住，睫毛或是眼帘任何一下细微扇动就会让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在盘在里。好不容易等到心情稍稍平复，眼泪也快干了，他却又走过来，跪在我身边，伸手抱住我，想哄小孩子一样轻轻的晃着我，低声念着他的咒语：“答应我吧，说吧。”
我用手背擦了一下眼泪，推开他，说：“你真的不用这样，你每次都做了该做的，这件事完全是我的责任，没有认真把指甲抛光就不应该到处乱抓。”半是真话，半是玩笑吧。
他站起来，脸色和口气渐渐的变了，“可能在你出生的国家堕胎不算什么。”
这句话彻底把我变了，我“”了一声打断他：“你不用跟我说什么生命或是人权，如果我想听什么基督教义，你是我可以想到的最后一个选择。”
“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我不会管别人杀掉多少个胎儿，但是这是我们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像吵架，但是我们确实是在吵架：“你是自私的女人对不对，你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们’。”
“‘我们’真的存在过吗？”我冷冷的看着他反问，在他回答之前，站起来走出去。我没有回头看，听得到他没有跟出来。但下到底楼，在门厅等出租车的时候，他也下来了，对我说：“至少让我送你回去。”
他看起来很平静。到了我公寓楼下，我们告别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是友好的。让我错觉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结束了。直到星期一，我又打扮得很精神的样子去上班，跟同事说上周五的事情不过是因为前一天加班加的太晚了。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我收到两样东西，一个Harry Winston的戒盒和一份起诉通知书。
35）Roe v。 wade 罗诉伟德案
戒指是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