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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两样东西，一个Harry Winston的戒盒和一份起诉通知书。
35）Roe v。 wade 罗诉伟德案
戒指是简简单单的铂金指环托着一颗公主方的钻石，看大小应该不是开玩笑的。但那份诉状恐怕仅仅是个姿态了，我几乎已经可以听到地方法院的法官敲响法槌，淡的说：“Motion denied。” 罗诉伟德案已经过去32年，又有人要重提父权，打关于堕胎的官司，而且是在纽约，全美国的堕胎中心。我不知道“吃软不吃硬”英文怎么讲才地道，但是有的时候我恐怕就是这么一个人。
作为回应，我从抽屉里拿了那份派遣协议出来，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抬头看Rona的办公室，却发觉里面没人。桌上电话响了，接起来，32楼合伙人办公室的秘书跟我说：“Cheriton先生十五分钟之后想见你。”
Cheriton先生，律所的高级合伙人，年纪不小，微微发福，猜不出是五十还是六十几岁。除了在走廊或是电梯里偶尔遇到，说“早上好，Mr。 Cheriton”“下午好，Mr。 Cheriton”之外，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他也只是点个头，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搭电梯上到32楼，那个楼层都是合伙人办公室和装修最豪华的会议室，人很少，显得有些落。我走进去，有些紧张，秘书大姐抬头看到我，站起来敲了敲身后的门。
我走进那间办公室，意外的发现Rona也在，坐在屋子中间的沙发上朝我点点头。Cheriton从窗边的大办公桌后面站起来跟我握手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的手又又硬。他看了一眼Rona，然后对我说：“简而言之，你被解雇了。从现在起生效。”
他解释道：“本所接受委托办理一件以你为对方当事人的法律事务，为回避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不得不解除和你的劳动关系。你会得到3个月的薪水加福利作为补偿。”
看我站在那里许久没有反应，此人继续：“陈小姐，你是个好雇员，优秀的初级职员。相信不管是法律条文还是案例，你都比我记得清楚。你与本所签订的是基于自由雇佣原则的劳动合同，希望我们都不必浪费精力在无益的诉讼上面。你，你们都可以走了。”
我默然的走出去，到那个时候才有些明白那份起诉通知书的真正意图。走到电梯间，Rona跟上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很遗憾，不能改变这个决定。”
我看看她，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子，回答：“没关系，虽然跟原来计划的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我都要离开美国了。你一直很照顾我，谢谢。”
“是讽刺吗？”她笑了，“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找工作或者任何其他方面的，请不要犹豫一定让我知道。”
电梯来了，我们一起进去。门合上之后，我看着电梯面板上跳动的数字问她：“你知道那个委托人是谁了吧？”失业之后，她就不是我的老板了，有点尴尬，但同时也是释然的。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说：“可能有些不合适，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曾经有一次就要结婚，后来没有结成，原因只是因为我以为，我，和他，对家庭或是婚姻都即不喜欢也不信任。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是真的在乎那些东西的。”
36） 光环效应
我没有接口，只在走出电梯的时候，又说了一遍谢谢。
他真的在乎吗？我问自己。我猜，只有在某种不真实的短暂的光环下面，家庭、婚姻，或者长期的感情关系，才能吸引住他，这种光环可能来自于一个年轻女子无瑕的青春，也可能是一个纯净得不能再纯净的初生的生命。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写了道别的邮件，很简单的几句话，发给相熟的同事。信发出去，没有引起多少反应，很多人只当是我就要去香港了，我也没有再解释。收好东西，办完离职手续，大约5点钟。拎着一大袋东西下楼，迎着十一月清的风向东走，遇到第一个红灯的时候，在等待过马路的人群里站了一会儿，又折回来，往西一直走到Greendale花园饭店，把装着戒指的盒子留在行政公寓的前台，拜托他们转交给Mr。 Ultan。一个穿着黑色制服，有些年纪的男人问我：“是贵重物品吗？”我摇摇头，想了一下又回答：“算是吧。”那人多少露出一点怀疑的表情，又很有素质的控制住了。
出了饭店，小腹又开始隐隐的痛了一会儿，不知道那里面正在发生什么状况，是在拼命长大还是挣扎着不想死去。我拿电话出来，打给Nick，对他说：“我请你吃晚饭吧。”
他回答：“今天有点忙，晚饭准备随便对付一下，改天吧。” 心不在焉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一边写一边看一边讲电话。因为我也经常是那个样子。
“那我来找你行吗？”
“你怎么了？”他专心听了。
我有点说不出口，搞大了肚子而且失了业。二十几年以来，我总是在不停的告诉别人，得了小红花了，拿了一百分了，考了第一名了，得到奖学金了……“有点大有点复杂，见面说吧。”我回答。
他叫我到他办公室找他，记得带吃的，他要鳕鱼三明治。
我有点赌气，还想步行过去，不过说到底我还是蛮疼我自己的，真的累出点什么事情来，还不是我自己倒霉？我在酒店门口坐上一辆正在下客的出租车，到Nick办公室楼下的时候，外面已经渐渐有了一点夜色。一路上拿手机出来看了几次时间，我承认也不是全为了看时间，屏幕沉默着静止着，那个名字始终没有跳出来。
Nick的办公室在18楼，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只是View不是太好。我到的时候，他还在电脑上写东西，桌子上满是书和文件，西服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衬衣袖子卷到肘部。看见我，就站起来让我坐他的办公椅，像个小孩子似地告诉我，把椅子升到最高，可以看见对面那个5层楼高的大屏幕。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吃三明治，他跟另外两个Associate合用女秘书进来送咖啡，顺便打他一下，抓乱他的头发。然后又接二连三的来了几个同事，借东西的，约了出去玩的。看得出来女同事都喜欢他。只不过，他再怎么跟女孩子打闹，再怎么随便，我也不会觉得什么。而Lyle，我从来没有有幸亲眼看到过他跟别的女人调情，但他哪怕一个一闪念的出轨，我们之间任何一点点不妥帖的感觉都会叫我心碎。
三明治吃完，我们拿了咖啡下到17楼，那里是消防避难层，没有装修过，没有办公室里白亮亮的灯光，只有灰色水泥地水泥柱子，一个很大的露台朝着夜空升出去。露台上风大，有点，他把西服领子竖起来，系了条深灰色的围巾，看起来有点好笑。我两只手捧着纸杯，直到把手焐热了，才告诉他，我怀孕了，失了业，刚刚还把戒指还了。
“你打算怎么办？”他问我。
“到妇科诊所约个时间，然后再找份工作。”我简单的回答。
“都不是很大的问题，过去就好了。”
我点头。
“不管你怎么决定的，我都支持你，我们是朋友。”他一本正经得说，但过了一会儿，又问我：“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跟他结婚？”
“没想到你也会拉这样的皮条。”
他笑笑，然后说：“你真的爱他你知道吗？傻瓜也看得出来。那次看到你们，你的手和眼睛都没有离开过他。”
“我是爱他，问题就在这里。”
“有什么问题？他是个抢手货。”
“我害怕。”我回答，眼泪迎着风滑落下来。
他看看我说：“嘿，你怎么哭了，我最看不得这个了。”伸手帮我擦眼泪，没想到越擦越多，两个人都觉得又好笑又尴尬。我不想哭的，但就是忍不住，使劲作出一个笑容，结果却是更加痛快地哭起来。他给我一个拥抱，我也抱住他，靠在他的肩膀上，眼泪落在他那条深灰色的Ralph Lauren围巾上，浸湿了的羊毛有点凉又有点扎人。
“你把事情搞复杂了，姑娘，你究竟在怕什么？”他笑着问我。
我不回答，直到哭痛快了，才终于说出了来：“我想要他，但是我怕得到了又会失去他，我真的害怕呀。”
37） 审前程序 & 死刑
Nick 9点钟之前送我回家，然后还要回办公室加班。到了公寓楼下的总门外面，我打开包拿钥匙，里面塞满了水杯、像框和杂七杂八的文具，很久都找不到。我索性把包放到地上，蹲下来翻里面的东西。终于找到钥匙，打开门。我们道别，他看着我，没有说什么，只是抓住我两边肩膀，把我整个人前后晃了晃。转身走了。
5天之后，我向纽约市民事法庭提交了要求在进入诉答程序之前撤销案件的动议。实际上，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Lyle提出的民事诉讼请求可以说是违宪的，妇女在怀孕22周之前堕胎的权利已被列入人权。但是在美国，法院通常不会自行审查起诉状的充分性，对于原告起诉状中任何缺陷提出异议是被告的责任。结果就是，案件在进入诉答程序之前就结束了。整个审前会议的过程当中，我甚至只见到了原告律师，Lyle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根据律师的解释，他因为一些私人事物不能来。事情变得有些好笑，我不太明白他是怎么想的，难道以为我会自动戴上那个戒指，跑到他那里去？而且他似乎也不再关心诉讼的结果，整件事好像只是为了让我失业，让他自己看起来很卑鄙。
更讽刺的是那个原告律师认识我，长得特别端正，说话很快，咬字字正腔圆，看起来就前途无量的一个家伙。他很同情的向我解释，S&S从1870年开始就为Lyle的家族提供法律服务了，所以……。我笑着打断他：“我明白的，一百三十五年的生意关系当然重要过一年半的雇佣关系。”
离开法院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家附近的一间妇科诊所约了时间。护士告诉我，有个约了当天下午的病人不能来了，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可以那个时间来。我不用上班了，有的是时间，但第一反应却是回答她：“今天下午可能不行，麻烦你帮我看看星期三行不行。”仅仅因为害怕还是别的什么，我又把这件事往后拖了两天。星期三上午十点钟，我就可以告别所有肿胀、嗜睡和嘴巴里怎么也去不掉的苦涩的感觉，听说会很疼，但恢复得也会非常快。
我还是挺怕医院的，各种刑具似的手术工具，无影灯，带着帽子口罩眼神漠的医生，除此之外我还特别怕痛。等待手术的两天像等着执行死刑一样难挨。现在，我可以爱睡多久就多久，但还是不到七点钟就醒了。怀孕带来一种陌生的类似于感冒似的感觉，没有精神，但胃口却奇好。星期一晚上，Nick来给我做了一次肉酱意面，然后瞪大眼睛看着我吃下去大半锅子。第二天一早又打电话过来问我有没有撑着。如果不是有那么一个吓人的手术在中间横着，我会觉得没有工作，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也不错。星期二的整个白天，我都在读一本半年前买的小说，之前每次拿出来看的都只是最前面的两页。
我看得有点废寝忘食，直到傍晚来临的时候，才脱掉睡衣，换了衣服准备出去吃顿好的，死刑之前最后的晚餐。走到楼下，公寓楼门口的路边泊着一辆黑色的没有任何标记的四门轿车，后排车门打开，一个我以为快要忘记了的人从车上下来。
“你还来这里干什么？”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轻轻的说了一句，语气淡。
“我需要你。”Lyle回答，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臂。
我回头看看他，他看起来有点不一样，整个人疲惫散乱。我想问他怎么了，他在我提问之前就回答了我来不及说出口的问题：“我父亲快死了，我需要你。”
38）马利布海滩的热水浴缸
“如果你需要律师，全美排名前十的律师事务所应该都很欢迎你。”我回答，不过在心里，他说话的语气和他的样子，足可以让我原谅他对我做过的所有坏事情。
“上车好吗，我想让你陪着我。”他低头对我说，有点烦躁又不知所措的把我塞进车里，自己也进来，坐在我身边。
“出了什么事？”我问他。
他示意司机开车，回答： “他在热水浴缸里摔了一跤，动脉破裂导致脑出血。”
我听到他对司机说“机场”，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问他：“他现在在哪里？”
“原本在马利布海滩一间社区医院，三天前转到UCLA的医疗中心。”
“你这几天一直在洛杉矶？”
“对，上周日傍晚出的事，我到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对我说他已经觉得好一些了。”
我有点怕他再说下去，我不想看到他伤心的样子，那个样子恐怕会让我丧失所有判断力，不过可能我早已经没有了理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经伸出手，抱着他的身体。“你什么时候到纽约的？”
“今天下午，飞机落地的时候是3点钟，我直接到这里来了。”
“为什么不上来？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他笑了一下，摇摇头，回答：“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你把戒指留在酒店前台，然后直接去找那个涂Ferragamo香水的家伙了。”
“你跟踪我了？”
“没错，我像个变态一样跟了你两天，或者三天，我不记得了。我发誓我从来没干过这样的事情。”他揉揉眼睛，告诉我，他连续三个晚上都没怎么睡。他看起来没有平常那么漂亮了，但是说实话，我更喜欢这种真实的样子。
我对他说：“你这么变态我很开心。”
而他皱了皱眉头，那是一个微妙的可爱的表情，像是在说，我感觉到了，你触到了我的心。
也是在那个时刻，我开始认真的考虑那个可能性，我们之间建立温柔完整的亲密关系的可能性，不一定要结婚，可能只是住在一起。尽管只是这样，也会是很大的变化。那将完全不同于我们之前的关系，即不像修长老练的手指滑过年轻的肌肤那样简单，也不仅仅是在需要的时候缠绵一场那样干脆。所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习惯、嗜好、内心的隐秘都会逐渐揭示，不管你愿不愿意，喜不喜欢，生活在一起，就会那个样子。
我们到达机场，领完登机牌，离航班起飞只有不到十分钟了，他在我家楼下踟蹰浪费了不少时间。一个泛美的地勤陪着我们一路跑到登机口。他牵着我的手，感觉上似乎比从前握的更紧一些。而与此同时，我体会着一种有点奇妙的感觉，第一次感觉到肚子一团实实在在的东西跟着我脚步的节奏上下左右的晃动。
39）不予心肺复苏同意書
飞机在洛杉矶降落的时候已经将近午夜。一路上我靠在Lyle肩上断断续续的睡了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肩膀非常好看，但是靠起来就是不太舒服。夜色里并不觉得，但冬季季风从海上吹来，在空旷的机场附近更加强烈。从机场到加州大学医疗中心的路上，司机很诡异的开错了路，车子驶进医院大门的时候，我已经枕着Lyle的外套睡得很熟，他摸摸我的脸把我叫醒。我坐起来，车子刚好驶过一条减速带，那种奇妙的感觉又来了，Caresse和我身体里某个地方轻轻的撞了一下，让我忍不住扬起嘴角笑了一下，不知不觉地，我开始承认它有名字，Caresse。
不过之后看到的情景就没有这样愉快了。Lyle把我带到5楼的一间重症监护病房，他的父亲躺在各种仪器和医院的蓝色床单当中，一张蜡像似的面孔，歪向一边，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心跳始终在68到72左右，但呼吸很吃力，嘴巴在氧气面罩下面大张着，像一个快要窒息的人一样，大口大口的吐气吸气，每一次呼吸胸口都剧烈的起伏。除了呼吸机的活塞发出的声音，房间里只有各种监护设备的滴滴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身上盖着条毯子靠在窗边一张沙发上，已经睡熟了。
Lyle没有去叫醒那个女人，默默的站着看了一会儿。直到一个医生进来，把他叫出去。床上那个昏迷中的人呼吸的样子让我也觉得透不过气来，在靠门的扶手椅上坐下来。窗边的女人听到声音自己醒了，坐起来不太友好的问：“你是谁？”
我告诉她，我是Lyle的朋友。她变得温和了一点，对我笑笑，说：“Keith出事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
热水浴缸里的女人。看打扮倒不像是从事什么引人遐想的职业的女人，反而有点上流味道，雪白的马球衫，外面套了一件浅蓝色男士牛筋布衬衣，藏青色的裤子和罗发鞋。我看她，她也打量我，我觉得很尴尬，站起来推门出去找Lyle。他在走廊转角的地方跟医生讲话。
我犹豫着要不要过去，病房里那个女人却也跟出来了，靠在墙壁上看着我，像是想要跟我聊聊的样子。
“我是Laure，其实是Laurinda，不过他总是叫我Laure，”她对我说，我回了一个微笑，也告诉她我的名字。“他现在状态很稳定，不是吗？”Laure看了一眼病房里面继续说。
她眼睛里全是期待，我只能点头，回答说是啊。
她自己反倒摇摇头，告诉我：“医生说出血面积很大，手术没什么希望。不过我看过书，只要能挺过头三天，还是有希望慢慢恢复的，血块可以被吸收不是吗？”
我很想上去给她一个拥抱，但是我从来不是那种善于表达的人，于是我在心里拥抱她，现实里面却是笑了笑，对她说我要去找Lyle，转身走掉了。
我在护士站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找到Lyle，他和两个医生在一起，身旁的灯箱上夹着几张CT影像。他回头看到我，向我伸出手来，我走到他身边。他抓住我的手，俯身在一份文件上签字。
“他失去意识之前表达过这样的意愿。”年长一些的医生说。“事实上文件是那个时候就准备好的，他没有来得及签署。”
我看了一眼，桌子上只是薄薄一张A4大小的纸，纸上是格式合同一样简单的几句话：停止維持生命的医疗措施，如撤除呼吸器、 静脉营养输液或喂食管等维生系统，不予施行心肺复苏术等积极延长生命的措施……
大约五分钟之后，我们回到病房，一起来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护士，开始撤除维生设备。我不认识病床上躺着那个人，但还是觉得这个决定作的太快了一些，不是对病人，而是对活着人来说。Laure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出来，不让护士摘掉Keith脸上的氧气面罩， 回头冲着Lyle喊道：“你在干什么？他会好的，他会好的。”
女护士按铃叫了保安，两个穿蓝制服的男人进来请Laure离开，她拉住病床边上的护栏不肯松开，直到被拖倒在地上，拼命的哭喊，说的语无伦次： “你是酷的人，他是你爸爸，你不愿意付五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