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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护士按铃叫了保安，两个穿蓝制服的男人进来请Laure离开，她拉住病床边上的护栏不肯松开，直到被拖倒在地上，拼命的哭喊，说的语无伦次： “你是酷的人，他是你爸爸，你不愿意付五千元一天的费用，他还不到六十五岁……”
整个过程当中，Lyle握着我的手，始终没有讲话。所有设备撤除之后，Keith的面孔，每一次吃力的呼吸，张开的嘴巴，没有了氧气面罩和那些说不清名堂的管子，眼前所有东西都变得更加赤裸和酷。Laure终于静下来，任由保安带她离开，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她对我说：“他很酷是不是。”我看看她，她不会知道那个时刻Lyle的感受，我知道，因为我在他身边，我会一直在他身边，只要他还需要我。
直到凌晨两点钟，病床上那种挣扎似的呼吸仍然持续着。Lyle叫司机把我送去酒店休息。我说我愿意留下来陪他，他摇摇头，在我嘴上留下一个潦草的吻。
40）为Caresse
我真的很累了，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仅仅是我自己了，多了一点什么，一份不重也不太轻的责任。让我能够在那个夜晚，顾不上其他，在酒店房间里喝下一杯热牛奶，淋浴，然后没有梦魇的睡觉。
天微微亮起来的时候，我睁开眼睛， Lyle站在床边看着我。卧室里没有开灯，外面客厅里一盏落地灯幽暗温暖的橙色灯光勉强照亮他身后的一小块地方。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几点了？”我坐起来问他。
“不到五点钟，”他回答，沉默了一下，告诉我：“都结束了。”
我眼睛湿了，可能是荷尔蒙的关系让我变得爱哭了。我朝他伸出手臂，他坐到床边上来，抱住我，就这么静静的抱了很长时间，直到他在我身边和衣躺下，在黑暗里轻轻的说：“那个时候，我五岁，Cheryl…Ann刚满三岁，我们一家人在嘎那。他在所有人眼里都是自信、魅力、品位和幸运的象征。我喜欢学他走路，学他说话的样子，像他那样笑，像他那样穿衣服。吃饭的时候，我们总是打打闹闹争着要坐他身边的位子，时不时地崇拜的看着他。”
我侧过身贴着他的身体，右手放在他的胸口上。
“我们之前谈过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他想要的方式，快而且干净。”他继续说，“我应该这样做不是吗？”
“你做的没错。”
“将来，有一天我在这样的境况下面，我希望你能为我做这个决定。不是作为律师。” 他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说。
我的眼泪落下来，洇湿了枕套，突然觉得害怕，害怕有一天，躺在重症病房里的是他，而我就像Laure，看着他挣扎，没有任何办法。我想说话，但是喉咙哽住了，张开嘴巴，发不出任何声音。过了很久，才恢复过来。我答应他，那一天我在他身边，会为他签署那份该死的同意书。他转过头来吻我，尝到我眼泪的味道。
“我不想惹你哭的。”他说，但他的话反而让我流了更多的眼泪。
他继续说：“我之前对你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我会尽力弥补。我只是希望你能留下来，和我在一起，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离开美国，让我跟你一起走，不管你要去哪里，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轻轻的问他：“那么说，我们之间是真的？”
“是真的。”他回答。
似乎过了很久，我对他说：“我希望，你能再坚持一下。”
“什么？”
“如果哪一天你快死了，我希望你能再坚持一下，会有点辛苦，会没有那么快而且干净。但是我希望你能再坚持一下。”我贴着他的耳朵说：“为了我，还有Caresse。”
41） 慈光歌
两天之后，我们带着一口棺材登机，飞回纽约去。又过了三天，Keith C。 Ultan在绿荫公墓落葬。殡仪馆的化妆术和簇新的礼服让他重又成为自信、魅力、品位和幸运的象征。葬礼上，我又一次见到Laure。Lyle告诉我，在医生宣布死亡之后，她在病床旁拿着呼吸球囊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很多人来观礼， Cheryl…Ann和Lyle的母亲也来了，不像临死的时候，只有Lyle和他的Laure陪在身边。
葬礼按照圣公会的规制举行，但最后牧师却念起慈光歌里的一段祷文。我知道那是天主教的祷文。小时候我的一个曾外祖母去世，她的教友们曾经为她唱过这首圣诗。Lyle选的，用在这场葬礼上似乎更加合适。
恳求慈光，引导脱离黑荫，导我前行
黑夜漫漫，我又远离家庭，导我前行
我不求主指引遥远路途，我只恳求，一步一步导引
从前我爱沉迷繁华梦里，娇痴无忌，旧事乞莫重提
夜尽天明，晨曦里重逢，多年契阔，我心所爱依稀
Laure看起来已经不伤心了，Lyle也是，甚至包括他致词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不太吉利的预兆，这场葬礼是我第一次跟他并肩站在他的亲友面前。葬礼之后，Lyle把我介绍给他的母亲，年届六十的Nicole，对我不也不热，客气的说：“Lyle经常说起你。”并且定下约会，让我去参加星期二下午在凡艾克画廊的茶会。
上车离开墓地的时候，Lyle对我说：“葬礼上关于生死，关于的时光飞逝的祷文总是会让人改变一些决定。我想知道，你的决定是什么？” 然后换了一种方式问我：“嫁给我好吗？e。”
可能，是因为在那天的晨光里面，他着一身黑色，显得清高、优雅、狡黠，可望而不可即。也可能葬礼上关于生死，关于的时光飞逝的祷文真的对我起了作用，我答应了求婚，晚餐的时候，他为我戴上那枚Harry Winston的戒指，同时有音乐，烛光和一束白玫瑰。
42） 婚纱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再受我的控制，也不在Lyle的控制之中。许多不相干的人加入到我们中间：婚礼策划师，婚纱设计师，摄影师，报社编辑，酒店的宴会销售经理，蛋糕师，花店老板，他的母亲，妹妹，当然还有我的父母亲。
Cheryl…Ann是婚礼专家，Lyle说：“她是从小被教育成这样的，她对婚姻的兴趣仅到婚宴结束的那个时刻为止。”从知道我们要结婚那天开始，我几乎每天都要看到她。她带我去选这个，买那个。同时又在背后说：“经典故事，她怀孕了，所以他们才会结婚。”
我看中一件A字形裙摆的白色婚纱，上面镶着一掌款银河似的碎水晶，头纱很朴素，只有同色的缎子滚边。尽管那条裙子我很喜欢，也很像我的礼服。但是Cheryl…Ann和婚礼策划师觉得不好，因为它和礼堂不相配。我不想一开始就闹得不愉快，折衷一下，换了一条有刺绣，有拖尾的裙子，头纱来自法国，长度是两米七五。
我关于白色貂皮的玩笑也没有被忘记。婚纱店的店员在我面前打开一个浅金色的盒子，展开盒子里面一块雪白的水貂皮，介绍说：“丹麦母貂皮，细密轻盈，针毛幼长有光泽，少见的颜色，刚好和你裙子的颜色相配。少见的大皮张，整条披肩完全看不到接缝。”
Cheryl…Ann在旁边接口：“北欧货并没有美国貂皮好。”
“Walsh太太，这是SAGA ROYAL MINK，底绒和针毛的密度，针毛的长度，毛皮的光泽度和弹性都可以和最好的美国貂皮媲美。皮草这种东西可遇而不可求，特别是婚礼上用的。”
我完全不懂这些东西，而为了这光泽、颜色和细密的针毛，Lyle要付出三倍于寻常貂皮的价钱。我抬头看他，他也看着我，眼睛里和嘴角上带着一点不太认真的笑意。我知道，他也明白这一切多多少少能叫年轻女人感动，但是根本不能代表什么，完全没有意义。
只有在某些珍贵的时刻，我可以重新确信他是爱我的。
比如在某个派对上面，我们在一个角落里，他把我拉近他，热情的吻我，手指插进我松松挽起的发髻里面，让头发散落下来。全然不在意是不是会有人正看着我们。
比如他突然叫我。“干什么？”我问。“没什么，我就是想叫你的名字。”他回答。
再比如，一个寒的下雪的夜晚，他把我抱到衣帽间的落地镜前面，我们没有穿衣服，但完全不觉得。我记得每一个细节，因为那是我生孩子之前，我们最后一次做爱。
43） 预算
另一个问题也被提上的议事日程，住在哪里？一个星期里面，三个不同的房地产公司的经纪人带我们看了从第59街到第96街之间每一间合乎标准的公寓。
所谓“标准”，既不是我订的，也不是Lyle说的，而是Cheryl…Ann嘴里人人皆知的，结婚后住的房子就应该是那个样子：位置在中央公园和东河岸之间，主要的房间看得到公园，或者东河水景也可以，附近要有好餐厅，步行可达第五大道或者麦迪逊大街之类的血拼胜地，最远也不能超过一刻钟出租车的车程。而重中之重的一点就是要靠近本市最好的私立学校。
学校？未免太早了吧，我在心里说。在我看来，Park Avenue和第20街附近那些棕色的战前建筑是最好选择，一套两间卧室的公寓对我跟Lyle两个人来说足以，即使不久的将来，还要多一个Caresse。在还有工作的时候，我就喜欢那里房子，原因很简单，走走就能到办公室，不用坐地铁。我讨厌地铁，虽然在曼哈顿高级公寓市场上，位置靠近地铁站仍然是个增值的卖点。
在我还有工作的时候——其实不过是两个星期之前的事情，我却觉得像过了好几年了。我被带到这儿，拉去哪儿，目不暇接。各种各样的人向我灌输这样那样的观感和理念。各种东西，本不属于我的东西在我身边、身上堆砌起来。偶尔一个安静的时刻，我也会有些惶惑，不知道一年或者两年之后，会是怎么个样子。叫我害怕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像从前那样简单独立的生活。在那样简单独立的生活里，我总是可以信心满满的在面试当中谈起自己的三年计划，五年计划，甚至，下一个十年。而Lyle，他全无所谓，甚至并不总是在我身边。当我知道，婚礼上用的白色普罗旺斯多头玫瑰要18美元一支，蛋糕上数不清的樱桃味的红色心型巧克力每个五块九，摄影师每小时收上千美元，看中的公寓价钱有好多零零零……
我私下问他：“预算是多少？”
“我们有预算吗？”他反问，接着告诉我：“不要去在我妈和Cheryl…Ann面前提预算，我妈讨厌这个词，Cheryl…Ann会嘲笑你，她很会嘲笑人。然后你会不高兴，你不高兴，Caresse就不高兴，我也不会开心。”
预算有这么可笑吗？我不想显得矫情，但是内心里，真的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根本不是我要的方式，不是我的婚礼。
越洋电话上，我告诉爸妈我要结婚了，他们很惊喜。当然，新郎的背景是必定要问的，我笼统地说了一下，妈妈的第一反应是最真实的，她很严肃的说：“要么是在骗你吧？”从我小时候开始，他们就确信自己的女儿会嫁个好人家，但Nick Tse可能比Lyle更接近他们那种“好”的定义。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吧，谁知道呢，自己来看吧。更没敢说自己怀孕了，要是说了，他们一定更加确信我是被骗了。
2006年一月，婚礼前两个礼拜，我爸妈终于搞定了签证的事情，从上海来到纽约。他们被安置在Park Avenue和第38街交界处的一间精品酒店里，我也退租了布鲁克林的公寓，暂时搬去和他们同住，直到婚礼那天。
44） 孕吐 & 婚前协议
在准备婚礼的同时，两件恶心的事情也在进行，孕吐和婚前协议。
自打误了那个星期三的手术预约之后，豌豆大的、小恐龙似的Caresse在黑暗里逐渐长大。我对怀孕一向没有什么兴趣，也一无所知，家庭与健康频道的节目给我上了第一堂课。第八周，我知道它大概有一颗蚕豆那么大了，长着一个于身体不成比例的大头，眼睛是个黑点，鼻孔和耳朵是四个洞，身体上长出的幼芽将会变成腿和胳膊。而且它开始心跳了，每分钟有一百五十下！甚至可能做了第一个动作！只是我感觉不到。
我仍旧觉得乳房很胀，有的时候还是会肚子痛，医生说那是因为子宫在扩张。平躺着的时候，小腹会变得温热而紧张。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英文里面把孕吐称为“morning sickness”，因为从早到晚，我都像个得了绝症的人那样头昏乏力，恶心呕吐，胃里几乎留不住东西。我心情不好，脾气也变得很坏，很少有食物对我的胃口，总是嫌这个了，那个又太腻，或者就含着眼泪什么都不吃。
Lyle并没有像通常的准爸爸一样鞍前马后的殷勤伺候，我也知道对于他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心情不好，他会哄我一下，再多就没有了。像从前一样，如果见了面不开心，他宁愿不要见，反正有的是可去的地方。不过那段时间，我也无所谓了，太难受了，我更喜欢自己一个安安静静的难受。而且，他的出现总会带来意外的情绪波动，和更多的呕吐。
第十一周，Caresse长到一英寸半长，7克重，完全成形了，皮肤是透明的，手指和脚趾已经可以分开，微小的动作舒展而又优美，按照书里说法，有的时候，它还会打嗝吞咽。一天早晨醒过来，我告诉Lyle，我觉得稍微舒服一点了。他把早餐送到床上来，托盘上放着一个紫红色的大信封，对我说：“婚前协议已经准备好了，你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权衡考虑，我想最好尽快给你。”
我一时语塞，打开信封来看，里面是十二页厚实的A4纸打印的文件，约定了离婚或者配偶（也就是Lyle）死亡的情况下我能享有的财产权利和抚养费。林林总总分为十几个章节，包括对配偶财产的权利，继承祖传住宅之权利，享有基金滋息之权利，继承家族津贴之权利，作为法定继承人的权利，作为配偶财产执行人及管理人的权利，等等等等。
我草草看过一遍，抬头看着他，说：“我会请人帮我看一下，什么时候要？”
“婚礼之前随时都可以。”他回答，又补充说：“你不用太当真，就是个惯例。”
“怎么能不当真？”我反问，用开玩笑的口气说：“这上面的条款差不多有一份劳动合同那么多。”
下午，我约了一个打过几场离婚官司的同学帮我看那份东西。她告诉我，这是一份堪称范本的婚前协议，滴水不漏，条件开的也很公平。之后我们一起去剪头发。从洗头的皮椅子上起身的时候，我扶了一下腰，动作有些不自然。她看在眼里，很快就恭喜我，已经有相当于她一年半薪水的奖金入账。
在我父母到达纽约之前，我在S&S事务所的一间会议室里签了那份协议。三十二楼，一个多月之前，在同一楼层，我被解雇了。有两名律师在场，但都是代表Lyle的，我代表我自己。旁边甚至有人在操作一架手提式数码摄像机，录下整个签署过程，好证明我不是受胁迫的。
尽管我知道所有这些条款，见证人，这些形式，都是一次又一次恼人的诉讼之后的亡羊补牢之举，尽管我受过法律教育，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方式。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能被轻易改变，就好像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Lyle，也不能改变我。但内心里，我愿意为了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尽全力迎合他，改变自己，如果那样东西还在，我会一直迎合下去。不过如果有一天，那些东西不在了，没有什么可以给我补偿，也没有什么可以留住我，无论是钱，地产，还是滋息。
45） 两个家庭
Lyle的家庭结构很简单，近亲不过三个人，他的外公Gerard Baker，母亲Nicole Erasmus，妹妹Cheryl…Ann Walsh。我没写错，就是四个人四个姓氏，继承来的，或者结婚后改的。
Gerard很大年纪了，我不太清楚他的岁数，不过他曾经告诉过我，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他跟我一样属猴子。我们接触不多，但他可能是那三个人当中比较好相处的一个。而照Nicole的说法是，他是老糊涂了。我猜他曾经也和菲兹杰拉德笔下的Anson Hunter相似，差不多生活在同一个年代的纽约，整个世界铺陈在面前，而他挑剔漠。不过现在，Gerard每年都要去温暖的地方过冬，为了他的缘故，甚至考虑过到加勒比海地区办婚礼，只是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那是“演员和流行歌手偏爱的方式”。这话出自Nicole之口，马上得到Cheryl…Ann和婚礼策划师的附和。
Nicole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巴黎读书，毕业之后做过一段时间的新闻记者。时间很短，差不多就是一年零两个月。发表过的文章做成一本精致的塑封册子，如今已是打趣说笑的话题，只因为文章的主题大多是关于罢工、劳资问题和阶级冲突的。显然打那之后，她的生活方式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那段经历多少让她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人物，之后她没有再工作过，在几个社团挂了主席或是秘书长的头衔，组织读书会，慈善演出和拍卖会。
Cheryl…Ann的经历要简单得多。在纽黑文读书，毕业后跟着母亲做些社团工作。二十六岁的时候认识了在四十七街做生意的南非人Jaco Walsh。她花了一年半跟他结婚，七个月之后离婚，得到了论抽屉算的钻石和有色宝石。
不知道是谁说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专门帮人解决家庭问题是治疗师？还是社会学家？如果是后者，我爸应该更能理解这句话。他是社会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所二流大学的社会学老师，不过，就算是他，恐怕也很难想象，这样两个家庭如何“结合”。
当我说起我爸是大学教授，妈妈是医生的时候。Nicole还一本正经的问我：“你母亲是哪方面的医生。”我老实回答：“遗传学。” 我笑着猜想，出现在Lyle和他家人脑海里的是怎样两个人：剑桥城那些穿花呢西服的学究，和权威干练的女医生？
而现实是，我爸四十岁上评上副教授，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做过什么认认真真的学术研究，至今仍旧是副职，在学校上没什么人听的关于品德伦理的公共课。妈妈在一家区级妇产科医院混日子，靠几台进口仪器回答所有遗传学问题。他们住内环边缘上一套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公寓，骑自行车或是乘公共汽车上班。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生活的重心都是我，后来也总是在朋友和同事面前说起我。
我没想过要粉饰什么，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妈妈胖了，但还是挺漂亮的。爸爸高大英俊，看起来比一般五十多岁的男人要年轻。甚至会说几句英语，九几年的时候来过一次美国，在密歇根做过学术访问。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