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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知道，还没有写信，就有人递消息给政治部了……傍晚，我舅舅来了，脸色铁青。在食堂里，趁着大家吃面条的当口，从这一摊走到那一摊，一面走一面骂骂咧咧：“……听说你们这里有人想闹事！……哼！很好呀！有种的就站出来，把上午你们说的那些话，当了我的面再讲一遍，……讲呀！……怎么没有人吱声了！”
本来，大家气已经憋足了，经他这么一挑，就有一个同学站了起来：“方主任，咱们这所大学是橡皮箍箍还是怎么的？要松就松，要紧就紧。有的人一年不到就入党，提干，分配工作还尽拣大机关大工厂，想怎么就怎么。为什么我们这一摊，毕个业比登天还难……”
饭堂本来就是黑黝黝的，方主任眯着眼正要看清这个敢顶撞他的是淮，另一个角落又有人站起来讲：“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们当着他老人家的宝像，把话说清楚。这里有哪一条能对上号的……？”
这一开了头，敢讲的人越来越多了。
“说我们怕累怕苦，我们起早摸黑，哪一天不干十四、五个钟头？说我们不愿在农村，我们哪一个不是一进校门就立志广阔天地？……”
“是你们篡改教育方针，把我们当作最廉价的劳动力在使唤！”
“谁不知道，这个农场是你们的官仓，小金库！借名办大学，把大把大把的钱贴进来，又偷偷摸摸地把大米、小麦、鸡鸭肉蛋运回去，都做为你们官场应酬的花费了……”
“你们捏着分配工作的权柄，逼着人家背了债来送你们人情。干脆，你们开个价吧，不要胃口越来越大……”
听到最后一句，舅舅吼了起来：“这是造谣！是污蔑！哪个受贿了？不拿出证据来我就把造谣的人抓起来！”
我忍无可忍，站起来讲道：“有！就有证据！”
一听是我的声音，舅舅喝道：“郑芸！出来！”
我两步就走到他的面前，死死地盯着他。我今天有点豁出去了。挑战的目光，一直看到他的心里，他有点胆怯了，没有让我讲话，一把拽住我便走出食堂。
其实我心里也忐忑不安，真要当场问我证据在哪里？我明明肚里有数也讲不出口呀……
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已在路上准备好大战一场。等他关上门，便先发制人地进攻起来；
“我们家的沙发、电视机、缝纫机、地毯……哪来的？！靠两个人一百五十块钱的工资能买得起么？”说顺了嘴，我脱口而出，“方桂芝最近手上的浪琴表又是哪里来的？……你当我不晓得？！”
我这儿发炮弹打过去，等着他的还击。无非是把我象昔霁那样关起来……
哪知他竟满脸堆笑：“芸芸！我们家庭里的关系何必弄得这么紧张……我始终为你好！”
“我已经宣布，脱离这个罪恶之家了！”
“罪恶？太过分了吧……不过我不会计较的。”
我那时就想吵架，希望他摆出那副训人的架子。他要大声嚷嚷，我也可以大声嚷嚷。最好嚷得全校都知道。哪知道他一个劲地笑，反而笑得我没有谱了。
沉默了片刻。他打开抽屉，取出一张已填上我的名字的“毕业证书”——也就是工作分配单，笑道：“这就是你的！”我一愣，感到这是一种收买。可是马上转眼一想，怎么会预先填好名字呢？接过来一看，日期还是两天前的。我看的时候，眼睛瞟着抽屉里，象这样的单子，有一大叠。
莫非真是皇恩大赦？还是……
几年来的“路线斗争”教育得我聪明点了。
我拿了那张超度苦海的单子，回到了宿舍里，象研究一份情报那样反复琢磨着……
马上发现一个大破绽：只有这里人事科的大印，还没有劳动局的金印……（这也是我们这里的特殊手续，大概两个印可以收两笔人情吧。）
十二月三十日
别看我们是变相地囚禁在这个山沟沟里，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渠道能知道外面的消息的。学校当局也不是成跛儿、方为之流能一手操纵的……
为什么突然要分配一大批人，两天功夫就把真相弄清楚了。
有人把这所“原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种种内幕反映到党中央了。据说是邓小平发了号令，要派人来调查。于是，得把厩得时间太长的和调皮捣蛋的羊，放掉一批。穷学生，好对付。一个职业，三十六块大洋，嘴巴就堵上了。
怪不得那天在食堂里，我那舅舅有点嘴硬骨头酥……
羊，确实是老实而可怜的。听说要分配了，都高兴得要命，牢骚也吞在肚子里了。有的同学还生怕得罪了那位副校长，在宿舍里，一听到偶尔传来的一两声嘀咕，连忙用食指竖在嘴唇上：“嘘……！”
今天，食堂里大打牙祭，六菜一汤，连养的猪都杀了。看来，这个“大批判加大劳动”的大学，是有点收摊子的味道了。
晚饭后，通知到礼堂开会，这准是宣布名单了，一个人也投有缺席。
会议是政治部副主任，一个老实巴脚的干部主持的，讲了半天，总算听懂了意思：这次要分配几百名同学。不过嘛，市里劳动局要花一个时间来安排接收单位。学校怎么办下去？也要重新研究一下过去的方针，适合新形势，总结经验教训。现在宣布，从明天起放假两个月。大家高高兴兴回去，再高高兴兴回来。回来保证拿到分配工作的单子。讲话的人态度是诚恳的。大概他也因为卸下了这个大包袱而舒一口气。最后，他笑眯眯地说：“方主任到省革委会专门研究学校的事儿去了。党中央负责同志也很关心劳动大学的方针问题。我相信，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好消息的。……”
总算一切都明确了。而且还有两个月的假期，回来又有好消息，何等美妙……
这天晚上，各个宿舍都飘出好久没有听到过的歌声。算命的油腻腻的扑克牌散落了一地。
七五年二月一日
我是无家可归的，依旧住在“共产主义”的宿舍里。现在是冷清了，倒有点时间看看书，还学着写写小说……因为靠春节边了，二赖子他们这部分农工也闲着没事。二赖子就常到我这里来借点书看。今天，他来还《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集》（这本书是留着的唯一的霁霁的纪念品）。我没有想到，这个快三十岁的“惯窃”说到《木木》时竟会哭得泪人儿似的。他抽抽噎噎地说：“……唉！人不如狗，不如……”
我说：“胡说！霁霁不是人？程磨子不是人？我……不是人？”
二赖子抹去眼泪鼻涕，朝鞋底心子擦了一把，说道：“天底下有两种人！一种好人，一种坏人。”
我问道：“你呢？”话一出口，心想，糟了！这刺了二赖子心了……
哪知他毫不介意，说道：“比起好人来，我算坏人；比起坏人来我是好人。”顿了顿，他象背书一样地说，“凡是用别人的痛苦来换取自己享受的，就是剥削，就算坏人。”
我大吃一惊，二赖子什么时候学会用这种腔调说话了？！他看出我的诧异，忙道：“这是程磨子教我的。我一有空进城，便到老头儿那边坐坐，听他讲点做人的道理……。今天，我刚从他那边回来。对了，他说起你们分配的事儿，恐怕要黄！”
见我若无其事，他又补充说道：“放假，那是缓兵之计。听说他们在等着今年的新精神……走着瞧哩！”
二赖子捎来的话是有些道理的。每年年头儿，有那么几个理论家，总要变着法儿来折腾一下的——这就叫“运动”。管它呢！
二月二十日
……果然不出所料：姚文元打了头炮，接着是张春桥的大文章《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还是管它呢！
可是，学校里的干部们忙了起来。他们开始挨家挨户催着放假归家的同学回校了……
碰到那个老实巴脚的副主任，我问他：“大家回来后就分配了吧？”
他搔搔头：“这……不会变吧！我讲的那番话是省革委会政工组研究过的！”
我心想，变了你也不一定会知道。
二月二十八日
又热闹起来了。
回来的同学聚在一起，互相打听着各个市各个县的春节供应，给了几斤肉，发了多少票，能买几包烟，几斤酒……接着，转到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什么时候分配？分配到哪里？有几个消息灵通人士，成了被大家包围的中心。他们的消息又互相补充，互相演绎：
“听我一个堂哥哥讲，这次劳大的分配不赖，都在国营企业……”
“劳动局也做个顺水人情呀！人家一听我们这批是‘大学生’，总比下放农村的知青强！”
“学校也有面子嘛！”
“钢铁公司一开口就要一百人，男的搞统计员，女的搞化验员，普通话讲得好，当广播员！”
“员！员！员！反正是超度苦海，功德圆满了，哈哈哈哈……”
在一片笑声中，政治部送来了通知：按原来的连队为单位，学习张春桥的文章……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哈哈哈哈！
三月四日
学了三天打“土围子”，大家有点不耐烦了。
宿舍里又有扑克牌算命的了……
好几摊扑克牌都出来了那张“丁”一一据说这是小人捣蛋。
打听消息的人回来，说：“等方主任和劳动局的头头一起来，就有眉目了。”
才有眉目？大家哑然……
三月五日
方主任和劳动局的头头今天驾到。不都是我的一家子吗，一个是舅舅，一个是妈妈。
大家在宿舍里，象热锅上的蚂蚁，恨不能用X光透视一下正在秘密商定的名单……
其实不需要透视。从我妈妈和舅舅今天坐小汽车来的那副神色，我就看清楚他们的五脏六腑了。
我觉察到：情况有变……
三月六日
果然有变。
没有开大会。叫每个连的负责人去碰了碰头。回来的时候，他们的脸都象打了一层霜，吞吞吐吐地传达道：“张春桥的文章是反击又一次右倾翻案风的信号弹。我们这里是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现在有人躲在‘土围子’里煽阴风，点鬼火……”
没有等我们连的头头讲完，同学们哗然了。一连串的责问：“到底分配不分配了”“还不准毕业吗了”“两个月前讲的话算不算数？”
“我……我哪知道了方主任说：我们这里有和‘土围子’勾结的奸细。现在先搞运动，搞完运动再说……”
“什么时候搞完运动？”
“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我头发都运动白了！”
“我们又上当了……”
“找方主任去……”
愤怒的人们，象决了堤的潮水，冲出了各个宿舍。首先撞上的是我的“妈妈”。这位劳动局副局长正预备钻进汽车，被大家包围住了。
小人得志，是实在没法形容的愚蠢。她大概难得有在如此众多的人面前训话的机会，一昂头，蹬蹬地走到台阶上，拖长了尖利利的嗓子，叫道：“喂！你们回去过了两个月假，吃饱了肚皮撑得难受是不是？”
真是自找，找来一连串责问：
“方局长！你到这里来试试看！”
“方局长！我看你也够福坦了，积点阴德吧！”
“只要你高抬贵手，盖个金印嘛！是不是人情还没有拿够……”
“两个多月之前，名单就开好了，你当我们不晓得……！”
一听这话，方局长冷笑一声，从皮包里拿出一大叠分配单子，扬了扬，说道：“给了你们一点颜色，当真开起染坊来了。告诉你们，我本来还想照顾几个，现在干脆统统作废！”说罢，当着大家的面把单子都撕了……撂在空中，象雪片一样飞舞……
愤怒的火山爆发了。人们一齐冲到她面前，等她想喊，已经来不及了。那个台阶本来就是为了一座没有完成的建筑物的施工方便临时砌起来的。台阶边上，是一个土坑。她一个趔趄，身子一仰跌在坑里。坑有一人来高，底下是松土，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愤怒的火已经无法扑灭。
“把她埋了！”“把这个吸血鬼埋了！”
一阵阵吆喝，随着是用手丢的，用脚踢的，还有人抡起工地上的锹，无数土块落到了坑里。妈妈从坑底发出了尖利的惨叫：“饶命呀！”
没有人理会，土块象急雨一样扔进土坑……
“救命……呀！”里面的声音渐渐小了。
我吓呆了，真正吓呆了。望着一张张愤怒的脸，望着已被埋得齐腰的妈妈的苍白的脸。这个女人，毕竟和我生活了十五年，我捂着嘴，想喊又喊不出声，想哭又没有了眼泪。一边是愤怒正义的火，一边是残留在我脑子里的人之常情。我禁不住地叫道：“饶……饶了她吧……！”
“什么！饶了她？她可饶了我们？！”
“小郑！你也送一锹土，一锹……对你讲明白了，在场的人谁都甭想走！杀头一起杀！坐牢一起坐！哪个抽腿，也把他理了……”
我闭上眼，拚命甩掉妈妈这个概念，只想到人们在埋一个吸血鬼，一个贪官污吏，一咬牙，接过锹，铲起了一锹土……写到这里，脑子里又浮现了白天可怕而痛苦的一幕，我的手在发抖了……
妈妈并没有被埋住，而我们却给舅舅带来的民兵和警察打得七零八落了……
事情闹大了。现在我们全部都关在宿舍里。门口站着岗。用不着问，肯定已经作为“反革命闹事”惊动了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了……
听二赖子讲，由于程璞伯伯的斡旋和帮助，霁霁可能要出狱了……
而我可能要替他的班了。
合起日记本，安东脑子里浮起了芸芸的形象。那还是九年以前在昔憬家里看到她的。这是一个羞羞答答的小姑娘，廋嶙嶙，不声不响。问她话，便低着头抿着嘴直笑。有时，呆呆地坐在窗前，手里捧着一本书，大概是书里什么地方引起她的遐想，水汪汪的眼睛里透露出少女的思索。
安东记得昔憬常常拿芸芸开玩笑：“这真是个林黛玉！”就这么几年时间，这个“林黛玉”变得泼辣起来了。和小偷交上了朋友，竟拿起锹活埋曾经是她养母的那个暴发户。这，简直不可想象！是谁教会了她该这样生活，这样斗争？！是谁教会了她在如此复杂纷纭的生活和斗争中，明是非，辨曲直？！
程璞又似乎窥破了安东心里在想什么，他回答道：“是谁？是那些当今主宰中国的‘英雄’！他们在新社会里制造了一个黑暗的旧社会。他们制造了大批政客，暴发户，流氓，恶棍，同时也教育了象芸芸那样的青年人，让他们重复了一段我们经历过的历史。这是悲剧，但也是好事。这种觉悟，是光靠正面的上团课，上党课得不到的……”
安东点点头：“历史上的哪朝哪代，人民对强取豪夺的贪官污吏的痛恨，也不过如此吧。”
程璞道：“可是芸芸却真的被关起来了。芸芸他们被关在农场的过去劳改犯住的宿舍里。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程璞深沉的，痛苦的目光在安东的脸上停留了很久很久，声音也有点颤抖了，“一群青年，居然要想活埋一个国家干部，而且是一个副局长，这当然是无法无天。……不过，如果你看过了这几本日记，书记同志，你将会怎么想呢，又是怎么处理呢？现在，是大讲特讲法家的时候了，……嘿嘿！难道法和理竟是这样矛盾么？”
安东沉吟了半天，他一只手捏着烟卷，但并没有抽，反反复复地在芸芸的日记上敲着。突然，他站了起来，抓住程璞的手，说道：“老程，还是你以前问过我的老问题：党性承认的事不等于组织观念承认。现在一样，在理上是一回事，在法上又是一回事。不过，我现在只能服从党性和理上需要我做的事。”
程璞道：“四川新都县宝光寺内有一楹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安东接着道：“妙！本来嘛！关我凭什么法？关你……”说到这里他的脸唰地红了，“虽然我也投了赞成票，但又凭的是什么法？……”
程璞拍了一下安东的肩：“老安，你有长进了！对付那些自称为法家的人，就要这样。”
安东掉过头，便走出了门。走到门边，他又转过头：“我希望芸芸还能把日记写下去！”
隔了一个多礼拜，程璞果然又从二赖子那里收到了一个纸包。包里装着芸芸的一个新的日记本。不过，才记了儿页。
四月二十一日
我没有想到居然还能那么快就又有一支笔和一个本子，来记述我这一个多月来的经历。
当然，我应该先补记一下“活埋案件”之后的情形。这个据我舅舅宣布为轰动全省的最大的反革命案件发生之后，比我们全体学员多一倍的各种各样持枪拿棍的队伍顿时开进了我们的“大学”。我们被两个绑架一个地关进了农场最后面的一溜瓦房。那是过去关劳改犯的。四周都是发了锈的铁丝网，东南西北的角上，都有一个炮楼一样的建筑。从窗口里望出去，可以看见站在上面的民兵枪上的刺刀，闪着耀眼的寒光。晚上，十六盏探照灯轮番地扫瞄着。虽然，我们还被叫做参加学习班，可谁都明白，已成了道道地地的犯人了。每一个人都被单独叫去审问，要审出这个案件的元凶首犯，还要追出幕后策划者。每天都听得见从一间间黑暗的屋子里传出来的凄惨的叫声。……
我还是很荣幸，是舅舅亲自审问的。
“芸芸，我实在为你感到耻辱。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我问你，这次……是谁教唆的？”
“是你！是妈妈！不，是方桂芝！”我已经豁出去了。这些问题是早就准备好怎样回答的。
“什么？”他抽起手来刷了我一个耳光，“告诉你，我是讲原则的，决不会对你有半点姑息迁就。”
我被他打得趔趄了一步。我感到喉咙里有一股血腥气，省定是被他打得淌了鼻血。我咽了一口带血的唾沫，眼睛里喷出了火。我指着他的脸，说道：“就是你们，教唆我们这样做的。你们比过去的恶霸地主，农奴主还要坏。你们把我们当作奴隶，剥皮抽筋地剥削。吸了我们的血，还要把剩下来的渣子当作货色来卖。你问问方桂芝，问问你自己，一张上调的证明要受多少贿赂？盖一个戳子要敲多少竹杠？你拿多少工资？方桂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