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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个温暖人心的情感故事-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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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音,咚咚,咚咚,是人类仁爱的节奏,铿锵有力。

    我愿听见这个世界所有善良的心跳,小到对一只蚂蚁,一只燕子,大到对一个人,一个民族,我是说,这样的心跳声,是那么温暖,那么和谐,足以改变整个世界。



………【第七十七章 13。2平方米的广阔幸福】………

    这是否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小房子?面积13。2平方米,由一节废旧铁皮的集装箱改装而成,造价6000元整。冬天嗖嗖灌冷风,夏天热得像蒸笼。里面只有一张铁板床,10英寸的黑白电视,带些破旧家具,人在里面转个身都困难。

    可这小房子住着人,还是一家三口。男主人叫王明殿,年过半百,是一家羊肉汤店的老板。每日小店颇有盈余,却带着妻儿挤在这里,洗澡都要去最廉价的澡堂,和民工们一起。

    他不是守财奴,也没有什么苦衷…他的钱,几乎全部捐出去了,坦言“每一碗羊肉汤的利润,基本100%地捐”。

    当地人背地里喊他疯子。甚至有人说他沽名钓誉,害得一家人跟他受穷。

    听着也难受,可王明殿遇上穷苦老人、特别是失学的孩子们,就会掏出兜里最后一分钱。十多年来,涓涓细流成大海,他竟然捐出了几百万。

    为什么他“热衷”行善?面对蜂拥而至的各路媒体,他讲述了13年前的一段往事。

    1995年,40岁的王明殿仍在青岛崂山区东韩村辛苦过活。为了改善生活,那年夏天他东拼西凑了3000元钱,去山东临朐县采买苹果。到了第一户农家,他正和女主人谈收购价格,忽然门外冲进来一个少年,手里高舞着一张纸,兴奋地喊道:“娘,娘,我考上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谁知那个女人红着眼眶发怒道:“考上有什么用?哪来的学费?你想要*的命啊?”王明殿愣住了。少年看着他娘,低声安慰道:“娘,我不上大学!只是想让您看看通知书,高兴高兴。”女人一把搂过孩子哭了。这一幕让王明殿百感交集,竟从怀里掏出一层层包裹的3000元钱,说,“拿去供孩子读书!今后4年的学费,我都包了!”那个叫刘炼科的孩子,那一刻放声大哭。

    此后,王明殿被拨动的心弦再未停止歌唱。十多年来,他捐助了山东740多个孩子和十多个辍学大学生,创建了3所希望小学。资助过程中,王明殿的心,变得日益开阔,通透。

    每次他去希望小学送文具,孩子们小鸟儿般围上来,把写有祝福的各色水果塞了他满怀。每次收到孩子们从学校寄来的信件,王明殿就觉得自己风尘仆仆的旅程,多了一层书卷气……

    2001年,王明殿筹钱开了一个羊肉汤店,收入稳定。朋友们劝他,自己买个房子生活好了再捐!他硬不同意:“一个房子七八十万,我能帮助多少个受苦受难的人?能让多少孩子上学?”

    王明殿资助的第一位少年刘炼科,已经工作几年,前不久带着女友特意来看“王叔叔”,忽然双双跪倒,请求他收下一份礼物:“我用我们的工资给您买了一套房子,我们不忍心看您继续住在集装箱里!”王明殿坚持不要新房钥匙和房产证,眼眶红红地说:“叔叔住在那里不苦,叔叔心里甜着呢。”

    有人效仿他,默默汇款资助希望小学,不留下姓名地址。有人得知小学缺少电脑,将20台电脑一并运送到王明殿的小店前,说声感谢就走……也有人不解,说他作秀,说他疯了。还有人当他是傻子,骗吃骗喝。他们只能看到13。2平方米内的窘迫,却看不到一颗心灵的层层舒展。

    王明殿告诉记者:“我也不是傻子,我对自己的生活有打算。我跟妻子商量好了,再捐7年,然后我们就买大房子,过好日子。”他又转脸对身旁的妻子说:“我要给你买新衣服,名牌的,然后带你去北京,住住有这么厚地毯的大宾馆,洗个热水澡!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没有你这么多年的默默支持,跟着我受苦,我帮不了那么多人。”

    这样的甜言蜜语,让那个沉默寡言的女人张树叶,抿嘴笑了。在这间也许最廉价的13。2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盛满了世上最广阔的幸福。



………【第七十八章 季哥的椅子】………

    季哥是个老鞋匠,干活时坐的是十字帆布兜小凳子。回到家,他只坐那把榆木小椅子。

    季哥是20世纪60年代来到这个南方城市的。他年轻时游手好闲,又爱阔绰摆谱,偏生在一个穷家,结果就做了扒手。有一次失手,被警察捉住了。在关着的那个夜里他逃了,一路流浪,最后到了南方。他是不敢再偷了,就做了个鞋匠。他并没学过修鞋的手艺,可这实在也不是太难的技术活,他边干边摸索,总算在这个城市立住脚了。

    那时候,城市的外来人口还很少,即使有,也都是外地分配工作来的。季哥想成门亲事,可那些端铁饭碗的姑娘,哪有他的份儿。外来妹倒不是绝对没有。巷里那个烧饼摊,就有个姑娘。他每天早上都去买烧饼,就和那姑娘熟了。季哥人长得帅,那姑娘对他好像有那么点儿意思。但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人给季哥介绍了个媳妇,是巷里的诸家。诸家老两口,季哥认识,都是普通朴素的工人。他们有一个女儿,有点痴呆,走路是斜着身子走的,还使劲地晃着一只膀子。

    季哥在心里盘算,想在这里彻底待下来,必须有个依靠。他租的小屋,阴暗,潮湿,还时不时受到盘查。诸家虽然不是大树,但足以使他在这个城市留下来,安全地生活。

    虽然那个烧饼姑娘很水灵,但他要从实际考虑。于是,他同诸家姑娘成了亲。

    自逃出后,他没有一天不想家。在这里他隐姓埋名,说他姓季,街坊邻里都称他季哥。一晃十多年过去了,那点小案子已算不上什么事了。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家了,可他手头并不宽裕,修鞋只能顾住衣食,并不能发财。再加上有了这个媳妇…为了使家人放心,他写信说他在这里成了家,娶的还是个城市女人,但他显然不愿意把这样的媳妇带回家,让人们知道自己娶的是这么个城市女人。

    他想等两个孩子大点带着孩子回趟家。孩子终于大了,他带着他们回到了家乡。门前那棵老榆树,还是那么郁郁葱葱,他抱都抱不过来了。他小时候常爬上去掏鸟蛋,采榆钱……父母见孙子都这么大了,很高兴,可见不着儿媳终归是个遗憾。母亲一个劲地说,下次回来一定把媳妇带上。不知为什么,他隐瞒了自己在南方只是个鞋匠。有人见他花钱不是那么阔绰,怀疑他说娶了个城市女人是吹牛。有好事者总是设法向他的孩子探问他们的母亲。还有个邻居向他借钱,他拿不出那么多,邻居怀疑他是不肯借。故乡的亲切和温暖被猜疑稀释了。他当时就决定,以后不再回来了。

    其实,他依然是那么想家。多少回在梦里,他又踏上故乡的土地。那窄窄长长的村路,那长满野草的田埂,大雨中的蟾蜍,晚风中的蜻蜓……

    弟弟准备把家里的老宅子拆了,到别处建房,打电话问他有什么意见。他问,那棵老榆树刨吗?弟弟说,刨。他说你给我寄一截榆树段过来。弟弟不明白他要榆树段干什么,反正是给他寄来了。

    季哥买来锯子、斧头、凿子等,用这个树段,做了一把椅子。尽管有点粗糙,季哥很满意。椅子很小,椅背刚刚顶到腰部。从此,他回家就往这个椅子上一坐,喝茶,抽烟。

    这把小椅子,是他亲近故乡的唯一方式。坐在椅子上,他听到了故乡的风雨雷电,看到了故乡的星月流云。各种情感在心里交结、纠缠。季哥有时想,故乡真是一把柔软的刀子,时时在准备刺你的心脏,使你流泪、流血。

    不管岁月如何更替,季哥永远坐在巷口那株老椿树下,腿上放着块脏兮兮的围裙,低着头,补着一双双破鞋子。有时闲点,有时忙点,但大体上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穿皮鞋的人少,现在穿皮鞋的人多了,他的生意也没见怎么好。

    有时做活累了,他直起身,站在老椿树下,向家乡的方向眺望着,眼里有说不尽的苍凉。

    季哥老了,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了,有一天终于倒下了。儿女根据他的遗愿,用那把小椅子给他做了骨灰盒。

    一把椅子,又变成了个木盒子,这就是季哥的故乡。



………【第七十九章 塔楼春梦了无痕】………

    言崎和老林的烦恼

    言崎是我的前同事,老林跟我是同一个研究生院出来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是我的邻居,一对儿四十来岁的丁克夫妻。言崎身量修长,面色白皙,年轻的时候容貌非常俊俏,但现在不怎么容易看出来了,依我看来,他们两个过着让人羡慕的平静生活,在北京新兴小中产阶级区望京拥有一套装修得很舒适的房子,家里连只母猫都养了八年之久,遗憾的是,那猫一见到生人就躲没了,我至今只见到过它的一小个后背,跟一瞥而过的惊恐表情。

    他们夫妻两个看起来是保守自律的人,说起话来温文尔雅的,但最近言崎却不止一次跟我抱怨,他们家没法呆了,那个男邻居,*的又带那个女的来了,每周两次,周一跟周四晚上,有时候他们还加加班,在周六下午增加一次,每次无一例外地弄得振天响,弄得老林的研究工作无法平静地继续下去。老林是研究德国语言文学的,最近正在赶着为三联书店翻译一本德国某哲学家和某语言学家之间搞的对话录,那书据说连纯种德国人都未必看得懂,遇到看不懂的段落,老林想找个德国鬼子请教一下都没法子,只好去请教英译本,结果发现英文译者索性就把那看不懂的给删掉了,胡乱塞了许多毫无意义的形容词跟起承转合用的句子,老林一下子傻眼了,没想到外国也有学术骗子,这个事情闹得他觉都睡不好。

    老林长得儒雅异常,天真得跟个孩子似的,他很容易动气,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嚷嚷,发许多知识分子兮兮的没用议论,每周这两个到三个半天,老林就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无所事事地发呆,听着隔壁传来的地动山摇,作为一个儒雅的人,他唯一能反抗的就是拿自己的指头敲敲墙壁,或者就是瞎呆着,凡事都往好里想吧,老林跟我说,如此高保真的现场*广播,去哪里能够听到?

    “开始的时候,我跟人说这个事情还很害羞,后来呢,实在没办法了,我跟谁都得说,实在憋不住啊,搞得自己跟祥林嫂似的。”言崎跟我讲,她说这件事的时候,已经熟练异常,就像说自己的家庭出身父母亲做什么的一样,实际上,在我们有限的交往中,她已经把那件事情跟我复述过六次以上了,其结果当然是是一次又一次地挑逗起了我的好奇心。

    提问是记者的天职,哪怕是一个离岗六个月的记者。

    “你们见过那两个人吗?”我问他们夫妻俩儿。

    “见过,嗯,在电梯里。”

    “他们长什么样儿,看起来多大年纪?”

    “男的呢,比较胖,长得一般,大概有个四五十岁了,女的三十来岁,也算不上怎么好看,很普通的一个女的。”

    “那男的身体不错吧?不然怎么会那么能干。”

    “我看一般……”言崎看了一眼老林:“你觉得呢。”

    “我觉得,那么长时间,他们肯定使用了一些专门的工具,那女的叫得那么惨,有时候感觉跟正在被人*一样。”

    “男的也叫吗?”

    “当然,但就叫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不像那女的,简直是在哀号。”老林。

    “*,没准就是在搞*,但他们为什么跑这里来搞,也不怕传出去影响不好。”我很激动:“那你们为什么不跟去物业管理处反映一下。”

    “怎么好意思?”一说到物业管理处,他们两口子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他们住的那栋楼是个塔楼,据我看来,塔楼是天底下最愚蠢的建筑物,不知是哪个鸟建筑师发明,因为房地产商丧心病狂的发财欲,他们在北京四环以内到处修的都是塔楼,塔楼卖起来省地皮,而且公摊面积大,物业费也比不带电梯的小板楼贵,那些圆乎乎的瘦而冷酷的楼高高耸立,每户人家均享受不到南北对流的风,开了门就是阴暗的楼道跟空寂的走廊,更糟糕的是它的结构,通常都是框架结构,整个楼用钢材垒起来之后才往里用一层薄薄的砖作为隔断,那些砖虽然可以随意拆来拆去,但作为两户人家之间的墙壁却勉为其难,住在二楼的人甚至可以听到三十楼的人挪动一张椅子,假如你在中间洗个澡,你洗澡时候小声哼哼的歌很快会传遍每个楼层,过几天,院子里的小孩都学会了,一边玩儿一边唱,把你吓一跳。

    就是这种塔楼,让身居其中的居民,没有任何**可言。

    弟弟的建议被否决

    我弟弟是个工科博士,学的是微电子,有一天,他老婆出差了,我们两个聚在一起吃了顿饭没事干,我就带上他去言崎那里玩,过了一会儿,他们夫妇两个照例谈起了那个困扰他们许久的问题,尽管他们跟我弟弟是第一次见面,但谈论起这个事情的自然放松,还是让我暗自吃了一惊。

    听毕,弟弟站了起来,沿着整套房子看了一圈儿,又开了防盗门到外边巡视一通,仔细研究了下言崎家跟那户人家的墙,回来后,他胸有成竹地说:“这个问题有个彻底的解决办法,但得花大价钱,就看你们舍不舍得了。”

    “什么,快说。”老林颇有兴趣地将身体前倾,想听个究竟。

    “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实习的时候,那个鬼地方每个教师的办公室都是用薄薄的三合板分开的,有个专门研究声学的教授受不了这样,就用非常专业的隔音材料把自己的办公室整个儿包起来,那形状不太好看,跟个棺材一样,但最后的效果真的很不错。”

    “你的意思是我们也把自己的房子那么着,重新装修一次,那得伤筋动骨的吧。”

    “是呀,而且得不少钱,参照香港那个教授的造价,你们这个做起来起码要二十万。”

    言崎吐了下舌头:“我们家装修连家具才花了十万出头,你想想……”

    “我知道,那不合算,而且也太折腾人了。”弟弟在那里认真分析,还列了张造价单,我看着他,钦佩之心油然而生,到底是未来的工程师,说起话来多么内行。

    我们两人轮流吃着老林给洗的草莓,这才三月份,草莓就上市了,今年的草莓格外甜,又红,当然,还很贵,他们两人一颗也舍不得吃,全让我们给吃了。

    我突然问我弟:“那个教授干吗要那么费劲装修办公室,难道他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干?”

    “谁知道呢?你也不想想,他有那么多薪水,不干点这事儿干吗去?”弟弟意味深长地看了言崎两口子一眼。

    言崎慈祥地看着我们吃东西,一边感慨万分:“我记得家里刚搬过来的时候,我们还总盼望着早点认识邻居呢,那男的第一次来,我就过去热情地又握手又递名片,但人家冷淡得很,现在才明白是这么回事儿。”

    “可不是。”老林接话:“有一次,只有他们家装修队在,我特地过去拜访了一下,问了问师傅,人家说主人是碧人化妆品公司的老总,想想,那可是个大企业,在北京家喻户晓的,天天电视上都在说”碧人,天天见,“钱总归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专门为了*买个房子算什么。”

    那天四下里寂然无声,老林用一把小勺子轻轻扣击着咖啡杯子,他晚上还得工作,到十点来钟不喝杯咖啡,根本撑不下去。我见状,跟弟弟使了个眼色,起身告辞了。

    临走前,言崎附到我耳朵边上,真诚地邀请我:“下次你跟别的同事约好,到我家来听房吧。你弟弟,一个小孩子家家,别教坏了。”

    我点头称是。

    我们坐着电梯往下走,电梯每呼啸过的一个楼层,我都要下意识地竖起耳朵听楼外边的动静,塔楼的穿堂风透过电梯严丝合缝的铁门,顽强地钻进来,弟弟脸上没有表情,他经常都是没什么表情的。

    他们是不是在编故事?

    过了一阵子,我遇到了同在周刊工作过的另一个同事舒科,她是搞艺术评论的,泼皮有趣,我们偶然也交往一下,聊聊天,就说起来言崎家的那件古怪事情,原来言崎跟她也讲了无数次了,这个事情在言崎的熟人圈里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她自然跟我一样,有强烈的到现场勘察的好奇心。

    舒科主动给言崎打电话,代表我们两个申请再去她家一次,这就最好选他们两个都在家的时间段,于是,我们约了周四晚上,三个人先在言崎家附近的老北京餐馆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胃口大开,吃了好几个韭菜合子,外加两三碗疙瘩汤,北京的饭食温暖着我的胃,让我站起来的时候,差点绊个踉跄。

    “慢点慢点!”言崎赶紧伸手扶住我:“年轻人,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啊。”

    三人相视,不觉大笑。

    我们揣着一颗龌龊的心,静悄悄地、心神不宁地坐在言崎家的客厅里,老林也过来陪客,他手里还拿着本书,斜靠在纯白的皮沙发上,舒科胜赞老林保养得不错,除了头发有一点点谢顶之外。

    “还不是翻译这个破书给弄的?”说到那本不知道在讲啥的劳什子书,老林又皱起了眉头,这个书已经让他患上了轻微的神经衰弱症。

    四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些闲事,隔壁悄然无声,没有开防盗门的声响,言崎开始焦虑起来,不停地看着时钟,时间很快过了九点半,我们吃完饭是七点半,等了两个钟头还没一点消息。

    “他们会不会取消了今天的约会了呢?”我忍不住问。

    “不会吧,一年多了,雷打不动的事情,怎么今天这么巧就没了。”老林肯定地说。

    我们耐心又等了一个钟头,舒科是有孩子的人,每天晚上都要哄孩子睡觉,不能回家太晚,她忍不住骂了下那对狗男女,威胁说:“再不来,再不来我走了啊!”

    时钟走到了十一正,喝了好几杯水,肚子里咕咚咕咚的,很难受,我们轮流上了趟厕所,身子干净以后,思想开始跟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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