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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席话我没有对陈白露讲，我对自己识人的本领并不自信。
那天暖房宴我们很开心。没有喝酒，也没有人提议要喝，我们喝着温热的椰汁，觉得这样也挺好。当时正是四月，草长莺飞，春风和煦， 窗子开了一半，偶尔有杨花飘进来。
我们谈的全是往事。小时候都住在大院里，到了这个季节，满地都是柳絮，被风吹到墙根，连成一条长长的线，用火柴点着，火苗从这头蹿到那头，好看，无害，只是很快就燃尽了。
还有串红，有的大院是常年种着，我和陈言住过的地方，是只有节日才一卡车一卡车运来，摆成“欢度国庆”什么的。串红的芯子里有一口蜜汁，拔出来在嘴里一吸，很甜。那时候陈言带着我，围着花坛排头吃去，能吃上一个下午。不记得几岁的时候，他觉得这样很傻，但我不理解；又过了一年，我终于也觉得很傻，然后我们再也没吃过了。
“简直傻碎了！”陈白露哈哈大笑。我们也笑，没有中毒真是万幸。 不过我现在想来，倒是很怀念那口蜜汁的味道。那时候虽然只是90年代， 但也不缺零食，怎么还会嘴馋呢？
那天的聚会快结束的时候，陈白露跑到厨房里接王制片的电话，我刚要把盘盘碗碗往厨房里搬，陈言在阳台朝我招手。
我跑过去：“干吗？”
“这些天你去过我家吗？”他低声问。 我摇头。陈言既然不在家里住，我也没什么心思拜访他的父母，况且说句私心话，我既知道陈言曾经病得多重，就不能不对他的父母有些埋怨，据陈白露说，他们只打电话问候过，一次也没有亲自来看他。
“我家以前的大房子是谁住着？我爸还是我妈？” 我不知道。而且我很惊诧，陈言竟然不知道。
他失落地摇摇头：“不管是谁住着 ——你能不能去一趟？帮我偷个东西。”
“偷东西！”我给了他脑门一巴掌，“我就知道你做翻译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他是什么吃穿用度我还不清楚，在城堡里住了半辈子心血来潮要体察民情，结果挤了一次地铁就吓得坐在路边不敢再走。
“可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啊！”他特别委屈。
“那你搬家的时候为什么不带来呢？”我给了他第二巴掌，“现在要我偷，我怎么偷？跟你爸妈说我想去你卧室坐一会儿但你们把门关上不要看？”
“我那时候真不知道——”他叹口气，“养活自己这么难。” 我知道他做翻译一个月有五千左右的收入，虽然低，但是曾经和我一起做过电影宣传的那些同龄的小白领，收入也不过如此。“其他人都是这样生活，偏偏你不能。”
“你瞧，这些东西都是陈白露添置的 ——”他指着房间里添置的全套电器，还有新换的沙发和地毯，刚才我在厨房还看到一套好厨具，都是德国货。我一眼就看出这出自陈白露之手，她热爱精密古板的德国货，而陈言喜欢花哨的美国货。
我又叹气：“她要做个好主妇，还差得远呢。拿到剧本的定金也不容易，一定要左手进右手出，多在钱包里放一天好像就会着火似的。”
陈言苦笑：“我以为我算奢侈的，但我的奢侈还有节制，即使在英国的时候，钱无数，没人管，买东西的时候还要选个性价比高的呢，她倒好，你猜她跟我说什么？‘性价比高的东西都是垃圾’，把我气得……”
我大笑，活灵活现的陈白露的语气。 “什么都要买最贵的，只想现在，不想以后，好像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似的。” “你别管她。她能花就能挣。” “所以我才要你帮我拿些东西出来。我不想让她过得太委屈。”
~6~
那天陈言和陈白露陪我们走出小区，小区通往三环要经过一条路灯很暗的胡同，陈白露掉了队，蹲在一辆车旁边，歪着头往车底看。
“看什么呢？” “那儿有只小狗。” 我蹲下去，车底果然有一只比手掌大不了多少的黄色小狗，盘成一小坨肉球，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死了？”我有点儿害怕。
“没有，刚才尾巴尖儿还动呢。”陈白露说。小狗很配合地晃了晃尾巴，眼睛依然闭着。
“宝宝，出来。”陈白露拍拍手。 陈言拉她：“人家睡觉呢，别捣乱。” “不行，一会儿有人开车，它就要成肉饼了。”陈白露又拍手，但小狗毫无反应。她跪在地上，伸手想要把小狗抓出来，但胳膊不够长，转头可怜巴巴地朝陈言眨眼睛。
陈言没辙，趴在地上把小狗抱出来。很奇怪，它不叫也不跑，在陈言的手心里，眼睛半睁半闭，尾巴间或一摇。我们围过去看，才发现它哪里是什么肉球，分明瘦得连肋骨都要戳出来；毛一绺一绺地黏在一起， 黄色，也许是白色。这是一只流浪狗，看个头，应该刚断奶不久。
“小可怜。”陈白露接过来，“准是太冷了，在车底下取暖呢。” “脏死了。”有人说。 陈白露把小狗抱在怀里，白衬衫被小狗的尾巴尖扫上了一道泥水。
“带回家嘛。”她对陈言说。 “养你都困难。” “我从今天开始不吃饭了，只喝水。” “人家在马路上生活得挺好。”
“好什么，吃垃圾，睡车底，它才这么小，这样下去活不了多久。” “咱家太小了。”
“地方再小，总算是个家。” “你能保证每天都有时间遛它？不会一个星期后就没耐心了？”
“我能我能。”陈白露直点头：“我保证。I promise。 Je vous promets。”
第二天，他们带小狗去打疫苗，刚从诊所里走出来，小狗就被一辆逆行的摩托车撞得横飞到绿化带里。
我又一次见到小狗，它躺在诊所的绒垫上，浑身包着纱布，像个微型的木乃伊；小脑袋枕着陈白露的手腕，嗓子里发出轻微的呼噜声。
“真可怜，疼也说不出。” 我安慰陈白露：“它在说呢，只是你听不懂。”我看着那坨小小的东西，它已经不是昨天那副脏兮兮的模样，毛色雪白，乖巧文静。 “你说，人真的有命运吗？” “有吧——”我糊里糊涂地答了一句。
“我也这么想，所以狗狗也有。”陈白露搔着小狗头顶的毛，“它的命真苦，本来以为再也不用受苦，没想到只跟我享了一天的福。”
“它还小呢，还有好多年好多年可活。这一次把所有的劫数都经历完，从今以后只剩下平安了。”
“要是它挺不过去呢？它的四肢都断了。” “内脏有伤到吗？” “没有，只是伤筋动骨。”
“那就好。”我松了一口气，“伤筋动骨再痛苦，也能挺过去。”
我并不是随口安慰她。出院后，小狗果然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求生能力，它很快痊愈了，并且在陈白露和陈言的照料下变得圆滚滚，跟在陈白露身后，好像一只肥硕的小熊猫 ——只是一条后腿有些跛，小跑的时候没有异样，但跑得快了，还是能看出曾经受过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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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言要我偷的是一对金镯子，是他出生时他爸爸妈妈托一个金匠打的，上面精细地雕着一只小兔子，肥肥的腿，长长的耳朵，眼睛是两颗红宝石碎粒。陈言属兔。这镯子他一直戴到了三岁。
我当时问他，可变卖的东西那么多，你的红酒呢，你的手表呢，什么都比这对镯子值钱，而且都不如它珍贵。
“怎么能卖你父母为你出生准备的礼物？” “他们都不要我了，我留着镯子有什么用？” 我没有再劝他，因为我打定了主意要替他留下这东西。如果我再劝下去，他会假装答应却派别的朋友去偷，这对镯子就不知道被卖到哪个典当行里了。
我去了他家从前的大房子，是他妈妈住在那儿，我直接告诉她陈言要镯子，她就取了一个小木盒给我，没有多问。
粗心的母亲。她甚至不对这奇怪的要求起疑心。 我带着那只木盒回了家，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拿了三万元给陈言，说是卖镯子的钱。那对镯子被我锁进了保险柜里，和我妈给我的珠宝放在一起。
2010年夏
钱是困扰陈言和陈白露的噩梦。
命运真是滑稽得很。陈言本来是有运通黑卡的人，陈白露本来是公主一样的千金小姐，结果一个出于自立的决心，一个出于际遇的捉弄， 偏偏变成了最缺钱的人。如果说我和我的朋友们的经历曾经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爱情也许可有可无，但钱是越多越好的。
2010年秋天来得很晚。9月中旬的一天，气温甚至到了三十七度。 我终日窝在家里不肯出去，买了几十斤咖啡豆，不为了喝，只是磨着玩。 一边看着电影，我能咯吱咯吱地磨上一整夜。
天亮才睡。 后来我在一本古人的笔记中看到，古时候的寡妇为了打发漫漫长夜，都是吹了灯后在地板上撒一袋绿豆，再一颗一颗地捡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读这一段书的时候，脑子里全是磨咖啡豆的声音。
那个燥热的秋天，朋友们源源不绝地收到我的咖啡粉。 有一天早上我刚睡下不久，也许六点钟，也许七点钟，接到了陈白露的电话。 “起床了没有？我们去你家打牌好不好？” “这个时间打牌？”我艰难地说。 那边停顿了一会儿，声音里带了些难为情：“我们想去你家吹一会儿空调。空调坏了。” “找工人修啊。” “问过了，要六百。” “六……”
“夏天快结束了，能省一点儿就省一点儿吧。”
我赶紧起床，开冰箱，家里能喝的东西竟然只有咖啡。叫楼下的超市送酸梅汤，还有最冰的西瓜和一大包冰块。
我接过东西，付了钱，又想起连吃的也没有，又麻烦老板跑一趟， 送了米酒和汤圆。
一切备齐，我靠着冰箱门看房间里到处撒落着的咖啡粉，一叠不记得是要拿去洗、还是刚洗好的衣服，纸篓里垒着的餐盒——差点儿落泪。 不只是陈白露那样的人有资格伤春悲秋，无人知道我也是有伤心事的。
2010年秋
~1~
后来我病得很厉害。整整一个秋天我都在生病。 这终于让我的爸爸和妈妈想起了被丢在北京的独生女儿。国泰民安，他们很少担心我一个人在这儿。我已经把北京当成家乡——可是有什么用？父母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北京算是家吗？
不只陈白露和陈言那样的人生会感到孤单。 何况他们还有爱情。
我的爸爸 妈妈赶到 的时候， 我已经躺 在床上 昏睡了 一天。 快餐 盒早就没心情扔进纸篓，在地板上堆成山。他们带我去医院，把我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一切正常。问哪里不舒服，我也说不上，只是懒，只是想睡。
我妈舒了口气：“原来没有生病。” 有的，有的。我在心里放声大哭。
~2~
爸爸妈妈很快走了，他们很忙。大房子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甚至想养匹马。
哪里有马养。只能振作起来，穿上雪地靴，长围巾遮脸走出去。
我这副打扮去聚会，女孩们指着我刻薄地大笑。她们还穿着丝袜， 或者裸着脚踝，只有我活像一峰骆驼。
而路上的落叶已经软绵绵地堆得很厚，树枝都秃了。今天的北风甚至吹折了咖啡馆外面的阳伞。
是我太真，还是她们太假？ 酒肉依旧流水地上着，又流水着撤下去；无聊的话题、陈腐或新的八卦一轮轮地碾过。 我打哈欠，还不如回去睡觉。 但那天晚上我试探自己的意志：十一点之前不准上床。
算是半失败了。九点半，我已浑身无力，扯了条毯子滚在沙发上， 盯着天花板想心事。
很惊讶地发现天花板上有了一道裂缝。无论如何，这房子也不该有质量问题的，也不是顶层要经风历雨，怎么会凭空裂开？
也许就是会凭空裂开的，就像什么都有寿命一样。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只要塌不下来就好。我想。 就算屋顶塌了，天也塌不下来。我翻了个身，觉得那一瞬间的忧虑实在多余。 然后有人敲门，陈言的短信同时进来：我在门外。 光着脚开了门，见陈言拎着一瓶酒站在那儿。
“什么酒？”我接过来。如今我对一切能使神经兴奋的东西都很感兴趣。
其实只是一瓶普通的酒，街角的烟酒店里能买得到的。我连开瓶的兴趣都没有，咚地立在桌子上，又裹着毯子躺下。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陈言边四下寻找着什么边说。 我指给他放开瓶器的地方。“像什么？” “清朝的大烟鬼。
”他边开瓶边说：“就差在你脑边儿点盏烟灯。你到底怎么了？我才不信你生病了呢。”他坐在对面看着我。 我不开口，从他手里接过酒瓶，对着瓶口喝了一阵。又酸又涩，毫无回味。我信了陈白露说的，一旦见过第一名的东西，就无法接受第二名。由奢入俭难，贪婪是人性的通病。
好在我没有她那样的命。我的父母供得起我喝一辈子白马庄。 我虽宽慰了些，但酒涌上来，眼圈反而红了。 “你……”我一开口，眼泪就决了堤，毫无骨气地直滚到下巴，一串又一串。 酒突突地顶着太阳穴，我感到额角直跳，却说不下去了。 说什么？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说我等了你这么多年？ 说出口容易，反正已经堵到了喉咙口，只要意念稍稍一松。 然而之后呢？他要怎么回答，我又要如何收场？ 我收不了场。
只有大哭。 只有大哭。 毯子捂着脸，我在沙发上缩成一团。
他并没有来抚慰我，也没问为什么。他一直坐在那儿，看着我。 于是我想，他其实都知道的。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3~
后来我洗了澡，煮了汤圆吃，酒也醒了。陈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漫无目的地换着台。
看时间已经过了午夜。 “不回家？”我问。 他摇摇头。
“回去吧，陈白露一个人在家会害怕——你别看她嘴上逞强，她一个人住的时候，廊灯从来不敢关。”
“她在工作。” “做什么？”我想起，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和陈白露联系了。 情况倒不算复杂，是陈白露拿到了一批广告片的剪辑工作，外包给一间工作室，她在工作室监工，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又能干又贤惠的女朋友，哪里找第二个。” “再也找不到哇 ——”他苦笑着往后一靠。“只是她有点儿 ——我说不清。” “太完美了？”我讽刺他。 “完美。”他继续苦笑：“一个完美的资本家。”
陈言在我家看了一个通宵的电影，我们吃了两包微波爆米花，点了一桶炸鸡，喝了淡啤酒。我们吃着喝着，吹着牛，全都假装那场大哭和沉默是不曾发生过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已经疲惫不堪，但我决定撑过这个白天。如果我在白天睡觉，那么等待我的，又将是清醒又漫长的冬夜。
“我们去看陈白露吧！”我拉伸着僵硬的脊背，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活泼又快乐。
陈言答应了。我们在路上见到卖糖油饼的小摊，陈白露最爱吃的， 买两只带上。干燥、无风的清晨，寒冷像短小而薄的匕首，一把把从围巾的缝隙、从袖口、从帽檐插进来，让人无处躲避。
陈白露工作的地方在百子湾。传说呢，在百子湾扔下一颗炸弹，北京传媒业就会瘫痪。这里有几百家和传媒相关的工作室，昼夜开工，永远生机勃勃。
我缩着脖子走出电梯，跟着陈言走进其中一间，被扑面的热浪吓得一怔。
一百平米的房间里，至少三十台电脑在工作着，每一台面前都坐了一个戴大眼镜的瘦男孩，陈白露坐在窗前的单人沙发上，两腿张开，目光炯炯，像个彪悍的武夫。脸上挂着两团大大的黑眼圈，皮肤灰暗无光。
我把糖油饼给她，她接过就咬，没有道谢。
陈言问：“今天回家吗？” “还有三天。”
我惊：“你一周都吃住在这里？”
陈白露还没说话，一个男孩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陈姐，我一天一夜没睡了 ； 我想——”
这可怜的男孩连高声说话也不敢——也许是不能，他的脸上浮着一层菜色。
“你叫她陈姐？你多大？”我忍不住问。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陈白露，我觉得新奇，仿佛她是60年代的纺织工厂里戴着白套袖的女领班。
“我是91年的。”男孩说。 小我们三岁。现在十八岁的孩子读个中专，也出来谋生了。 “谁不是一天一夜没睡？”陈白露挑起眉毛。 “我，我集中不了精神——” 陈白露起身开了冰箱，拿出两罐红牛，咚的一声放在男孩的电脑前。 我和陈言对视一眼。 那男孩默默地坐下了，易拉罐开启的声音像一声小小的爆破，在机器运转的声音里一闪而过。我刚要开口，陈言朝我摇摇头。 我闭了嘴。 我们走的时候，陈白露起身送我们到电梯间。 一出工作室的门，陈言就把眉头拧成了一团。 “十八岁的小孩不能这么用。陈白露。”陈言说。
“应该怎样？吹着海风，晒着太阳，我在旁边给他们榨果汁，杯子上再插一把小阳伞？”她越疲惫越显出一脸刻薄相。
“八小时工作制是有法律规定的……” 陈白露立刻笑了：“你真是没出去工作过。少爷。”
陈言开始难堪了，我在一旁换话题：“如果赶时间，为什么不多包一间工作室？” “因为我是商人。”她说，而我依然木着。 “我要赚得更多，不是更少。”她又说。 我和陈言对视一眼，然后我们像两个被训斥了的孩子一样，垂着头走了。
~4~
转眼到了2010年的万圣节，陈白露二十二岁生日。我的生日在她之后不久，从10月初就开始收到长辈们送的礼物——说是长辈，有些我并不熟悉，大多是我父母的朋友。有时候我觉得这些半生不熟的人比我的父母还了解我，他们送来的礼物总是最合我心的：有一段时间我迷恋水晶酒杯，后来就收到了成箱的来自捷克、奥地利、印度和南非的水晶酒杯； 又有一阵子喜欢灯具，后来我家里的灯多到摆不下。好在我喜欢的都是小玩意儿，不像陈言爱好玩车和腕表。
但我的兴趣转移得很快，那些酒杯我玩了几天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连同没有地方放的各式灯具，一辆车送去了杨宽的会所。今年入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戴帽子很好看，于是开始专心搜罗帽子，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就收到了铺天盖地的帽子。
最好的是一顶水貂皮软顶帽，光滑匀净的褐色短绒毛上带着白尖，也没有一般皮草的难闻的味道，而是一股黄沙夹杂青草的香味，威风凛凛，好像刚刚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