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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这个道理呢，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并不懂得。
“这位朋友用了半年的时间把自己身上‘大院子弟’的标签完全洗掉， 一点儿不剩，并且变成了它的对立面。他和LA本地的街头混混搅在一起，戴头巾、飙车、飞叶子，整日整夜high着醉着，除了卖叶子给学弟， 几乎不去学校。
“四年之后这位朋友回国，他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在大院里生活的能力。他已经被文明世界同化了，看着这个封闭的院子，处处觉得不顺眼。 他的爸爸妈妈给他找了个工作，这个工作简直是为收容像他一样的子弟而设的。这些人在闲职上拿着高薪，真正的收入来源却是利用家里的关系为政商牵线。你知道一个在LA生活了四年的人有多反感这样的人生？ 简直多待一天都觉得恶心。
“这位朋友对父母说想去德国读一个硕士，所以必须辞职学一年德语。他的父母很高兴，以为终于知道要强了。可是这位朋友辞了职、搬出大院，却根本没有用心上过德语课，每天像在LA一样东游西逛、吃喝玩乐。所以说知子莫若父，他爸爸早防着他这一点，生活费给得很少。 “一个习惯了花钱如流水、又没有什么生存能力的人，你要他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自己在北京最好的小学和中学读过书，又在LA留过学，可是学到手的技能，竟然是卖叶子。在LA，这是合法的，所以这位朋友呢，根本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道德上的压力是绝对没有的， 只不过因为在北京这种事是违法的，所以他很谨慎。
“他后来做得很大——如果你要写一本和毒贩有关的小说，我可以细讲给你听 ——但是很隐蔽。他从来不请朋友到家里做客，虽然他的货物并不放在家里。很多朋友为这件事感到纳闷，还传出了一些猜测：有人说他住在顶级豪宅里，却害怕露富；有人说他父母只给他租了一个小单间， 他害怕朋友取笑；还有人说是因为他在家里养了两三个姑娘……总之一个比一个荒诞。假如他是一个孤零零的人，无亲无故、无牵无挂，完全可以做得高调一点儿，至少，让哥们儿姐们儿知道自己的住处是没有问题的；他谨慎到变态的地步，完全是出自一个放不下的心结：万一出了事， 自己无所谓，可是父母呢？他们操劳半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养出这样的儿子，半辈子的清名都勾销了。
“他因此活得很分裂。生活中的朋友把他当作和自己一样的纨绔子弟，没有人知道他和他们一起吃喝玩乐的钱是带血的，没有人知道他同黑道来往、频繁搬家、不敢交女朋友、在街上见到警察哪怕是交警都会心脏漏跳一拍。黑道上的朋友呢，都以为他是从小在街头混起来的大哥， 谁想得到他父母是谁？谁知道他本来过着什么生活？
说出来又有谁会信呢？
“有一天，他做生意回来，在小区外的马路上发现有不少警察，小区门口也有；到了楼下，发现楼下有一辆警车，三个警察坐在里面打牌。他当时就慌了，以为自己出了事，骑着摩托车掉头就跑，一路在三环上狂奔。他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是哪里能比大院更安全呢？他只能回家。 一路上他还在想警察有权力随便出入大院吗？要和父母坦白吗？他们救得了自己吗？能救到什么程度？如果父母出面与否的结果没有太大区别， 他宁愿一个人扛下来，只求别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保全父母的名声。
“他把摩托车停在父母家楼下的时候膝盖已经软了，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刻钟才上楼。推开家门他傻掉了，满屋客人，像是一个沙龙，又像是酒会，宾客都是大人物。你能想象吗？一门之隔，在门外还是逃犯， 在门内又是公子哥。
“这位朋友出国后就没有再认真读过书，可是在他小的时候，父母很重视对他的教育，他小学时就读过《红楼梦》，有一句话，在他坐在那群绝顶大人物中间的时候，一字一字地跳进他的脑海里：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
“好在他没急着对父母坦白，那场宴会还没结束，他就听懂了：这几天在开‘两会’，所有的街道和社区都增加了警力。
“他的小学是在一所贵族学校念的，在郊区，平时寄宿，周末父母接回家。一个不到十岁的小男孩万万不该远离家人，十几年后他回想起来， 那是一段完全灰暗的童年。那时候吃过晚饭，有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 他在塑胶跑道上跑步，脚下是厚厚的金黄的落叶，他听着自己沙沙的脚步声，心里想：好孤独啊。
“后来他在哥们儿和小弟面前都不能说‘其实我是谁’的时候，他常常想起这句话。当然孤独从来不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古今中外、智者文盲，谁能摆脱孤独感？只是人心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当你完全不能在任何一个群体里找到一丁点儿的认同感时，那种感觉很痛苦。他做完生意常常是午夜，和朋友们喝酒聚会也是在夜里，他不知道有多少次冲动地想对着夜空喊一句：‘喂 ——你知道我是谁吗？真想告诉你我背后的事， 哪怕用别人的名字讲出来，只要让我讲出来！’“当然不能讲。后来他在德语班认识了一个姑娘，天真可爱得像一张白纸。他很喜欢这个姑娘，觉得她简直是在一个漂亮的外表里投入了纯洁的灵魂，如果世界上有天使，那么就是她这样。他请姑娘吃饭，把自己经历过的好玩的事都讲出来，想逗姑娘开心，可是不管他说什么，哪怕添油加醋地让自己听起来更厉害，姑娘也总是淡淡的，好像根本不觉得这些奇遇算什么大事。
“然后他心里一动，说：‘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个毒贩。’ “没想到姑娘点头说：‘好啊。’“‘你信吗？’ “‘信。’ “然后这位朋友被吓到了。姑娘的神情很笃定，不像是在开玩笑。他问为什么，姑娘说：‘因为你总是嬉皮笑脸，可是眼神又很不开心，你讲的那些飙车呀、逃课呀，都是皮毛，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有个大秘密。’“他很后悔自己没有把持住，坚守了一年的秘密，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说出了口。谁知道这姑娘是什么来路呢，谁知道她可靠不可靠。他只能不动声色，说，‘所以你也要告诉我一个秘密，当作回报。’“姑娘说：‘我以前是做二奶的，现在不做了，读书、镀金、洗白，做个好人。’“这一次惊吓比刚才还要严重，他一直以为她还是处女呢。可是冷静下来一想，难怪她的眼神里总带着悲悯，难怪她从来没有大喜大悲的时候，她的淡泊被他误认为是天真，其实那是历尽沧桑后的超脱。
“这个姑娘成了第一个知道他地址的人，他们住在一起。他手把手地教姑娘如何分辨货物的等级、如何从细节里看出对方是否在撒谎、如何躲开警察的跟踪、如何不吸入也能验货。姑娘的聪明不亚于他，而且比他更谨慎，她很快可以独立工作了，他的压力小了一半。
“男混混和女混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只可惜幸福没有持续太久。他的野心很大，生意做得越顺手，就越想要扩张。当时有一所高中里的校霸来找他，要他做唯一的货源，这件事给了他灵感，他想把这张网铺满全区的高中，以后还可以扩张到整个北京……但是女孩不同意。
“他们大吵一架。女孩说，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但是孩子没有这个能力，赚这样的钱，将来会遭报应；这位朋友说，高中生虽然是未成年，但是心智已经成熟了，他们不该得到特殊照顾。
“其实他心里清楚女孩是对的，可是谁能抵挡钱的诱惑呢。钱是糖果，是泥潭，是魔鬼，他背着女孩同校霸做生意，可是很快被女孩发现了。女孩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何况这本来就是你的事业，只不过我从此不再碰你的生意，你最好一丁点儿都不要让我知道，你的得意不要再向我炫耀，你的压力也不要再在我的怀里发泄，从此你把我当作从不知情的人。’“可是他们的感情本来就是建立在相依为命的基础上的，一旦这层关系被抽掉了，生活突然变得干瘪乏味。他们在冷淡的关系里过了半年，这位朋友就出事了。
“他开始在全区的高中里扩张业务，可是这些高中里有的是对家的地盘。他想靠低价和暴力把对方挤走，本来是胸有成竹的事，但对家搬出了大靠山。这靠山之大，是即使他把他的父母抬出来也摆不平的。结果他不仅没有挤走对方，反而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几辆警车跟踪，而这一次绝对不是虚惊一场了。
“直到这时候，他才像大梦初醒一样，明白在LA学到的街头生存法则，并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北京。这里同利益相关的地方，不管是中心还是角落，早就被有权力人的瓜分殆尽。
“他像上次一样想躲回大院，但是这一次，他在中途就被警车截下了。万幸那天他身上是干净的，警察盘问了他一宿，什么收获也没有。 然后他决定收手了。
“如果他父母换作别人，他一定会斗一斗；可他们偏偏不是别人，他不能让他的姓氏蒙羞。有的人玩得起，可是他玩不起，那么就只好认输。 “在黑道飘荡两年，每一天都像是世界末日。谁也不知道第二天敲门的是送奶工还是警察。所以钱像流水一样进来，又像流水一样花出去。 他不会理财，姑娘也不会，两个人糊里糊涂地，到最后分文不剩。
“那么，这两年他饱受的不被认同的孤独感和背负的道德原罪，都成了白白付出的辛苦，到最后除了一段污点人生之外一无所有。当然，流水一样地花钱也带来过快感，毕竟这世界上还有不计其数的难民为温饱而发愁，这城市里还有数不胜数的同龄人辛苦工作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可是挥霍带来的物质享受那么空洞而浅薄，在他决定收手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点儿回忆。
“不管怎么说，逃离等级森严的体制，做一个自由的大毒枭，这个天真的梦总归是破灭了。其实他何曾逃离过体制，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比谁都清楚体制是唯一能保护他的地方；他又何曾得到过自由，那万千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孤独，他陷入其中，痛苦得要窒息了。
“你总要把这些荒唐事都经历一遍，才能老老实实回到初设的路子上。好在年轻人犯错误，全世界都会原谅。他收手之后对他爸爸说，我不去德国了，我留下来，专心混官场，接你的班，请为我铺路。
“然后他对女孩提分手。他说，谢谢你陪我走完人生的一段路，但现在我要开始下一段了。
“女孩很伤心，说，我论才、论貌、论人品，哪一点不配陪你走人生的任何一段？只不过这从头到尾都是个骗局，你接近我，是因为我长得不错；你让我走进你的生活，是因为我可以帮你卖货；我退出后，在你身边，好歹也算个安慰。现在你要彻底洗白，我终于毫无用处。所以这从头到尾都是个骗局。
“女孩当时拿到了德国大学的offer，这位朋友和她提分手的时候，距离她开学还有半年。她说完这些话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她住在哪儿， 按理说，应该没有离开北京吧。过了一个月，这位朋友收到一篇十来万字的小说，没有署名，标题叫《女毒枭》。
“他吓坏了，当时他的爸爸已经在给他铺路，每天他都见许多大人物，过去的种种荒唐经历，如果没人提起，可能他永远都不会再想起；然而收到这本小说，他慌了神，谁知道女孩是什么意思呢？要挟吗？要逼他复合，还是狠狠讹他一笔？
“他约女孩见面，但女孩拒绝了。又过了几天，女孩说她已经在柏林了。他问她，为什么要提前半年过去呢？女孩说，因为北京到处都是回忆。他又问她，为什么要写这本小说呢？她说，因为除了回忆，我什么也没有了。”
青面兽头里不再吐出烟来，香燃尽了。杨宽泪流满面：“我是一个不断蜕皮来成长的人，对荣辱沉浮、悲欢聚散看得并不是很重。大家不过是一段路程的旅伴，早晚都是要各自下车，但我遗憾的是，那天她说我们的关系是一场骗局，我没有告诉她，我爱她。”
~10~
带队到澳门走穴，陈白露一共做过两次，第一次就被陈言知道了。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大隐患：一个模特与路雯珊是同班同学。陈白露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我看得出她眼中的忧虑。她有点儿烦躁地用勺子戳着手里的冰激凌，巧克力碎块和干果碰撞在一起，奶油全部融化了。然后她把冰激凌扔进垃圾桶，推开桌子站起来。
她盯着楼下热闹的马路出神。我说：“我去和路雯珊谈，让她少管闲事。”
她瞟了我一眼：“好主意。你这样的脑子，能平安长到这么大也算不容易。”
我脸一红。
“那你就忍着。”
“我不是一直在忍？” 我笑了：“陈白露，你看看镜子里自己的脸，我不记得你的眉头多久没有展开过了。我多余来陪你。我走啦。” 我起身要走，她在我身后喊：“走吧！反正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任何人。” 我回头看她，她赌气拉开梳妆凳坐下，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镜子里她眉头紧锁，嘴角因为过于用力地抿着而微微下垂。她这样愣愣地看了一会儿，好像对自己的容貌十分不满似的，一只手解下盘在脑后的发髻，一只手拿起梳子梳起头来。
她太用力，简直是撕扯。梳子上很快挂满了断发。 我叹口气走过去，把她一头打着卷的长发握在手里，一层一层地梳着。她的头发又细又软，在我手心里听话地舒展着。她的脖子因为过于激动而蒙上细汗，又湿又凉。
“我知道你不需要我。你这么精明、无惧、会交际、会赚钱。做你想做的事吧，我没有什么能帮上你的，你也不稀罕我成为你的盟友。我能做的就是不站在你的对立面。”
但是她并不领我的情。她的脖子僵硬地挺着，脸上保持着倔强的表情。然后她露出不信任的笑容，像是可怜我似的，对着镜子说：“别这样说，有你们离开我的时候，最后剩我一个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我永远是你的好朋友”？她刚才还对我冷嘲热讽呢。
说“那你就别做太出格的事”？这种劝阻如果有效，她就不是陈白露了。
我沉默了很久，说：“We’ll see。” 她也点头：“We’ll see。” 然后她拿出一张表格给我看，上面是十几个女孩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我帮她们订机票。”然后指着其中一个名字说：“你看，她是93年的。” “十七？”
她撇撇嘴：“她早对我讲过自己是93年生人，我还以为是谎报年龄。 没想到是真的。你说，如果她的爸爸妈妈知道女儿在做什么，会有多伤心？”
然后她抚摸着那张纸上的名字，低头叹了口气：“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呀。”
我差一点儿说：“那你就不要为她们牵线。” “我不是没劝她，我说，你太小了，身体发育都没完成呢，你一定要做，再等两年行不行？你猜她说什么？她笑得很开心，说你怎么这么封建，这是我的人格自由。她说这是‘人格自由’。”
我看着她悲戚的样子，把手搭在她单薄的肩膀上。我劝她：“十七岁也不是小孩子了，咱俩刚读大一的时候也没成年呢。”
她固执地摇头：“十七岁就是小孩子，十七岁就应该做个孩子。我读大一的时候开始打工、站展会，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能养活自己是一件很自豪的事，可是更多的时候是觉得不值。我赚到那一点儿小钱，代价是太早知道了社会上太多肮脏黑暗的东西，如果这个阶段迟早要到来，我倒希望它来得晚一些，像你这样。”
“你别说这样的话，你知道我敬佩你。”
“我知道。可你不知道我羡慕你。如果我有女儿呀——”她微微一笑，眼神突然变得柔和，“如果我有女儿，我就养她一辈子，谁要笑话她是蛀虫，就让他们笑话好了。反正我替她把够花一辈子的钱都赚到，然后一直供养她，她想要的我都有能力给她，她想买飞机，我要买得起；她想见哪个巨星，我要有能力带她见到。她永远不必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我要造一个美好的世界给她，她的生活里会只有幸福。”
“你好傻，你以为被当作蛀虫会快乐吗？旁人永远不会给她真正的尊重，她甚至没有存在感。”
“她不需要尊重和存在感，她有我就够了。” 这下轮到我苦笑了：“她需要的，你相信我。” 陈白露固执地说：“她不需要，她的生活就是玩玩艺术，谈谈恋爱。” “玩玩艺术，谈谈恋爱？白露，你既不懂艺术，也不懂恋爱。没经历过大悲大喜的人只能欣赏到艺术的皮毛，至于创作，恐怕也是平庸的作品；恋爱呢，”我心里涌起无限悲伤，“不会有人爱她的。邪恶才是最有魅力的人格。好女孩一辈子只配得到一个‘好’字，而坏女孩得到所有。”
她根本没有听懂，依旧点着头说：“那就让她只得到一个‘好’字。” 说完她突然用漆黑的瞳仁上下打量着我，然后脸上露出恍然的神情：
“嗬——我就知道。你才没那么快就原谅我把陈言抢走呢。” 我分辩：“你没有抢走他，我根本没有和你抢。” 她恢复了惯有的鄙夷表情，抬着下巴看着我：“是吗？那你有本事不要手下留情。” 我说不出话来。 “我不和你计较，白露。我知道你现在精神压力很大。如果这样讲话能让你放松些，那么你随便。”
“哼，果然是好女孩。” 我抬着头盯着她精明的眼睛：“是。我也许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人也不是，但我能对着良心说我对得起这一个‘好’字，而你永远得不到这个字。”
说完我把梳子轻轻放回桌子上，走了。 在走廊里碰巧撞上回家的陈言，我气得一直在抽泣。 “你又娇气什么呢？”陈言拉着我问。 是啦，我娇气。
“我懒得理你。”我甩开他的手就走了。楼下停着他的摩托车，我赌气踢了一脚。
第二天，陈白露就去澳门了。
2010年冬
~1~
立冬那天，路雯珊父母经营的酒店开业，和梦会所隔着马路相望。 我们都收到了请柬，但陈白露不想去。她病恹恹地靠在沙发扶手上，不住地咳嗽，她的肺常年不舒服。
“你在家里休息吧——要不要让海棠照顾你？”陈言说。
还没等我回答，陈白露一只手按着通红的前胸，努力止住咳嗽说： “你必须去吗？”
“我也不喜欢这种场合，但我是代表我爸妈去的。” “他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