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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文开了“复方冬眠灵
100mg，肌注”的处方，并在处方上注明：“家属要
求安乐死。”王明成也以家属全权代表的身份在处方上签字：“儿子王明成
6月
28日
9点
40分”，以示对行为负责。
处方开出后，蒲让实习医生蔡某执行。在操作时，蔡某故意将
1/4的药
液排在地下。
注射后，家属王晓玲问蒲：“啥时可以咽气？”蒲答：“看
12点以后咋
样。若不行，可让当班医生再补一针。”
到了下午
1时和
3时，王明成兄妹见其母还未咽气，便再次找到值班医
生李海华，对其说：”蒲大夫走时交待过，若
12点以后还未咽气，让你再补
一针。”李便按蒲的原方，又开了复方冬眠灵
100mg，让护士赵某给注射。
6月
29日清晨
5时，夏素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90年
3月
15日至
17日，汉中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公开审理。公讼
人指控蒲连升、王明成两人犯有故意杀人罪。
“平民律师”为我国首例“安乐死”辩护
我国当代著名律师张赞宁为被告辩护。他不仅在法学界享有盛名，而且
还深谙医道。他曾“提前介入”一起伤害致死案，为一嫌疑犯洗清冤情，恢
复了自由。为震惊全国的内蒙“切肝案”仗义执言，而获满堂喝采。素有“正
义之神”与“平民律师”的美誉。
他为我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辩护如下：
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南昌市第二律师事务所指派，接受被告人蒲连升的委托，担任其辩
护人。根据本案所有的证据材料及我国法律的规定，我认为，检察机关对被
告人蒲连升、王明成犯有故意杀人罪的指控不能成立，被告人是无罪的。为
告人蒲连升、王明成犯有故意杀人罪的指控不能成立，被告人是无罪的。为
一、冬眠灵与患者夏素文的死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起诉书认定夏素文的主要死因是肝性脑病。对此，本辩护人没有异议。
但是起诉书认定“冬眠灵仅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促进了患者的死亡”，
我认为，这并没有事实依据。
本辩护人认为，夏素文的死因，完全是由于疾病本身，即肝硬化晚朗，
肝细胞高度衰竭，最后并发肝性脑病所致。夏的死与冬眠灵之间，并没有必
然的因果关系。。被告人蒲连升、王明成的多次供述以及大量的证人证言，
均已证明了病人夏素文的肝硬化已到晚期，死亡将不可避免。。。而夏素文
两次接受药物总量仅为
87。5mg。这个剂量比照药典的正常治疗给药剂量（25—50mg/次及
100—200mg/日）仍在正常允许范围。还应看到，患者最后一次
接受
50mg冬眠灵的时间距死亡时间间隔
14小时，而此时药物的最强作用时
间已经过去，结合患者死亡过程中始终没有呼吸抑制及血压下降，与之相反，
患者体温却异常升高，这种表现与冬眠灵的药理作用难以吻合，可见夏之死
并非由此直接引起。
二、对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990）1号《法医学文证审查（死因分析）
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的评价
总的说来，《意见书》对本案的鉴定是客观公正的。尤其是在“案情摘
要”、“病历摘抄”、“调查补充材料”及“死亡经过”等事实的认定上，
是较为全面客观和无可挑剔的。但是，《意见书》也存在个别用语不够严谨
和以推理代替事实的地方。。
然而遗憾的是，在《意见书》最后结论中，却出现了“冬眠灵仅加深了
患者的昏迷程度”的字眼。在这里，鉴定人员从前边的“可加深”一语中推
断出了“仅加深”的结论，在字义上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可”者，仅仅是
一种可能，而“可能”并不等于“必然”。但“仅加深”一词，其含义就不
一样了。它至少起了点“加深患者昏迷，促进死亡的作用”。我认为，鉴定
人犯了一个“将可能当作必然”的逻辑错误，违背了逻辑学的充足理由律，
也与《意见书》在前面分析的病人在临终前的表现“与冬眠灵的药理作用难
以吻合”的结论自相矛盾。本案的真实情形是：①两次用冬眠灵在一个很安
全的系数范围内；②两针所间隔的时间前后
6小时，而该药在体内的维持时
间也正好是
6个小时左右（见《新编药物学》第
12版第
239页）；③第
1
次用药后，并没发现病人有任何不良反应；④在第二次用药后，经过了
14
个小时病人才死亡。而在这
14小时中，也没发现有任何与冬眠灵可以相吻合
的临床表现。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断定“冬眠灵促进了病人的死亡”呢？
在这里，我提请法庭注意，我国的法律规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决不能
以推理为依据，何况这种推理在逻辑上也是错误的。
三、起诉书适用法律不当，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实施了“违背我国法律的安乐死”，实际上并非“安
乐死”所致，即使病人的死是由于“安乐死”所致，我认为，被告人也是无
罪的。
首先，我国现行的法律虽未对“安乐死”作出认可，但也没有明文禁止。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志，如
果一种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甚至对社会有利，那么就缺乏犯罪的基本特
征，因此，这种行为就是无罪的。本案中，被告人蒲连升只是为了减轻一个
无可救药、生命垂危的病人临死时的痛苦，采取了一些人道主义的措施，根
本就谈不上什么社会危害性。
征，因此，这种行为就是无罪的。本案中，被告人蒲连升只是为了减轻一个
无可救药、生命垂危的病人临死时的痛苦，采取了一些人道主义的措施，根
本就谈不上什么社会危害性。
综上所述，我认为，本案并不是“安乐死”案件，夏素文的死与被告蒲
连升的行为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被告人不负任何刑事责任；即使这是
一起“安乐死”事件，也并不违法，因为“安乐死”行为不仅不具备社会危
害性，而且对社会有利，因此不构成犯罪。
（一审判决后，检察院提出抗诉。二审维持原判）
【评析】
这场法庭辩论是由我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引起的，由于“安乐死”
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且尚未被我国法律认可，所以该案引起广泛的关注，自
是理所应当的事。但为“安乐死”张目正名，却并不是律师的目的，于是作
为被告辩护律师的张赞宁，其实首先是避开了“安乐死”这个敏感的话题，
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而使案件的审理搁浅。他首先用事实和医学道
理证明病人之死完全是由疾病所致，与被告开的“冬眠灵”无关，所以该案
其实并不是一个“安乐死”的案子。再为“安乐死”辩护，推断即使病人的
死是由于“安乐死”所致，被告也是无罪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杀人的故意。
这样的辩护自然是言之有据，持之以理，易为法庭和社会接受。
中国文坛首起小说诽谤案
中国文坛首起小说诽谤案
这是我国文坛首起被处以刑罚的小说诽谤案。它在海内外引起关注。
1986年。。 2月，厦门青年女作家唐敏在南京《青春》文学月刊上，发表了
中篇小说《太姥山妖氛》。小说叙述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大队民兵营长
王练忠为碾米机加油不慎被电动机传送带挤死，而此时，阿中老汉承包的耕
牛生下一头小牛。溪村人把这偶然的死与必然的生联系起来，制造出“练忠
牛”事件，酿成了一场个人目眩的妖气。由于在小说中，主人公是现实生活
中的真名真姓，故事发生地又用了真实地名，引起当时的武装部长朱良发的
不满，他状告小说作者唐敏犯了诽谤罪。
福建律师许琼琳在法庭上为被告作了辩护：
审判长、审判员：
本案主要围绕小说《太姥山妖氛》犯有诽谤罪引起的问题，因此我想就
小说与现实的联系进行如下辩护。
一、依照我国法律对诽谤罪的犯罪构成要求，即：（1）行为人在客观方
面必须具有捏造并散布某种事实足以损毁他人名誉人格的行为。这一行为的
关键在是否凭空编造虚假的事实，如果散布的是本来就存在的客观事实，而
不是捏造的，则不能构成诽谤罪。（2）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直接的故意，
并且有损害他人名誉人格的目的。如果散布的仅是道听途说或者仅是传闻的
事又未经核对，而将此作为谈话或写作的资料加以传播，但没有损害他人名
誉人格的目的，也不能构成诽谤罪。据以上理解，我认为，唐敏尚不具有对
本案本位原告包括死者王练忠进行诽谤中伤的直接故意，在客观方面，唐敏
没有实施原告控告的那些诽谤行为，也就是唐敏小说所描述的整个事件，其
事实并不是唐敏所编造的。
二、唐敏不具有诽谤故意，从原告的诉状看，原告指认唐敏具有诽谤故
意的论述十分模糊。（许律师详细剖析了三位自诉人的诉状）唐敏不具有实
施诽谤的行为，理由：（1）唐敏离开插队的乡村时，王练忠还活着，还没
有被谣传变成牛。王练忠死时，唐敏已经不在农村，回到了福州。唐敏写小
说时已是在王练忠死后被谣传变牛之事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涉及原告一家的
行为举止的传闻之后很久。显而易见所有事实，都不是唐敏能够无端捏造得
出来的。唐敏不具有在当时当地兴起谣传王练忠变牛的行为，因此，也就不
能认定这一谣传的责任和后果应由唐敏来承担。（2）小说中所述说的事件，
并非是原告认为的子虚乌有的事。（许律师引述了一系列证词）上述证人证
明，在当时王练忠确有如小说所描述的吊打村民，抓人关人，扫荡宴席，割
资本主义尾巴，伤害欺压群众而被农民谣传变牛之事实。我曾提请法庭注意，
原告代理律师在开庭前查阅了。。 20多位证人材料后，又再向这些证人进行反调
查，才向法庭提交了他们的调查证据，想以此否定两个地区法院派员调查的
20多个证人的材料。我们姑且不论这些调查来的证据其真实性与合法性如
何，仅以原告律师的此举行为，恰好证明两个地区法院对20个证人所调查的
材料，足以证明唐敏的行为不足以构成原告所指控的犯罪，否则何必多此一
举。
唐敏这篇小说不构成本案诽谤罪的理由我以为还有如下几个意见：
唐敏这篇小说不构成本案诽谤罪的理由我以为还有如下几个意见：
按照我国犯罪构成的要求及诽谤的客体对象的要求，王练忠不具有
被诽谤侵害而可进行诉告的主体权利。谣传王练忠变成牛是在王练忠生命死
亡后，王练忠在被谣传变牛或者没被唐敏写进小说时，其作为自然人的主体
的王练忠已不复存在了。《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指称的“诽谤他人”是指
的自然人；“诉告的才处理”是指被诽谤的这个人自己来诉告，他人决不能
替代。因此，如果认为王练忠被谣传变牛是对其的诽谤，那么也只能由王练
忠自己来诉告，而诉告的理由，就不能是一个死人被诽谤。否则，这是对法
律开玩笑。因而这一诉告缺乏法律依据。
（2）唐敏小说中并没有什么类似男女私情的所谓练忠琴与牛相爱的“人
牛相爱”的情节描写。至于唐敏小说中关于练忠琴要买下子牛之情节已有证
人证实确有其事，而这一情节中有关小牛对练忠琴的一些神情描写，唐敏是
采用了拟人化的写作方法，其目的在于深化作品的主题，增加作品的感染力。
通观这段文学，是使人的野蛮之性得到净化，在从小牛企望得到保护以免遭
受众人的无辜虐打的可怜巴巴的神情中，我们不可言状地要萌发对那些将小
牛当作投胎的王练忠进行打骂的野蛮举止的反感和愤怒，而对练忠琴不顾倾
家荡产要买下小牛的举动由衷敬佩，使自己的内心良知得到一次返朴归真的
涤荡，从而去求取灵魂上善终。这些文字并没有什么亵渎之态的描写，也没
有什么有伤风化的行为的展示，怎么能说如此就是写了原告练忠琴与牛相
恋，对其名誉人格进行故意低毁和诽谤。
（3）原告朱良发诉状提出的诉告理由，是以一个按其认为的所谓的“众
所周知的常识”来推定，他是这样说的：“当时民兵营一切行动直接受命于
公社武装部，作为武装部长的我岂不成了指使王练忠胡作非为的罪魁祸首？
那么王练忠吊打村民，勒索钱财，逼死新娘，逼疯新郎等等，这些帐不就都
要算到我的头上来了吗？”进而结论“唐敏在诽谤王练忠的同时把矛头直接
对准了我”。显然这是建立于一种无因推理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这一推理缺
乏事实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唐敏是否对王练忠进行诽谤姑且不论，退一步
说，即使唐敏对王练忠进行诽谤也不构成对朱良发的诽谤，如果仅以上下级
关系来做推理的依据，那么以此还可类推王练忠的上级，比如：公社党委书
记、县委武装部长、县委书记等等，他们都可以是王练忠的直接领导来诉告
唐敏对其构成诽谤罪。这一荒唐的推理，正如当年反右派时，那种以反对党
的书记就是反对党的推理来确定右派分子的做法一样荒唐，由此，朱良发诉
告唐敏对其诽谤的指控当然也不能成立。
（4）关于在纪实体小说中能否使用真人真名的问题，我认为，在纪实体
文学的范畴中没有具体明确规定，其概念十分模糊，作家难以有所适从。只
能是作家在写作中根据每篇作品的情况具体处理。依据不违背事实，不凭空
捏造，不低毁他人，不恶意中伤的基本原则去处理。问题的关键是，作家所
写的事情是本来就存在的还是凭空捏造恶意低毁的，如果是前者，用不用真
实姓名都不能是诽谤，如果是后者，不用真实姓名，不等于就不构成诽谤。
因此，如果按原告代理律师及原告朱良发所认为的，唐敏只是不该在作品中
使用真实地名人名，就算这是一个失误，也不能把它作为认定唐敏小说构成
诽谤罪的依据。
总之，我认为，唐敏小说意在另辟新径，揭发批判“四人帮”推行的那
套极左路线在某些农村基层干部手中是如何贯彻推行的，其对广大农民的人
身权利和人格的蹂躏践踏程度令人发指。这些事实已经证人与被告证实。而
小说中的“人变牛事件”、“与小裁缝通奸事件”、“武装部长问题”等全
部情节，唐敏有的是在当地下乡时听人传闻，有的是离开后，别人告诉她的，
还有一些是她亲眼所见。当中并没有由其编造的什么事实，当然就不能由唐
敏承担什么责任。如果原告坚持小说中的情节全部是捏造的，那么，我认为
原告要追究的应当是当时当地的那些编造这些生动的事件的那些与工练忠、
朱良发有私仇的人，才是符合事实和法律的。因此，我曾提请法院对本案的
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对罪与非罪问题进行甄别，驳回原告起诉，以维护作家
正当的创作权和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身权利和人格的蹂躏践踏程度令人发指。这些事实已经证人与被告证实。而
小说中的“人变牛事件”、“与小裁缝通奸事件”、“武装部长问题”等全
部情节，唐敏有的是在当地下乡时听人传闻，有的是离开后，别人告诉她的，
还有一些是她亲眼所见。当中并没有由其编造的什么事实，当然就不能由唐
敏承担什么责任。如果原告坚持小说中的情节全部是捏造的，那么，我认为
原告要追究的应当是当时当地的那些编造这些生动的事件的那些与工练忠、
朱良发有私仇的人，才是符合事实和法律的。因此，我曾提请法院对本案的
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对罪与非罪问题进行甄别，驳回原告起诉，以维护作家
正当的创作权和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这场辩论的结果是作者利用小说诽谤他人的罪名成立，唐敏被判有期徒
刑一年。本案虽系败诉，但许琼琳律师的辩护还是非常精采的，基本做到了
有理有节。法院虽已作出了判决，也不能说法院的判决不公正，但辩护词中
提出的问题也是发人深省，引人深思的。唐敏利用小说诽谤他人罪名的成立，
对当代文坛小说创作起到了警示的作用，创作自由以及自由创作还是有一定
界限和范围的。
个体户告倒了公安局
个体户告倒了公安局
1988年
10月
23日，正在玉屏路菜场集市卖水产品的个体户杨××、陆
××与一位拉一辆二轮拖车的男青年发生争执，继而与前来调解的交通民警
发生了冲撞，嗣后杨××被公安机关以“殴打交通警”为由处以行政拘留
10
天，陆××被处以罚款
100元。陆、杨二人对处罚不服，委托上海市长宁区
律师事务所吴金泉、嵇金喜律师向长宁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一场引人注目
的“民告官”的官司就此拉开了序幕。
下面是吴金泉、嵇金喜律师的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本案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百二十三条
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原告杨××欧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处以行政拘留五
日”，本代理人认为，基于现有案情，根据法律规定，被告方作出的上述决
定尚缺乏依据。
1。证据是能够证实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本身应具备客观性、关
联性和法律性三大特证，并且三者密切相联，缺一不可。客观性与关联性又
是法律性的基础。对照上述证人证言：（1）陆××三次口述笔录均否认杨在
案发当时欧打交通警。（2）王××从陈述打过一拳到打在什么部位没有看到，
再至挥一下，挥在什么部位不清楚。三次陈述不能相互印证，更何况见到打
与挥，似乎看到打与挥在什么部位，这样的说法在客观上也不可能存在，存
在的仅仅是一种个人印象而已，不能作为认定案性的依据。（3）李××从口
述打两拳在脸上到挥两下，但估计比较轻，因为当时交通警脸部没有肿的现
象。再至他陈述“小胖子人胖且很木，即使伸手了也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打人，
真的要打的话，交通警一定被打得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