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书名：儿子，你要活下去
作者：品雅特海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作者简介：
品雅特海，男，原是柬埔寨金边的高级工程师，他全家十八口人都在“红色高棉”暴政下相继死去，只他一人九死一生逃到泰国，后移民法国。本书是他对这一段非人生活的血泪记述。
内容简介：
1975年4月，红色高棉来了。作者品雅特海和他那一大家子，一共十八口人，像全市二百多万人一样，被强制赶出柬埔寨首都金边，在监管下开荒种地。随后两年，柬埔寨简直成了一个大监狱农场。品雅特海一家人被赶来赶去，最后流落到柬埔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大西北崇山峻岭之中，任由红色高棉凶恶的干部驱使。家人一直吃不饱，贫病交加，备受折磨，至1977年初大多死去。品雅特海决定带着妻子翻山越岭逃往泰国，把六岁的儿子纳娃托付给别人照看。可是妻子因林中失火迷路而亡，品雅特海九死一生，终于活了下来。逃出生天后，他想念失散的儿子，悲恸不已。┇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书中记述的是发生在柬埔寨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作者对自己1975…1977年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一段骇人听闻的非人生活的回忆录。这既是作者个人的回忆录，也是20世纪一段不可忘怀的历史。
书摘正文
第一章革命
枪炮声把我惊醒了，一颗颗炮弹呼啸而过，哄地一声炸响了。我躺在那儿，能听出来，还有别的响动：有汽车在附近嗡嗡地空转，有牛车在嘎吱嘎吱地走，偶尔还有叫喊声。一看手表，凌晨五点。我翻身下床，走到窗前，惊奇地张望。天刚蒙蒙亮，街上一大群人，还有汽车，慢慢涌过窗前。好像全国都挤进城里来了。这天是1975年4月17日。当时我就明白了，内战终于快结束了。
艾尼（Any）这时已经醒了，静静地躺在黑暗中，说：“阿泰，怎么回事？”她一定是在望着我，等我回答。
“艾尼，快！”我很紧张，但不害怕，知道现在是时候了，该行动了，所以很兴奋。我们得走，打仗了，躲一躲。“终于到头了，红色高棉很快就要来了。”
第2节。
△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艾尼马上说：好，一翻身下了床，穿上裙子，套上外套，动作很快，也很优美。她长发及肩，头一甩，把头发甩到一边。“会发生什么事？”她问。
我说“没事”，急忙穿过客厅，拿几件东西。“先要困难一段时间，过去就好了，一切都会正常的。”我们说话的声音把孩子都吵醒了。两个大的，苏达（Sudath）九岁，纳娃（Nawath）五岁，满屋子追跑。我们住在岳父家，住的这套房子有两个房间。“先给孩子穿衣服，赶快到市中心去，趁着军队还没到。”
艾尼叫道：“纳娃！”纳娃正在床上和苏达摔跤呢，像没听见似地。艾尼又叫了一声，声音更大了：“纳娃，叫你来，你就来！”有时，我觉得她对孩子有点太严了，但这两个孩子活蹦乱跳，上蹿下跳的，不严点儿也不行。艾尼一个箭步，一把抓住纳娃，这下纳娃可没跑儿了，一个劲儿抗议，不想穿衣服。艾尼不理，继续给他往身上套。最小的，斯涛（Staud），坐起身来，打了个哈欠，迷迷糊糊地左看看，右看看。我对老大说：“快穿衣服，苏达！没看见我们着急么？”
我们要带的东西很少，很快就装好了。柬埔寨叛军红色高棉，跟郎诺元帅的共和政府，五年来他们双方冲突逐渐升级，越来越激烈。美国人是4月12日撤走的，所以一个星期以来，我们就有了心理准备，知道内战这下快要结束了。现在，问题只是，红色高棉什么时候到来，东南西北从哪个方向来？两天前，听到枪炮声越响越近，好像是在向我们报警，叫我们赶快安排一下，暂时到别处去躲一躲，万一房子挨上炮弹就完了。我已经去看过父母亲了，大家约好了，如果局势坏到了极点，全家就都住到我堂弟欧安（Oan）家里去。他家离市中心很近。我们把汽车都加满了油。现在，剩下要做的，就是装上两个行李箱的衣服，收拾好艾尼的细软，带上我们的积蓄，还有我的外汇：一共三千美元现钞，每张面值一百元。我抓过来一个小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很好用），又拿一个盒式录音机，里面有备用的电池。除此之外，我还放进去几样东西，以应工作上的不时之需：讲灌溉和修梯田的书，一本法…英词典，还有纸笔之类。
艾尼在给纳娃穿鞋，他硬是不穿，乱踢乱闹，艾尼硬是把鞋给他往脚上套。正在这时，艾尼的姐姐，艾尼甬（Anyung），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说她和艾尼的父母都准备好，要走了。斯涛刚换掉尿布，艾尼甬给斯涛穿上短裤，T恤衫，艾尼又拿了些饼干糖果，预备给孩子吃。我检查了一下拿的东西：书，手表，钱，身份证件，收音机，盒式录音机，最后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心想，要是当初把家人送到国外去就好了。不，郎诺这个腐败政权，我最讨厌了。红色高棉，没什么可怕的。
我急忙把家人送到艾尼父母那里。她父母已经坐在奥斯汀车里了。我把行李一件件推进我那辆菲亚特车里。这时，全城乱了套，一片嘈杂，我大声喊，别人才能听见。机关枪声，远处炸弹的爆炸声，马达轰鸣声，响成一片。我们一点儿一点儿往外蹭，终于开了出来，上了路。
金边有很多宽敞的大马路，这条街道是其中之一。街上人潮滚滚，汽车，三轮车，自行车，手推车，摩托车，一辆接一辆往前走，还有几辆牛车，上面站满了人，堆满了东西。这时，天刚刚蒙蒙亮。有些人全家步行，父亲推着自行车，车上满载着各种家当，母亲背着孩子。人人神色惊慌，面容疲惫，奇怪的是，大家都不说话，一声不吭。开车的司机，一反常态，好像都特别有耐性，车速像走路一样慢，谁都没有按喇叭的。几天前，金边还是车水马龙，争先恐后，哪成想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共和国现在已经亡国了，街上甚至还有几伙当兵的，三五成群走在一起，肩上斜挎着枪，他们不害怕，嘻嘻哈哈，彼此开着玩笑。战争结束了，他们很高兴。
人流慢吞吞地往前走，我们往前走了大约一百来米，忽听一声爆炸巨响。在我右边，我家房子旁边转弯处，一个巨大的烟柱冲天而起。不出几分钟，救急车、救火车全到了，又是鸣笛、又是闪灯，冲开一条路，跑到前头去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给他们让路。
第3节。
尽管周围人群有一种事态紧急的感觉，尽管战场离这里很近，可我觉得没什么大危险。内战都打了好几年了，我父亲也警告过，红色高棉本质不善，但我没在意，觉得一切都会过去，柬埔寨还会恢复正常，回到内战前那样。
我老家在乌登（Oudong），乌登是个小村庄，在金边北边，离金边四十公里。我父亲名叫弛和（Chhor），做小买卖为生，并不富裕。我家的红瓦房只有三个房间，屋地的地面是用土压实的。但是我父母望子成龙，对我寄予了厚望。我妈名叫娄恩（Loan）。我家有五个孩子，我老大。父母把我送到金边，好让我能受到良好的中学教育。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十七岁那年，全国学年统考，我的数学成绩排全国第一名。三米三花三书三库三 ；www。7mihua。com
当时，我对政治想都没想过。我的少年时代，安居乐业，和后来相比，真是黄金时代。当时，柬埔寨是中立国家，西哈努克亲王当政，受人民爱戴，国家也蒸蒸日上，没有什么困难。越南战争离我们很遥远，没什么影响。美国卷入东南亚，也没听人谈。
作为优秀学生，我符合条件，可以获得政府奖学金，到国外留学。按照传统，柬埔寨学生都是去法国留学。但是，法国当时已经成为反对西哈努克的反对派聚居之地，所以，我和其他好几个学生就被改派到加拿大留学去了。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理工学院（PolytechnicInstituteinMontreal）学习期间，社交活动非常活跃，曾经当选为大学外国留学生联谊会的会长，联谊会取名为“Cosmopolis”（意思是：国际大都会）。
我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1965年毕业后，回到柬埔寨，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在公共建设部工作，结了婚，第一任妻子名叫莎莉（Thary）。新婚夫妇通常和妻子的父母住在一起。我们也是，住在莎莉父母家。房子很大，因为他父亲，阚牧（Khem）先生，是财政部的官员，家境殷实。我们的儿子苏达，是1967年出生的。我们全家似乎都有一个锦绣前程。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已经露出乱世的端倪。西哈努克自封为国父。没过多久，就开始风传政府任人唯亲，贪污腐败。这时，越南战争正是最激烈的时候。西哈努克急于和强大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和睦相处，于是暗中同意北越借道柬埔寨东部地区，运送人员和军火到南越。这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柬埔寨传统奉行中立政策，这样一来就中立不了了。
这种局面让红色高棉钻了空子，从中渔翁得利。红色高棉的头头大多是法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这股叛军本来没几杆枪，人数很少。当时，有很多柬埔寨人对社会不满，就源源不断地支持它。
不过，这些对我们的生活并没什么影响。但我也有我的难唱曲。1969年，我的人生遭了难。我们正在盼望下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我的妻子莎莉得了肝炎，她当时才二十四岁，病一直也没有好。她和孩子都在分娩时死去了。我哀悼她哀悼了一年的时间。我出去上班，儿子苏达就全靠莎莉的两个妹妹帮忙照顾了。这姐妹俩一个叫艾尼甬，当时二十一岁，另一个叫艾尼，十九岁。尤其艾尼帮忙最多。
后来，我就爱上了艾尼，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艾尼是个美丽的姑娘，黑发及肩，身材苗条，当时二十岁。她愉快地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她爱苏达，视如己出。我们结婚了。1971年，第一个儿子纳娃出世了，1973年，又生了斯涛。
七十年代初那几年，我升为部里新工程设备处处长。这时候，内战可是越打越激烈了，内战产生的后果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因为我有这个职位，所以能保护我和家人，免受其害。艾尼一直生活在父母家中，没过过别样的生活，对我的政治判断从未质疑过。我想，我们也像身边的其他人一样，知足了，觉得生活这样就行了。
西哈努克的政策是取悦于所有的人，这样，中立的样子就装不出来了。国内进来这么多北越的部队，据估计，约有四万人。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轰炸北越军队，战争悄然扩大，对他、对我们都是后果严重，伤害极大。轰炸却事与愿违，倒把越共赶到柬埔寨更内地的地方去了。
1970年，大快人心事，西哈努克被首相兼军头郎诺推翻了。郎诺许下诺言，要根除贪腐，驱除越共。西哈努克逃到北京，宣布支持红色高棉游击队。这可是惊人之举，红色高棉以前是他的敌人。这支叛军，农民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西哈努克说他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什么，不必担心，改口称之为解放者。
起初，我们都对郎诺寄予厚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看清了郎诺那两下子。他定的目标，要做的事，根本没那个能力，干不成。后来，他又中风了，半身不遂。他那军政两界仍然贪污腐败，不思进取。军队即使有美国帮助，对北越和红色高棉还是束手无策，奈何不了人家。红色高棉在国外势力支持下，坐收渔利。全国一败涂地，陷入全面内战。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迫使我们这样能出国的，都囤积外币，尤其是美元。1970年，1美元能换60瑞尔（Riel，柬埔寨货币单位），到了1975年，1美元能换2；000瑞尔了。
说来怪事，金边因为郎诺明显无能，像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往往都相信西哈努克的路线，以为地下分子都是民族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西哈努克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总部在北京，他们的纲领不提共产主义，用词很能宽解人心，如：“柬埔寨人民”，“民族独立”，“中立”，“自由”，“民主”云云。红色高棉通过秘密无线电广播许下诺言，说他们一旦胜利，马上就会恢复和平，只有共和政府的几个最高领导人才会被处决，他们号称“七大卖国贼”。
第4节。
我也参加了反对郎诺的行列，成立了一个组织。我们给这个组织起了个名，叫“蜜蜂俱乐部”，这是一个给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发言的社会论坛：文职公务员，大学教师，军官，还有几个反对派政治家。我们反对极权主义者，反对柬共，也反对郎诺政权，我们也不支持什么特定的个人。我们对美国人看法有好有坏，他们反对柬共，但是也支持声名狼藉，腐败无能的郎诺。我们支持民族和解政府，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应该是个联合政府，如果可能的话，也应包括柬共在内。
当时，说柬共不是爱国者，我当然不会相信，因为我认识很多人，他们都支持红色高棉，有的还加入了红色高棉。我是高棉工程师协会秘书长，协会里有几个左派会员就是这样的人。我父亲，1972年举家搬到金边城里来之前，见过无数难民，并且和他们交谈过。父亲总说我的看法不对。我就告诉他，别太悲观了，硬说他是受了郎诺政府的蛊惑宣传。我说，西哈努克毕竟在游击队里有他自己的人。杀害同胞、毁坏佛塔那号人，他是绝不会支持的。我说，那些人里有的可能是柬共，但是他们像我们一样，首先是柬埔寨人。i米i花i书i库i ；www。7mihua。com
1975年3月初，大家觉得，可能会改组政府，可能红色高棉会把郎诺撵出去，但是我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能有条不紊地建立新政权了。我还设想，不论政治解决怎么个解决法，终究都离不开西哈努克。
确实，很多人都没有收拾行李走人，只有高官显宦才会害怕，他们的官位可都是郎诺政权给的。但是，4月1日，郎诺听从劝告，离职卸任了，从而排出了最后障碍，可以谈判解决国事了，可以在名义上放手让隆波烈执政了（译注：隆波烈，柬埔寨名是LongBoret，1933…1975，柬埔寨政治家，1973年…1975年任柬埔寨总理，曾与红色高棉和谈未果，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后，被立刻逮捕处死）。旧政权名存实亡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只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没有必要出国避难。我盼战争尽快结束，盼能在新柬埔寨施展我的才能。
在这人山人海当中，几公里的路竟然走了两个小时，真烦死人了，最后终于到了河滨那边的住宅区萨西莱（PsarSilep）。这里是市中心，金边的黄金地带，街道宽阔，绿树成荫，法国殖民时代风格的一座座别墅，错落有致。这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宽敞得很。单调的玻璃混凝土建筑物之间地方很大，有很多树、花园穿插其间。我堂弟欧安（Oan）就住在这儿，住在一所漂亮的二层小楼里，四周有一人多高的围墙，还有一个大铁门，挺安全。大家都到这里来真不错，这个大宅子里只有欧安一个人在家，他妻子和儿子几周前跟着她父母一块儿出国去了。
我岳父岳母和艾尼甬去附近大姨家避难去了，很近，离这里不远。我把我那辆菲亚特车开到欧安住的胡同里。屋里来了一大群亲戚，我吃了一惊：欧安，他两个姐姐，姐姐的家人，我两个妹妹，两个弟弟，弟弟妹妹的家人，还有我父母，一共有三十来口人，大家挤在一起，围着我们，看到我们，显然松了一口气。他们已经来了一个多小时了，正在为我们担心呢。
孩子们跑出去，和堂表兄弟姐妹们到花园里玩去了。女宾开始做饭，大家都动手，忙这忙那，唯独我妹妹莴齐（Vuoch）没参与。她呆在这里和男宾聊天。莴齐二十一岁，是家里的大文人，最有学问。她在上大学，大三了，工程学专业。柬埔寨女孩一般都不选这个专业，偏偏她选了。她渐渐地练就一脸严肃的表情，衣服穿戴很简朴，似乎打定主意要逃离我国传统女性的角色，在男人世界里干出一番名堂来。她和我母亲、艾尼、孩子们说话，像她姐姐肯娥（Keng）一样，总是问寒问暖，但也最容易精神溜号：只要有人稍微一提，说要讨论政治上的事，她就马上放下手上的活去凑趣，笑一笑，说一会儿回来接着再做。不让她插嘴，那可办不到。
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有一台收音机开着，不过没有新闻，全是军乐，哇啦哇啦响个不停。我弟弟特恒（Theng）朝收音机挥了挥手，叫关掉，问我，依我看城里出了什么事。特恒才比我小两岁，结婚了，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还是个婴儿。但是政治上的事，他听我的，不仅仅是我比他大，而且还因为我在部里任职。他是小学教员，还和我父母住在一起，最感兴趣的是打篮球，对政治不怎么关心。他身材高大，有什么体力活要做，就派上用场了。我故意说，哦，两边的官员可能正在谈判，要拿出个解决办法来，并且
我妹妹莴齐插嘴说：“那为什么他们不在收音机上宣布呢？”
我故意说：“是啊，有点奇怪。”我避开她的目光，不想直截了当和她说实话。“不管怎么说，没事的，不用担心。很快就会有新政府了，西哈努克亲王又会回来当政了。你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