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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一下紧张的气氛，我就请长老允许我给法国大使馆打个电话。电话通了，我说我们现在长老这里暂避一时，想要申请到法国大使馆避难。电话那头说，凡是柬埔寨人，法国大使馆一律禁止入内。大门是红色高棉在把守。那人还说：“就是长老本人来叫门，红色高棉也不会让他进去。”我放下电话，非常震惊，居然会有柬埔寨人不承认长老的权威。我第一次意识到，糟了，我们陷入绝境，出不去了。
我给岳父岳母、艾尼甬家打电话。没人接。没办法，等着吧。我走来走去，安慰艾尼，让她放心，告诉她打电话的情况，又和孩子们说了说话。孩子们很高兴，正在跟同龄的小孩玩呢，跑进跑出。
天要黑了，六点左右，长老的代表回来了。他穿过人群，向长老走去，我跟在后面。长老举起手来，示意大家肃静。我仔细观看那位信使，想在他脸上看出点好消息来。可他面无表情。
他说，有很多共和军高级军官和各部部长到会，总理隆波烈（LongBoret）也来了。那位僧侣当时坐在一个红色高棉军官旁边，那军官和他说话时毕恭毕敬。那军官还赞颂了红色高棉的种种美德，说是有了前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帮助，现在可以搞建设了。僧人问起强迫出城的事，那军官摇摇头。这样的命令是胡说八道。现在正是要让经济走上正轨的时候，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要把身强力壮的男子赶出去呢？“他对我说：我用我的名誉向您保证，我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命令。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他们的特务想要在人民当中制造恐慌。“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出去告诉艾尼，让她放心，强迫出城的事是谣言，不是真的。可是这时候还是不断有难民涌进塔区，说外面正在把人赶出家园，往城外赶呢。我越来越纳闷了，害怕起来。那军官，若不是被人误导，就是他在说谎。欧安盘问那僧人，僧人忙说，不会，不会，那军官不可能骗人。或许，他说得不太准确，不太知情吧。
夜幕降临了。我又一次给岳父家打电话。还是没人接。难道他们已经被强迫出城了么？我把最坏的情况设想了出来：艾尼的父母和姐姐艾尼甬被扔进难民潮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也去不了。我和艾尼对视了一下，不知她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担心，于是对她笑了笑，让她放心。
这漫长的一天愁死我们了，累得很，晚上在塔区砖地上席地而卧。我们一共三十个人，每家睡在一块儿。没见过这样的气氛，有点慌张，孩子们个个听话，连纳娃都很乖。我把收音机藏在衣服下面，收听美国之音的柬埔寨语广播，看有没有什么消息。什么消息都没有。我把收音机关了，可是睡不着。新来的人来来往往不断，找地方躺下。每个新来的人都说，外边正在把人赶出家门，逐出市区，不许在市内住了。指证越来越多。好几百人涌进塔区来，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正经过门口，被迫出城去了。
大家睡着以后不久，大约九点半左右，大厅里进来一个红色高棉军官，手里握着手枪，年纪和我相仿，也是三十刚出头的样子。在刺眼的灯光下，他审视着四周，手枪直对着地上睡眼惺忪的人们，看他那样子就好像他早就料到，里面肯定有人反对他似的。然后，他盯上了放在门口的那六辆自行车，三台摩托车。
“这三台摩托车是谁的？”他喊道。没人吭声。他把手枪放进枪套里，走过去，抓起一辆崭新的蓝色本田摩托车。那车用锁链锁在另外两台车上了。他重复问了两遍：“这摩托是谁的？”又说：“安卡需要！”
“安卡”（柬埔寨语，意思是“组织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么个用法。
还是没人回答。那军官把摩托车推倒在地，掏出枪来，枪口对着走廊方向，对锁链连开两枪。锁链打断了。大厅本来鸦雀无声，挤满了人，地上到处都有小孩在睡觉，枪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很害怕。孩子惊醒了，迷迷糊糊地四处张望。那军官马上就骑上摩托车走了，我们感到震惊，一言未发。艾尼看了看我。我挥了挥手，示意她别做声。
过了一会儿，艾尼小声对我说：“那家伙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
“如之奈何？”我答道。
我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
“也许，不都像他那样吧。”我对父亲小声说，好像是在辩护。
过了十五分钟，又进来两个当兵的，不由分说，把另外两台摩托车也抄去了。
我明白，大家也都明白，这行为远远不止是盗窃，也不只是侵占。长老的重要作用远远超过宗教范畴。在柬埔寨，即使最穷乡僻壤的村寨，人们都敬重他。可是，在我们眼皮底下接二连三来的这几个人，他们显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至于对长老本人不敬，那就更不用说了。数百年的道义价值观就要被推翻了。这才刚刚露出个苗头。
大儿子苏达刚才惊醒了，这会儿又要睡着了，问道：“爸，什么时候回家？”我无言。还是艾尼答道：“睡吧，孩儿啊。明天就回家。”我不信回得了家，肯定艾尼也不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