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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刻薄，人人争先恐后，个个咄咄逼人。这种辩理驳难，有声势，有气概，如同战场上的一决胜负。像有个叫田巴的辩士，他在辩论中竟然能“一日服千人”。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逻辑清晰口若悬河的人，让一千个好汉轮番上阵的情景，那真可叹一声“何其快哉”！这种场景在中国似乎独一无二，世界少有；只有玄奘出使的那个西域经院，在记载上有过众僧激辩、轮番驳难的大阵场。这种文化与思想的赫赫壮观之势，如今真的已经成为历史。
唯唯诺诺或智者不言，已成为小时代的特征之一。文人学士，或各自为工，或言不及义，都以隐藏自己的观点为能事。应景文章或巧言趣话尚且能为，一到了见血气见器局的大智慧，也就萎缩再三，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退居到自己学术的小小螺壳里去了。而稷下先生们既有学术，却无螺壳，一个个既呈赤膊之勇，又有丘壑之像，显然为一个时代最强烈的声音，再大的喧哗都掩藏不住。
有趣的是齐国的君王们也时不时地加入到这种旁听和辩论当中。直到今天，阅读他们与辩士学者们在一起的那些记录文字，真是情致和机智幽默具在。孟子、淳于髡等，都与君王有过不止一次对话。现在看，君王们爱好“文学游说之士”是真实的，但他们对那些深入高阔的理论又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于是学者们为了让他们听懂，就尽量深入浅出地讲解一番，或做比喻，或以古为鉴，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行。而这时候的君王也颇为可爱，或故意搪塞，或正话反说，有时也未必不吐露几句心里话。记载中的威王特别是宣王，对浩大的学士文人队伍是十分看重和自豪的，他们以巨大的财力和精力来兴办这一跨世纪的文化工程，决心搞成千古盛事。但他们对于学士们那些高阔的言论虽不能接受，却并不驳斥；对其中一些虽然深刻远大，但与眼前利益不无冲突的思想计设，则三拖两推地应承下来再说。
从骨子里讲，齐国君王们与真正的学术与思想，更有文学艺术，有一种难以融合的深痕在。他们的爱更多的是权力的变相与宽容，是一种概念上的拓新和依赖，不但未能在情感与观念的深层上与之走到一起，就连真正的接近都很难。什么高堂大屋，上大夫的优厚待遇，出门的五十甚至百辆随车，这一切固然壮观，颇有声势，但形式的意味毕竟重了一些。真正的学士和思想者渴望得到的会是这些吗？这种声势除了能够使齐国爱士的名声远播天边，将无数有着学识抱负的名利之徒吸引过来之外，剩下的还有什么？从这些巨隆的设备和超越的排场中，我们仍然还能看到专制统治者与思想智识者之间深深的隔膜。我们于是也就会多少晓悟当年孟子的几次离开学宫，更有其他一些杰出人物走开的真正原因所在了。
当时的学士和思想家中的深邃人物，并没有什么庸常文人的虚荣气，他们胸怀的当然是实际而高远的目标，是关于社会人生的真学问。这种朴实的施政治理之学，是全面性的思维。这样的思想家与轰轰隆隆的文化学术的形式主义终究是格格不入的。纵观齐国的稷学之兴衰，多么吻合地贴切着齐国的政治和经济。到齐闵王和齐王建时代，稷下先生的声音终于成了君王们的刺耳之言，他们当中的最优异者竟然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进言，最后还要急急潜逃。
稷下学宫历时一个半世纪，而后消亡了。天下于是再没有这样的学宫，当然也没有了它用以立足的齐国。
“大物”时代更需要“大言”吗？（1）
（见原书第七章之《旷世大言》）
人们翻阅齐国的历史，会时时有另一些疑惑在。比如在它经济最鼎盛的时期，恰恰也是稷下先生们最活跃、稷下学宫最发达的岁月。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经济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真的会同步吗？或者这仅仅是一种巧合？或者后者真的需要以前者作为基础？这些问号要逐一回答起来，可能会是一篇篇繁琐的文章，然而这里却又不能不稍有应对，因为它是谁也回避不了的。
至于当年齐国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其间的相互依赖和支持的程度，并不能像一道数学题那样分毫不差地演算出来。但它们之间相互紧密地联系着，这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现代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经济搞好了，可以兴办文化及其他各种事业；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办好文化及其他各种事业，才会有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保持。短期的物质利益倾向、只顾眼前的行为往往是得不偿失，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可惜当代人一旦忙于发展，也就没有几个人会记得住。齐国经过了管子和晏子这一类精明人物的治理，国力增加不少，虽然这中间的几次折腾也搞得精疲力竭，但一经恢复还是欣欣向荣。因为底气还在。有了钱就可以做一些排场的事，如稷下学宫的建立，就是最大的排场。
学宫的规模和学者的数量，宏大的建筑与显赫的阵势，都让人想到了形式主义，想到了一种文化和思想的“大排档”。这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官方的粗放设计，它还需要学者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去填充起具体内容。一种思想和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活，又怎样化为国民的意识，现实中留下了多少难以洗磨的痕迹，这才是鉴定它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标准。对于文化和思想这一类事物，齐威王父子更看重的可能还是它的花架子，他们宁可往这其中注入自己的内容，而不是相反。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了。
而稷下学派既然汇集了天下最锐利的思想，一切也就由不得君王们的心愿了。齐国国君知道总是搞叶公好龙那一套不行，所以一度也只得听之任之。于是一些旷世大言也就纷纷出笼，它们不仅震响了当时的庙堂，而且还记载于著作流传到久远的后世。如果统计一下，按时间算，可能中国历史上产生振聋发聩的大言最多的，就是稷下学宫时代了。大言逆耳，大言惊心，大言奋民，大言误国，反正怎样理解都可以。不过如果一个泱泱文明古国，回头一看连几句掷地有声的大言都没有，那也太可悲了。而且，在经济腾飞市场繁荣、商业流通变着法儿发达的临淄城，如果没有稷下学宫的“大言”来平衡一下“大物”，那就会阴阳失调，齐国的腐败也就更快了。是的，“大物”的时代尤其需要“大言”。
稷下学人的一些言论说得太好了，有底气，有义理，有可供一代代人穿凿的深度，有耐得住几千年咀嚼的意味。它们放之四海而不显得曲折隐晦，置于私室也足以洞照心灵。这些言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有淳于髡、孟子、邹衍、荀子、宋钘、田骈、慎到、环渊、王斗和颜镯、儿说和田巴、季真和接子、尹文和鲁仲连，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由于这些人处于不同的学派，即能够从极为偏僻处发起论述，揭去遮蔽，使各种观念交锋激烈。我们平时说的“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就是这个道理。为了明晰，需要他人充分说话；为了光明，就得不断挑剔。就这个意义上来论，“大言误国”之说是完全扯淡的。“大言”不仅不能误国，相反是“禁言误国”、“小言添乱”。言路通畅，人人平等，绝不能捂着对方的嘴放言。
“大物”时代更需要“大言”吗？（2）
《孟子？滕文公下》记录了一个场景。也就在这个场景里，孟子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他的这段话竟成为中国人立身的最高理想，成为中华文明中最激动人心、最有感召力的一次言说。迄今为止，世界上出现了多少英雄人物和豪言壮语，但像孟子这段话说得如此铿锵又如此真切、如此有说服力、如此切实不浮的，几乎还没有过。当时有个叫景春的人和孟子在一起，对方说到了天下沉浮，连连感叹说：像公孙衍和张仪这样的大外交家纵横家，真是了不起的大丈夫啊！瞧他们一旦发火了各国诸侯都害怕，他们安安稳稳呆在一个地方，天下的纷争也就平息了！孟子对这种浩叹当场给予了驳斥，说：他们算什么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
在孟子眼里，一个男人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摇唇鼓舌，跑来颠去搞合纵连横，翻云覆雨，追求富贵，害怕贫贱，屈服于威武，其实是非常可怜的。这种认识，使人看到一介书生的孟子，具有何等的气概，他在权力面前不亢不卑，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理念；他手无寸铁，却耿直坚毅到不可摧毁不可侵犯的地步。这种情形让人想起了他的另一句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样的大言之所以让人不敢滥施妄议，那是因为它正义充盈，无私无隐，更因为言说者的一生行为都在为这些言论做出最好的注解。孟子的一生不仅有出行相随几十辆上百辆华车的显赫，更有迁徙艰难的困窘，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宠辱未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孟子所列举的这些险象与艰辛坎坷，他本人也肯定未能幸免。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这些千古不朽不易的名言，仍然出自孟子。一部《孟子》，尽可阅读一生，其中处处可见大言，这些大言真可以说是“旷百世而一遇”啊，与他老师的老师孔子交相辉映。孔子的语言更简洁涵蕴，孟子的语言则像金属一般振响。圣贤来自千古文明的滔滔河流，如果简单凭好恶来阻拒他们，就好比抽刀断水一样无聊而无功。像现代全球化这等“大物”之年，我们两手空空，除了以“大言”去加以平衡，恐怕也没有更多的好办法了。网络时代的汹汹水流也许有更多的淹没，可是网络在驮载“大言”行走的速度方面，大概也是毫不含糊地高效率吧。
齐国的君王们兴稷下，倡百家，叶公而不好龙，飞龙就可以自由翱翔于临淄街头。君王们不免有好大喜功之嫌，像搞商业批发一样搞起了“思想”和“文化”的大宗买卖。但大思想也需要大舞台，有了稷下学宫，也就有了大思想的汇集，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延续。这是一段囊括了几个君王轮替兴亡的时间，不可谓不漫长。我们在历数一些文化和政治历史事件时，常常发现百年即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大时段，凡事物一旦超越了百年，那就得格外隆重和慎重地对待它了。所以，我们的文化史上必将永远地记住一个名字：稷下学宫。
齐桓公与管仲——永无穷尽的君臣话题
（见原书第八章之《称霸者》）
说到中国的春秋五霸，第一个想到的会是齐桓公。因为他的齐国是五霸之首，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又是最早称霸的国家。霸主就是多国会盟时的盟主，是能够以威信和实力号召其他诸侯国的一方。齐桓公是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整个姜姓政权中最有作为的一个国君，也是将齐国推向最昌盛阶段的一个国君，他和他的齐国，一直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最好的标本，其中的许多指标极具分析的价值。不谈齐桓公，即无从谈春秋。即便从人性的丰富有趣、从一个人的经历和人生旅程的跌宕奇峭来看，齐桓公也比其他国君更有可议之处。
齐桓公与一般概念中的政治人物不同，即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性格，而是所谓的性情中人，一生充满性格上的冲突和矛盾。他有时老谋深算，有时又稚气可爱；有时斤斤计较，有时又慷慨大方。许多时候像个急公好义的侠士，恨不得时时为朋友两肋插刀，另一些时候却又胆怯自私，畏首畏尾。他在政治生涯中颇为高瞻远瞩，目光远大，可是却失于狭仄的宫廷视野，最后铸成了大错。他一方面胸襟开阔，能任用管仲这样周密敬业的人为相，另一方面却喜好献媚奸佞之徒。
关于他的好色，已经在当时和后来成为广为议论的事情。荒淫无度如齐桓公者，可能不是太多。历史上有一些奇才异能的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淫荡之徒；还有些大作为的人，其中有的也怪癖多多，不可理喻。齐桓公就是一个集淫荡与怪癖于一身的有大作为的人物。他在生活细节上荒唐可笑，可是绝不平庸，在愿意认真动脑的时候，甚至可以称为极智慧的人物。从记载中看，他甚至吃过人肉，却并非是那种残忍之极的家伙。如果将他与上下左右的君王们做做比较，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善良”的人，还有点多愁善感和意气用事。
许多书中写到了一个极尽攀附之能事的坏家伙，这个人叫易牙，听说齐桓公遍尝天下美味，惟独没有吃过人肉，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烹了奉上。这是一个过于极端的例子，虽然记在史书上，但大可存疑。不过齐桓公晚年身边有三个有名的小人倒是真的，他们分别叫竖刁、易牙和开方。单从这三个怪异的名字来看，是奸佞小人一点都不让人吃惊。三个小人把年纪越来越大的齐桓公伺候得无微不至，同时阻断他的政治视听，最后竟然代其发号施令了。出奇恶毒凶狠的小人佞臣，借助的恰恰是一国之君的无上权威，这权威愈大，小人就愈恶，这几乎成了历史的通相。
齐桓公一生的大手笔，进一步反衬了他凄惨的晚年，那个结局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一度兴兵救急，扶助了许多中原弱小国家，并几次为西周王室解围，所以齐桓公的齐国成为中原地区实际的执牛耳者。他的无私慷慨的行为，当时也为他博得了其他国家的推崇和信任。在位近五十年，算是风风火火的一生，做成的大事情不胜枚举。在最强盛的年头里，齐桓公简直是有求必应，抱打不平，什么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只要有谁敢来进犯中原，他都要挺身去管。孔子后来感慨道：幸亏有齐桓公啊！要不是这个人保护了中原这些国家，咱现在就得受那些野蛮人管辖了，大家都得穿野人左边开大襟的衣服了！孔子的话中有多多少少的幽默在，却是道出了一段严峻的历史实情。这完全说明了齐桓公对整个华夏文明的贡献，可以说在历史的紧急关头，正是他挺身而出，才保卫了中原文明的延续和生存。
就这样，本来是一个大荒唐之人，却同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大贡献，这就是复杂的人生际遇和人生呈现。由于功劳太大了，国家太强盛了，这样一个性情中人少不了就要骄傲起来。他后来在诸侯国的会盟中就不像过去那样礼节周备了，而是面有自负之色，说话极无分寸，在各国的君王面前显得高人一等。而过去的齐国是极注意笼络他国的，这仅仅从国家财富的使用支配上就看得出来：用来外交、接待外国宾客的钱，要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可以想象这是怎样重视修好，又是怎样的排场啊。
齐桓公把治理国家的主要工作交给了管仲，这是他一生成就霸业的关键。管仲是精明透顶的商人出身，理财增支开源节流方面是顶尖好手，并能为推行一系列富国政策制定出相应的用人条例，因此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班底，将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力一再削弱。齐国的事情看起来一切都由管仲料理，实际上外交与军事用兵之类大事，仍然要由齐桓公亲自掌控。油盐酱醋之类琐细交出去了，他才能有精力和时间处理一些国际问题，也有时间去享受娱乐，搞一些男女事情。齐桓公把许多宝贵时间用在了淫乐上，记载中他除了要亲幸众多的妻妾，还要到当时的妓院去游荡一番。
这是一个精力过人的国君，同时懂得大处着眼，小处眯眼，用人不疑，放手让射过自己一箭的管仲去操劳国事。这种情形不是到了晚年才出现的，而是在管仲刚刚接受任用时就是如此。管仲年纪大，他索性唤对方为“仲父”。如此称呼，还有什么不好说的？作为管仲，那就不仅是相了，还是一国之君的长辈，所以往日里骄横一方的齐国贵族也就不得不收起威风了。
由于正襟危坐的史家太多，所以有时面对一个时有嬉戏之心的国君，也就多有贬抑。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留下的口实甚多，于是也就难以确立良名。再加上他晚年的屈辱，与一生的豪业相去甚远，这也容易让后人轻薄于他。但如果冷静下来，将功过分开来看，事情也许就会稍稍有些不同。现在一般的看法是，齐桓公时代有一个伟大的相，却有一个荒淫的君。这种解释与历史的实相有可能相去太远。一国之相要有作为；离开了君的支持将难以施展；另外，君的凄惨处境，与相的许多实际政策也未必无关，二者势必是难以分扯的那种关系。他们正是相得益彰，一起兴盛、一起衰败。管仲早一步离世了，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铸定了齐国国君的未来，包括齐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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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国君的好色与好乐
（见原书第八章之《好色的国王》）
说到好色的国王，有人以为又是在说齐桓公了。其实这一次却不是指的他。国王好色并且能够自己直言不讳的，是姜姓齐国被田姓齐国取代后的另一个盛世明君，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齐宣王。齐宣王与其父齐威王，还有更早的齐桓公，这三个人都是非常有趣的，同时也都是创造了齐国的辉煌历史的人。看来做一个“有趣”的人并不容易，这不仅要有丰富的人性，还要有才能和气度、有创造力这些东西。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著名的、脍炙人口的对话，都是在智者与君王之间展开的。对话的双方，一方智力超群，一方权倾朝野，这两种极为不同又极为相同的人物展开对话，必定会产生异趣。二者之间的不同是明显的，其相同之处，是指一个对社会治理拥有巨大的权力，另一个却拥有巨大的心智和知识，总之都是拥有“巨大”的人。以巨大对巨大，对起话来就会外松内紧，摩擦以至于冲撞起来，都会显示人的不同情怀和器局，听起来看起来都很好玩。这些话留下来，会有深刻的启迪性，对当时或后世都要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当时的齐宣王与孟子有过一